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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是针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先生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以下简称《一百种译作》）所作的书评，以中国近代三百余年为一个分析单元，以“译作影响力”的视角窥见社会风貌，涉及领域广泛、涉及学科诸多，其文风兼具科学性与可读性。该书视角独特，写作手法新颖，是近代出版史中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关键词：《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翻译史;西书中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10-30
作者简介：颜繁冰（1995—），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思想、传播理论。
一、遵循历史进程，把握译作脉络
西书中译的历史，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基本一致：第一阶段是明末清初到晚清时期，主要由西方传教士、留洋人士、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开明者从事翻译工作，主要集中于介绍西方的器物、工具。
第二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由官僚阶层掀起了一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热潮，传入中国的译作也多以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为主。
第三个阶段以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为主，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均是在此时传入国内;第四阶段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这时涌入国内的文学名著数量为最，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西方社会思潮[1]。
《一百种译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中国近代三百余年作为一个分析单元，描绘了此间由各位官员、文人、科学家、开明人士构成的西书中译缩略全景，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主轴，以“译作影响力”的视角窥见社会风貌。
邹振环先生以其广博的知识地图与严谨的治学态度，致力于寻求作品、译作、译者与社会的交织，不求编纂出一本翔实全面的全史，只侧面从西书中译史为切入点，横向兼纵向地勾勒出三百余年中国社会图景。
二、关注学科众多，所涉种类丰富
作者在前言中将《一百种译作》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影响的名著，如《几何原本》《圣经》《社会契约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二类是其本身非名著（但笔者认为：许是以当代的目光来看非名著，其实在当时亦堪称名著），但是影响一时，如《天下一家》《泰西新史概要》《万国公法》;第三类是作品本身影响力亦是有限，但当时却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如《福尔摩斯探案集》;第四类则种类最多，包括文学名著以及各门学科的西书中译第一本，前者如《泰西水法》《代数学》《社会学》，后者如莎士比亚名作《李尔王》、易卜生著名戏剧《玩偶之家》等。可以窥见，作者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来分类的，这也正契合了《一百种译作》书名。
三、以科学性见深，以可读性见长
有研究者称《一百种译作》为“史学家的视角，文学家的笔法”[2]，意在说明该书之科学性与可读性兼备。邹先生在准备学位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各类文集、书信、个人随笔等，并汇聚成为自己的一篇篇数量可观的札记，这些“学术副产品”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基本材料。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邹先生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囿于成说的探索精神，赋该书以科学性。比如，弗朗西斯·培根巨著《学术的伟大复兴》之第二卷《新工具》，究竟在何时传入中国的？弗洛伊德学说及其《精神分析引论》译本最早刊于何处？中国文献最早提及《共产党宣言》的是何人所著之何书？“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准确？
可读性则多半归功于此二者：一是其着眼微观译作却指向宏观社会历史变化的整体架构，二是隽永精妙的文学笔法和笔触深刻的议论性写作。翻译史是历史学下的相对小众子学科，一般研究著作多从编年史、断代史、出版机构等角度写作，可读性略有不足。而《一百种译作》却另辟蹊径，运用史学与文学两种写作手法，在一百本译作之间穿针引线，将看似毫不相关的一百本译书汇聚成一个整体，最终指向社会大观。其夹叙夹议性的笔法，也使这本史料性质的学术著作不那么枯燥晦涩。
四、译作与社会的“切适”与“不切适”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注意到某部译作与当时的社会运动、历史运动的关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体现出近乎疯狂的恋爱观、个人主义的思想，易卜生《玩偶之家》催生出近代文学创造中的“娜拉群像”[3]，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带给中国青年对光明的追求和向往，甚至王尔德的《莎乐美》中所体现的反叛性堕落、对病态的爱与肉欲的追求，也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人们的反叛精神互相吻合。此外，邹振环先生写道：记录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带给中国学人与青年极大的震撼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马赛曲》的中文版诗歌在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对将士起到鼓舞作用，支撑着广大爱国将士厉兵秣马、冲锋陷阵。这些书籍影响了当时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理想追求。作者多以此种方法穿针引线，将译作与历史时期相结合，以小见大，以部分窥整体。
