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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一部血性野蛮的《老炮儿》横空出世，口碑票房双飘红之余，片中的老炮儿、胡同文化、老北京方言等元素在坊间掀起一股关于老北京文化的追忆和讨论。人们叹息着，宣武没了，改西城了;胡同拆了，变街心花园了;地道老北京人差不多都挪五环以外了……可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老北京文化也跟着没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时间会消逝，事物会消失，但人可以留住文化。
比起电影里讲规矩、够义气的老炮儿，现实中提笼架鸟、讲究玩乐的“玩儿家”或许更能代表老北京文化。说到玩儿，不免让人想到玩物丧志、不务正业之类贬义词，但凡事就怕认真，“玩儿”也不例外。爱玩儿，会玩儿，照样能玩儿出一片天地来，而当下的北京就有这么一位玩出了点名堂的“玩主”。
我有一个梦想——玩儿
提起于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相声演员于谦”，再熟悉点儿的人会打趣地补一句“爱好是抽烟喝酒烫头”，而老搭档郭德纲则称于谦为“玩儿家”，因为“沾玩儿的事他（于谦）没有不玩儿的……在他心中，玩儿比天大”。于谦则谦虚地表示，“在玩儿这件事上，我还差得远呢”。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坐标老北京大杂院，仅从时间地点上看，于谦的童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令于谦着迷的不是少女米兰，而是“玩儿”，具体指和动物玩，这和他家紧挨着花鸟鱼虫市场不无关系。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于谦偶然路过鸟市，便被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鸟吸引住了，他像掉进一个神秘又迷人的新世界一般，不住地问名称、询价格、聊习性……差不多由此而始，于谦的玩心一发不可收。
由于父母都是油田干部，常年在外地跟着石油开采队跑，于谦是被姥姥和五个姨看大的，这组合自然少不了娇惯宠溺。而缺席的父母大多数时候都鞭长莫及，于是于谦的玩心被姥姥她们呵护得很好，喜欢鸽子姥姥就腾出半间厨房给他做鸽舍，喜欢养鸟儿就把阳台挂满鸟笼子，于谦只管可劲玩儿。
除了和动物玩，于谦也从不缺志同道合的玩伴。街坊邻里中不乏爱养鸟、驯鸽之人，想请教可随时登门;大杂院中的同龄人也都是以玩为大的好同志，一起钓鱼捉蛐蛐，一起和泥巴蹦弹球，一起扇元宝滚铁环抽陀螺……如果把这些事排个时间表，没准比于谦现在的行程还满还紧凑。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大杂院的童年时光，于谦还是心生向往，念念不忘。夏天熟透的槐花落满地，大家晚上出来乘凉，就在槐花上铺一凉席，满席生香。孩子们在席上嬉戏，闹到夜里九十点就回屋睡觉。大人们摇着蒲扇，端着大碗茶、酸梅汤继续天南地北海聊着，在花香里，在繁星下，岁月呈现出一种从容平淡的静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对于谦来说，真正区分四季的是春秋两季北雁南飞、候鸟迁徙时热闹的鸟市，是夏天的知了和冰面下冬眠的鱼。时节交替变化之中，不变的是人的陪伴。浓浓的人情味儿温暖了时间，也给了于谦一颗温暖柔软的心，从此他心里埋下一个伟大的梦想——要玩儿一辈子，要和朋友一起玩儿，要和气热闹，要有人情味儿。
越玩儿越大
作为老北京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玩儿”这事马虎不得，想玩儿好了得下功夫。毕竟这老北京的玩儿文化是清八旗的遗留，在过去，只有那些吃朝廷俸禄衣食无忧又无所事事的王爷、贝勒、八旗子弟们才有资本玩儿，玩儿久了自然成了行家，越讲究越不嫌讲究。再加上底层百姓的追风，“玩儿”又经过劳动人民充满智慧的改造使其飞入寻常人家。这种融合了上层贵族和基层群众钻研与心血的“玩儿”便成为独具特色的老北京“玩儿”文化，令于谦不能自拔的也正是这种“玩儿”。
从孩童时跟风随大流地养鸟养鸽子，一路成长起来，十七八岁的于谦已经玩儿得略有心得了。在鸟市上三五毛钱买来的生鸟，经他调教，不出两周吃飞食、叫大远（人伸掌鸟飞来，人握拳鸟回杠）、开箱子等才艺就样样拿得起。要是他乐意便拿去卖掉，十块八块都有人抢着买。在当时玩儿鸟的同伴中，于谦称得上出类拔萃，但他并没有沉醉在周围人的啧啧称道中，一来他知道自己喜欢的不是驯服鸟，而是在驯养过程中和鸟的相处磨合，二来他清楚自己玩儿的格局还太小，太业余。
二十来岁时，于谦和三五好友组了个吃喝玩乐小分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玩儿，阵地也从大杂院、鸟市转战到水库、山林。春天，水面一解冻就去钓鱼，玩儿到十月底，大风一起便带上帐篷和工具进山逮鸟，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等候鸟迁徙完毕稍作休整，重新装备进驻水库区，捞鱼捞虾米。那时于谦他们的车里就像个百宝箱，鱼竿、鸟网、虾米篓、调料、碗筷、煤气罐应有尽有，走到哪儿都能就地取材摆一桌，和友人把酒言欢，好不快活。
