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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进行不可的时候,不但习近平这么说,老百姓也是这么期待的。
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我们发现生活中还有很多不便之处,这些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大部委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所有部委现在都应该想清楚并制订一个可执行的目标。之后,如何执行,有没有做到,由“监察审计部”来做审核,做不到就问责,官员下台。这么做的话才能取信于民,才能让老百姓过得更幸福。
广东的改革跟香港的改革比较相近,在香港你去买食品、吃饭,大家是比较安心的,当然不是说一定没问题,但香港查得非常严,部门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一个部门来监管各餐厅的卫生,一旦有投诉一定会查,最后监管得好不好、老百姓满不满意,由审计署来认定,查完之后,你还要在网上告诉老百姓调查结果。这就有很大压力了,投诉人对你的调查满不满意,有没有解决问题……有了各方面压力,你才能做得好。
从10年前开始,我们所谓的房屋改革碰到一些“瓶颈”。房屋不再分配,而是通过按揭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居者有其屋,这是好的,问题是以后发生的弊端,有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问责?有没有一个官员因此而下台?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监察审计部门对政策的推出来问责。这个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只有经过深刻的检讨,才能推出一个更适当的政策,而不是说你要推就推,推完后没责任。
还有国企改革,当时国企还承担社会责任,办托儿所、小学、医院,负担非常重,无法跟民企竞争。因此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企业税、医保、社保等。到今天发现改革的弊端出来了,变成国企非常强势,以不公平的竞争压制民企,所以现在变成对民企不公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改革的目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重新回到一个所谓的公平竞争的道路上去,既不袒护国企,也不袒护民企,谁好谁起来,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这是我们该努力的目标,这才是改革要做的事儿。
我们不要反对改革,但要反对改革所带来的腐败。国退民进当时的目标非常好,国企你做不好就别干,然后将国有资产以一个公平的价格卖给民企。做得好的话,它不但可以养活你这一批职工,同时还给社会创造更高的效益,这个叫国退民进。
2004年我为什么要反对?并不是反对这种改革,而是反对改革当中的私相授受。如果国退民进中我们能够杜绝腐败的话,那么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这不是说国企不好民企好,而是你做不好别做,让做得好的人来做,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就是效率的问题。所以国退民进我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效率的问题,效率高者来经营这个资产,这才是对的。现在倒过来,变成国进民退了。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好,问题是你有没有强调效率,国有企业一定比民营企业好吗?到最后我们是为了国有企业而牺牲民营企业,这就不是以效率为先。
我们过去非常努力推行所谓金融及财政制度的改革,原来的制度有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但至少人家敢于尝试!所以当初出现了非常多的民营金融机构。当时大家勇于尝试的心态是,“我承认做得还不到位,因此需要改革”,这是非常谦虚的心态。我觉得今天每个人都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态度:你是觉得自己不足,还是自己已经非常强了?
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我们发现生活中还有很多不便之处,这些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大部委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所有部委现在都应该想清楚并制订一个可执行的目标。之后,如何执行,有没有做到,由“监察审计部”来做审核,做不到就问责,官员下台。这么做的话才能取信于民,才能让老百姓过得更幸福。
广东的改革跟香港的改革比较相近,在香港你去买食品、吃饭,大家是比较安心的,当然不是说一定没问题,但香港查得非常严,部门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一个部门来监管各餐厅的卫生,一旦有投诉一定会查,最后监管得好不好、老百姓满不满意,由审计署来认定,查完之后,你还要在网上告诉老百姓调查结果。这就有很大压力了,投诉人对你的调查满不满意,有没有解决问题……有了各方面压力,你才能做得好。
从10年前开始,我们所谓的房屋改革碰到一些“瓶颈”。房屋不再分配,而是通过按揭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居者有其屋,这是好的,问题是以后发生的弊端,有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问责?有没有一个官员因此而下台?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监察审计部门对政策的推出来问责。这个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只有经过深刻的检讨,才能推出一个更适当的政策,而不是说你要推就推,推完后没责任。
还有国企改革,当时国企还承担社会责任,办托儿所、小学、医院,负担非常重,无法跟民企竞争。因此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企业税、医保、社保等。到今天发现改革的弊端出来了,变成国企非常强势,以不公平的竞争压制民企,所以现在变成对民企不公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改革的目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重新回到一个所谓的公平竞争的道路上去,既不袒护国企,也不袒护民企,谁好谁起来,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这是我们该努力的目标,这才是改革要做的事儿。
我们不要反对改革,但要反对改革所带来的腐败。国退民进当时的目标非常好,国企你做不好就别干,然后将国有资产以一个公平的价格卖给民企。做得好的话,它不但可以养活你这一批职工,同时还给社会创造更高的效益,这个叫国退民进。
2004年我为什么要反对?并不是反对这种改革,而是反对改革当中的私相授受。如果国退民进中我们能够杜绝腐败的话,那么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这不是说国企不好民企好,而是你做不好别做,让做得好的人来做,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就是效率的问题。所以国退民进我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效率的问题,效率高者来经营这个资产,这才是对的。现在倒过来,变成国进民退了。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好,问题是你有没有强调效率,国有企业一定比民营企业好吗?到最后我们是为了国有企业而牺牲民营企业,这就不是以效率为先。
我们过去非常努力推行所谓金融及财政制度的改革,原来的制度有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但至少人家敢于尝试!所以当初出现了非常多的民营金融机构。当时大家勇于尝试的心态是,“我承认做得还不到位,因此需要改革”,这是非常谦虚的心态。我觉得今天每个人都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态度:你是觉得自己不足,还是自己已经非常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