邹先生还注意到了译作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切适性，这种不切适性有时是与中西方文化背景、当时文人阶层与国人的见识程度相关，有时则是译者出于传播某种思想的目的刻意为之。比如莎士比亚之《李尔王》所体现的父女之爱、姐妹之爱，在中国这片被儒家思想浸润上千年的土地上，却变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关系，这种由“爱”到“孝”的转变，充分印证了当时文学翻译的“中国化”问题。然德国哲人尼采之一生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最初的译本却体现出了魯迅、茅盾、郭沫若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叛逆”，尼采原著中那种超人哲学、权利意志，经过他们的解读与传递，变成了另外一种面目，即否定一切、重新评估一切的彻底的反抗精神，这与当时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向往光明的急切心情息息相关。
《一百种译作》的价值还不仅局限于此。比如，邹先生详尽地介绍了其他学者的翻译观——例如，近代中国学者陈康在译《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时，所注注释是译文的九倍，他的观点是：即使了解原文的人，也需要这些看起来大而无用、实质上精确广博的注释，避免歪曲原文。正是如这般严谨的态度和治学的雄心，令西书中译的历史虽历经艰辛，但始终顽强生存，且不时有熠熠生辉之作。邹先生亦常常挖掘出被世人忽视、但实际影响深厚的译作——《交友论》作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传经布道的小册子，既载满基督教教义，也融合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但是在伦理学著作中却少有文章提及;许多在翻译工作上笔耕不辍、辛勤写作的学者，却不为普通人熟知，比如完整译出《共产党宣言》的学者陈望道、翻译《物种起源》的马君武先生，邹先生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中肯的评价。
当然，《一百种译作》不可避免也有许多不足，如百部译作遴选的主观性过强，书名的商业气息过于浓厚等。但瑕不掩瑜，《一百种译作》的独特精妙仍然使得其在译史专注中不可多得。
参考文献：
[1]赖某深.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心路历程——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128-129.
[2]侯向群.翻译研究的珍贵史料，历史探讨的独特视角——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127.
[3]邹振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263.
关键词：《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翻译史;西书中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8-10-30
作者简介：颜繁冰（1995—），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思想、传播理论。
一、遵循历史进程，把握译作脉络
西书中译的历史，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基本一致：第一阶段是明末清初到晚清时期，主要由西方传教士、留洋人士、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开明者从事翻译工作，主要集中于介绍西方的器物、工具。
第二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由官僚阶层掀起了一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热潮，传入中国的译作也多以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为主。
第三个阶段以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为主，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均是在此时传入国内;第四阶段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这时涌入国内的文学名著数量为最，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西方社会思潮[1]。
《一百种译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中国近代三百余年作为一个分析单元，描绘了此间由各位官员、文人、科学家、开明人士构成的西书中译缩略全景，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主轴，以“译作影响力”的视角窥见社会风貌。
邹振环先生以其广博的知识地图与严谨的治学态度，致力于寻求作品、译作、译者与社会的交织，不求编纂出一本翔实全面的全史，只侧面从西书中译史为切入点，横向兼纵向地勾勒出三百余年中国社会图景。
二、关注学科众多，所涉种类丰富