过了而立之年的于谦有了家庭，却迟迟没有立业。九十年代相声的社会地位下滑，曲艺团的演出次数越来越少，偶尔演几场也是观众寥寥。于谦每月的工资别说养家糊口，连糊墙都不够，物质生活没保障，精神追求都是空谈，那会儿的于谦没了玩儿的心思，只要给钱什么活儿都接：小品、话剧、主持、司仪、电台、广告……每天往返于各剧组和家庭之间，得空还要出去吃饭喝酒拉关系、通路子，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4年。那一年底，受郭德纲之邀，于谦正式加入德云社，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不用再手忙脚乱地奔波。
德云社的名气多大已无需赘言，在那个“没人听相声”的年代，德云社的出现让这个传统行业焕发新生。郭德纲、于谦将新闻热点、流行词汇等时代元素嵌进祖师爷留下的本子里，传统相声一下子活了过来，一时间听相声成了流行。这也让郭、于组合忙的不亦乐乎，于谦曾这样描述那段时间：“睁眼就演出，下场就赶路，睡在飞机上，吃在酒店里。”那时的于谦有了钱却没时间玩儿，但他心里是快乐的，热爱的相声事业迎来曙光，家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种看得见的改变让于谦感到欣慰。
一年多过去，德云社从舆论的风口浪尖退下来，于谦的事业进入平稳期，终于能喘口气儿的他第一反应是：爷要狠狠玩儿。有了经济基础的于谦奔大兴租下一处小院，建狗舍、搭鸽棚、挖鱼池，又八方奔走疯狂购买各种宠物，只为赶紧把笼舍装满。结果当时的于谦成了宠物市场最受欢迎的冤大头，他高价入的宠物多是些品相差毛病多的次品。看似越玩儿越大的摊子，走近一看却破烂不堪，根本拿不出手去，这玩儿法简直失了老北京人的体面。 在玩儿圈行家的指点下，于谦意识到，“玩儿，应该像书法、气功一样，是一种沉心静气、神游物外的自得其乐”，玩儿家于谦开始“产业升级转型”。
玩儿出一座动物园
在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型期间，于谦只要有空儿就向行家请教，四处拜访结交玩友，带着眼睛和耳朵去学习、去观察，不懂就问。既能长学问见识，还能交到朋友，这种一举两得的美事让于谦的玩儿得更加上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于谦的业务技能迅速提升，这次他挑宠物的眼光较之前“毒辣”很多，新的高品质宠物陆陆续续搬了进来，小院又热闹起来。之后因小院拆迁，于谦的宠物乐园迁至郊区一片六十多亩的土地上，这便是后来的“天静地华宠乐园”。据不完全统计，园子里的长住居民有一只绿孔雀、十多只猫、三十多条狗、五十多匹马、一百来只鸽子、两千多条锦鲤……于谦成了名副其实的动物园园长。
玩儿到这里，于谦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休闲娱乐场所，养一批自己喜爱的动物，在工作之余携妻带子、呼朋唤友至此，享受一份远离城市、亲近自然的快乐。但偌大的园子仅供友人亲眷赏玩，不营运不对外开放，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势必不能长久。经有先见之明的朋友点拨，再加上本人的考察研究，于谦办起了儿童马术俱乐部。
在于谦看来，现在的孩子“真是可怜透了”。平板电脑、手机取代了大自然、朋友，社会急剧发展带来的生存压力过早地压到孩子们身上，童年应有的天真烂漫被压制于无形。已经玩儿过不惑之年的于谦认为，童年最要紧的头等大事就是“玩儿”，会玩儿，才会学。借着马术俱乐部，让更多孩子来到户外，在与动物的互动中得到放松和愉悦，这让于谦玩儿得更有意义了。
出书也是玩儿
生活中很多人忽视了玩儿的重要性，认为玩儿是工作学习之余，一种可有可无的放松方式。对这种观点于谦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玩儿。为了说明白“玩儿”这回事，于谦利用工作和玩儿之余的闲暇，用手机敲出一本十三万字的随笔《玩儿》。
在书里，于谦详细记叙了自己的漫漫玩儿史，从刚上小学第一次花五毛钱买了两只粉眼儿，到后来建成天精地华宠乐园，从最初的仅追求品相好、模样端，到研究隐性显性遗传基因对后代的影响，从流于表面到潜心琢磨，一代玩主由此修炼而来。作为旁观者，看罢玩儿得风生水起的于谦，再反观自己的人生，不由要感叹一声：“这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生活是玩儿，说相声是玩儿，玩儿着长大的于谦也正在玩着慢慢变老。在玩儿这件事上，他也有资格说上两句了。“玩儿真不是小事……任何工作都应该是以兴趣为基础，只有会玩儿才能更好的工作”。但凡事亦有度，玩儿也如此。掌握好玩儿的度，它能让人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以更饱满的状态重新投入工作学习中去。拿捏不好这分寸则免不了被玩儿牵着走，沦为玩儿的阶下囚。
