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大明显区别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激发出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相反，共产主义在许多最好的现代文学作品中一直是核心力量，个人与共产主义的遭遇在这个时代的许多重要作家的思想与生活上打下烙印。
　　为什么有此区别？无疑，法西斯主义是邪恶下流的意识形态，不能激发对文学艺术至关重要的丰富想象力。共产主义，尽管在有些地方走火入魔，仍然是人类未来的一个神话，富于道德要求。共产主义之所以失利，是因为它把一种自我否定和历史目的的人为理想强加于脆弱多元的人性和人类行为。法西斯主义通过蔑视人类来实行独裁；共产主义则赞颂人类，吹捧人类超越个人恐惧、个人欲望和个人爱情的空间。
　　还有一个更特定的区别。希特勒和戈培尔能够狡猾地操纵语言，但他们对精神生活几乎没有尊重。相反，共产主义思想从其历史起源的那一刻起，就浸透了只适合艺术的价值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种价值感就相当明显。他们是地道的知识分子。列宁对艺术也十分敬畏，他回避艺术，承认雕刻和音乐对于理性精神有莫名的诱惑力。即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作家和文学作品在共产主义战略中仍然举足轻重。
　　作家遭到迫害甚至杀戮，正是因为认为文学是极大的潜在威胁。这是关键，斯大林不信任文学。文学只是以残酷或变态的方式得到“看重”。“解冻文学”初期，作家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再次变得复杂和未卜。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法西斯政权可能会被一本书撼动，但《日瓦戈医生》是共产主义俄罗斯中知识阶层新近生活的一次重大危机。
　　无论凭本能反应还是经认真思考，作家一直意识到他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他们严肃对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严肃对待他们。因此，共产主义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本质上也是双方的历史。
　　吕勒是受过共产主义诱惑，然后又挣脱了斯大林统治现实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自从逃到西德避难以来，他作为历史学专家和共产主义文学与戏剧评论家就声名鹊起。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他写下了1917年至1960年间整个世界范围内“作家与共产主义”的历史。
　　吕勒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在他身上捕捉到俄罗斯的真正声音，这种声音必将穿越时代的暴政。他同意威尔逊的观点，在拉拉和日瓦戈医生身上找到了一种难以回答的挑战，挑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决定论和否定生命的决定论。尽管仍然留在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能够构想出私下带有叛逆色彩的爱，单凭这点就证明了俄罗斯精神仍然在铁板一块的冰壳下流淌。
　　一个更大的问题必然进入脑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个人才能的实现至关重要的地方在哪里？起到次要作用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能否将任何经典归因于文学和共产主义的冲突，否则就不会构想出来？即使我们将1917年至1925年间的俄罗斯诗歌撇开不谈，我认为还有几个人的作品值得注意。
　　现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马尔罗的《人的命运》和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直接来自共产主义运动对作家生活和虚构想象力的影响。它们仍然有生命力，因为认识到激进的共产主义高贵和邪恶并存。如果说在党的事业进程中有残酷、狡诈和对个人价值的压制，人们同样会看到牺牲、勇气和为了理想不惜生命的坚定信念。
　　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奇怪的忠诚，我们时代最优秀的戏剧家布莱希特，也许不会找到她的声音和风格。《三毛钱歌剧》《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大胆妈妈》是现代之声中的经典。它们全都进入了人类共同情感的保留剧目，但它们扎根于布莱希特个人的共产主义，扎根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背景。东柏林是布莱希特漫长一生小心翼翼走向的地方。
　　在某种反讽但决定性的意义上，《日瓦戈医生》也是如此。没有意识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俄国革命的深切悲伤与期望，就不能看清这部沉思漫溢、经常自我矛盾之作的实质。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呼吁的一场革命，比起创造了苏联社会的那场革命，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最后，还有那个最难的问题，艺术和极权主义的关系。历史教导我们，专制独裁，无论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还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都能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独裁者和诗人经常相处融洽，即使是斯大林，他对待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也奇怪地暗示了这种融洽。
　　《语言与沉默》，（美）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本文选自该书第六部分，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