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花家地北里302号楼地下室，隐匿在望京的摩天楼群中，看起来和北京1.7万套地下室别无二致，只是地面入口处的黄色招租牌泄露了天机，“地下室招租”中的“下”字像是贴歪了。
　　这是设计师周子书设置的一个小机关，黑体“下”字可以360度旋转，当“下”字转动180度时，地下室变成了地上室。这也是周子书进行地下实验的目的：消弭地上地下的界限，将破败的地下空间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活力的社区。

设计只是起点

　　二房东刘青买来一桶银色油漆，把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和扶手刷了刷新，通风不好，廉价油漆刺鼻的味道至今没有散去。他的大房东发话了，“听说你这里火了，里面改造得这么漂亮，楼梯太脏了，你得处理一下。”
　　刘青每天接待几十拨来客，“有租房的，有参观的，有谈合作的，有人就直接拍了40万，说是要投资。”来客们想看看改造过后的地下室。对多数来客而言，他们对地下室的一切认知来自大众媒体：地下迷宫，狭长幽暗的过道看不到尽头，昏黄的钨丝灯，石膏板分隔而成的小隔间、滴水的晾衣绳和散发着恶臭的公共卫生间……
　　这样的地下室，北京有1.7万套之多。和所有大都会一样，北京的地下空间为新移民们提供了或临时或长久的栖身之所，约有100万移民居住在此。
　　走下36级台阶，并不是想象中的幽暗，反而是颜色对比强烈的墙壁吸引了眼球，居住在这里的30个新移民早晨出门时会看到象征希望的蓝色，而晚上回家时是温馨的黄色。狭长如迷宫的走道被彩色数字所分隔，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楼层，这样可以帮助地下室的居民消除无方向的恐惧感，让他们更有1，2，3，4的序列感和安全感。
　　这是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学生周子书的设计，经他改造后的地下室一下子“火”了。他在去年冬天租下了3号走廊左侧的两间地下室，这里原本是刘青的游戏室。
　　在保留地下室原始感的基础上，周子书先用最简单的白色涂料和木质材料，塑造了一个“异托邦”的空间。先将整间地下室变成一个白容器，然后用木质的折叠系统加以润色，所有家具——工作台、椅子、搁板、床都可以被收纳进墙壁。根据在北京一家创意餐厅当服务员的新移民的建议，墙壁最上方被涂成了尖尖的屋顶形状，保留了一部分地下室原来的痕迹。
　　地下是梦想，多数住在地下室的居民希望以后挣够了钱，回到家乡盖一栋漂亮的大房子，地上是现实，社会竞争的残酷现实，可以激励这些新移民更加努力改变现实。在网络化语言里，这个梦幻的空间被解读为“文艺范”、“让北漂生活更有尊严”、“设计师暴改地下室”，虽然这些解读让周子书的设计项目红遍了中文网络世界，他表示理解但并不认同。“地下室项目的核心不是让生活更有尊严，也不是关于空间改造，而是试图探索一个地下的战略发展模式，促进当地社区的居民和住在地下空间的新移民，在地下空间里，通过互动和沟通，来重建北京的社会资本。“地下室的空间改造甚至不在他最初的设想中。虽然本科学陶艺设计，又在中央美院修习平面设计，后来在中国美术馆做展览设计，但周子书却选择了一项地下室社会实验项目，作为他在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设计。

　　地下室的议题从未退出过大众视野，日本NHK电视台录制了一档关于北京地下室居民的纪录片，新加坡摄影师Sim Chi Yin拍摄了一组住在地下室的新移民的生活照，大众传媒或是渲染着地下居民的困境，或是播报政府的清退政策。
　　出于控制人口和安全考虑，2010年初，北京市民防局制定了清退防空地下室居民的三年计划，但到2013年，全市仅清退了防空地下室内的居民3万人——没有解决方案，清退只是纸上谈兵，北京的地下室陷入了僵局。遗憾的是，无论是政府、商业组织还是NGO，对于日渐衰败、而又拥有巨大可能性的地下空间，几无对策，“没有积极的行动在地下空间中发生，只有一些来自两个极端的负面声音，”周子书说。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学生周子书，试图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改变地下室作为廉租房的传统运营模式，他打算在地下室里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实验，而不是他拿手的设计。