读《玩儿》一书，你随时可以感受到于谦在玩儿这事上的认真和坚持，在他的人生态度里，干掉无趣，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玩儿比天大。身为郭德纲口中的捧哏奇才，舞台上的于谦在相声段子里常常扮演逆来顺受的角色，而现实生活中的他碰到“玩儿”便瞬间起范儿，颇有点老北京爷的气质，讲究极了。
这世界上，“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为了不使我们的人生沦为单调的重复，找点有意思的事和无趣对抗显得尤为必要。如果你还在找寻，不妨和于谦学学玩儿。
我有一个梦想——玩儿
提起于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相声演员于谦”，再熟悉点儿的人会打趣地补一句“爱好是抽烟喝酒烫头”，而老搭档郭德纲则称于谦为“玩儿家”，因为“沾玩儿的事他（于谦）没有不玩儿的……在他心中，玩儿比天大”。于谦则谦虚地表示，“在玩儿这件事上，我还差得远呢”。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坐标老北京大杂院，仅从时间地点上看，于谦的童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令于谦着迷的不是少女米兰，而是“玩儿”，具体指和动物玩，这和他家紧挨着花鸟鱼虫市场不无关系。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于谦偶然路过鸟市，便被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鸟吸引住了，他像掉进一个神秘又迷人的新世界一般，不住地问名称、询价格、聊习性……差不多由此而始，于谦的玩心一发不可收。
由于父母都是油田干部，常年在外地跟着石油开采队跑，于谦是被姥姥和五个姨看大的，这组合自然少不了娇惯宠溺。而缺席的父母大多数时候都鞭长莫及，于是于谦的玩心被姥姥她们呵护得很好，喜欢鸽子姥姥就腾出半间厨房给他做鸽舍，喜欢养鸟儿就把阳台挂满鸟笼子，于谦只管可劲玩儿。
除了和动物玩，于谦也从不缺志同道合的玩伴。街坊邻里中不乏爱养鸟、驯鸽之人，想请教可随时登门;大杂院中的同龄人也都是以玩为大的好同志，一起钓鱼捉蛐蛐，一起和泥巴蹦弹球，一起扇元宝滚铁环抽陀螺……如果把这些事排个时间表，没准比于谦现在的行程还满还紧凑。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大杂院的童年时光，于谦还是心生向往，念念不忘。夏天熟透的槐花落满地，大家晚上出来乘凉，就在槐花上铺一凉席，满席生香。孩子们在席上嬉戏，闹到夜里九十点就回屋睡觉。大人们摇着蒲扇，端着大碗茶、酸梅汤继续天南地北海聊着，在花香里，在繁星下，岁月呈现出一种从容平淡的静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对于谦来说，真正区分四季的是春秋两季北雁南飞、候鸟迁徙时热闹的鸟市，是夏天的知了和冰面下冬眠的鱼。时节交替变化之中，不变的是人的陪伴。浓浓的人情味儿温暖了时间，也给了于谦一颗温暖柔软的心，从此他心里埋下一个伟大的梦想——要玩儿一辈子，要和朋友一起玩儿，要和气热闹，要有人情味儿。
越玩儿越大
作为老北京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玩儿”这事马虎不得，想玩儿好了得下功夫。毕竟这老北京的玩儿文化是清八旗的遗留，在过去，只有那些吃朝廷俸禄衣食无忧又无所事事的王爷、贝勒、八旗子弟们才有资本玩儿，玩儿久了自然成了行家，越讲究越不嫌讲究。再加上底层百姓的追风，“玩儿”又经过劳动人民充满智慧的改造使其飞入寻常人家。这种融合了上层贵族和基层群众钻研与心血的“玩儿”便成为独具特色的老北京“玩儿”文化，令于谦不能自拔的也正是这种“玩儿”。 从孩童时跟风随大流地养鸟养鸽子，一路成长起来，十七八岁的于谦已经玩儿得略有心得了。在鸟市上三五毛钱买来的生鸟，经他调教，不出两周吃飞食、叫大远（人伸掌鸟飞来，人握拳鸟回杠）、开箱子等才艺就样样拿得起。要是他乐意便拿去卖掉，十块八块都有人抢着买。在当时玩儿鸟的同伴中，于谦称得上出类拔萃，但他并没有沉醉在周围人的啧啧称道中，一来他知道自己喜欢的不是驯服鸟，而是在驯养过程中和鸟的相处磨合，二来他清楚自己玩儿的格局还太小，太业余。
二十来岁时，于谦和三五好友组了个吃喝玩乐小分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玩儿，阵地也从大杂院、鸟市转战到水库、山林。春天，水面一解冻就去钓鱼，玩儿到十月底，大风一起便带上帐篷和工具进山逮鸟，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等候鸟迁徙完毕稍作休整，重新装备进驻水库区，捞鱼捞虾米。那时于谦他们的车里就像个百宝箱，鱼竿、鸟网、虾米篓、调料、碗筷、煤气罐应有尽有，走到哪儿都能就地取材摆一桌，和友人把酒言欢，好不快活。
