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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作为西汉王朝前期重要的地方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皇帝对南越的政策一直在变化之中,国力疲弱时期,对南越实行安抚政策;国力强盛之时,一旦南越有异心就会进行武力征伐。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时期,随着西汉政策的变化,南越也经历了称臣、称帝、再称臣,归顺于汉王朝郡县制的四个时期。
汉高祖时期
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战争的打击,汉初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经济残破不堪。出现了“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与此同时国内异姓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另外,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趁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之际向四周发展、扩张,成为西汉王朝北方的一大边患。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现象,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集团对南越王赵佗采取了妥协政策,派以“善辩”著称的陆贾出使南越进行招安,册立赵佗为南越王。此时西汉政府所求的也不过是“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至于诏令所提到的“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表面是美化刘邦为仁爱天下百姓的明君,真实的情况是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休养生息,即使想征讨,国力也有所不逮,何况南越国还有数十万秦军转化而来的军队也不得不为西汉王朝所虑。
惠帝吕后时期
惠帝在位时吕后掌握国家大权。有官员提出“请禁南越关市铁器”的建议得到了吕后的批准,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政府企图通过管控南越盐铁贸易的经济手段达到控制南越的政治目的。但是这一政策遭到了赵佗的强烈反对,赵佗认为这是长沙王向吕后进献的谗言,以此实现吞并南越而称王的目的。赵佗多次上书请求撤回禁令,但禁令不但没有被撤回,使臣也被扣下。赵佗又听闻“吕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于是“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吕后大怒随即派兵攻打南越,恰逢天气酷暑潮湿,士兵因水土不服多生病,又有山川阻隔无法逾岭。过了一年多吕后去世,于是就停止了对南越的军事行动。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务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中央政权相对抗,刘邦在位时的友好局面被打破。
文景时期
汉文帝即位后,为修复与南越的关系。首先为赵佗在真定的亲冢“置守邑,岁时奉祀”,对他留在中原的亲族以“尊官厚赐宠之”。同时派陆贾出使南越,责备赵佗自立为皇帝却不向天子报备,赵佗心中恐惧且也不愿与中央对抗,于是上书谢罪。自言:“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吕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吕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赵佗声称自己称帝后“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表达了自己归汉之心的迫切。同时又向陆贾表达自己“愿长为藩臣,奉贡职”的忠心。这样,汉朝与南越关系趋于缓和,并一直延续到汉景帝时期。不过值得注意是,尽管赵佗对自己称帝的行为视作“聊以自娱,岂敢闻天王哉”,并声明“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但实际上,在南越境内,赵佗一直在窃用皇帝的名号,只是派使者朝觐天子时才称王,和其他诸侯一样接受天子的命令。从西汉建立之初就奠定了“黄老政治”的基调,汉初的民族政策,也是与“黄老政治”相一致的。在中央集权尚没有强化之时,国家对周边民族政策以求稳为主,集中精力发展内地生产,但是在建立强有力国家机器的过程中,这种半独立性质的政权必定会消散。
武帝时期
武帝即位后与南越的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赵胡时期、婴齐时期、赵兴时期。这其中有和平往来也有兵戈相见,总的趋势是南越逐渐向汉朝靠拢,最后被汉朝废国而设郡县。
赵佗的孙子赵胡在位时闽越攻打南越边境,赵胡向汉武帝上书说:“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请求汉武帝下令裁决,汉武帝赞美南越“守职约”,并且派军队相助南越,汉军还没有过阳山岭,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就杀死了闽越王投降汉朝,于是汉军停止军事行动。赵胡对汉朝的帮助甚是感激,向使者庄助表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南越,死无以报德,派太子婴齐入长安宿卫,并表示自己会去长安朝觐天子。使者走后,赵胡的大臣劝谏赵胡:“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赵胡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去长安。过了十几年,赵胡病重,太子婴齐继任王位,并将先祖武帝的印玺藏了起来。
