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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辅以其他文学批评理论，通过分析林语堂和亚瑟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试图阐述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不同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本文认为，译者在翻译的各个阶段中分别扮演了：阅读者、研究者和创作者的角色。
【关键词】道德经；译者；阅读者
一、引言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力量。历来中西译论中都少不了对于译者的评述；但是这些评述中大多是探讨译者应当具备的能力及视野。而本文则是从实际译作出发，结合接受美学理论来探讨译者在翻译中的不同身份任务。翻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欣赏阅读，分析阅读，文本再现。因此，译者的三个角色分别是：阅读者，研究者和创作者。
二、译者作为阅读者
阅读是翻译的首要阶段，是理解文本的过程。阅读行为包含了两个参与者：文本和译者。他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形成了译者对文本的理解。
文学文本和我们所熟知的文学作品不同。伊塞尔指出文学作品有两极：艺术极和美学极。前者所指涉的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和后者意味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构建出来的作品。而文学作品既不等同于前者，也不等同于后者，它居于两者之中。因此，整篇论文中所谈到的文学文本均是指尚未被读者所阅读的作品。
那么，在文学文本中有什么？伊塞尔认为文本具备一定的现实性，不过这种现实性并不是已存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一个在文本宇宙中构建出来的全新世界。接受美学借用英伽登的图式理论，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充满意义空白的图式结构，拥有不同的层级，在每个层级都存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便是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产生“动力性”，吸引读者参与到文本叙述的事件中，并为他们提供解释和阐释的自由。
《道德经》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国哲学典籍，区区五千字，却蕴含了深奥难解的内涵。它在上述的各个层面上体现出文本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是语音语调层。汉语是表意文字。同一种拼音，带有不同声调所组成的字会有截然不同之意。此外，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中有不同的读音，不同的意思；这都对理解原文构成了困难。其次，在语义构建层面上，中文语法中没有明显严格的规定限制主语宾语，单复数，时态和人称；向来以意合成句。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修辞格。《道德经》虽是哲学典籍，却少不了文学性。诗性的语言中使用了多种文学修辞格。如比喻（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隐喻（上善若水），对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修辞问句（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第四个层面是意境意象层。在《道德经》中多次出现“圣人”，“有道者”，这都是独具中国文化意义的词语，且在不同章节中，有不同的所指。最后是思想感情层。它涵盖了作者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这是理解文学文本的的关键以及难点所在。
三、译者作为研究者
译者，作为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理解原作。但是，这仅仅只是翻译的第一步。译者不应当满足于对文本的粗浅欣赏，还应当对原文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因此，译者还应该是研究者，确定所要翻译的内容，以及所要采用的翻译策略。
亚瑟韦利具备多年翻译经验，形成了独有的文学理念。他拒绝维多利亚式的诗歌，译诗时打破传统抑扬格五音步，大胆在译诗中采用自由体。对于翻译，他认为，翻译所求绝对不是对等，而是风格上的一致。文学翻译应坚持“文学性”，也就是说译作应能够让译语读者读懂。在所译《道德经》的序言中，他说到，他所极力呈现的是“历史性翻译”而不是“经书式翻译”。前者所追求的是文本原本之意，后者所表达则是文本于后世之价值。因此，在翻译中，他将重心放置于原意而不是其文学性，辛苦考究文字，使用了大量注释，只为让读者明白原文真正意义。
林语堂则有所不同。他学贯中西，对翻译有其独到见解。他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忠实，通顺，美”，在翻译中也是贯彻始终。他所在乎的不仅仅是内容，意涵，还有原文的美感。
四、译者作为创作者
原作是文学作品，那么译作也应当是文学作品。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文艺美学经验，而文学的功能是激发人的思维，想像和认识，沟通人们的心灵。而完成这一功能的往往是意象。翻译就是去解码意象，再重新构建意象。
在具体的翻译中，能够看到不同的翻译策略，对于文本不同的理解，对两位译者所带来的影响。
●《道德经》
林语堂将其译作命名为《老子的智慧》，因为在书中，他不仅翻译了五千字道德经，还运用了庄子的思想来进一步解释老子的言语。亚瑟韦利则是翻译为《道与德：道德经研究以及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其中也表明了他对于道和德的理解。
●道
“道”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基石。在书中出现多达76次，而且在不同的语句中甚至有不同的意思。林语堂和亚瑟韦利对于这一字有着不同的理解。林语堂将其视为宇宙的力量，万事万物的源头，因而将其音译为“tao”。亚瑟韦利将其理解为道路，天路，因而译为“the way”。
●德
“德”是此书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在书中出现了44次。道与德是不可分割的。道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但当运用于现实事务中，便可称之为德。林语堂按照翻译道的方法，将其译为“teh（character）”，留待读者去填补其中之意。韦利将其译为“the power”，为读者表现出了道与德的关系。
五、结语
通过对两位译者的《道德经》译本分析，本文认为译者在不同的翻译阶段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身为阅读者，阅读文学文本，译者结合自身的经历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中。而后作为研究者，译者深入探究文本。最后作为创作者，译者重新构建一部文学作品，实现文学功能。
参考文献：
[1]Holub，Robert C.（1984）.Reception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M].London：Routledge.
[2]林语堂.论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C]，417-432.北京：商务印书馆.