过了而立之年的于谦有了家庭，却迟迟没有立业。九十年代相声的社会地位下滑，曲艺团的演出次数越来越少，偶尔演几场也是观众寥寥。于谦每月的工资别说养家糊口，连糊墙都不够，物质生活没保障，精神追求都是空谈，那会儿的于谦没了玩儿的心思，只要给钱什么活儿都接：小品、话剧、主持、司仪、电台、广告……每天往返于各剧组和家庭之间，得空还要出去吃饭喝酒拉关系、通路子，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4年。那一年底，受郭德纲之邀，于谦正式加入德云社，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不用再手忙脚乱地奔波。
德云社的名气多大已无需赘言，在那个“没人听相声”的年代，德云社的出现让这个传统行业焕发新生。郭德纲、于谦将新闻热点、流行词汇等时代元素嵌进祖师爷留下的本子里，传统相声一下子活了过来，一时间听相声成了流行。这也让郭、于组合忙的不亦乐乎，于谦曾这样描述那段时间：“睁眼就演出，下场就赶路，睡在飞机上，吃在酒店里。”那时的于谦有了钱却没时间玩儿，但他心里是快乐的，热爱的相声事业迎来曙光，家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种看得见的改变让于谦感到欣慰。
一年多过去，德云社从舆论的风口浪尖退下来，于谦的事业进入平稳期，终于能喘口气儿的他第一反应是：爷要狠狠玩儿。有了经济基础的于谦奔大兴租下一处小院，建狗舍、搭鸽棚、挖鱼池，又八方奔走疯狂购买各种宠物，只为赶紧把笼舍装满。结果当时的于谦成了宠物市场最受欢迎的冤大头，他高价入的宠物多是些品相差毛病多的次品。看似越玩儿越大的摊子，走近一看却破烂不堪，根本拿不出手去，这玩儿法简直失了老北京人的体面。
在玩儿圈行家的指点下，于谦意识到，“玩儿，应该像书法、气功一样，是一种沉心静气、神游物外的自得其乐”，玩儿家于谦开始“产业升级转型”。
玩儿出一座动物园
在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型期间，于谦只要有空儿就向行家请教，四处拜访结交玩友，带着眼睛和耳朵去学习、去观察，不懂就问。既能长学问见识，还能交到朋友，这种一举两得的美事让于谦的玩儿得更加上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于谦的业务技能迅速提升，这次他挑宠物的眼光较之前“毒辣”很多，新的高品质宠物陆陆续续搬了进来，小院又热闹起来。之后因小院拆迁，于谦的宠物乐园迁至郊区一片六十多亩的土地上，这便是后来的“天静地华宠乐园”。据不完全统计，园子里的长住居民有一只绿孔雀、十多只猫、三十多条狗、五十多匹马、一百来只鸽子、两千多条锦鲤……于谦成了名副其实的动物园园长。
玩儿到这里，于谦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休闲娱乐场所，养一批自己喜爱的动物，在工作之余携妻带子、呼朋唤友至此，享受一份远离城市、亲近自然的快乐。但偌大的园子仅供友人亲眷赏玩，不营运不对外开放，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势必不能长久。经有先见之明的朋友点拨，再加上本人的考察研究，于谦办起了儿童马术俱乐部。
在于谦看来，现在的孩子“真是可怜透了”。平板电脑、手机取代了大自然、朋友，社会急剧发展带来的生存压力过早地压到孩子们身上，童年应有的天真烂漫被压制于无形。已经玩儿过不惑之年的于谦认为，童年最要紧的头等大事就是“玩儿”，会玩儿，才会学。借着马术俱乐部，让更多孩子来到户外，在与动物的互动中得到放松和愉悦，这让于谦玩儿得更有意义了。
出书也是玩儿
生活中很多人忽视了玩儿的重要性，认为玩儿是工作学习之余，一种可有可无的放松方式。对这种观点于谦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玩儿。为了说明白“玩儿”这回事，于谦利用工作和玩儿之余的闲暇，用手机敲出一本十三万字的随笔《玩儿》。
在书里，于谦详细记叙了自己的漫漫玩儿史，从刚上小学第一次花五毛钱买了两只粉眼儿，到后来建成天精地华宠乐园，从最初的仅追求品相好、模样端，到研究隐性显性遗传基因对后代的影响，从流于表面到潜心琢磨，一代玩主由此修炼而来。作为旁观者，看罢玩儿得风生水起的于谦，再反观自己的人生，不由要感叹一声：“这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生活是玩儿，说相声是玩儿，玩儿着长大的于谦也正在玩着慢慢变老。在玩儿这件事上，他也有资格说上两句了。“玩儿真不是小事……任何工作都应该是以兴趣为基础，只有会玩儿才能更好的工作”。但凡事亦有度，玩儿也如此。掌握好玩儿的度，它能让人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以更饱满的状态重新投入工作学习中去。拿捏不好这分寸则免不了被玩儿牵着走，沦为玩儿的阶下囚。
读《玩儿》一书，你随时可以感受到于谦在玩儿这事上的认真和坚持，在他的人生态度里，干掉无趣，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玩儿比天大。身为郭德纲口中的捧哏奇才，舞台上的于谦在相声段子里常常扮演逆来顺受的角色，而现实生活中的他碰到“玩儿”便瞬间起范儿，颇有点老北京爷的气质，讲究极了。