嬰齐在长安时娶了邯郸樛家的女儿,生下了儿子赵兴。婴齐继任后,樛氏变成了王后,赵兴为太子。天子多次派使者劝诫婴齐入京朝拜,但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不管是赵胡在位时期还是婴齐在位时期,都依赖于汉王朝的庇护,以躲避周边国家对它的骚扰。同时又不是完全信任西汉政府,他们逃避入京朝拜,对在南越实行汉制呈现不积极的态度。不过在不触碰国家底线的情况下,西汉政府允许或者说默认了南越政治地位上的特殊性。
婴齐死后,赵兴继任,他的母亲樛氏成了太后。樛太后在嫁给婴齐之前与人通奸,此事多被南越人所知,因此樛太后在南越不得人心。她为了寻求庇护,多次劝说赵兴请求归汉,赵兴接受了她的建议并派使者上书天子,请求“内属”,汉武帝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但是此举遭到了丞相吕嘉的强烈反对。吕嘉辅佐过三代南越王,其宗族出任官宦者七十余人,与南越贵族,苍梧等少数民族多有姻亲关系,因此在南越更得人心。吕嘉多次劝赵兴停止归汉行为,没有被赵兴接受。于是吕嘉便利用自己在南越的势力,煽动人民作乱。汉武帝听说吕嘉作乱之后,认为南越王、南越太后已经归附汉朝,仅仅吕嘉一派作乱不值得起兵,打算派庄参带两千人出使南越,但庄参认为两千人太少,不愿意前往。武帝罢免庄参,派韩千秋与樛乐带两千人前往南越。吕嘉见西汉政府派军队入南越境,便举兵造反了。吕嘉杀死赵兴和樛太后,立“明王(赵佗子)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韩千秋因所带人少,未到番禺便被人消灭。元鼎五年,汉武帝派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会于番禺。又派其他几路军队分路进击相互配合,没有多久就攻下了南越,南越国就此灭亡。苍梧、骆、瓯越等听说南越灭亡后也皆降于汉朝,西汉政府在此地设置了九郡。从丞相吕嘉反叛事件中可以看出,南越国内部统治并不稳定,南越王与西汉所派官吏为一派,以吕嘉为代表的南越本土贵族为一派。当双方没有利益牵扯的时候还可以维持表面的和平,一旦触及对方利益时,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汉武帝之前的七十多年中西汉一直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对南越只能以安抚为主。对于赵佗及他的后继者在南越的统治一直呈现支持的态度,以期平衡南越土著贵族的势力,避免南越出现失控的情况。
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边疆割据政权的出现、发展及其消亡与中原王朝的经济、政治诸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南方多山川河流,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人口稀疏而交通落后,闭塞的环境对于西汉和南越来说是天然地屏障。生产生活方式以田作为主,南方民族地区的稻作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有内在的相似性和联系性,长久以来这两种文明相互认同、密切联系,使得南方民族自始至终都未给西汉王朝带来比较大的边患、威胁。南越归到西汉的郡县统治之后,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汉族人民的南迁与越族人民的内迁、通婚等,不但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汉高祖时期
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战争的打击,汉初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经济残破不堪。出现了“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象,与此同时国内异姓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另外,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趁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之际向四周发展、扩张,成为西汉王朝北方的一大边患。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现象,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集团对南越王赵佗采取了妥协政策,派以“善辩”著称的陆贾出使南越进行招安,册立赵佗为南越王。此时西汉政府所求的也不过是“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至于诏令所提到的“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表面是美化刘邦为仁爱天下百姓的明君,真实的情况是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休养生息,即使想征讨,国力也有所不逮,何况南越国还有数十万秦军转化而来的军队也不得不为西汉王朝所虑。
惠帝吕后时期
惠帝在位时吕后掌握国家大权。有官员提出“请禁南越关市铁器”的建议得到了吕后的批准,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政府企图通过管控南越盐铁贸易的经济手段达到控制南越的政治目的。但是这一政策遭到了赵佗的强烈反对,赵佗认为这是长沙王向吕后进献的谗言,以此实现吞并南越而称王的目的。赵佗多次上书请求撤回禁令,但禁令不但没有被撤回,使臣也被扣下。赵佗又听闻“吕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于是“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吕后大怒随即派兵攻打南越,恰逢天气酷暑潮湿,士兵因水土不服多生病,又有山川阻隔无法逾岭。过了一年多吕后去世,于是就停止了对南越的军事行动。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务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中央政权相对抗,刘邦在位时的友好局面被打破。