技能交换才是高潮

　　碰到刘青以前，周子书和他的助手林木村几乎跑遍了望京地区的地下室。房东们以为周子书是记者，拒绝交谈。
　　刘青和妻子从河北老家来京，在花家地的地下室里住了7年，是房东，也是房客。从圣安物业公司手里租下这个500平米的地下室只后，刘青的时间像是静止了一般。他绝大多数时间都耗在这个地下迷宫里，根据民防局的规定，地下室24小时得有人值班。只是除了打扫卫生和收租，地下室里没什么值太得操心的。刘青迷过一段时间网络游戏，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贡献给了游戏。“在这儿呆得时间长了，人都快废了，赚得也只够糊口。”
　　刘青渴望改变，“我已经30岁了，我爱我的老婆，而且女儿都已经三岁了，如果我再这样每天混下去，那就太不像话了。”刘青决定把自己的游戏室租给周子书，虽然在最初，他并不能完全懂得这个项目的全部意义，他以为周子书要进行一场公益活动，而他自己也会有房租收。
　　周子书的想法很高大上——把这个房间打造成一个的技能交换平台，让成功的北漂族和正在努力奋斗的地下室北漂群体通过技能交换来构建城市群体间的信任。
　　周子书的调研发现，居住在地下室的新移民们来到城市多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老乡介绍，对自己的职业现状并不满意，渴望了解其他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但同质化的社交网络让他们无从下手。
　　夏都花园的锅炉工小严想做平面设计师，去培训班学了三个月的photoshop之后，发现平面设计并不只是学习一个软件就能行的，在花费了9100元的培训费之后，他又做回了锅炉工。 　　周子书决定采用技能的交换，而不是单方的给予作为交流的起点。
　　“大家都是一样，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周子书的助手林木村在和大量地上地下的居民聊过之后有些感慨，“喜欢的东西差不多，吉他摄影，生活状态也一样，下班回来之后上上网，多数人没什么社交。”林木村还记得她访问过的一个做足疗的小伙子，思路非常清晰，表达能力比自己强，只是没有一个拓展圈子的渠道，一直困在足疗领域。“他说当我真的想要去学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孤独，比如去学英语，大家会觉得他有病，觉得他是痴人说梦。”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当地上居民被问起有什么技能时，这些公务员和公司白领一时间多半语塞，而地下的居民因为有特别明确的职业技能，足疗师、厨师，美甲……他们回答更加干脆。
　　于是，周子书开干了。

这条路走起来挺难

　　周子书用地下室里极具象征意义的彩色晾衣绳和挂钩、中国地图和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老乡观念，设计一个装置艺术。周子书在两面墙上各手绘了一张中国地图，一面代表地上，一面代表地下，两堵墙的中间垂下几百根彩色晾衣绳组成一堵隐形的墙壁，这代表了现存的地上和地下的隔阂。那些愿意参与技能交换的人们，在各自一方的中国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家乡用挂钩固定住用填好的白色小卡片，填好自己的名字，拥有的技能和希望获得的技能，并拉起一根彩色晾衣绳，连在挂钩上。
　　和一般意义上的交换不一样，地下室的技能交换只是手段，周子书并不指望一次交换就能教会彼此一项技能。他更希望测试地上地下交流的可能性，和在技能交换的过程中，地上和地下的藩篱会被打破，社会资本在一点一点重新建立。
　　当所有的晾衣绳被拉起时，地上和地下的隔阂也随之被打破，整个装置呈现出地上和地下居民的沟通和信任关心，是重建社会资本的可视化过程。“地上地下的信任建立起来了，即使我们走了，信任还在，这个视觉化过程还是挺震撼的。”
　　想要找到需求吻合的配对并不容易，周子书和林木村发动了身边的朋友。项目开展至今，也只进行过两次技能交换，刘青想开淘宝店，周子书找来自己的师妹小李，用刘青的话说，见过两次面，小李把开怎申请开店、开店的流程和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教给了他，还留下了一个开店的说明文档，至今还存在他的电脑里。刘青说自己没有什么擅长的，只能唱首歌，同时答应小李，以后等自己开了淘宝店，帮她代售商品。
　　25岁的足疗师小赵，不甘于困在足疗师的圈子里，曾经在职业高中学习计算机，想学软件设计。周子书辗转找到软件工程师周珂，周珂有心理学背景，想把心理治疗和理疗结合到一起。他们进行了一次交换，后来小赵知道了，软件开发并不适合他，他开始继续寻找其他的行业。
　　点心师傅马亮虽然只在地下室刚刚装修好时，和周子书聊过一次，但他喜欢这个项目。未来打算回家开个小饭店的马亮，想和那些小创业者聊一聊，“也许有人随手就帮一把，机会就来了，退一步讲，能和不同的人聊聊天长长见识也开心。”
　　史肖健来京5年，学的是挖掘机操作，换了4份职业，保安、服务员、厨师，现在是一家制服公司的销售员。家人责备他浮躁不安分，他自有主意，“最重要的是个人能力的提升，这点销售比厨师强，虽然收入低点。”
　　史肖健也填了了张技能交换卡，拉起了一根绿色绳子钉在中国地图的山西省，他的卡片只填了名字，想要得到技能这一项是空白。“地上的人为什么要和你交换呢？我不觉得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
　　虽然对此将信将疑，史肖健还是打算加入周子书的团队，周子书也邀请见证过这个项目发展的史肖健入伙，作为地下一方的代表，参与技能交换的运营。
　　“我理解这个项目是希望通过地上地下的沟通，改变地下室和底层人们的现状，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如何才能实现，还需要多久才能实现，但我还是想试试，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也是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过的尝试。”
　　在技能交换项目开始之初，一位导演想以此为题材，拍摄一部纪录片，在跟踪了周子书的工作几个月之后，放弃了。导演想要看到居住在此的人们的生活迅速被改变，他不想等太长时间。“怎么可能呢？所有的信任和纽带的建立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在英国时，导师很郑重地跟我讲，子书，你的余生就干这个了。”
　　足疗师小赵在不久之后，就搬离了这间地下室，周子书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只是小赵，自去年冬天周子书租下地下室以来，房客已经换了大半。房东刘青的生活一如既往，淘宝店还没有开起来，只是打扫卫生的频次高了许多。
　　技能交换的路，走起来挺难。