这世界上，“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为了不使我们的人生沦为单调的重复，找点有意思的事和无趣对抗显得尤为必要。如果你还在找寻，不妨和于谦学学玩儿。
比起电影里讲规矩、够义气的老炮儿，现实中提笼架鸟、讲究玩乐的“玩儿家”或许更能代表老北京文化。说到玩儿，不免让人想到玩物丧志、不务正业之类贬义词，但凡事就怕认真，“玩儿”也不例外。爱玩儿，会玩儿，照样能玩儿出一片天地来，而当下的北京就有这么一位玩出了点名堂的“玩主”。
我有一个梦想——玩儿
提起于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相声演员于谦”，再熟悉点儿的人会打趣地补一句“爱好是抽烟喝酒烫头”，而老搭档郭德纲则称于谦为“玩儿家”，因为“沾玩儿的事他（于谦）没有不玩儿的……在他心中，玩儿比天大”。于谦则谦虚地表示，“在玩儿这件事上，我还差得远呢”。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坐标老北京大杂院，仅从时间地点上看，于谦的童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令于谦着迷的不是少女米兰，而是“玩儿”，具体指和动物玩，这和他家紧挨着花鸟鱼虫市场不无关系。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于谦偶然路过鸟市，便被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鸟吸引住了，他像掉进一个神秘又迷人的新世界一般，不住地问名称、询价格、聊习性……差不多由此而始，于谦的玩心一发不可收。
由于父母都是油田干部，常年在外地跟着石油开采队跑，于谦是被姥姥和五个姨看大的，这组合自然少不了娇惯宠溺。而缺席的父母大多数时候都鞭长莫及，于是于谦的玩心被姥姥她们呵护得很好，喜欢鸽子姥姥就腾出半间厨房给他做鸽舍，喜欢养鸟儿就把阳台挂满鸟笼子，于谦只管可劲玩儿。
除了和动物玩，于谦也从不缺志同道合的玩伴。街坊邻里中不乏爱养鸟、驯鸽之人，想请教可随时登门;大杂院中的同龄人也都是以玩为大的好同志，一起钓鱼捉蛐蛐，一起和泥巴蹦弹球，一起扇元宝滚铁环抽陀螺……如果把这些事排个时间表，没准比于谦现在的行程还满还紧凑。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大杂院的童年时光，于谦还是心生向往，念念不忘。夏天熟透的槐花落满地，大家晚上出来乘凉，就在槐花上铺一凉席，满席生香。孩子们在席上嬉戏，闹到夜里九十点就回屋睡觉。大人们摇着蒲扇，端着大碗茶、酸梅汤继续天南地北海聊着，在花香里，在繁星下，岁月呈现出一种从容平淡的静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对于谦来说，真正区分四季的是春秋两季北雁南飞、候鸟迁徙时热闹的鸟市，是夏天的知了和冰面下冬眠的鱼。时节交替变化之中，不变的是人的陪伴。浓浓的人情味儿温暖了时间，也给了于谦一颗温暖柔软的心，从此他心里埋下一个伟大的梦想——要玩儿一辈子，要和朋友一起玩儿，要和气热闹，要有人情味儿。
越玩儿越大
作为老北京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玩儿”这事马虎不得，想玩儿好了得下功夫。毕竟这老北京的玩儿文化是清八旗的遗留，在过去，只有那些吃朝廷俸禄衣食无忧又无所事事的王爷、贝勒、八旗子弟们才有资本玩儿，玩儿久了自然成了行家，越讲究越不嫌讲究。再加上底层百姓的追风，“玩儿”又经过劳动人民充满智慧的改造使其飞入寻常人家。这种融合了上层贵族和基层群众钻研与心血的“玩儿”便成为独具特色的老北京“玩儿”文化，令于谦不能自拔的也正是这种“玩儿”。
从孩童时跟风随大流地养鸟养鸽子，一路成长起来，十七八岁的于谦已经玩儿得略有心得了。在鸟市上三五毛钱买来的生鸟，经他调教，不出两周吃飞食、叫大远（人伸掌鸟飞来，人握拳鸟回杠）、开箱子等才艺就样样拿得起。要是他乐意便拿去卖掉，十块八块都有人抢着买。在当时玩儿鸟的同伴中，于谦称得上出类拔萃，但他并没有沉醉在周围人的啧啧称道中，一来他知道自己喜欢的不是驯服鸟，而是在驯养过程中和鸟的相处磨合，二来他清楚自己玩儿的格局还太小，太业余。
二十来岁时，于谦和三五好友组了个吃喝玩乐小分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玩儿，阵地也从大杂院、鸟市转战到水库、山林。春天，水面一解冻就去钓鱼，玩儿到十月底，大风一起便带上帐篷和工具进山逮鸟，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等候鸟迁徙完毕稍作休整，重新装备进驻水库区，捞鱼捞虾米。那时于谦他们的车里就像个百宝箱，鱼竿、鸟网、虾米篓、调料、碗筷、煤气罐应有尽有，走到哪儿都能就地取材摆一桌，和友人把酒言欢，好不快活。
