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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密切相关，二者之间的对话质量直接影响产教融合成效，对话机制是实现产教融合的前提。二者的对话是“我—你”与“我—它”的对话关系并存，具有多方协作、动态平衡的互动模式。松散的合作关系、服务能力差异、保障机制缺位增加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从对话类型、互动模式、影响因素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与互动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紧密产教关系，提高对话深度;完善保障机制，明确权利义务;融合多种媒介，拓展对话渠道。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产业;对话机制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重点课题“产业集群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B-b/2020/03/44）
作者简介：杨丽波，女，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创意学院教授，东北石油大学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07-0058-06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密切相关，二者之间的对话质量直接影响产教融合成效，产教关系也是国家出台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2019年出台的《国家产教融合适应性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更加凸显了产教融合、产教对接在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机制有助于提升产教融合的质量，有助于“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1]。
一、对话机制的内涵
对话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一项基本诉求”[2]，是“协调社会关系、协商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3]。这意味着，对话覆盖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机制”（mechanism）原意为工具、机械。机制是从机器与制动这两个术语中各取一字构成的，解释为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机制”既涵盖协调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之意，又赋有运行方式之意。对话机制并不简单意味着“对话”+“机制”，对话机制不仅涉及交流与表达，而且经常与利益相关，涉及商谈、商议等对话形式。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是两个利益集团，二者利益相关，二者间的对话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具体表现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对话。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机制可以界定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博弈、表达诉求的方式。”对话机制是确保高质量动态对话的关键，是保障对话渠道畅通的手段。
二、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的意义
（一）对话机制是实现产教融合、产教对接的前提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利益平衡点，建立互利共赢、共为共存的合作关系。高等职业院校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执行者，其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员工培训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场地、管理等方面为促进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管理思想、社会适应性向高端发展提供支持。但是，二者之间如何融合、如何对接、如何清晰相互所需，需要通过对话来确定，对话是产教融合、产教对接的前提。
（二）对话机制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表达诉求的保障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会受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可能相互一致，也可能发生冲突”[4]。产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者，二者的利益紧密相关，诉求既相近与互利，也存在差异与冲突。如何增加互利，减少利益冲突，增加相互理解，是产学合作的关键。因此，依据一定的原则与契约，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需要建立对话机制，便于畅通交流渠道，为双方搭建表达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媒介。
（三）对话机制是促进产教融合政策制定的推力
在产教关系中，高等职业院校相较产业，合作的主动性更强。密切产教关系，仅依靠校方的努力难于实现。对话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支持与协调，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激励与引导，需要行业协会的穿针引线、沟通协调。对话机制的建立，能够使多方按照一定的程序、原则进行对话，共同推动产教融合。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求技术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已成为各领域发展的核心词汇。人力资本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企业需要依据业务范围、产业布局、组织框架吸纳优秀人才[5]。“创新”同样是高等职业院校培养人才所追求的重要目标，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培养方面与企业同行。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关系剖析
（一）对话类型：“我—你”与“我—它”的对话关系并存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关系可以借鉴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对话理论，他的理论主要围绕“我—你”与“我—它”关系。“我—它”关系是依据价值和作用，并非是真正的对话关系。而“我—你”的关系是真正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基于工具目的，而是双向的关系[2]。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既存在交互性、相遇性，也存在工具性与价值性，这意味着二者之间“我—你”与“我—它”的对话关系并存。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关系是理想的“我—你”关系与工具的“我—它”关系并存，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互利互惠。知识、技术、人才使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相遇，资本、利润、价值使二者的交互具有工具性。在交互中，知识、技术、人才也具有资本属性、工具性。在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难以去除工具性，没有工具性的对话，很容易变成“独白”。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既要彼此分享，又要参与彼此。 （二）互动模式：多方协作，动态平衡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互动关系呈多方协作、动态平衡的特点，二者互动模型如图1所示。
