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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青少年，即使成人们也只能走向物质主义，不再过问精神世界，并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断层。
最近和老同事聚会，大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在学校的故事。一位老同事的孩子已经上初中，她说一次语文考试中，有道阅读理解题，阅读材料是朱自清的名篇《背影》，节选了身材臃肿的父亲穿过铁轨，艰难地爬上月台买橘子令儿子落泪的段落。考题要求解释为什么儿子会看着父亲的背影落泪。同事儿子给出的回答是：因为我看着父亲穿过铁轨，他违反了交通规则，万一这时候有火车开过来把他撞死，多惨啊！
还有一道题填空题：妈妈为了让我能吃到喜欢的落花生，生着病依然扛着锄头下地给我挖花生，不小心把脚磕破了__。这可爱的孩子在空格里写的是：那个锄头大约有50斤重吧！
如果说上面这两个例子让长辈们哭笑不得，颇有幽默色彩，那么这位同事接下来讲的事情却让人深陷沉思。
那位老同事的孩子称得上是个数学天才，小学起就经常在北京的各类数学竞赛里获得佳绩，并且顺利地进入了北京某著名中学的连读班。中学只用读5年就可以参加高考，加上他在五年级结束后就直接进入这个连读班，算起来比一般的学生要快两年。这所著名中学师资强大、资金雄厚，经常会给学生举办各类活动。之前的一个夏令营就是由来自英国剑桥的大学生带领这些中学生做实验等等，这位同事的孩子也报名参加了。
在夏令营的介绍会上发生了这样一幕：当某位剑桥大学生告诉这些孩子自己学的专业是金融时，孩子们随即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而当另一位女大学生对孩子说自己学的专业是哲学，换来的却是一阵整齐而响亮的嘘声。这位女生很尴尬，更觉得不可思议，问有人向孩子们问起原因，孩子们的回答是：因为学哲学挣不到钱。
这次夏令营中还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一位学生物科技的女大学生领着孩子做实验。孩子们对她的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孩子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生物科技能挣钱吗？怎么挣钱？能挣多少钱？在最终确信生物科技确实能挣钱之后，孩子们露出了欣慰的表情，既然能挣钱，我们就跟你学学吧。
当我听说这些看似笑话的故事的时候，顿觉汗流满面，并未感觉有任何轻松和幽默。我倒希望我写的只是虚构的黑色幽默，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社会的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甚至可以想象今天的孩子长大后只会认钱，而不知道朱自清是谁，不知道什么是人文关怀，不知道成功的标准并不只是金钱，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依然还是难以接受我们下一代过早的确定如此物质化的价值观。
乍一看这无非是又一个司空见惯的教育问题，以高考为目标的功利化教育在夯实学生课本知识的同时，削弱并忽视了更为基本的人格教育，培养出一批批心灵残缺的年轻人。这几年类似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从马加爵的杀人悲剧到上海被救大学生对救援者冷血的回应，从上海留日求学的儿子机场刺母，到最新的因为买不起“苹果三件套”在中关村羞辱母亲的女大学生……这些事件一次次震动着中国社会，也让很多人一次次把矛头指向中国失败的教育体制。
但如果我们冷静思考，就不难发现其实教育只是问题的表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出在社会和历史这一层面。从历史上看，建国后中国对“文化”的历次扼杀、对独立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压制造成了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真空”，在这种“真空”状态下，不要说青少年，即使成人们也只能走向物质主义，不再过问精神世界，并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断层。
回顾中国近代史，我们并非没有经历过真正文化繁荣的时期。抗战年代的西南联大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创造了教育上的奇迹，做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可惜这股潮流最终消亡在一次次运动中，文化被打倒，剩下的只是意识形态空洞和虚无。
但文化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哪怕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一旦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整个中国社会立刻充满活力，无数文学和影视作品引导人们反思苦难的经验，思考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但文化和政治的宽容并未一直持续下来。1990年代，随着整个文化环境的变化，一代人要么躲进象牙塔，要么下海经商，整个社会迅速被追求财富和利益的“海啸”所包围。而被官方所认可的所谓主流文化并未显示出文化自身的包容性，这导致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判断以及自我评价越来越走向物质化的单一标准，个体没有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选择，整个社会都“向钱看齐”。
即使情况没有如此严重，“主流”文化实质性的垄断地位依然充满危机。被认为能够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奥威尔的《1984》并驾齐驱的美国作家艾拉·莱文（Ira Levin）的作品《这完美的一天》（"This Perfect Day"）向我们展示在高度同质化的世界里，人类是如何丧失个体精神和自然属性的。在这部作品里，未来的人类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使用一种语言，利用基因工程连每个人的身高肤色也都一样，所有人看起来都彬彬有礼心情愉快，而整个世界由一台超级电脑管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却打破了这看似“完美”的安排，让读者看到隐藏在“一致”的表面下是对人类精神的麻痹、对人类自由的践踏以及对人性的摧残。
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人包括那些孩子们，都是被动的受害者。但每个人又都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推动者，除了批判那个不知道谁是最终负责人的教育体制之外，社会的进步还需要靠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觉醒和进步。
当下，“文化”重建即如何重构我们的独立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恢复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显得无比紧迫。当然，如何重构，需要在各个层面形成共识，尤其在政治层面，给民族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空间，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张源为自由撰稿人）
