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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苏联因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决定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及北高加索一部分地区组织垦荒。4月3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告知中方，苏方将对在沪苏侨进行登记，征召回国参加垦荒的志愿者，请中方给予协助。次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发布《关于在华苏侨可以回国参加农业生产的通告》，并通过苏侨协会开展苏侨回国登记工作。该项工作铺开后，一名刚刚获准回国参加垦荒的苏侨在去南京市旅行时突然遇害……
遇害的这名外侨名叫罗果夫，圣彼得堡人氏，1914年出生，其父系当时沙俄军队的一名少校军医。十月革命爆发后，其父携妻带子逃往中国，先在哈尔滨谋生，不久去了上海法租界，在友人帮助下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其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众多患者的信任，收入渐丰，一家人过着一份不错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也就不过十多年时间，老罗果夫身为医生，自己竟然患上了伤寒，不治身亡。父亲的去世，使罗果夫丧失了上医科大学继承老爸衣钵的条件，迫于生活压力，已经念高二的罗果夫不得不中断学业，进了一家俄罗斯人经营的西菜馆打工。那家西菜馆的厨师据说曾给沙俄皇室掌勺，罗果夫就在他的手下当学徒。十年后，罗果夫不但学到了一手精湛的烹饪技艺，而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西菜馆。
这次，罗果夫被苏侨协会定为重点动员对象，准备将其作为典型树立起来。罗果夫比较识时务，一番权衡后终于作出决定，举家回归苏联，参加农业生产，为建设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作出一份贡献。他是旅沪苏侨中首个积极报名者，且自愿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心仪的职业，苏联方面考虑到之后还需动员多批苏侨回国参加农业生产，遂将其定为典型，苏联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特地派遣摄制组赴沪拍摄了专题片。
处理完在沪一应事务，罗果夫携家小前往南京，与以前在上海的中国邻居、发小叶紫龙道别。
一家四口是5月3日从上海去南京的，叶紫龙事先已经接到电报，接站后请挚友一家入住其坐落于第二区火瓦巷已经完成装修但尚未入住的新居。当晚，主人在家设宴招待。八时许，吃过晚餐的罗果夫信步出门，说是在附近溜达溜达。哪知，罗果夫这一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警方推测，罗果夫出门后，沿着火瓦巷向北行走。从时间推算，他散步至火瓦巷与户部街交叉路口时，发现那里有一座小小尼庵，墙上绘有彩色图画，便驻步观看。就在此时，他遭到了歹徒袭击。
事发时现场并无目击者，尼姑庵内仅有的三个尼姑都在后院做晚课，附近的居民住家也都未听见什么动静。从现场勘查情况判断，歹徒是从罗果夫的身后突然袭击的，对其背部连刺两刀，分别刺中心脏和左肺。罗果夫当即倒地，歹徒掠走了他的钱包、手表、项链、戒指和钢笔，迅速逃离现场。
火瓦巷口原是有路灯照明的，但巧的是这天晚上路灯发生故障，现场光线不佳。罗果夫遇刺倒地后，应该是有路人从巷口或者户部街上经过的，但可能是由于尼姑庵坐落在巷内比较偏僻的位置，光线又暗，所以无人发现庵前有人倒毙。罗果夫久出不归，叶紫龙出门寻找，方才发现友人已经遇害。
户部街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报案后自是大惊，当即向分局急电报告后全体出警前往火瓦巷。这等命案，派出所民警当然不可能贸然介入调查，他们只是负责保护现场。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南京市公安局第二分局的刑警随后赶到，也是暂时按兵不动，等候上级领导的命令。
以当时的政治气候，像罗果夫这样一位已被苏联政府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对象被害，可以想象中方的重视程度。这起重大命案即刻被逐级上报，从分局、市局、省厅直至北京。北京连夜做出反应——
公安部电令江苏省公安厅，立即组建专案侦查班子对该案展开调查；考虑到罗果夫来自上海，调查中肯定会把触角伸向上海，故同时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选派精干刑警赶往南京，增援江苏同行。