高等职业院校的布局与规模、专业设置、专利与服务、人力资本与产业的布局、集群、结构升级、人才配置互为联动、互为影响。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只有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培养人才、共享人才，知识与技术才能在二者之间相互转移。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向产业输出专利发明，进行成果转化，可以为产业提供技术服务，也可以为产业量身打造所需要的人才，提供优质人力资本。同样，产业要积极参与高等职业院校办学。产业布局、产业集聚会产生品牌效应，会对高等职业院校培养人才、专业设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知名度、学生就业质量[6]。例如，江苏省常州市由工业重镇向“智造名城”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其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型，高等职业院校的布局、办学规模、专业设置也紧密对接当地产业结构，主要侧重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纺织轻工等行业[7]。在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互动中，二者还需要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与指导，需要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与监督。
（三）影响因素：多因素并举，利益博弈
影响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的因素很多，主要可以分为组织因素、关系因素、成果因素和环境因素。首先，从组织视角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是不同的组织，二者拥有的资源、组织的结构与灵活度、目标与愿景会影响二者合作是否成功。二者各自拥有的资金、人力资本、设备、场地等资源影响着二者合作的质量与合作时机及持续时间。组织的结构与灵活度也影响着二者的合作，如果行政效率高、结构灵活，二者商谈的时间也会缩短，有利于提高效率。如果二者的发展目标、愿景重合度高，二者合作的意愿就会强;反之亦然。其次，从关系的视角看，对话的媒介、对话的频率、人际关系的良好度也会对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产生影响。随着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对话的媒介也随之发展。不同的媒介传递信息的方式、地点、时间也存在差异，产教双方可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音频、视频媒介。双方根据需要定期进行交流、反馈与交换信息。对话并不能仅局限在管理层面，还应该包括执行层面的对话。而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提高对话的频率，还有助于表达诉求。再次，知识与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与共享是合作的显性成果，它们作为成果因素也会影响对话与合作的质量。这些显性成果往往与利益分配、双方贡献相关，利益分配合理、贡献差异小有利于双方合作。最后，二者的对话也受政府的政策、经济形势、物理距离等环境因素影响。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关系，既可以促进，也可能限制，所以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很关键。经济大环境会影响二者的对话，如经济形势下行，一些中小企业会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如果没有相应的校企合作补贴，企业合作的愿望会降低。物理距离远近也会影响对话，虽然现代通讯技术发达，但是距离近比距离远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合理的物理距离有助于合作。
四、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面临的困境
（一）合作关系松散使对话存在不确定性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关系是自愿、自主、自由的，二者的合作关系相对松散，“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7]。同样，这也令二者之间的对话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技术转移、知识传播的方向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话语权，技术转移、知识传播的方向也决定了合作的意愿。同时，二者的合作受经济形势、经济效益的影响。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它的逐利性，企业与高等职业教育合作中解决人才短缺是其重点。在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或经济上行时，企业的合作意愿增强，但是企业的合作更多关注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获得，希望通过合作降低人才培养成本[5]，愿意通过订单方式招收实习生或毕业生。高等职业院校则希望企业承担部分教学任务、提供设备与资金，但是，无论是承担教学或培训，还是提供设备与资金，对企业来说都需要增加额外投入，这将影响企业合作的意愿。由于产教双方价值认同存在分歧，二者的合作的深度、广度必然会受到影响。
（二）服务能力差异影响对话的积极性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的影响因素很多，服务能力是决定合作能否建立的重要因素。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企业的实力与规模、高等职业院校的区域影响力与人才培养质量都是双方选择的依据。那些实力强、资金雄厚、设备更新快、优秀人才多的大中型企业更受高等职业院校青睐，学校从这类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学习新技术的机会也较大。同时，企业也更愿意选择那些理论与技术创新强、人才培养质量高、区域影响力大、师资力量雄厚的高等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由于高等职业院校在理论与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普通高等院校相较，企业与高等职业院校的合作主要基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获得。但是，由于薪资待遇、职业期望、职业选择、工作地点选择等多方面原因，一些企业招生的实习生选择在该企业就职的人比较少。企业投入无法获得预期产出，会动摇企业合作的决心。另外，随着全球工业4.0时代的到来，我国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向世界高端發展，高等职业院校能否审时度势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与企业并肩前行，会影响企业的合作态度。
