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萨达姆的生死，民主党重掌国会众院后的美国对伊政策，更应该成为影响未来局势的风向标
　　
　　11月5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确认在1982年杜贾尔村屠杀案中犯下反人类罪，被伊拉克高等刑事法院（下称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根据伊拉克刑法，死刑惟一的执行方式就是绞刑。
　　除了萨达姆，参与当年屠杀案的其余七名被告中的两名也被处以死刑。至此，从2004年7月萨达姆首次被提堂，到2005年7月17日被正式起诉，再到2005年10月19日高等法院正式开始对其审讯，杜贾尔村一案在持续两年多，终于有了判决。
　　
　　生死的象征意义
　　
　　根据伊拉克临时政府去年10月9日颁布的伊拉克第十号法律，被告有权以“法律解释错误”、“适用程序错误”、“事实认定错误”等三项理由，向设在高等法院内的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如果上诉未能改变判决结果，对萨达姆的行刑将在其后的30天执行。
　　即便萨达姆得以奇迹般地逃过这一劫，后面还有无数罪名和审判等待着他。
　　就在上述判决宣布后第三天，他再次出现在被告席上，罪名是在1988年，与另外六名被告在代号为“安法勒”的长达六个月的种族清洗中，屠杀了5万名库尔德人。如果萨达姆再次被定罪、判处死刑，如何取得两案结果的协调，以及死刑本身所引发的巨大争议，都必然令萨达姆再次成为注目焦点。
　　这早已不只是一个前独裁者的罪与罚的问题——近有愈演愈烈的伊拉克国内教派种族流血冲突，反美武装与伊拉克政府军和美军的激战；远有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影响，乃至伊拉克局势对美国提出的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象征意义——这一切，都使萨达姆生死的意义不再单纯。
　　自萨达姆2003年12月被美军活捉后，将他推上被告席，就被提上伊拉克自治政府和联军驻伊临时权力机构的日程。当时争论的焦点是：采用设立国际临时法庭，以国际法为审理依据，还是由伊拉克人自己根据其国内法来审理——最终的决定是后者；其意义，正如美国芝加哥德宝大学（DePaul University）法学教授谢里夫·巴斯奥尼（Cherif Bassiouni）所指出，在伊拉克国内审判萨达姆将帮助伊拉克推进法治的目标。
　　为此，伊拉克政府与联军机构建立审讯萨达姆的伊拉克特别法庭。但是，法庭的合法性因其与国外占领军的关系而遭到质疑。在联军机构于2004年将权力移交给伊临时政府后，后者专门颁布伊第十号法律，成立针对萨达姆的高等法院，取代上述特别法庭。高等法院的责任，仅限于审理萨达姆政权犯下的“屠杀”、“反人类”、“战争罪”等罪行；时间则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开始掌权的1968年7月17日，到美军宣布对伊战争主要战斗结束的2003年5月1日止。
　　
　　翻盘机会微乎其微
　　
　　随着今年6月控方提出将萨达姆处以死刑的要求，围绕着萨达姆是否应被处死的争议，便一直持续至今。其最大的争议在于，为审讯萨达姆而“量身定制”的第十号法律尽管提及反人类罪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但没有相应制定惩罚措施。而根据伊拉克以往的刑法，所有罪名都应有相应的惩处条款。
　　第十号法律明确规定了构成反人类罪的具体形式，比如谋杀、强奸以及奴役——这些行为在伊拉克刑法中都构成犯罪；而且，第十号法律第24条规定，高等法院可以根据刑法给予犯罪人相应的惩罚。伊拉克立法机构也将反人类罪置于刑法第85条适用的范围，该条款包括死刑。
　　另一个围绕执行死刑的争议，在于法律追溯原则。“反人类罪”的罪名，最初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权力机构于2003年10月颁布法令引入伊拉克的。尽管联军法令后来被伊拉克第十号法律所取代，但反人类罪的罪名继续存在。
　　然而，杜贾尔村惨案发生的日期是1982年，从法理学的角度讲，惩罚某种犯罪行为，不应适用于在该法律颁布前已犯下的罪行；简言之，即为“不能用新法判旧罪”。包括2005年10月通过的伊拉克宪法、《国际民权与政治权力公约》、《万国人权宣言》等国内国际法规，遵循不溯及既往原则。
　　尽管在程序正义方面，对萨达姆的死刑判决漏洞层出，但萨达姆及其政权犯下的罪行为世人所共睹；在事实认定方面，萨达姆几乎没有可以辩驳的机会。外界估计，萨达姆通过上诉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
　　控方最初之所以选择从最容易取证、同时罪名也属“最轻”的“杜贾尔村案”入手，原因是控方借鉴了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的经验。在前南法庭指控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过程中，检方同时提起多项指控，导致最后法庭程序陷入僵局。
　　不过，随着萨达姆在“杜贾尔村案”中被判以死刑，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对萨达姆的其他更严重的指控被认定成立，又将如何在判决中体现？或许，这只是一个法律专家才感兴趣的话题了。
　　
　　未来局势的风向标
　　
　　一旦萨达姆被处死，可能令当今已经不断恶化的伊拉克内战更加不可收拾。在刚刚过去的10月，伊拉克就有1170名平民死亡，成为自2005年5月以来伊拉克最血腥的一个月。同时，截至10月底，至少有2814名美军死于伊拉克战场。
　　这一切，不仅使人们对什叶派的马利基政府控制局面、稳定局势的能力产生怀疑，也令伊拉克战争成为美国中期选举选民最关注的问题。在11月7日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高度巧合”的萨达姆死刑判决也没能为共和党挽回败局。民主党一雪12年前的耻辱，重新夺回国会两院多数和州长席位的多数。
　　11月8日，布什政府中的“鹰派”代表人物、伊拉克战争的“总导演”、历经多次政治危机但“屹立不倒”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终于引咎辞职；其下台最直接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伊拉克战争经济和人员成本估计严重不足，对战后重建和恢复策略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由此可见，反思伊拉克战争的浪潮对美国国内政治的震动之深。
　　不过，随着伊拉克宪政架构已具雏形，萨达姆本身已经成为过去时。现在的伊拉克内战，更多是基于对驻伊外国军队的不满、伊拉克在萨达姆时期积蓄已久的种族教派矛盾的爆发、伊安全部队改造的缓慢，以及中央政府在团结国家方面的无力。因此，萨达姆的死刑对伊拉克局势的真实影响并不会太大。
　　美国总统布什所谓“萨达姆被判死刑将成为伊拉克历史里程碑”的说法，亦显得太过乐观。许多观察家指出，伊拉克的“里程碑事件”已经多次发生，但事实证明局势并未好转。不解决导致武装冲突的根本问题，伊拉克当前的乱局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萨达姆被判死刑，也许更应该被解读为历史一幕的结束，而非伊拉克新篇章的开始。
　　随着美国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该党将会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进行一番彻底的评估。届时，诸如设定美军撤退的时间表，对驻伊美军进行再部署以加强伊安全部队自身实力、推行伊拉克地方自治等多种民主党方案，就会逐一得到检阅。相比萨达姆的生死，美国对伊政策更应该成为影响伊未来局势走向的风向标。■
　　
　　本刊实习研究员宋凯琳、谢志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