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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蔡元培和森有礼是分别对中、日的学术自由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家。本文对他们的学术自由观进行比较，并且分析两者存在差异的原因，以期对当时两国在引进学术自由差异的根源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 蔡元培 森有礼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蔡元培和森有礼的学术自由观是近代中日教育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自由观。虽然现有的文献曾对两者的学术自由观进行单独论述，但是对两者的学术自由观的差异进行比较与探源的研究却尚未起步。
一、蔡元培与森有礼学术自由观差异比较
1.两者对学术自由的限度看法不同——无限与有限
我们以是否受任何外在干预和约束为依据，可将学术自由划分为无限的学术自由和有限的学术自由。所谓无限的学术自由，是指不受任何外在干预和约束而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所谓有限的学术自由则是指从事学术活动时受到一定程度的外在干预和约束的自由。［1］
蔡元培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正是这种无限度的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他还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就让其并存。”［4］因此，即使是政治信仰不同，也可以聘用。这也正体现其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是一种不受任何外在干预和约束的自由，即使是政治，也不例外。他所推崇的正是这种绝对的自由。他认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5］也正是他这种不问学术派别与政治的态度，所以当时的北京大学出现了新旧学派共处一校，新旧学派竞相争鸣和学术文化交流碰撞的局面。为了保障学术自由，他在北京大学倡导教育独立、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作为制度保障。
而森有礼则认为，学术自由应该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他认为：“无论大学的学问有多么高尚，那也不能无拘无束地自由。”［6］也就是说，学术自由并不是一种无拘无束地自由，而是一种受到一定程度约束下的自由，即有限的自由。他认为，这种约束就是国家权力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他还说，从与国家权力对峙的意义上追求学术自由是不可行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将会有可怕的后果，“学者均弃官途，把政府委托给那些不学无术的人。”［7］
2.两者学术自由观的视角——人文主义与国家主义
蔡元培主要从人文主义的视角论述学术自由。人文主义重视人的价值、思想自由、个性发展。因而，他尊重教师个体教学自由和学生个人的学习自由。蔡元培认为，学者应该有个人教学自由的权利。“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只要不违背于以下主张为界限，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8］学者也有研究的自由，学者应为学术而学术，政党等外部力量不能干涉。这正体现人文主义重视教师的个人价值，教师思想自由。也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非功利性。他设立研究所，为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而对于学生，有学习的自由，即学生有自由选课的自由。他认为，“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9］让学生自由选课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这正体现其人文主义的视角，重视个性发展。
而森有礼主要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论述学术自由的。国家主义的本质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因而，从国家主义出发，他认为，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而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学术自由，必然是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的学术自由。也就是说，国家利益高于学术自由。因此，他说：“当遇到为学术还是为国家时，务必把国家放在优先地位而给以高度重视。”［10］这正体现了他的国家主义，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国家的优先地位。为了进一步说明国家与学术自由的关系，他指出，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一切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国家的自由研究。他反对那些只为学术而进行研究的做法。他认为，这样的学术研究对国家毫无意义，不能达到“为了国家而研究学术的目的。”［11］
3.两者学术自由观的实现途径不同——个人与国家
蔡元培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力量来实现学术自由，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实验。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上。而森有礼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实现的。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阐述其学术自由观，并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强制实行。主要表现在《帝国大学令》及一系列有关帝国大学的法律规定上。
二、蔡元培与森有礼学术自由观差异探源
1.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
蔡元培的学术自由观的诞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这时期的中国，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几次短暂的复辟，国家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有频繁的争斗，军阀混战。整个中华民族的危难达到空前的境地。此时，具有强烈救国意识的他，希望通过在北京大学推行学术自由，以便达到救国这一根本目的。他认为，学术自由有利于思想繁荣和文化兴盛，进而有利于社会革新，从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再加上他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对学术在德国的崇高地位及学术自由如何成就德国的高等教育，从而挽救德国的事实有所了解。自此以后就更加坚信学术自由的力量。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上站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站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10］因此，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推行改革时，也倡导学术自由。
而森有礼提出学术自由观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已经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此时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教育改革这一总体目标进行的。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希望通过它们来改革日本的教育，使其尽快走向近代化。而在当时的高等教育，德国模式是最为先进的，柏林大学代表了现代大学的潮流。也因为，其被德国视为民族力量的体现和国家强盛的支柱。正是如此，森有礼希望移植德国大学模式，改革东京大学，使日本的高等教育尽快提高办学水平，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培养所需人才，使日本尽快强大。而德国大学的重要办学理念是学术自由，因此，森有礼也倡导学术自由。但是，与此同时，森有礼也接受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他认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胜，成为强大的帝国，是由于德国奉行国家主义的缘故。日本也可效仿德国，以便成为强大的帝国。再加上当时日本复杂的政治局面，社会上各种思潮复杂。因而，有必要实行有限的学术自由，避免国家政局不稳定。因此，森有礼把它的国家主义思想与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办学理念结合在一起，以致其学术自由观带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他认为，学术自由是在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学术自由（有限度的学术自由）。在森有礼看来，学术自由与国家的发展并不矛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当时国家的根本任务在于实现现代化。而学术自由的动力，正是为了国家，即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但后来，随着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其学术自由观也发生转变，成为国家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 2.个人经历