（三）保障机制缺位影响对话的持续性
没有制度保障谈合作，合作持续艰难;离开制度保障谈对话，对话无以为继。虽然，各级政府出台了鼓励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政策，但是校企合作、产教对话的保障机制尚需完善，还存在以下三点不足。其一，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的法律制度、政策保证、管理机制有待完善，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导方案欠缺，没有在法律层面确定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当出现违约时，很难借助法律法规维护权益。其二，校企合作、产教对话的质量评价机与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校企在合作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执行情况没有相关机构监督，校企合作的效果没有相关组织评价。其三，校企合作的协调与咨询机制尚不健全。虽然一些政策文件提出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但是这些文件过于宏观，没有具体为社会中介组织确立他们在校企合作中的身份，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咨询作用难以全面发挥出来。 五、高等職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构建的策略
（一）紧密产教关系，提高对话深度
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需要创设共同发展目标与愿景，确定互利双赢发展计划，建立真正的对话，减少技术性、装扮性对话[3]，打造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命运共同体。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需要互动与共享，需要“参与其中，分享彼此”，实现利益诉求与利益分享兼容;需要加强组织文化的理解，坦诚交流，建立互信，明确责任，履行义务，共同分析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把握国家政策，因势利导开展合作。依据产业链、创新链，高等职业院校进行专业设置，形成专业集群，应与产业结构与转型升级协同对接;同时，要提高服务能力，参与产业技术革新、员工培训，以助力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则需要参与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发展、人才培养，从资金、设施、教学、实习等方面为校方提供一定的支持。基于上述需要，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将产业标准有机嵌入专业课程之中，确保专业课程与产业同步标准，便于学生获得产业认可的资格证书，为学习到工作过渡做好准备[8]。
（二）完善保障机制，明确权利义务
产教对话、产教融合需要从法律、经济、组织等方面完善保障机制。产教融合的重要性，是世界各国所共识。一些国家诸如欧盟、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及组织制定了产学合作的法律，便于执行与操作。近年来，我国也在法律方面对产教双方进行规定，但是更多的是鼓励性政策，能按政策执的企业所占比例并不理想。因此，我国要“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层面的上位法建设”[9]，在制定鼓励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政策基础上，制定促进产教融合法律法规，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与责任。具体而言，政府应依据参与产教融合、校级合作深度，设立不同级别企业减税或补贴政策，将鼓励与问责结合起来，促进企业自觉参与产教融合;明确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促进行会协会发挥在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合作与对话中的协调与咨询作用，通过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来评估产教融合效果;设立专项资金资助产学研合作联盟，推动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等院校、产业建立合作关系。例如：2019年，常州市政府以政策引导类项目形式推动在常高校与行业企业、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实现高校优势学科与地方产业发展精准对接”;常州科教城五所职业院校分别作为牵头单位与国内互连网、轨道交通、纺织等领域企业、知名高校构建产业链合作联盟，共同研发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促进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融合多种媒介，拓展对话渠道
信息是对话传递的主要内容，信息传递借助的媒介会影响传播的速度与质量。传递的信息包括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科研成果、毕业生详情、用人需求、技术革新及发展瓶颈等。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进行信息交换需要融合多种媒介，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拓展对话渠道。高等职业院校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与预判，提出适应时代、适应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发展规划;同时，将相关数据及时通报给主管部门，便于管理部门进行分析与决策。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产教融合适应性建设试点实施方案[EB/OL].（2019-09-25） [2021-01-15].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shs/sjdt/201910/t20191009_1195536.html.
[2]戴维·伯姆，李·尼科.论对话（序言）[M].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3-16.
[3]杨丽波.职业教育社会伙伴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91，95-96.
[4]贾建国.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J].职教论坛，2009（15）：14-17.
[5]周绍梅.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症结与破解[J].教育与职业，2018（2）：8-14.
[6]康元华.产业结构与职业教育互动战略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06.
[7]郝天聪，石伟平.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及其突破[J].教育研究，2019（7）：102-110.
[8] MCCAFFERY R N， BACKUS L， MAXWEII N.Embedding Industry Certifications into Community College Programs [J]. New Directions for Community Colleges， 2020（189）：53-66.
[9]乔云霞，尤伟.职业院校与企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研究[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20（11）：16-22.