最近和老同事聚会，大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在学校的故事。一位老同事的孩子已经上初中，她说一次语文考试中，有道阅读理解题，阅读材料是朱自清的名篇《背影》，节选了身材臃肿的父亲穿过铁轨，艰难地爬上月台买橘子令儿子落泪的段落。考题要求解释为什么儿子会看着父亲的背影落泪。同事儿子给出的回答是：因为我看着父亲穿过铁轨，他违反了交通规则，万一这时候有火车开过来把他撞死，多惨啊！
还有一道题填空题：妈妈为了让我能吃到喜欢的落花生，生着病依然扛着锄头下地给我挖花生，不小心把脚磕破了__。这可爱的孩子在空格里写的是：那个锄头大约有50斤重吧！
如果说上面这两个例子让长辈们哭笑不得，颇有幽默色彩，那么这位同事接下来讲的事情却让人深陷沉思。
那位老同事的孩子称得上是个数学天才，小学起就经常在北京的各类数学竞赛里获得佳绩，并且顺利地进入了北京某著名中学的连读班。中学只用读5年就可以参加高考，加上他在五年级结束后就直接进入这个连读班，算起来比一般的学生要快两年。这所著名中学师资强大、资金雄厚，经常会给学生举办各类活动。之前的一个夏令营就是由来自英国剑桥的大学生带领这些中学生做实验等等，这位同事的孩子也报名参加了。
在夏令营的介绍会上发生了这样一幕：当某位剑桥大学生告诉这些孩子自己学的专业是金融时，孩子们随即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而当另一位女大学生对孩子说自己学的专业是哲学，换来的却是一阵整齐而响亮的嘘声。这位女生很尴尬，更觉得不可思议，问有人向孩子们问起原因，孩子们的回答是：因为学哲学挣不到钱。
这次夏令营中还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一位学生物科技的女大学生领着孩子做实验。孩子们对她的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孩子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生物科技能挣钱吗？怎么挣钱？能挣多少钱？在最终确信生物科技确实能挣钱之后，孩子们露出了欣慰的表情，既然能挣钱，我们就跟你学学吧。
当我听说这些看似笑话的故事的时候，顿觉汗流满面，并未感觉有任何轻松和幽默。我倒希望我写的只是虚构的黑色幽默，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社会的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甚至可以想象今天的孩子长大后只会认钱，而不知道朱自清是谁，不知道什么是人文关怀，不知道成功的标准并不只是金钱，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依然还是难以接受我们下一代过早的确定如此物质化的价值观。
乍一看这无非是又一个司空见惯的教育问题，以高考为目标的功利化教育在夯实学生课本知识的同时，削弱并忽视了更为基本的人格教育，培养出一批批心灵残缺的年轻人。这几年类似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从马加爵的杀人悲剧到上海被救大学生对救援者冷血的回应，从上海留日求学的儿子机场刺母，到最新的因为买不起“苹果三件套”在中关村羞辱母亲的女大学生……这些事件一次次震动着中国社会，也让很多人一次次把矛头指向中国失败的教育体制。
但如果我们冷静思考，就不难发现其实教育只是问题的表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出在社会和历史这一层面。从历史上看，建国后中国对“文化”的历次扼杀、对独立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压制造成了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的“真空”，在这种“真空”状态下，不要说青少年，即使成人们也只能走向物质主义，不再过问精神世界，并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断层。
回顾中国近代史，我们并非没有经历过真正文化繁荣的时期。抗战年代的西南联大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创造了教育上的奇迹，做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可惜这股潮流最终消亡在一次次运动中，文化被打倒，剩下的只是意识形态空洞和虚无。
但文化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哪怕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一旦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整个中国社会立刻充满活力，无数文学和影视作品引导人们反思苦难的经验，思考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但文化和政治的宽容并未一直持续下来。1990年代，随着整个文化环境的变化，一代人要么躲进象牙塔，要么下海经商，整个社会迅速被追求财富和利益的“海啸”所包围。而被官方所认可的所谓主流文化并未显示出文化自身的包容性，这导致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判断以及自我评价越来越走向物质化的单一标准，个体没有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选择，整个社会都“向钱看齐”。
即使情况没有如此严重，“主流”文化实质性的垄断地位依然充满危机。被认为能够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奥威尔的《1984》并驾齐驱的美国作家艾拉·莱文（Ira Levin）的作品《这完美的一天》（"This Perfect Day"）向我们展示在高度同质化的世界里，人类是如何丧失个体精神和自然属性的。在这部作品里，未来的人类生活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使用一种语言，利用基因工程连每个人的身高肤色也都一样，所有人看起来都彬彬有礼心情愉快，而整个世界由一台超级电脑管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却打破了这看似“完美”的安排，让读者看到隐藏在“一致”的表面下是对人类精神的麻痹、对人类自由的践踏以及对人性的摧残。
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人包括那些孩子们，都是被动的受害者。但每个人又都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推动者，除了批判那个不知道谁是最终负责人的教育体制之外，社会的进步还需要靠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觉醒和进步。
当下，“文化”重建即如何重构我们的独立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恢复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显得无比紧迫。当然，如何重构，需要在各个层面形成共识，尤其在政治层面，给民族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空间，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张源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