蔡元培学术自由观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早年受中国文化影响。他在中国接受完整的旧式教育，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受到中庸之道的影响，坚信学术派别的相对性，不片面地支持拥护某一种学说，不盲目排斥某一种与众不同的学说。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即允许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存在，相互争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庸之道的运用。其根源是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在其留学德国期间。他于1907到德国留学，先后到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学习。当时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办学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他体会到德国的学术是何等自由及学术自由如何使德国快速强大，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回国后，也倡导学术自由。希望借助学术的力量达到救国的目的。
森有礼在美国留学时，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回国后，于1873年，在日本成立“明六社”，促进学术自由的研究。在德国留学期间，体会到德国大学自由学术的力量。他认为，德国能摆脱民族危机，与其重视学术研究，有很大关系。因此，回来后，在日本也倡导学术自由。希望通过学术自由，成就日本的高等教育，从而成就日本。
3.教育哲学不同
蔡元培的教育哲学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无论在其有关教师教学自由的相关论述，还是在其有关学生学习自由的相关论述，他总是体现其重视教师和学生的个人价值，始终做到以教师为本和以学生为本。而森有礼的教育哲学是国家主义。作为国家主义者的森有礼始终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只要与国家利益有冲突，就必须放弃，一切以国家为重。因此，虽森有礼也主张学术自由，但当学术自由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学术自由也必须放弃。
参考文献：
［1］高军.学术自由的类型划分及其意义［J］.高教探索，2007，（2）：13.
［2］［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221.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470.
［5］关松林.森有礼高等教育思想述评［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1）：38.
［6］永井道雄.近代化与教育［M］.王振宇，张葆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85.
［7］李永连.日本的大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21.
［8］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N］.公言报，1919-4-1（1）.
［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93.
［10］崛松武一.日本近代教育史［M］.日本：新荣堂，1963：145，47.
［1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5：210.
关键词： 蔡元培 森有礼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蔡元培和森有礼的学术自由观是近代中日教育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自由观。虽然现有的文献曾对两者的学术自由观进行单独论述，但是对两者的学术自由观的差异进行比较与探源的研究却尚未起步。
一、蔡元培与森有礼学术自由观差异比较
1.两者对学术自由的限度看法不同——无限与有限
我们以是否受任何外在干预和约束为依据，可将学术自由划分为无限的学术自由和有限的学术自由。所谓无限的学术自由，是指不受任何外在干预和约束而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所谓有限的学术自由则是指从事学术活动时受到一定程度的外在干预和约束的自由。［1］
蔡元培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正是这种无限度的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他还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就让其并存。”［4］因此，即使是政治信仰不同，也可以聘用。这也正体现其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是一种不受任何外在干预和约束的自由，即使是政治，也不例外。他所推崇的正是这种绝对的自由。他认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5］也正是他这种不问学术派别与政治的态度，所以当时的北京大学出现了新旧学派共处一校，新旧学派竞相争鸣和学术文化交流碰撞的局面。为了保障学术自由，他在北京大学倡导教育独立、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作为制度保障。
而森有礼则认为，学术自由应该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他认为：“无论大学的学问有多么高尚，那也不能无拘无束地自由。”［6］也就是说，学术自由并不是一种无拘无束地自由，而是一种受到一定程度约束下的自由，即有限的自由。他认为，这种约束就是国家权力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他还说，从与国家权力对峙的意义上追求学术自由是不可行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将会有可怕的后果，“学者均弃官途，把政府委托给那些不学无术的人。”［7］
2.两者学术自由观的视角——人文主义与国家主义
蔡元培主要从人文主义的视角论述学术自由。人文主义重视人的价值、思想自由、个性发展。因而，他尊重教师个体教学自由和学生个人的学习自由。蔡元培认为，学者应该有个人教学自由的权利。“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只要不违背于以下主张为界限，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8］学者也有研究的自由，学者应为学术而学术，政党等外部力量不能干涉。这正体现人文主义重视教师的个人价值，教师思想自由。也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非功利性。他设立研究所，为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而对于学生，有学习的自由，即学生有自由选课的自由。他认为，“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9］让学生自由选课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这正体现其人文主义的视角，重视个性发展。