外交部向江苏省、上海市政府拍发紧急电报，要求苏、沪人民政府外事处与苏联方面沟通，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凡苏方（含死者的苏联籍亲友）向上海或者江苏方面提出的任何询问，概由两地外事处负责答复，公安机关不答复外界任何方面的询问。
次日上午，江苏、上海的宣传部门同时接到北京电话，要求新闻媒体对该案不予报道，报社、电台不接待就此事来访的社会各界人士。中午，南京、上海警方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一句话，就是尽可能降低该案的负面影响。这究竟是苏联方面的意思，还是中方单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得而知。
1954年5月4日凌晨三时，由江苏省公安厅牵头，从省厅、南京市公安局、案发地分局抽调四十六名精干刑警组建“5·3”案件专案指挥部，由省厅副厅长兼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洪沛霖担任指挥长。从上海赶来的七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单独组成“上海小组”，专门负责对罗果夫在上海方面情况的调查，该小组的业务接受指挥部领导。但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要求，上海小组仅仅作为增援力量接受江苏方面的指挥，并不隶属于专案指挥部，相当于指挥部的外围力量。因此，上海小组虽然在指挥部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时已经赶到南京，但组长钱锦图婉言谢绝了江苏同行要求他们参加案情分析会的邀请，待在另一间屋子里待命。
案情分析会上，主持现场勘查的市局刑侦队队长刘子炎和法医刘世明对现场勘查和验尸情况作了介绍。
罗果夫的被害地点在第二区户部街火瓦巷口，巷口有一盏路灯，但当晚这盏路灯没亮，勘查时发现灯泡已被人打碎。初步访查附近住户，得知当天黄昏时这盏灯还亮着，有可能是案犯作案前故意打碎的。从现场发现的脚印判断，疑似案犯有两个，一个是身高在一米六二至一米六五之间的女性，另一个是身高一米六八至一米七一的男性。案发时，女案犯与受害者在巷内对面而站，可能是在聊天。另一男案犯趁受害者分神之际，悄悄来到其身后，骤然下手，对准罗果夫的背部连刺两刀。女案犯随即离去，男案犯离开前又劫走了罗果夫身上的财物。
法医根据伤口判断，凶手使用的是那种在江湖上被称为“小攮子”的雙刃匕首，长约三寸半。受害者身中两刀，一刀刺中心脏，另一刀刺在心肺之间。由此法医认定，凶手手法熟练，惯于使用短刀。其理由是，罗果夫身高一米八六，比他至少矮十五厘米的凶手若想刺中其心脏，那就得把持刀之手抬高十多厘米，抬高的这段距离对于出刀的力度和精准度是有影响的。凶手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那两刀是由下而上刺入受害者背部的。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动作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可凶手却轻而易举做到了。因此，有理由认为凶手是一个对于使用短刀颇有实践的家伙，可能从事过屠宰牲口的行当，甚至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杀手。 民警尚且拿他没办法，父母就更没辙了。谢三是1949年9月1日上的学，按说现在应该是小学五年级了，可他却还在三年级站队——因经常逃学留了两级。今年他打算继续留级，最好被学校开除，以获得最大自由。而校方呢，也有这个念头，所以根本不去管他。谢三小小年纪，交际却广，镇江全市各个旮旯的社会渣滓他都认识，给那些人当跑腿小弟，还乐此不疲。平时他基本是不在家过夜的，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去。今天父母下班回家，问了两个女儿，都说回家时门是锁着的，根本没见过谢三。
民警请他们查看一下户口簿是否在家。老谢去了趟卧室，出来说户口簿不在。老谢告诉民警，谢三经常偷偷把户口簿拿出去，要么自己去旧货店卖东西，要么借给别人去卖东西。这些东西当然都是赃物。为此，管段派出所经常找上门来。两口子也很头疼，多次把户口簿藏起来，但无论藏得多严密，总能被谢三找到。后来老谢恼了，把户口簿拿到居委会请干部保管，但人家不肯。
镇江民警寻思，如果调查到此为止的话，只怕还不能交差。回头南京刑警怕是也要找谢三的，到时他们自然还得陪同。而且，南京同行多半会认为他们懈怠，留下不好的印象。向领导汇报后，他们开始到处寻找谢三，一干人一直折腾到天亮时分，才在长江边的一条木船上找到了这小子，顺便还逮到了一伙赌徒。谢三负责给他们递烟沏茶买点心，据说可以获得两万元“劳务费”。
