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文學家元好问出身官宦之家，从小饱读诗书，富有文才。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成了亡国之徒。他姓元，却不愿做元朝的官，后半生穷困潦倒。他的文学成就以诗为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体现了山河破碎的切肤之痛，颠沛流离的思乡之情。
　　清代史家赵翼总结元好问的一生，写出了流传后世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意为时局动荡、社会离乱的国家之大不幸，有时反而会造成文学的繁荣，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愁苦之词易巧”，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他们是深得其味的。
　　杜甫生长于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早年意气风发，许多诗作充满青春豪情。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经历了幼子饿死之痛，自己居无定所，生活毫无保障，最后在一条飘荡的小船上离世。这个时期，杜甫的诗风有了极大的改变，更加贴近现实和社会底层，有了深切的忧国忧民情怀。他很多名作的题材都跟安史之乱有关，其中“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为千古绝唱。正是人生之大不幸酿成的悲愤之作，才成就了一代“诗圣”杜甫。

　　时局动荡、社会离乱的国家之大不幸，有时反而会造成文学的繁荣，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愁苦之词易巧”，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他们是深得其味的。

　　柳宗元幼年遭遇藩镇割据战乱，成年后在政治上受排挤，多次遭贬，被抛入社会底层，生活坎坷困顿，但荆棘和陷阱造就的，却是中唐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的诗歌史与散文史，他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唐后主李煜若非身逢家国之变，岂有“词帝”之殊荣？作为亡国之君，后半生长期的幽禁生涯，让长于深宫的他识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才得以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杰作。尽管他以前也写词，但不过写些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格调不高，难登大雅之堂。国破家亡之后的作品，以思念故国为主，抒发亡国之痛，感情真挚，意境深远，艺术成就很高，被后人广为传诵。
　　苏东坡虽没有经历国破家亡、离乱战火，但专制体制下官场险恶对一颗敏感心灵的伤害，丝毫不亚于前者。在三次遭贬之后，他写了诗作《自题金山画像》，前一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可见其心受伤害之深。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苏轼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入蛮荒之地，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后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既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更是他将苦难和思考凝结成一篇篇文学佳作的创作高峰期。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受难史”，但个体与国家、时代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家国之大不幸，诗人个体岂能幸免？“诗家幸”实际上只是“不幸之幸”。少数文人可以将苦难转化为佳作，而更多文人、更多人的命运却被湮没在国破家亡、时局动荡之中——例如五胡乱华的混乱也并未催生多少后世熟知的作品。因此，从宏观的层面看，国家不幸，文化依然是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