而森有礼主要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论述学术自由的。国家主义的本质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因而，从国家主义出发，他认为，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而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学术自由，必然是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的学术自由。也就是说，国家利益高于学术自由。因此，他说：“当遇到为学术还是为国家时，务必把国家放在优先地位而给以高度重视。”［10］这正体现了他的国家主义，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国家的优先地位。为了进一步说明国家与学术自由的关系，他指出，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一切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国家的自由研究。他反对那些只为学术而进行研究的做法。他认为，这样的学术研究对国家毫无意义，不能达到“为了国家而研究学术的目的。”［11］
3.两者学术自由观的实现途径不同——个人与国家
蔡元培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力量来实现学术自由，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实验。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上。而森有礼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实现的。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阐述其学术自由观，并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强制实行。主要表现在《帝国大学令》及一系列有关帝国大学的法律规定上。
二、蔡元培与森有礼学术自由观差异探源
1.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
蔡元培的学术自由观的诞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这时期的中国，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几次短暂的复辟，国家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有频繁的争斗，军阀混战。整个中华民族的危难达到空前的境地。此时，具有强烈救国意识的他，希望通过在北京大学推行学术自由，以便达到救国这一根本目的。他认为，学术自由有利于思想繁荣和文化兴盛，进而有利于社会革新，从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再加上他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对学术在德国的崇高地位及学术自由如何成就德国的高等教育，从而挽救德国的事实有所了解。自此以后就更加坚信学术自由的力量。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上站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站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10］因此，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推行改革时，也倡导学术自由。
而森有礼提出学术自由观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已经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此时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教育改革这一总体目标进行的。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希望通过它们来改革日本的教育，使其尽快走向近代化。而在当时的高等教育，德国模式是最为先进的，柏林大学代表了现代大学的潮流。也因为，其被德国视为民族力量的体现和国家强盛的支柱。正是如此，森有礼希望移植德国大学模式，改革东京大学，使日本的高等教育尽快提高办学水平，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培养所需人才，使日本尽快强大。而德国大学的重要办学理念是学术自由，因此，森有礼也倡导学术自由。但是，与此同时，森有礼也接受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他认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胜，成为强大的帝国，是由于德国奉行国家主义的缘故。日本也可效仿德国，以便成为强大的帝国。再加上当时日本复杂的政治局面，社会上各种思潮复杂。因而，有必要实行有限的学术自由，避免国家政局不稳定。因此，森有礼把它的国家主义思想与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办学理念结合在一起，以致其学术自由观带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他认为，学术自由是在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学术自由（有限度的学术自由）。在森有礼看来，学术自由与国家的发展并不矛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当时国家的根本任务在于实现现代化。而学术自由的动力，正是为了国家，即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但后来，随着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其学术自由观也发生转变，成为国家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 2.个人经历
蔡元培学术自由观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早年受中国文化影响。他在中国接受完整的旧式教育，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受到中庸之道的影响，坚信学术派别的相对性，不片面地支持拥护某一种学说，不盲目排斥某一种与众不同的学说。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即允许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存在，相互争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庸之道的运用。其根源是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在其留学德国期间。他于1907到德国留学，先后到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学习。当时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办学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他体会到德国的学术是何等自由及学术自由如何使德国快速强大，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回国后，也倡导学术自由。希望借助学术的力量达到救国的目的。
森有礼在美国留学时，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回国后，于1873年，在日本成立“明六社”，促进学术自由的研究。在德国留学期间，体会到德国大学自由学术的力量。他认为，德国能摆脱民族危机，与其重视学术研究，有很大关系。因此，回来后，在日本也倡导学术自由。希望通过学术自由，成就日本的高等教育，从而成就日本。
3.教育哲学不同
蔡元培的教育哲学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无论在其有关教师教学自由的相关论述，还是在其有关学生学习自由的相关论述，他总是体现其重视教师和学生的个人价值，始终做到以教师为本和以学生为本。而森有礼的教育哲学是国家主义。作为国家主义者的森有礼始终认为，国家的利益至上，只要与国家利益有冲突，就必须放弃，一切以国家为重。因此，虽森有礼也主张学术自由，但当学术自由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学术自由也必须放弃。
参考文献：
［1］高军.学术自由的类型划分及其意义［J］.高教探索，2007，（2）：13.
［2］［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221.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470.
［5］关松林.森有礼高等教育思想述评［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1）：38.
［6］永井道雄.近代化与教育［M］.王振宇，张葆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85.
［7］李永连.日本的大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21.
［8］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N］.公言报，1919-4-1（1）.
［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93.
［10］崛松武一.日本近代教育史［M］.日本：新荣堂，1963：145，47.
［1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