刘子炎率领十名刑警赶到镇江后，在北固分局治安股的临时羁押室见到了谢三。这小子一夜未眠，正在呼呼酣睡，被唤醒后很恼火，待到发现这些警察眼生，这才一个激灵彻底醒过来。没等刑警发问，他倒主动开腔了，问刑警是什么人，又埋怨民警抓人太急，害得他两万元“劳务费”也没拿到。
谈话从谢三身上搜出的那本户口簿开始，问他为什么把户口簿随身带着。谢三自幼和警察打交道，自有一份从容，并不像一般孩子那样，面对疾言厉色的警察会顿时没了主张。他告诉刑警，根据公安局的规定，卖旧货是要凭户口簿的，所以他就带上了。卖完后因为忙得顾不上回家，就把户口簿带在身上。这样，话题就扯到了那个被他以一万元定金押在“裕泰”的那个钱包上。谢三儿突然问：“您几位是哪里的警察？”
刑警老朱顿时瞪眼：“少啰唆，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讲清楚，把你关起来！”
但这一套对谢三一点儿用处没有。谢三笑了，说我是法场上的麻雀——吓大的，关起来的次数多得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最早那次还是让反动派旧警察给关的，还扣过铐子。几位打算再把我关起来，请便。刘子炎吃惊之余，立刻调整策略，让买点心给谢三吃，又说自己来自南京，是来调查一件重要案子的。
谢三这才答应配合，说那个钱包是前几天——在刑警的要求下，他想了片刻，终于想起是5月4日——傍晚，他在解放路上的“鸿正兴面馆”吃面时，顺手牵羊从其他食客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来的。原以为这么一个有些沉的钱包里肯定有不少油水，哪知得手后一看却是空的。不过，这个钱包看上去值几个钱，他就动起了卖到旧货行的脑筋。5月12日去“裕泰”卖，没想到那老头儿作不了主定不下价，就先搁在那里了。
对于刑警来说，这自然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接下去，刑警让谢三带路去面馆查看现场。谢三马上意识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便又耍起了花招，说他昨晚一夜没睡。刑警打断说没关系，我们有汽车，不要你走路。这小子看看窗外那明灿灿的阳光，又说天气太热。刘子炎便哄他，说可以私人掏钱请他吃冰淇淋。谢三蹬鼻子上脸，说他有个习惯，吃冰淇淋一次必须两客，否则宁可不吃。刘子炎点头：“行行行！两客就两客！”
谢三是“鸿正兴面馆”的常客，面馆从老板到伙计，个个对这主儿恨得牙根发痒，却不敢得罪，因为谢三阴招太多，随便露一手就会影响生意。见他进去，跑堂（该面馆系私营，故人们习惯沿用旧称）立马迎上来，称其“谢小爷”，问他今儿个想在底楼座还是去二楼。谢三指指身后的便衣，说今天不打算照顾你家生意，我只是带几个朋友来看看贵号宝地。这时正是午市，刘子炎就把谢三带到后面的老板屋里，亮明身份，叫谢三说明5月4日他在面馆行窃时所坐的位置。
那天傍晚七时许，谢三因为口袋里有几张钞票，就来面馆吃爆鱼、焖肉双档汤面当晚餐。他在角落里的一副座头落座，等候跑堂的上面条时，邻座来了一对男女。谢三干的是小偷小摸的勾当，时刻准备下手，同时又要提防被人发觉，观察力自是比一般人细致。那对男女一落座，他便不由自主地暗中观察。
那个男的三十多岁，较黑，络腮胡子，脖颈很粗壮，脸上一副凶相，穿一件米黄色卡其布猎装；女的二十七八岁样子，跟男子相比，肤色显得白皙，头发扎成马尾辫，跟男子说话时，因为动作太大，那条扎着黑色丝绸蝴蝶结的马尾辫老是晃来晃去。女子的口音听上去像是苏州话，男子说的也是江南话，但不像苏州话那样软糯，谢三说不清是哪个地方的口音。
一会儿，他要的双档面送来了，吃面时，他依旧用眼角余光留意那对正等待上酒菜的男女，发现男子的目光两次朝自己扫视过来。面吃到一半时，邻桌要的酒菜上来了，那个女子斟酒时，男子说“有点儿热”，便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谢三见之心里一喜，那个位置正好适于一会儿离開时顺手牵羊做一个小动作。于是，他赶紧吃完面条，连平时舍不得放弃的汤水也割爱了，唤来跑堂，付钱后立刻起身走路。经过那男子背后时，谢三顺利地从衣袋里掏到了钱包。
这时，面馆午市结束了，刘子炎让老板把跑堂都叫来，要求大家回忆5月4日那对男女食客的情况。但是，时间过得太久，而且饭馆里每天都有此类食客，跑堂们根本想不起来。大家对谢三来吃双档面倒是都有印象，连下面条的师傅也记得这小子，因为跑堂特地关照，这是小兔崽子点的，师傅就不得不挑选大而好的浇头，油水也足，以防那小子故意找茬儿。
在南京作案的正是一男一女，这对男女食客的情况自然会引起刘子炎的重视。他立刻把情况汇报到专案指挥部，指挥部也认为这条线索很重要，很快又从南京派来十二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二十多名刑警聚在一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定要在镇江查出案犯的蛛丝马迹。
回过头来，再说刑警熊守静这一路。熊守静从上海赶回南京，向指挥部汇报了在沪调查的情况。指挥长洪沛霖当即下令，向上海增派十一名刑警，会同上海小组，彻查柳梅子的情况，如果发现柳确有疑点，可以立即拘拿。