[责任编辑 秦 涛]
Construction of Dialogue Mechanism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YANG Lib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dustry. The quality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m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dialogue mechanism is the premi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m is the coexistence of "I-You" and "I-It"， which has an interactive mode of dynamic equilibrium an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Lo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differences in service ability and absence of guarantee mechanism increase the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 the dialogu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dialogue type， interactive mod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posed several strategi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dialogue， improving the security mechanism to clea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media to expand the dialogue channel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dialogue mechanism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产业;对话机制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重点课题“产业集群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B-b/2020/03/44）
作者简介：杨丽波，女，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创意学院教授，东北石油大学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07-0058-06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密切相关，二者之间的对话质量直接影响产教融合成效，产教关系也是国家出台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2019年出台的《国家产教融合适应性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更加凸显了产教融合、产教对接在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机制有助于提升产教融合的质量，有助于“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1]。
一、对话机制的内涵
对话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一项基本诉求”[2]，是“协调社会关系、协商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3]。这意味着，对话覆盖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机制”（mechanism）原意为工具、机械。机制是从机器与制动这两个术语中各取一字构成的，解释为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机制”既涵盖协调各个部分之间关系之意，又赋有运行方式之意。对话机制并不简单意味着“对话”+“机制”，对话机制不仅涉及交流与表达，而且经常与利益相关，涉及商谈、商议等对话形式。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是两个利益集团，二者利益相关，二者间的对话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具体表现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对话。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机制可以界定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博弈、表达诉求的方式。”对话机制是确保高质量动态对话的关键，是保障对话渠道畅通的手段。
二、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的意义
（一）对话机制是实现产教融合、产教对接的前提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利益平衡点，建立互利共赢、共为共存的合作关系。高等职业院校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执行者，其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员工培训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场地、管理等方面为促进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管理思想、社会适应性向高端发展提供支持。但是，二者之间如何融合、如何对接、如何清晰相互所需，需要通过对话来确定，对话是产教融合、产教对接的前提。
（二）对话机制是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表达诉求的保障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会受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可能相互一致，也可能发生冲突”[4]。产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者，二者的利益紧密相关，诉求既相近与互利，也存在差异与冲突。如何增加互利，减少利益冲突，增加相互理解，是产学合作的关键。因此，依据一定的原则与契约，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需要建立对话机制，便于畅通交流渠道，为双方搭建表达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媒介。
（三）对话机制是促进产教融合政策制定的推力
在产教关系中，高等职业院校相较产业，合作的主动性更强。密切产教关系，仅依靠校方的努力难于实现。对话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支持与协调，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激励与引导，需要行业协会的穿针引线、沟通协调。对话机制的建立，能够使多方按照一定的程序、原则进行对话，共同推动产教融合。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求技术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已成为各领域发展的核心词汇。人力资本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企业需要依据业务范围、产业布局、组织框架吸纳优秀人才[5]。“创新”同样是高等职业院校培养人才所追求的重要目标，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培养方面与企业同行。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关系剖析
（一）对话类型：“我—你”与“我—它”的对话关系并存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关系可以借鉴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对话理论，他的理论主要围绕“我—你”与“我—它”关系。“我—它”关系是依据价值和作用，并非是真正的对话关系。而“我—你”的关系是真正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基于工具目的，而是双向的关系[2]。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既存在交互性、相遇性，也存在工具性与价值性，这意味着二者之间“我—你”与“我—它”的对话关系并存。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关系是理想的“我—你”关系与工具的“我—它”关系并存，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互利互惠。知识、技术、人才使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相遇，资本、利润、价值使二者的交互具有工具性。在交互中，知识、技术、人才也具有资本属性、工具性。在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难以去除工具性，没有工具性的对话，很容易变成“独白”。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既要彼此分享，又要参与彼此。 （二）互动模式：多方协作，动态平衡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互动关系呈多方协作、动态平衡的特点，二者互动模型如图1所示。