文景时期
汉文帝即位后,为修复与南越的关系。首先为赵佗在真定的亲冢“置守邑,岁时奉祀”,对他留在中原的亲族以“尊官厚赐宠之”。同时派陆贾出使南越,责备赵佗自立为皇帝却不向天子报备,赵佗心中恐惧且也不愿与中央对抗,于是上书谢罪。自言:“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吕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吕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赵佗声称自己称帝后“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表达了自己归汉之心的迫切。同时又向陆贾表达自己“愿长为藩臣,奉贡职”的忠心。这样,汉朝与南越关系趋于缓和,并一直延续到汉景帝时期。不过值得注意是,尽管赵佗对自己称帝的行为视作“聊以自娱,岂敢闻天王哉”,并声明“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但实际上,在南越境内,赵佗一直在窃用皇帝的名号,只是派使者朝觐天子时才称王,和其他诸侯一样接受天子的命令。从西汉建立之初就奠定了“黄老政治”的基调,汉初的民族政策,也是与“黄老政治”相一致的。在中央集权尚没有强化之时,国家对周边民族政策以求稳为主,集中精力发展内地生产,但是在建立强有力国家机器的过程中,这种半独立性质的政权必定会消散。
武帝时期
武帝即位后与南越的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赵胡时期、婴齐时期、赵兴时期。这其中有和平往来也有兵戈相见,总的趋势是南越逐渐向汉朝靠拢,最后被汉朝废国而设郡县。
赵佗的孙子赵胡在位时闽越攻打南越边境,赵胡向汉武帝上书说:“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请求汉武帝下令裁决,汉武帝赞美南越“守职约”,并且派军队相助南越,汉军还没有过阳山岭,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就杀死了闽越王投降汉朝,于是汉军停止军事行动。赵胡对汉朝的帮助甚是感激,向使者庄助表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南越,死无以报德,派太子婴齐入长安宿卫,并表示自己会去长安朝觐天子。使者走后,赵胡的大臣劝谏赵胡:“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赵胡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去长安。过了十几年,赵胡病重,太子婴齐继任王位,并将先祖武帝的印玺藏了起来。
嬰齐在长安时娶了邯郸樛家的女儿,生下了儿子赵兴。婴齐继任后,樛氏变成了王后,赵兴为太子。天子多次派使者劝诫婴齐入京朝拜,但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不管是赵胡在位时期还是婴齐在位时期,都依赖于汉王朝的庇护,以躲避周边国家对它的骚扰。同时又不是完全信任西汉政府,他们逃避入京朝拜,对在南越实行汉制呈现不积极的态度。不过在不触碰国家底线的情况下,西汉政府允许或者说默认了南越政治地位上的特殊性。
婴齐死后,赵兴继任,他的母亲樛氏成了太后。樛太后在嫁给婴齐之前与人通奸,此事多被南越人所知,因此樛太后在南越不得人心。她为了寻求庇护,多次劝说赵兴请求归汉,赵兴接受了她的建议并派使者上书天子,请求“内属”,汉武帝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但是此举遭到了丞相吕嘉的强烈反对。吕嘉辅佐过三代南越王,其宗族出任官宦者七十余人,与南越贵族,苍梧等少数民族多有姻亲关系,因此在南越更得人心。吕嘉多次劝赵兴停止归汉行为,没有被赵兴接受。于是吕嘉便利用自己在南越的势力,煽动人民作乱。汉武帝听说吕嘉作乱之后,认为南越王、南越太后已经归附汉朝,仅仅吕嘉一派作乱不值得起兵,打算派庄参带两千人出使南越,但庄参认为两千人太少,不愿意前往。武帝罢免庄参,派韩千秋与樛乐带两千人前往南越。吕嘉见西汉政府派军队入南越境,便举兵造反了。吕嘉杀死赵兴和樛太后,立“明王(赵佗子)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韩千秋因所带人少,未到番禺便被人消灭。元鼎五年,汉武帝派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会于番禺。又派其他几路军队分路进击相互配合,没有多久就攻下了南越,南越国就此灭亡。苍梧、骆、瓯越等听说南越灭亡后也皆降于汉朝,西汉政府在此地设置了九郡。从丞相吕嘉反叛事件中可以看出,南越国内部统治并不稳定,南越王与西汉所派官吏为一派,以吕嘉为代表的南越本土贵族为一派。当双方没有利益牵扯的时候还可以维持表面的和平,一旦触及对方利益时,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汉武帝之前的七十多年中西汉一直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对南越只能以安抚为主。对于赵佗及他的后继者在南越的统治一直呈现支持的态度,以期平衡南越土著贵族的势力,避免南越出现失控的情况。
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边疆割据政权的出现、发展及其消亡与中原王朝的经济、政治诸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南方多山川河流,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人口稀疏而交通落后,闭塞的环境对于西汉和南越来说是天然地屏障。生产生活方式以田作为主,南方民族地区的稻作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有内在的相似性和联系性,长久以来这两种文明相互认同、密切联系,使得南方民族自始至终都未给西汉王朝带来比较大的边患、威胁。南越归到西汉的郡县统治之后,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汉族人民的南迁与越族人民的内迁、通婚等,不但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