熊守静与增援的十一名刑警回到上海，马上对柳梅子的基本情况作了外围调查。
柳梅子与浅水结婚时，在静安寺那边的一家日本商行做会计。浅水被“军统”特务暗杀后，侵华日军上海宪兵队为表示对浅水遗属的关心，安排柳梅子到虹口日本海军医院工作，具体岗位是财务室会计。她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抗战胜利，海军医院被国民党接收。接下来，她的日子开始走下坡路，到上海解放为止，将近四年时间，柳梅子先后干过商铺店员、洋行职员，1948年春洋行歇业，她在一家影剧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上海解放后，情况愈加不妙，那家影剧院的老板因为历史问题逃往海外，影剧院关门，柳梅子失业。
不久，失业在家的柳梅子突然得到消息，其亡夫浅水生前系日本共产党党员，曾以特高课特务的身份为掩护为共产国际提供情报。此后，柳梅子四处奔走，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民政局、外事部门不知跑了多少趟，要求追认浅水为革命烈士。这个要求自然得不到满足，不过，这番奔波倒也并非全是無用功，政府为安抚她的情绪，安排她到内河航运公司当了正式职工，不过轮不到坐办公室，只能做做内勤杂务。以柳梅子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这个职位还真是委屈她了。
自从浅水死后，柳梅子一直独身。她搬过几次家，每到一处，总是要在新居选择一个最佳位置安放浅水的遗像，每月初一、十五，还会供奉佳肴美酒，点烛焚香。这么些年来，并非没有人追求过她，其中不乏日本人，但都被她回绝了。不过，这只是表面上，暗地里，她和不少男人保持交往。据刑警初步调查，自1940年浅水被杀到现在，柳梅子至少跟十五名男子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
尽管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柳梅子对浅水的感情倒不像假的，她一直没有断过替丈夫复仇的念头。浅水刚被暗杀时，柳梅子隔三差五跑到四川路日军宪兵队特高课，要求特高课长官下令彻查该案，抓获凶手。特高课对于自己人被暗杀的案子，当然非常重视，确实花费过许多心思进行调查，最后查到系重庆方面所为。可是，具体凶手是谁、策划指使人是谁，那就没法儿查了。主持调查该案的佐藤少佐曾找柳梅子谈话，坦率告知一应情况，遭到她的一顿痛骂，说你们不查我就自己去调查。佐藤倒并未生气，说浅水夫人你可以自己调查，查到凶手后告诉我，宪兵队负责抓人。柳梅子还真的花钱请人查了一阵，当然不会有结果。
抗战胜利后，柳梅子通过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弄清了浅水之死的大致情况。人家当然不可能告诉她具体执行暗杀使命的是“军统”的哪个特工，只透露说罗果夫经营的西菜馆可能对这次暗杀行动提供了帮助。联想到丈夫是在西菜馆用餐回家后才身亡的，柳梅子就想当然地认定是罗果夫在酒菜中下了毒，于是就打上门去。第一次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浅水有美国海军情报人员的秘密身份，警察局不愿干预此事，对柳梅子警告一番，也就算了。上海解放后，柳梅子两次去西菜馆“讨说法”，迫于形势，自然无法再打打杀杀了，但还是气势汹汹。刑警从侧面了解到的情况表明，柳梅子多次向她的一些朋友表示，一定要算一算跟罗果夫的那笔血债。
在调查中，刑警还意外了解到一个情况。去年8月，柳梅子去西菜馆爆出日语粗口“八嘎牙路”之后大约一星期，其供职的内河航运公司对员工进行体检，柳梅子被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处于中晚期阶段。这个情况使刑警感到突兀的同时，更增加了对其实施所谓“复仇”的怀疑。从柳梅子的“复仇”决心来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未曾松懈过，只不过出于对法律的畏惧，不敢付诸行动。现在，她患了癌症，在那个肺结核尚且可以轻易夺去人的生命的年代，得了癌症那更是死路一条了。因此，被查出罹患癌症，可能会成为她实施“复仇”的催化剂。
据此情况，刑警决定跟柳梅子当面接触。
5月15日上午，刑警在柳梅子从医院回家的途中将其拦截，宣布对其依法传讯。把柳梅子带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后，即由熊守静等三名刑警对其进行讯问。
刑警先从对方的身体健康情况问起，假装不知道柳已患了癌症。问了几句，原以为柳梅子肯定会把癌症的事说出来，哪知她竟很沉得住气，根本没提，还说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熊守静就把话题转移到罗果夫身上，问她是否听说了罗果夫的事情。柳梅子说不只是听说，她还去过那家目前已经关门的西菜馆，跟罗果夫当面对过话，这家伙不是就要回去“建设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了吗？呵呵，总算老天有眼，这个罗宋瘪三罪有应得！