作者在前言中将《一百种译作》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影响的名著，如《几何原本》《圣经》《社会契约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二类是其本身非名著（但笔者认为：许是以当代的目光来看非名著，其实在当时亦堪称名著），但是影响一时，如《天下一家》《泰西新史概要》《万国公法》;第三类是作品本身影响力亦是有限，但当时却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如《福尔摩斯探案集》;第四类则种类最多，包括文学名著以及各门学科的西书中译第一本，前者如《泰西水法》《代数学》《社会学》，后者如莎士比亚名作《李尔王》、易卜生著名戏剧《玩偶之家》等。可以窥见，作者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来分类的，这也正契合了《一百种译作》书名。
三、以科学性见深，以可读性见长
有研究者称《一百种译作》为“史学家的视角，文学家的笔法”[2]，意在说明该书之科学性与可读性兼备。邹先生在准备学位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各类文集、书信、个人随笔等，并汇聚成为自己的一篇篇数量可观的札记，这些“学术副产品”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基本材料。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邹先生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囿于成说的探索精神，赋该书以科学性。比如，弗朗西斯·培根巨著《学术的伟大复兴》之第二卷《新工具》，究竟在何时传入中国的？弗洛伊德学说及其《精神分析引论》译本最早刊于何处？中国文献最早提及《共产党宣言》的是何人所著之何书？“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准确？
可读性则多半归功于此二者：一是其着眼微观译作却指向宏观社会历史变化的整体架构，二是隽永精妙的文学笔法和笔触深刻的议论性写作。翻译史是历史学下的相对小众子学科，一般研究著作多从编年史、断代史、出版机构等角度写作，可读性略有不足。而《一百种译作》却另辟蹊径，运用史学与文学两种写作手法，在一百本译作之间穿针引线，将看似毫不相关的一百本译书汇聚成一个整体，最终指向社会大观。其夹叙夹议性的笔法，也使这本史料性质的学术著作不那么枯燥晦涩。
四、译作与社会的“切适”与“不切适”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注意到某部译作与当时的社会运动、历史运动的关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体现出近乎疯狂的恋爱观、个人主义的思想，易卜生《玩偶之家》催生出近代文学创造中的“娜拉群像”[3]，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带给中国青年对光明的追求和向往，甚至王尔德的《莎乐美》中所体现的反叛性堕落、对病态的爱与肉欲的追求，也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人们的反叛精神互相吻合。此外，邹振环先生写道：记录俄国十月革命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带给中国学人与青年极大的震撼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马赛曲》的中文版诗歌在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对将士起到鼓舞作用，支撑着广大爱国将士厉兵秣马、冲锋陷阵。这些书籍影响了当时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理想追求。作者多以此种方法穿针引线，将译作与历史时期相结合，以小见大，以部分窥整体。
邹先生还注意到了译作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切适性，这种不切适性有时是与中西方文化背景、当时文人阶层与国人的见识程度相关，有时则是译者出于传播某种思想的目的刻意为之。比如莎士比亚之《李尔王》所体现的父女之爱、姐妹之爱，在中国这片被儒家思想浸润上千年的土地上，却变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关系，这种由“爱”到“孝”的转变，充分印证了当时文学翻译的“中国化”问题。然德国哲人尼采之一生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最初的译本却体现出了魯迅、茅盾、郭沫若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叛逆”，尼采原著中那种超人哲学、权利意志，经过他们的解读与传递，变成了另外一种面目，即否定一切、重新评估一切的彻底的反抗精神，这与当时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向往光明的急切心情息息相关。
《一百种译作》的价值还不仅局限于此。比如，邹先生详尽地介绍了其他学者的翻译观——例如，近代中国学者陈康在译《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时，所注注释是译文的九倍，他的观点是：即使了解原文的人，也需要这些看起来大而无用、实质上精确广博的注释，避免歪曲原文。正是如这般严谨的态度和治学的雄心，令西书中译的历史虽历经艰辛，但始终顽强生存，且不时有熠熠生辉之作。邹先生亦常常挖掘出被世人忽视、但实际影响深厚的译作——《交友论》作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传经布道的小册子，既载满基督教教义，也融合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但是在伦理学著作中却少有文章提及;许多在翻译工作上笔耕不辍、辛勤写作的学者，却不为普通人熟知，比如完整译出《共产党宣言》的学者陈望道、翻译《物种起源》的马君武先生，邹先生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中肯的评价。
当然，《一百种译作》不可避免也有许多不足，如百部译作遴选的主观性过强，书名的商业气息过于浓厚等。但瑕不掩瑜，《一百种译作》的独特精妙仍然使得其在译史专注中不可多得。
参考文献：
[1]赖某深.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心路历程——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128-129.
[2]侯向群.翻译研究的珍贵史料，历史探讨的独特视角——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127.
[3]邹振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