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也要做做“思想工作”
　　
　　云南是中国西南的边境省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中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在这期间,周恩来仍是日理万机,来自北京的电报、电话仍日夜不断。为了消除疲劳,周恩来和陈毅有时也忙里偷闲,找机会让自己轻松一下。周恩来喜欢喝酒,但绝不多喝,吃饭时喝两三杯茅台就不再喝了。他也喜欢跳交谊舞,看文艺节目。跳舞时他边跳边和舞伴聊天,从中了解到不少普通干部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和具体困难。休息时,他又抓紧时间和省里的领导干部谈问题。舞场成了他的又一个办公室。
　　周恩来喜欢唱革命歌曲。《歌唱二郎山》、《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等许多歌曲他都会唱。有一次,周恩来来昆明时,电影《洪湖赤卫队》刚上映不久,可他已经会唱《洪湖水,浪打浪》和《手拿碟儿敲起来》这两首插曲了。舞会上,只要文工团团员们演唱的歌他会唱,他就要走上去,边双手击拍边和他们一起唱。每到此时,全场总是欢呼雀跃,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周恩来礼貌待人,与人握手时,总是两眼注视着对方,以示真诚和对对方的尊重。无论谁为他办了什么事,即便是服务员为他送来茶水,他都要轻轻说声“谢谢”。每次舞会,他都要主动邀请参加舞会的每一位女同志跳舞,从不遗漏谁。有时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在奏最后几支舞曲时,一支舞曲他要先后邀请四五人跳。
　　当周恩来与一些官员夫人跳舞时,除了了解情况,有时还要通过跳舞和对方交谈,做做“思想工作”。周恩来、陈毅访问亚非欧14国回来之后,那天晚上有舞会。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的夫人朱霖进去刚坐下,周恩来就朝她走来,第一个邀请她跳舞。朱霖有心事,步子有点乱。周恩来感到奇怪,就看了她一眼。朱霖对周恩来说:“总理,怎么又让我们出去?”朱霖和黄镇大使已在匈牙利、印尼等国呆了多年,刚在国内呆了还不到三年,又要到法国去,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都成了问题,朱霖有些想不通。外交部长陈毅也舍不得黄镇离开自己。陈毅曾打算去向周恩来说情,将黄镇留下。但陈毅走到半路又停了下来,说:“哎呀,我可是在总理面前表了态,说舍得……”想了想,还是朝前走:“不管它,我们权当是总理的参谋,参谋还有三次建议权呢。”但这次周恩来不同意陈毅的请求:“已确定的事不要变了。”黄镇还是要带朱霖去刚同中国建交的法国任大使。
　　周恩来边和朱霖跳舞边和她交谈,并说:“外交人员嘛,应该四海为家,‘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我不想出去了。”朱霖说。
　　周恩来不再说话,眼睛望着空空的地方。
　　朱霖心想:不好,总理不理我了。第一支曲子结束,周恩来把朱霖送回原位,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朱霖赶忙说:“好,我就听总理的话,当大使夫人去。”
　　周恩来顿时咯咯地笑了。
　　
　　工作之外,尽显常人常态
　　
　　陈毅坦荡直率,潇洒幽默,不拘小节,不讲客套,他的轶事、趣事很多。他是四川人,对川菜自然情有独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家的四川籍厨师做得一手好川菜,特别是腌腊肉,是绝活。周恩来、陈毅去阎家吃过一顿饭后,陈毅赞不绝口。以后他再到昆明,只要阎红彦没有发出邀请,他就会说:“阎红彦,明天我去你家看你。”阎红彦当然能领会这句话的潜台词,赶忙让夫人安排,并且每次都让秦基伟作陪。这种家庭宴请其实很简单,就吃点腊肉、腊口条、腊耳朵等腊味和三四个四川家常菜。因为合口味,陈毅每次都吃得很高兴。
　　周恩来、陈毅也到秦基伟家里吃过一顿饭。那是1964年春天,朝鲜人民军一位高级领导人来昆明养病,军委责成秦基伟负责接待。不久,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路经昆明。他们去看望了朝鲜客人后提出要请他吃顿饭,并决定由秦出面设家宴,他们两位出席,这样气氛显得更亲切些。这样的宴会非同寻常,秦基伟全家自然认真准备,不想宴席上最受陈毅称赞的菜肴竟是按秦基伟湖北老家的口味做的农家菜肉丁汤。
　　陈毅爱看戏。有一回到昆明,在舞会上他咬着秦基伟的耳边嘀咕:“老兄,你不要光让我们跳舞,给我演两出小戏嘛!”秦基伟问:“老总,你爱看什么戏呢?”陈毅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秦基伟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陈毅是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文革”前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被改得不伦不类,很杀风景。而且,演一些传统戏是要担风险的。后来秦基伟同阎红彦商量,大着胆子安排了三个折子戏,一折新戏做掩护,两折老戏走过场,陈毅比较满意。
　　因为接待任务,昆明军区的领导逐渐与周恩来、陈毅熟悉了,从开始的拘谨变得随意多了。有一次,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前夕,周恩来问负责飞行指挥的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即后来的昆明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懋功同志,你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能起飞吗?”刘懋功说:“明天是晴天,没有问题。”陈毅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说:“天这么阴,明天会下雨吗?”刘懋功说:“不会!”刘懋功拿着气象图按气象学的理论向他们作了分析,并介绍了云南气候的特点,说明自己的依据。第二天果然万里无云,蓝天如洗。周恩来和陈毅高兴地说:“好天气!你说的不错。”
　　在工作之外,陈毅经常说话口无遮拦,海阔天空。1963年12月,他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出国前在昆明停留。刘懋功去汇报专机准备情况时,他问道:“刘懋功,我如果从空中掉下来,你是否知道?”刘懋功连忙说:“陈老总,您不敢这样说!”陈毅坦然地笑道:“那有什么关系,咱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你说说你能不能知道。”刘说当然知道,并告诉他:“我们这里有一个全国唯一的对空大功率电台,哪怕飞机停在巴黎机场,也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联络。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定向仪随时测出飞机的飞行方位和距离。”陈毅高兴起来:“噢,很先进呦!”第二天,刘懋功去送行握别时,陈毅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