[3]孙文琰.（2013）.《道德经》亚瑟·威利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三维解读[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4]章国峰.（1993）.文学批评的新范式--接受美学[M].海口：海南出版社.
【关键词】道德经；译者；阅读者
一、引言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力量。历来中西译论中都少不了对于译者的评述；但是这些评述中大多是探讨译者应当具备的能力及视野。而本文则是从实际译作出发，结合接受美学理论来探讨译者在翻译中的不同身份任务。翻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欣赏阅读，分析阅读，文本再现。因此，译者的三个角色分别是：阅读者，研究者和创作者。
二、译者作为阅读者
阅读是翻译的首要阶段，是理解文本的过程。阅读行为包含了两个参与者：文本和译者。他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形成了译者对文本的理解。
文学文本和我们所熟知的文学作品不同。伊塞尔指出文学作品有两极：艺术极和美学极。前者所指涉的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和后者意味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构建出来的作品。而文学作品既不等同于前者，也不等同于后者，它居于两者之中。因此，整篇论文中所谈到的文学文本均是指尚未被读者所阅读的作品。
那么，在文学文本中有什么？伊塞尔认为文本具备一定的现实性，不过这种现实性并不是已存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一个在文本宇宙中构建出来的全新世界。接受美学借用英伽登的图式理论，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充满意义空白的图式结构，拥有不同的层级，在每个层级都存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便是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产生“动力性”，吸引读者参与到文本叙述的事件中，并为他们提供解释和阐释的自由。
《道德经》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国哲学典籍，区区五千字，却蕴含了深奥难解的内涵。它在上述的各个层面上体现出文本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是语音语调层。汉语是表意文字。同一种拼音，带有不同声调所组成的字会有截然不同之意。此外，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中有不同的读音，不同的意思；这都对理解原文构成了困难。其次，在语义构建层面上，中文语法中没有明显严格的规定限制主语宾语，单复数，时态和人称；向来以意合成句。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修辞格。《道德经》虽是哲学典籍，却少不了文学性。诗性的语言中使用了多种文学修辞格。如比喻（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隐喻（上善若水），对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修辞问句（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第四个层面是意境意象层。在《道德经》中多次出现“圣人”，“有道者”，这都是独具中国文化意义的词语，且在不同章节中，有不同的所指。最后是思想感情层。它涵盖了作者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这是理解文学文本的的关键以及难点所在。
三、译者作为研究者
译者，作为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理解原作。但是，这仅仅只是翻译的第一步。译者不应当满足于对文本的粗浅欣赏，还应当对原文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因此，译者还应该是研究者，确定所要翻译的内容，以及所要采用的翻译策略。
亚瑟韦利具备多年翻译经验，形成了独有的文学理念。他拒绝维多利亚式的诗歌，译诗时打破传统抑扬格五音步，大胆在译诗中采用自由体。对于翻译，他认为，翻译所求绝对不是对等，而是风格上的一致。文学翻译应坚持“文学性”，也就是说译作应能够让译语读者读懂。在所译《道德经》的序言中，他说到，他所极力呈现的是“历史性翻译”而不是“经书式翻译”。前者所追求的是文本原本之意，后者所表达则是文本于后世之价值。因此，在翻译中，他将重心放置于原意而不是其文学性，辛苦考究文字，使用了大量注释，只为让读者明白原文真正意义。
林语堂则有所不同。他学贯中西，对翻译有其独到见解。他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忠实，通顺，美”，在翻译中也是贯彻始终。他所在乎的不仅仅是内容，意涵，还有原文的美感。
四、译者作为创作者
原作是文学作品，那么译作也应当是文学作品。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文艺美学经验，而文学的功能是激发人的思维，想像和认识，沟通人们的心灵。而完成这一功能的往往是意象。翻译就是去解码意象，再重新构建意象。
在具体的翻译中，能够看到不同的翻译策略，对于文本不同的理解，对两位译者所带来的影响。
●《道德经》
林语堂将其译作命名为《老子的智慧》，因为在书中，他不仅翻译了五千字道德经，还运用了庄子的思想来进一步解释老子的言语。亚瑟韦利则是翻译为《道与德：道德经研究以及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其中也表明了他对于道和德的理解。
●道
“道”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基石。在书中出现多达76次，而且在不同的语句中甚至有不同的意思。林语堂和亚瑟韦利对于这一字有着不同的理解。林语堂将其视为宇宙的力量，万事万物的源头，因而将其音译为“tao”。亚瑟韦利将其理解为道路，天路，因而译为“the way”。
●德
“德”是此书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在书中出现了44次。道与德是不可分割的。道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但当运用于现实事务中，便可称之为德。林语堂按照翻译道的方法，将其译为“teh（character）”，留待读者去填补其中之意。韦利将其译为“the power”，为读者表现出了道与德的关系。
五、结语
通过对两位译者的《道德经》译本分析，本文认为译者在不同的翻译阶段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身为阅读者，阅读文学文本，译者结合自身的经历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中。而后作为研究者，译者深入探究文本。最后作为创作者，译者重新构建一部文学作品，实现文学功能。
参考文献：
[1]Holub，Robert C.（1984）.Reception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M].London：Routledge.
[2]林语堂.论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C]，417-432.北京：商务印书馆.
[3]孙文琰.（2013）.《道德经》亚瑟·威利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三维解读[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4]章国峰.（1993）.文学批评的新范式--接受美学[M].海口：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