高等职业院校的布局与规模、专业设置、专利与服务、人力资本与产业的布局、集群、结构升级、人才配置互为联动、互为影响。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只有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培养人才、共享人才，知识与技术才能在二者之间相互转移。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向产业输出专利发明，进行成果转化，可以为产业提供技术服务，也可以为产业量身打造所需要的人才，提供优质人力资本。同样，产业要积极参与高等职业院校办学。产业布局、产业集聚会产生品牌效应，会对高等职业院校培养人才、专业设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知名度、学生就业质量[6]。例如，江苏省常州市由工业重镇向“智造名城”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其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型，高等职业院校的布局、办学规模、专业设置也紧密对接当地产业结构，主要侧重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纺织轻工等行业[7]。在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互动中，二者还需要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与指导，需要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与监督。
（三）影响因素：多因素并举，利益博弈
影响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的因素很多，主要可以分为组织因素、关系因素、成果因素和环境因素。首先，从组织视角看，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是不同的组织，二者拥有的资源、组织的结构与灵活度、目标与愿景会影响二者合作是否成功。二者各自拥有的资金、人力资本、设备、场地等资源影响着二者合作的质量与合作时机及持续时间。组织的结构与灵活度也影响着二者的合作，如果行政效率高、结构灵活，二者商谈的时间也会缩短，有利于提高效率。如果二者的发展目标、愿景重合度高，二者合作的意愿就会强;反之亦然。其次，从关系的视角看，对话的媒介、对话的频率、人际关系的良好度也会对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话产生影响。随着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对话的媒介也随之发展。不同的媒介传递信息的方式、地点、时间也存在差异，产教双方可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音频、视频媒介。双方根据需要定期进行交流、反馈与交换信息。对话并不能仅局限在管理层面，还应该包括执行层面的对话。而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能提高对话的频率，还有助于表达诉求。再次，知识与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与共享是合作的显性成果，它们作为成果因素也会影响对话与合作的质量。这些显性成果往往与利益分配、双方贡献相关，利益分配合理、贡献差异小有利于双方合作。最后，二者的对话也受政府的政策、经济形势、物理距离等环境因素影响。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关系，既可以促进，也可能限制，所以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很关键。经济大环境会影响二者的对话，如经济形势下行，一些中小企业会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如果没有相应的校企合作补贴，企业合作的愿望会降低。物理距离远近也会影响对话，虽然现代通讯技术发达，但是距离近比距离远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合理的物理距离有助于合作。
四、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面临的困境
（一）合作关系松散使对话存在不确定性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关系是自愿、自主、自由的，二者的合作关系相对松散，“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7]。同样，这也令二者之间的对话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技术转移、知识传播的方向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的话语权，技术转移、知识传播的方向也决定了合作的意愿。同时，二者的合作受经济形势、经济效益的影响。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它的逐利性，企业与高等职业教育合作中解决人才短缺是其重点。在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或经济上行时，企业的合作意愿增强，但是企业的合作更多关注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获得，希望通过合作降低人才培养成本[5]，愿意通过订单方式招收实习生或毕业生。高等职业院校则希望企业承担部分教学任务、提供设备与资金，但是，无论是承担教学或培训，还是提供设备与资金，对企业来说都需要增加额外投入，这将影响企业合作的意愿。由于产教双方价值认同存在分歧，二者的合作的深度、广度必然会受到影响。
（二）服务能力差异影响对话的积极性
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的影响因素很多，服务能力是决定合作能否建立的重要因素。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企业的实力与规模、高等职业院校的区域影响力与人才培养质量都是双方选择的依据。那些实力强、资金雄厚、设备更新快、优秀人才多的大中型企业更受高等职业院校青睐，学校从这类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学习新技术的机会也较大。同时，企业也更愿意选择那些理论与技术创新强、人才培养质量高、区域影响力大、师资力量雄厚的高等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由于高等职业院校在理论与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普通高等院校相较，企业与高等职业院校的合作主要基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获得。但是，由于薪资待遇、职业期望、职业选择、工作地点选择等多方面原因，一些企业招生的实习生选择在该企业就职的人比较少。企业投入无法获得预期产出，会动摇企业合作的决心。另外，随着全球工业4.0时代的到来，我国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向世界高端發展，高等职业院校能否审时度势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与企业并肩前行，会影响企业的合作态度。
（三）保障机制缺位影响对话的持续性
没有制度保障谈合作，合作持续艰难;离开制度保障谈对话，对话无以为继。虽然，各级政府出台了鼓励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政策，但是校企合作、产教对话的保障机制尚需完善，还存在以下三点不足。其一，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的法律制度、政策保证、管理机制有待完善，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导方案欠缺，没有在法律层面确定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当出现违约时，很难借助法律法规维护权益。其二，校企合作、产教对话的质量评价机与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校企在合作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执行情况没有相关机构监督，校企合作的效果没有相关组织评价。其三，校企合作的协调与咨询机制尚不健全。虽然一些政策文件提出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但是这些文件过于宏观，没有具体为社会中介组织确立他们在校企合作中的身份，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咨询作用难以全面发挥出来。 五、高等職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构建的策略