过了而立之年的于谦有了家庭，却迟迟没有立业。九十年代相声的社会地位下滑，曲艺团的演出次数越来越少，偶尔演几场也是观众寥寥。于谦每月的工资别说养家糊口，连糊墙都不够，物质生活没保障，精神追求都是空谈，那会儿的于谦没了玩儿的心思，只要给钱什么活儿都接：小品、话剧、主持、司仪、电台、广告……每天往返于各剧组和家庭之间，得空还要出去吃饭喝酒拉关系、通路子，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4年。那一年底，受郭德纲之邀，于谦正式加入德云社，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不用再手忙脚乱地奔波。
德云社的名气多大已无需赘言，在那个“没人听相声”的年代，德云社的出现让这个传统行业焕发新生。郭德纲、于谦将新闻热点、流行词汇等时代元素嵌进祖师爷留下的本子里，传统相声一下子活了过来，一时间听相声成了流行。这也让郭、于组合忙的不亦乐乎，于谦曾这样描述那段时间：“睁眼就演出，下场就赶路，睡在飞机上，吃在酒店里。”那时的于谦有了钱却没时间玩儿，但他心里是快乐的，热爱的相声事业迎来曙光，家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种看得见的改变让于谦感到欣慰。
一年多过去，德云社从舆论的风口浪尖退下来，于谦的事业进入平稳期，终于能喘口气儿的他第一反应是：爷要狠狠玩儿。有了经济基础的于谦奔大兴租下一处小院，建狗舍、搭鸽棚、挖鱼池，又八方奔走疯狂购买各种宠物，只为赶紧把笼舍装满。结果当时的于谦成了宠物市场最受欢迎的冤大头，他高价入的宠物多是些品相差毛病多的次品。看似越玩儿越大的摊子，走近一看却破烂不堪，根本拿不出手去，这玩儿法简直失了老北京人的体面。 在玩儿圈行家的指点下，于谦意识到，“玩儿，应该像书法、气功一样，是一种沉心静气、神游物外的自得其乐”，玩儿家于谦开始“产业升级转型”。
玩儿出一座动物园
在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型期间，于谦只要有空儿就向行家请教，四处拜访结交玩友，带着眼睛和耳朵去学习、去观察，不懂就问。既能长学问见识，还能交到朋友，这种一举两得的美事让于谦的玩儿得更加上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于谦的业务技能迅速提升，这次他挑宠物的眼光较之前“毒辣”很多，新的高品质宠物陆陆续续搬了进来，小院又热闹起来。之后因小院拆迁，于谦的宠物乐园迁至郊区一片六十多亩的土地上，这便是后来的“天静地华宠乐园”。据不完全统计，园子里的长住居民有一只绿孔雀、十多只猫、三十多条狗、五十多匹马、一百来只鸽子、两千多条锦鲤……于谦成了名副其实的动物园园长。
玩儿到这里，于谦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休闲娱乐场所，养一批自己喜爱的动物，在工作之余携妻带子、呼朋唤友至此，享受一份远离城市、亲近自然的快乐。但偌大的园子仅供友人亲眷赏玩，不营运不对外开放，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势必不能长久。经有先见之明的朋友点拨，再加上本人的考察研究，于谦办起了儿童马术俱乐部。
在于谦看来，现在的孩子“真是可怜透了”。平板电脑、手机取代了大自然、朋友，社会急剧发展带来的生存压力过早地压到孩子们身上，童年应有的天真烂漫被压制于无形。已经玩儿过不惑之年的于谦认为，童年最要紧的头等大事就是“玩儿”，会玩儿，才会学。借着马术俱乐部，让更多孩子来到户外，在与动物的互动中得到放松和愉悦，这让于谦玩儿得更有意义了。
出书也是玩儿
生活中很多人忽视了玩儿的重要性，认为玩儿是工作学习之余，一种可有可无的放松方式。对这种观点于谦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玩儿。为了说明白“玩儿”这回事，于谦利用工作和玩儿之余的闲暇，用手机敲出一本十三万字的随笔《玩儿》。
在书里，于谦详细记叙了自己的漫漫玩儿史，从刚上小学第一次花五毛钱买了两只粉眼儿，到后来建成天精地华宠乐园，从最初的仅追求品相好、模样端，到研究隐性显性遗传基因对后代的影响，从流于表面到潜心琢磨，一代玩主由此修炼而来。作为旁观者，看罢玩儿得风生水起的于谦，再反观自己的人生，不由要感叹一声：“这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生活是玩儿，说相声是玩儿，玩儿着长大的于谦也正在玩着慢慢变老。在玩儿这件事上，他也有资格说上两句了。“玩儿真不是小事……任何工作都应该是以兴趣为基础，只有会玩儿才能更好的工作”。但凡事亦有度，玩儿也如此。掌握好玩儿的度，它能让人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以更饱满的状态重新投入工作学习中去。拿捏不好这分寸则免不了被玩儿牵着走，沦为玩儿的阶下囚。
读《玩儿》一书，你随时可以感受到于谦在玩儿这事上的认真和坚持，在他的人生态度里，干掉无趣，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玩儿比天大。身为郭德纲口中的捧哏奇才，舞台上的于谦在相声段子里常常扮演逆来顺受的角色，而现实生活中的他碰到“玩儿”便瞬间起范儿，颇有点老北京爷的气质，讲究极了。
