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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两次重大探索，苏联的领导人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存在很多共同點。本文从两大政策形成的背景、内容、作用以及所体现的哲学原理四个方面探究两大政策的共同之处。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改革开放政策;比较
列宁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是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伟大代表人物。苏联的列宁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二者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大政策的形成背景、内容、作用以及所体现的哲学原理方面存在许多惊人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
一、新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背景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次伟大尝试，两者都是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苏联方面：苏联长期的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实施，造成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一方面，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始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然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开始大规模反扑，他们联起手来，企图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扼杀在摇篮里。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苏维埃政权实行“余粮收集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苏联红军、战胜敌人。最终，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三次大规模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然而，长期的战争，加上“余粮收集制”，严重损害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广大工人和农民损失十分惨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崩溃边缘，不是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仍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苏俄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甚至是士兵都对国家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愤怒。1921年，苏联的一个海军基地甚至发生兵变，国内经济、政治危机频发，进一步说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列宁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政策如果不进行转变，“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情况下，要在苏联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1]因此，列宁决心在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条适合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中国方面：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1956年，我国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了和平时期。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也存在一些偏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59-1961三年经济困难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挫折。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个方面受到严重影响，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2]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期。
二、新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内容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微观内容表现上，各有特征。但是两大政策在宏观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都在农村进行改革
苏联方面：1921年3月，苏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说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该决议标志着苏联开始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发生转变。在农业方面，苏联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苏联农民在交纳应交的粮食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自由支配，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真正的保障。
中国方面：中国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经济管理出现了高度集中，产品分配搞平均主义，农民经营自主权丧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受到影响。1978开始，四川和安徽两个省份率先推行了允许农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度。后来在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推动下，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要经营形式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克服了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亿万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得到的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二）都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
苏联方面：放开国内商品市场，政府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企业：一方面，国家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改变国家垄断贸易的做法，废除实物分配制，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解除了对大部分中小企业和一部分中型企业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政府以租让方式让外国资本家经营一些国家暂时无力开发的矿产、森林、油田等自然资源，并同时允许私人资本家开办小企业。
中国方面：中国开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且鼓励私人开办企业，同时还向国外招商引资。在所有制上，我国变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央先后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及开辟了闽东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黄渤海地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稳定发展态势。 三、新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
无论是苏聯的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还是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二者都使得各自国家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苏联方面：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苏联的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起到了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形势的作用，经济、政治危机得以解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是一条适合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方面：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收入稳步增长。全方位的深化改革，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已经树立起来。
四、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所体现的哲学原理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二者都共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主要体现在：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大动力。”[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无论是苏联新经济政策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都是为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某一个方面和某一程度的解决，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表现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列宁和邓小平二人都是从两个国家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特定的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按照各自国家的本来面目认识本国的发展，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主观成分。实事求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改革开放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者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作者简介：
漆昌彬（1992.8-），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方向。
梁子璇（1997.1-），女，汉族，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向。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改革开放政策;比较
列宁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是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伟大代表人物。苏联的列宁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政策。二者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大政策的形成背景、内容、作用以及所体现的哲学原理方面存在许多惊人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
一、新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背景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次伟大尝试，两者都是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苏联方面：苏联长期的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实施，造成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一方面，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始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然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开始大规模反扑，他们联起手来，企图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扼杀在摇篮里。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苏维埃政权实行“余粮收集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苏联红军、战胜敌人。最终，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三次大规模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然而，长期的战争，加上“余粮收集制”，严重损害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广大工人和农民损失十分惨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崩溃边缘，不是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仍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苏俄广大的农民和工人，甚至是士兵都对国家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愤怒。1921年，苏联的一个海军基地甚至发生兵变，国内经济、政治危机频发，进一步说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列宁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政策如果不进行转变，“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情况下，要在苏联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1]因此，列宁决心在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条适合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中国方面：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1956年，我国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了和平时期。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也存在一些偏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59-1961三年经济困难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挫折。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个方面受到严重影响，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2]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时期。
二、新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内容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微观内容表现上，各有特征。但是两大政策在宏观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都在农村进行改革
苏联方面：1921年3月，苏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说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该决议标志着苏联开始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发生转变。在农业方面，苏联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苏联农民在交纳应交的粮食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自由支配，农民的利益得到了真正的保障。
中国方面：中国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经济管理出现了高度集中，产品分配搞平均主义，农民经营自主权丧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受到影响。1978开始，四川和安徽两个省份率先推行了允许农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度。后来在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推动下，全国普遍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要经营形式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克服了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亿万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得到的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二）都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
苏联方面：放开国内商品市场，政府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企业：一方面，国家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改变国家垄断贸易的做法，废除实物分配制，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解除了对大部分中小企业和一部分中型企业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政府以租让方式让外国资本家经营一些国家暂时无力开发的矿产、森林、油田等自然资源，并同时允许私人资本家开办小企业。
中国方面：中国开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且鼓励私人开办企业，同时还向国外招商引资。在所有制上，我国变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央先后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及开辟了闽东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黄渤海地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稳定发展态势。 三、新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
无论是苏聯的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还是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二者都使得各自国家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苏联方面：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苏联的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起到了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形势的作用，经济、政治危机得以解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是一条适合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方面：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收入稳步增长。全方位的深化改革，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已经树立起来。
四、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所体现的哲学原理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二者都共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主要体现在：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大动力。”[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无论是苏联新经济政策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都是为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某一个方面和某一程度的解决，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表现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列宁和邓小平二人都是从两个国家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特定的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按照各自国家的本来面目认识本国的发展，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主观成分。实事求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改革开放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者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作者简介：
漆昌彬（1992.8-），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方向。
梁子璇（1997.1-），女，汉族，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