　　陈毅从肯尼亚返回昆明后,接着要随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下飞机后,他要刘懋功陪他一起散步。走到停放里-2飞机的位置旁,他指着里-2飞机说:“明天我去一趟西双版纳,就坐这架飞机,你不要向空军报告。”刘懋功一听吓了一跳。送陈毅到宾馆后,刘懋功越想越不安:里-2型飞机比较陈旧,比较小,性能也差一些,送陈毅太冒险了。他立即向空军汇报了情况。值班的副参谋长告诉他,送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回四川的一架伊尔-14飞机(当时空军最好的客机)正在成都,可以马上命令该机飞往昆明,供陈毅使用。飞机到后,刘懋功立即带上专机保障组人员连夜检查保养,确保没有问题了,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陈毅来到机场,见是一架大飞机,惊奇地问刘:“怎么,你向北京报告了?”刘懋功说:“陈老总,我要对您负责,空军也要对您负责呀!”
　　陈毅从西双版纳回到思茅时,思茅地委的同志请他给当地干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当陈毅讲到一半时,秘书上了讲台,伏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周总理的飞机已经从上海起飞,下午就要到昆明了。据报告,明天天气不好,不能飞。咱们是不是马上回去?”陈毅点了点头,对听报告的同志鞠了个躬,说:“实在对不起大家!我有个急事,马上得回昆明,话讲不完了。下次来思茅,我一定补上!”半个多小时后就回到了昆明。
　　在这回程的半个小时中,陈毅不是“坐”飞机,而是站在驾驶舱里看飞行员驾驶,津津有味地向副驾驶请教一些飞行中的问题。飞机降落后,陈毅走下舷梯,刘懋功看到两名机组人员从机舱里抬下一个铁丝笼子,里面装着一条大蟒蛇,就批评他们说:“陈老总在飞机上,你们怎么敢放这种东西?”机组人员说:“这是西双版纳州公安处同志送给陈老总的。”刘懋功见陈毅没有吭声,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快吃午饭的时候,昆明军区的一位副参谋长给刘懋功打电话,让他到军区招待所去吃蛇肉。刘说他不吃那东西,就不去了吧。过了一会儿,那位同志又打来电话说:“不行,陈老总说了,你一定要来!”刘懋功只好去了。周恩来和军区领导都在那里吃饭。蛇很大,所以做了几样菜,有清炖的,有红烧的。陈毅又吃肉又喝汤,嘴里啧啧称赞说:“好吃好吃,真鲜!”还用筷子夹了两块,放到刘懋功碗里,硬让他吃,他只好尝了一点。陈毅问:“味道怎么样?好吃吧?”刘懋功是北方人,本无吃蛇肉的习惯,但面对热情满面的陈毅,只好说:“要不是你下命令,我是绝对不吃的!”陈毅听了哈哈大笑。
　　
　　坦对婚恋,“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
　　
　　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回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休息,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2点才回去。张茜生气了,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这时,忽然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蔚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旁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张茜也马上理解了周恩来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
　　在昆明,周恩来透露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茗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茗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茗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
　　张若茗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的早期战友。
　　1919年,周恩来他们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张若茗当时19岁,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茗,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茗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茗,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张若茗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平,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1955年4月我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茗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时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茗。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茗姐好。张若茗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20世纪50年代末,张若茗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甘心自己成为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茗最后投水自杀。“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茗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去世20多年了。
　　共度难关,“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
　　1961年1月2日,周恩来率400多人的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友好代表团。陈毅和夫人随行。9日,陈毅到机场欢送先行回国的周恩来。
　　飞机仍在昆明停留。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相当艰苦。周恩来住进了招待所。看到周恩来比较劳累,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想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但都被他制止了。周恩来一再叮嘱秦基伟,不要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