这世界上，“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为了不使我们的人生沦为单调的重复，找点有意思的事和无趣对抗显得尤为必要。如果你还在找寻，不妨和于谦学学玩儿。
我有一个梦想——玩儿
提起于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相声演员于谦”，再熟悉点儿的人会打趣地补一句“爱好是抽烟喝酒烫头”，而老搭档郭德纲则称于谦为“玩儿家”，因为“沾玩儿的事他（于谦）没有不玩儿的……在他心中，玩儿比天大”。于谦则谦虚地表示，“在玩儿这件事上，我还差得远呢”。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坐标老北京大杂院，仅从时间地点上看，于谦的童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令于谦着迷的不是少女米兰，而是“玩儿”，具体指和动物玩，这和他家紧挨着花鸟鱼虫市场不无关系。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于谦偶然路过鸟市，便被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鸟吸引住了，他像掉进一个神秘又迷人的新世界一般，不住地问名称、询价格、聊习性……差不多由此而始，于谦的玩心一发不可收。
由于父母都是油田干部，常年在外地跟着石油开采队跑，于谦是被姥姥和五个姨看大的，这组合自然少不了娇惯宠溺。而缺席的父母大多数时候都鞭长莫及，于是于谦的玩心被姥姥她们呵护得很好，喜欢鸽子姥姥就腾出半间厨房给他做鸽舍，喜欢养鸟儿就把阳台挂满鸟笼子，于谦只管可劲玩儿。
除了和动物玩，于谦也从不缺志同道合的玩伴。街坊邻里中不乏爱养鸟、驯鸽之人，想请教可随时登门;大杂院中的同龄人也都是以玩为大的好同志，一起钓鱼捉蛐蛐，一起和泥巴蹦弹球，一起扇元宝滚铁环抽陀螺……如果把这些事排个时间表，没准比于谦现在的行程还满还紧凑。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大杂院的童年时光，于谦还是心生向往，念念不忘。夏天熟透的槐花落满地，大家晚上出来乘凉，就在槐花上铺一凉席，满席生香。孩子们在席上嬉戏，闹到夜里九十点就回屋睡觉。大人们摇着蒲扇，端着大碗茶、酸梅汤继续天南地北海聊着，在花香里，在繁星下，岁月呈现出一种从容平淡的静美。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对于谦来说，真正区分四季的是春秋两季北雁南飞、候鸟迁徙时热闹的鸟市，是夏天的知了和冰面下冬眠的鱼。时节交替变化之中，不变的是人的陪伴。浓浓的人情味儿温暖了时间，也给了于谦一颗温暖柔软的心，从此他心里埋下一个伟大的梦想——要玩儿一辈子，要和朋友一起玩儿，要和气热闹，要有人情味儿。
越玩儿越大
作为老北京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玩儿”这事马虎不得，想玩儿好了得下功夫。毕竟这老北京的玩儿文化是清八旗的遗留，在过去，只有那些吃朝廷俸禄衣食无忧又无所事事的王爷、贝勒、八旗子弟们才有资本玩儿，玩儿久了自然成了行家，越讲究越不嫌讲究。再加上底层百姓的追风，“玩儿”又经过劳动人民充满智慧的改造使其飞入寻常人家。这种融合了上层贵族和基层群众钻研与心血的“玩儿”便成为独具特色的老北京“玩儿”文化，令于谦不能自拔的也正是这种“玩儿”。 从孩童时跟风随大流地养鸟养鸽子，一路成长起来，十七八岁的于谦已经玩儿得略有心得了。在鸟市上三五毛钱买来的生鸟，经他调教，不出两周吃飞食、叫大远（人伸掌鸟飞来，人握拳鸟回杠）、开箱子等才艺就样样拿得起。要是他乐意便拿去卖掉，十块八块都有人抢着买。在当时玩儿鸟的同伴中，于谦称得上出类拔萃，但他并没有沉醉在周围人的啧啧称道中，一来他知道自己喜欢的不是驯服鸟，而是在驯养过程中和鸟的相处磨合，二来他清楚自己玩儿的格局还太小，太业余。
二十来岁时，于谦和三五好友组了个吃喝玩乐小分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玩儿，阵地也从大杂院、鸟市转战到水库、山林。春天，水面一解冻就去钓鱼，玩儿到十月底，大风一起便带上帐篷和工具进山逮鸟，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等候鸟迁徙完毕稍作休整，重新装备进驻水库区，捞鱼捞虾米。那时于谦他们的车里就像个百宝箱，鱼竿、鸟网、虾米篓、调料、碗筷、煤气罐应有尽有，走到哪儿都能就地取材摆一桌，和友人把酒言欢，好不快活。
过了而立之年的于谦有了家庭，却迟迟没有立业。九十年代相声的社会地位下滑，曲艺团的演出次数越来越少，偶尔演几场也是观众寥寥。于谦每月的工资别说养家糊口，连糊墙都不够，物质生活没保障，精神追求都是空谈，那会儿的于谦没了玩儿的心思，只要给钱什么活儿都接：小品、话剧、主持、司仪、电台、广告……每天往返于各剧组和家庭之间，得空还要出去吃饭喝酒拉关系、通路子，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4年。那一年底，受郭德纲之邀，于谦正式加入德云社，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不用再手忙脚乱地奔波。