地下社区，野心勃勃

　　无论是技能交换，抑或是空间改造，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周子书想要的，或者说都市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持续发展的有活力的地下社区。
　　在做中期汇报时，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导师评审团问周子书，你的创意非常好，但是你如何可持续发展？地上的人为什么要来？地下的人为什么要来，只是通过媒体宣传？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吗？谁来为改造投资？
　　周子书向这个社区地上的年轻人们搜集了400个方案，如果都市中，给你一个没有光线的黑屋子，你希望用来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周子书尝试过简易的私人电影院派对，周子书和一家小型的电影参团在地下室里举行了一次私人电影院派对，共吸引了十五人参与，两小时收入三百元人民币，虽然钱不多，但考虑到地下室一个15平米大房间的月租金是七百元，这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运营商业模式。
　　周子书说这从来不是一个纯公益性质的项目，“我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只有盈利才能让它自己运转下去，而不是依靠商业品牌或是政府的投入运行。” 　　对于北京体量庞大的地下室而言，公益模式既不可复制，又无法持续。对于周子书而言，更大的挑战在于为这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找到新的使用模式，并且盈利。“否则房东又会把房间当成廉租房，我们将永远无法改变地下室的现状。”
　　望京是北京的创意产业集中地，当地社区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需要工作室，但租不起昂贵的地上空间，因此租金低廉、舒适的临时地下工作室是他们的心头好。周子书的想法是：廉价租赁这里的设计师或艺术家们需要每周为该地下室的年轻农民工们免费上两次课，同时，居住在此的新移民也必须为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做助手。地下室带窗户的一侧房间提供给参加工作坊的新移民做为三个月的临时居住地；另一部分房间开发成可临时出租给年轻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工作室；中间核心走廊两侧的房间转化为教室和工作坊；并把其中一部分公共空间留给楼上居民使用。
　　工作室只是一种可能的商业模式，设计师出身的周子书野心勃勃：电影院、暗房、咖啡馆都有开发的可能性，将地下打造成跟地上大型社区媲美的世界，并且将这种模式从北京延伸到其他多个大都市，这才是目标。

不差钱，差时间

　　改造地下室，打造地下社区，周子书还没来得及搭建起一个具体的商业模型雏形，资本已经一拥而上：来自加州的天使投资人、北京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奥美公司都对周子书表达了想要合作或投资的意愿。
　　在周子书的设想里，地下室的物理改造可以被设计成一个像乐高玩具一样的模型，地下室的业主可以购买工业化生产的模型来打造空间，就像宜家一样，组合成工作室、电影院、儿童乐园……
　　艺术家理想化，而商人更加实际。左群是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合伙人，这个从地下室里走出的前移民在听说了周子书的项目之后，打算和周子书一道开发适合地下室的建筑装饰材料。对于潮湿密闭的地下空间而言，防潮、防虫、防变形、必不可少；对于通风系统不佳的地下空间而言，环保不能忽略；对于用于人防工程的地下空间，家具最好和墙壁没有硬性的连接点。“对地下室而言，低成本更是首要任务，要综合考虑这些苛刻的外部条件，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不容易，”左群说。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管理学助理教授曹纪胤同样欣赏周子书和他的地下室项目的情怀和野心，通过帮助现在住在地下室的人和从地下室走出去的人建立联系，为底层居民提供向上层流动改善生活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流动性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基础指标，”曹纪胤说，“只是任何纽带的建立，都需要持续地、重复的行动，怎样建立一个长久的机制给地上的人以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件事？一个设计师的毕业设计所搭建的商业模型是不是能够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顺利运转？一位设计师，如何探索出一种商业模式，使这个项目在现实社会中可持续地运转？”
　　做为一件毕业设计作品，周子书的地下室实验已取得了空前成功，在2014年北京设计周上，赢过了特斯拉、乐视超级电视、锤子手机等一干已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成熟作品，得到2014中国生活设计榜的年度设计趋势奖。
　　虽然只是一件毕业设计作品，一个远未完工的社会项目，它初期实验甚至谈不上成功，但毫无疑问，它因为所展现出的巨大想象空间让人为之振奋：被充分调动的1.7万套地下室和百万移民所产生的能量，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尝试过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