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夏之交,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长王重山给我交代任务,陪同总行印制管理局来的两位专家去太原郊区的阳曲县。当时我不知道干什么,到了阳曲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找马文蔚,对第二套人民币行名“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的书写者进行考证。我有幸目睹这历史性的一幕。
　　我们和阳曲县支行行长薄文秀接上头,然后一起前往马文蔚家。我记得当时的道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马文蔚住在阳典县黄寨镇黄寨村一间古朴、陈旧的窑洞型瓦房里。走进黑暗、狭窄的破旧屋洞,只见一个老人头发花白,身体瘦俏,白须垂长,乍一看,很像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左手搭在一位乡间患者的手腕上把脉,同我们打招呼后,继续给患者做完诊断,开了方子。
　　我们将来意说明后,支行领导说,总行的同志想同你坐坐,咱们去县里吧。县支行会议室,马文蔚,薄文秀,总行专家陈明光、张作栋、我,还有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参加了座谈。
　　总行的同志请马文蔚就当时书写“中国人民银行”六字一事进行叙述,他对此事进行了回顾。
　　50年代初,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我的办公室在南汉宸行长对门。一天,南行长拿着一支很漂亮的毛笔,对我说:文蔚,这支笔怎么样?
　　我仔细看了看,说:挺好,宫廷的。
　　他说:对,是故宫的。写几个字吧。
　　写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元角分,壹贰叁伍拾,个十百千万等。
　　当时我用的虎皮宣纸有红、绿、黄等不同颜色,上面有白点。我把纸裁成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写了几遍,回家继续写,上班后把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交给了南行长……当时不知道南行长的用意。
　　后来,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了,看到票面上的字体,这才明白了南行长当时的意图。但是,我始终没有向别人提起过。
　　说到这里,总行专家提出请马文蔚写“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并且说“我给你带了笔”。而马文蔚随手拿出自己带的一支秃毛笔,手臂回勾书写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虽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沧桑,虽然手有些颤抖,但是书法功底不减当年,从字迹的“神韵”看,与第二套人民币的六个字一脉相承,惟妙惟肖,多么逼真的画幅啊。接着,总行专家又让他写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字样,不过不是繁体字,而是简化字。
　　然后,总行专家拿出一个墨绿色的纸卷,看上去像防潮纸,这时大家的目光立刻聚焦这个纸卷——纸卷慢慢展开,“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分别写在不同颜色、大小不等的方块宣纸上,多种色彩,斑谰而雄劲;隶书为主体,魏碑、楷书的神韵兼而有之,饱满而隽秀。
　　“太漂亮了!”有人惊叹道。
　　总行专家将字样交到马老手里,老人家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来,激动地连声说:“是,是,是的。”这,就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档案室保存了三十多年的马文蔚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原作。
　　第二套人民币行名“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书写者之谜终于揭开了。
　　专家随即问马老,总行正在设计第四套人民币,票面上是否继续用这六个字。马老回答说,其实这六个字应该归功于南汉宸行长,因为是他委托工作人员书写、最后由他亲自遴选、敲定的。
　　所以,马老表示,书写者应该是南行长,而不是我马文蔚,我不过是奉命参与而已。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应该考虑,这六个字已经得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认可,作为人民币,字体最好不要改。
　　座谈结束,在场的人纷纷同马老合影留念。
　　这就是认证核实过程。
　　2007年,我们采访了当年来山西认证马老的总行印制总公司(原印制管理局)专家陈明光。1983年总行派遣陈明光、张作栋来山西进行认证与核实,陈明光是印制总公司美工专家,他给我们道出了来山西认证书法者的原委。
　　陈老介绍,20世纪80年代初,总行准备设计、发行第四套人民币。有些领导提出,现在提倡使用简化字,而人民币上的字是繁体字,是否换换字体?这时,总行领导胡景沄收到一封署名“马文蔚”的来信,说山西一个报纸上发表过一个观点,宣称山西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民间书法家众多,冀朝鼎也是书法家,第二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是他写的,这种观点不对。书法者系何人,在何时何种情况下所为,我清楚。信上附有联系地址。总行领导认为有必要认证书写者,指示印制管理局到山西调查、认证此事。
　　针对第四套人民币是否使用马文蔚书写的字这个问题,总行领导曾建议让中国书法协会提意见。中国书法协会的答复是,这几个字功底很深,况且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了根。鉴于认证的结果和中国书法协会的答复,总行决定继续使用这六个字。在第四套人民币发行时将“國”和“銀”的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了。“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汉隶、魏碑、楷体的风各兼有,柔中带刚,秀丽含锋,颇具特色,确实是中国墨宝。而且,货币上使用书法,在当前世界上也凤毛麟角。
　　认证书写者之后,根据总行指示,山西省分行安排市、县支行为马老改善了住宿条件,他从山沟里的旧家迁居到城里的独院新宅,他的女儿也调到银行工作。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