德云社的名气多大已无需赘言，在那个“没人听相声”的年代，德云社的出现让这个传统行业焕发新生。郭德纲、于谦将新闻热点、流行词汇等时代元素嵌进祖师爷留下的本子里，传统相声一下子活了过来，一时间听相声成了流行。这也让郭、于组合忙的不亦乐乎，于谦曾这样描述那段时间：“睁眼就演出，下场就赶路，睡在飞机上，吃在酒店里。”那时的于谦有了钱却没时间玩儿，但他心里是快乐的，热爱的相声事业迎来曙光，家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种看得见的改变让于谦感到欣慰。
一年多过去，德云社从舆论的风口浪尖退下来，于谦的事业进入平稳期，终于能喘口气儿的他第一反应是：爷要狠狠玩儿。有了经济基础的于谦奔大兴租下一处小院，建狗舍、搭鸽棚、挖鱼池，又八方奔走疯狂购买各种宠物，只为赶紧把笼舍装满。结果当时的于谦成了宠物市场最受欢迎的冤大头，他高价入的宠物多是些品相差毛病多的次品。看似越玩儿越大的摊子，走近一看却破烂不堪，根本拿不出手去，这玩儿法简直失了老北京人的体面。
在玩儿圈行家的指点下，于谦意识到，“玩儿，应该像书法、气功一样，是一种沉心静气、神游物外的自得其乐”，玩儿家于谦开始“产业升级转型”。
玩儿出一座动物园
在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型期间，于谦只要有空儿就向行家请教，四处拜访结交玩友，带着眼睛和耳朵去学习、去观察，不懂就问。既能长学问见识，还能交到朋友，这种一举两得的美事让于谦的玩儿得更加上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于谦的业务技能迅速提升，这次他挑宠物的眼光较之前“毒辣”很多，新的高品质宠物陆陆续续搬了进来，小院又热闹起来。之后因小院拆迁，于谦的宠物乐园迁至郊区一片六十多亩的土地上，这便是后来的“天静地华宠乐园”。据不完全统计，园子里的长住居民有一只绿孔雀、十多只猫、三十多条狗、五十多匹马、一百来只鸽子、两千多条锦鲤……于谦成了名副其实的动物园园长。
玩儿到这里，于谦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休闲娱乐场所，养一批自己喜爱的动物，在工作之余携妻带子、呼朋唤友至此，享受一份远离城市、亲近自然的快乐。但偌大的园子仅供友人亲眷赏玩，不营运不对外开放，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势必不能长久。经有先见之明的朋友点拨，再加上本人的考察研究，于谦办起了儿童马术俱乐部。
在于谦看来，现在的孩子“真是可怜透了”。平板电脑、手机取代了大自然、朋友，社会急剧发展带来的生存压力过早地压到孩子们身上，童年应有的天真烂漫被压制于无形。已经玩儿过不惑之年的于谦认为，童年最要紧的头等大事就是“玩儿”，会玩儿，才会学。借着马术俱乐部，让更多孩子来到户外，在与动物的互动中得到放松和愉悦，这让于谦玩儿得更有意义了。
出书也是玩儿
生活中很多人忽视了玩儿的重要性，认为玩儿是工作学习之余，一种可有可无的放松方式。对这种观点于谦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玩儿。为了说明白“玩儿”这回事，于谦利用工作和玩儿之余的闲暇，用手机敲出一本十三万字的随笔《玩儿》。
在书里，于谦详细记叙了自己的漫漫玩儿史，从刚上小学第一次花五毛钱买了两只粉眼儿，到后来建成天精地华宠乐园，从最初的仅追求品相好、模样端，到研究隐性显性遗传基因对后代的影响，从流于表面到潜心琢磨，一代玩主由此修炼而来。作为旁观者，看罢玩儿得风生水起的于谦，再反观自己的人生，不由要感叹一声：“这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生活是玩儿，说相声是玩儿，玩儿着长大的于谦也正在玩着慢慢变老。在玩儿这件事上，他也有资格说上两句了。“玩儿真不是小事……任何工作都应该是以兴趣为基础，只有会玩儿才能更好的工作”。但凡事亦有度，玩儿也如此。掌握好玩儿的度，它能让人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以更饱满的状态重新投入工作学习中去。拿捏不好这分寸则免不了被玩儿牵着走，沦为玩儿的阶下囚。
读《玩儿》一书，你随时可以感受到于谦在玩儿这事上的认真和坚持，在他的人生态度里，干掉无趣，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玩儿比天大。身为郭德纲口中的捧哏奇才，舞台上的于谦在相声段子里常常扮演逆来顺受的角色，而现实生活中的他碰到“玩儿”便瞬间起范儿，颇有点老北京爷的气质，讲究极了。
这世界上，“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为了不使我们的人生沦为单调的重复，找点有意思的事和无趣对抗显得尤为必要。如果你还在找寻，不妨和于谦学学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