（一）紧密产教关系，提高对话深度
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需要创设共同发展目标与愿景，确定互利双赢发展计划，建立真正的对话，减少技术性、装扮性对话[3]，打造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命运共同体。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需要互动与共享，需要“参与其中，分享彼此”，实现利益诉求与利益分享兼容;需要加强组织文化的理解，坦诚交流，建立互信，明确责任，履行义务，共同分析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把握国家政策，因势利导开展合作。依据产业链、创新链，高等职业院校进行专业设置，形成专业集群，应与产业结构与转型升级协同对接;同时，要提高服务能力，参与产业技术革新、员工培训，以助力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则需要参与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发展、人才培养，从资金、设施、教学、实习等方面为校方提供一定的支持。基于上述需要，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将产业标准有机嵌入专业课程之中，确保专业课程与产业同步标准，便于学生获得产业认可的资格证书，为学习到工作过渡做好准备[8]。
（二）完善保障机制，明确权利义务
产教对话、产教融合需要从法律、经济、组织等方面完善保障机制。产教融合的重要性，是世界各国所共识。一些国家诸如欧盟、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及组织制定了产学合作的法律，便于执行与操作。近年来，我国也在法律方面对产教双方进行规定，但是更多的是鼓励性政策，能按政策执的企业所占比例并不理想。因此，我国要“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层面的上位法建设”[9]，在制定鼓励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政策基础上，制定促进产教融合法律法规，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与责任。具体而言，政府应依据参与产教融合、校级合作深度，设立不同级别企业减税或补贴政策，将鼓励与问责结合起来，促进企业自觉参与产教融合;明确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促进行会协会发挥在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合作与对话中的协调与咨询作用，通过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来评估产教融合效果;设立专项资金资助产学研合作联盟，推动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等院校、产业建立合作关系。例如：2019年，常州市政府以政策引导类项目形式推动在常高校与行业企业、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实现高校优势学科与地方产业发展精准对接”;常州科教城五所职业院校分别作为牵头单位与国内互连网、轨道交通、纺织等领域企业、知名高校构建产业链合作联盟，共同研发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促进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融合多种媒介，拓展对话渠道
信息是对话传递的主要内容，信息传递借助的媒介会影响传播的速度与质量。传递的信息包括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科研成果、毕业生详情、用人需求、技术革新及发展瓶颈等。高等职业院校与产业进行信息交换需要融合多种媒介，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拓展对话渠道。高等职业院校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与预判，提出适应时代、适应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发展规划;同时，将相关数据及时通报给主管部门，便于管理部门进行分析与决策。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产教融合适应性建设试点实施方案[EB/OL].（2019-09-25） [2021-01-15].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shs/sjdt/201910/t20191009_1195536.html.
[2]戴维·伯姆，李·尼科.论对话（序言）[M].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3-16.
[3]杨丽波.职业教育社会伙伴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91，95-96.
[4]贾建国.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J].职教论坛，2009（1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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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郝天聪，石伟平.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及其突破[J].教育研究，2019（7）：102-110.
[8] MCCAFFERY R N， BACKUS L， MAXWEII N.Embedding Industry Certifications into Community College Programs [J]. New Directions for Community Colleges， 2020（189）：53-66.
[9]乔云霞，尤伟.职业院校与企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研究[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20（11）：16-22.
[责任编辑 秦 涛]
Construction of Dialogue Mechanism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YANG Lib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dustry. The quality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m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dialogue mechanism is the premi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m is the coexistence of "I-You" and "I-It"， which has an interactive mode of dynamic equilibrium an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Lo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differences in service ability and absence of guarantee mechanism increase the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 the dialogu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dialogue type， interactive mod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posed several strategi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dialogue， improving the security mechanism to clea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media to expand the dialogue channel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dialogue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