熊守静突然把话锋一转：“这案子跟你是否有关系呢？”
柳梅子一愣：“哦……原来你们怀疑是我杀了他？那行啊，拿证据出来！”
“先说说你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吧，从早到晚在干什么都说清楚。”
柳梅子说：“我觉得你们这帮警察的思维很奇怪。可能你们的脑子特别好，可以把半个月以来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的活动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不知你们是否上过大学，我倒是大学毕业的，可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到马路上随便找几个人问问，看谁能说得上来？”
干刑侦的大凡都会遇上这种角色，自然也有应对之术。不过，眼前这个柳梅子有点儿难缠，刑警费了好大工夫，方才把她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一一查明——
自4月26日至5月10日，她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住在内科病区305病房，5月11日出院后一直待在家里。上述情况，前者有医生、护士、化验师和病友作证，后者有多名邻居作证。刑警一共走访了三十七名证人，笔录制作了厚厚一沓，足可证明柳梅子没有作案时间，在案发后也没有跟其他人有过接触。
但是，刑警认为尚不能排除柳梅子的涉案嫌疑，毕竟她有强烈的作案动机。所以，调查还须继续进行下去。鉴于柳梅子是癌症患者，刑警决定解除对她的羁押，放其回家。没想到，柳梅子拒绝找人为其担保，无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刑警只得与其单位内河航运公司联系，由公司保卫科安排两名女职工去其住处与其同住，美其名曰“照料病人”，其实就是寸身不离日夜监视。 刘子炎已经与镇江市公安局联系，要求指派警员对车站、码头进行布控，严防嫌疑人外逃。当然，他也明白，这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手段。谢三说是5月4日见到那对男女的，现在已经是13日，相隔九天。如果那对男女是流窜犯的话，怎么可能还会待在镇江？
不过，哪怕就在镇江待一天，他们也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才行。这个落脚点可能是旅馆，也可能是某个熟人家里，或者就在车站或者码头。最后一种可能很快就被刘子炎否定了——既然担惊受怕逃离南京，也就没必要在车站、码头冒着被警察盘查的风险过夜，何不在夜班火车或者长江客轮上多待些时间，到离南京远一些的城市下来呢？因此，在镇江停留，他们必然有落脚点。不论是在旅馆下榻还是投宿熟人家，都要进行住宿登记或者报临时户口，这就留下痕迹了。只要找到他们的痕迹，就有可能顺藤摸瓜抓到他们。
于是，刑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对全市旅馆的住宿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由镇江市公安局向下辖各分局、派出所下达指令，要求将自5月3日夜间至调查当天的所有住宿登记和派出所辖区内的临时户口申报材料提交警方查阅。这番折腾下来，用了三天时间，耗费的人力、精力可想而知，可是，最后的结果竟是白板一块，什么线索也没有查到。
这样，刑警就不得不面对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5月3日夜间，那对男女从南京逃到镇江后，没有去旅馆或者熟人处投宿，就在镇江客运码头或者火车站候车室内混到天明，第二天，伪装游客在市内转了一圈，傍晚在面馆用餐后，就离开镇江了。如果是这样，刑警就要重新寻找突破口，那要花费多大功夫，还是一个未知数。
刘子炎自然不肯轻易罢休，说咱们先不回南京，留在镇江这边开会分析情况，看是不是能够拓展出新的思路。有刑警提出，这次折腾的依据是查获了赃物，具体行动则是根据那个十三岁的少年谢三关于获得赃物（钱包）的说法而展开的。但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并未得到验证，因为面馆那边的伙计记不准当时是否有这么一对男女去消费过。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如果谢三的说法有问题的话，刑警的调查方向肯定就会产生偏差。因此，建议重新审查谢三的口供。
谢三住所所在地大市口派出所的管段民警老金立刻被请来，请他相帮分析谢三是否有瞎说的可能。老金说这小子从来就没实话，而且特别会编故事。接着，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听得这些算得上见多识广的刑警也对其说谎本领叹为观止。这种角色，尽管年少，但跟警察打交道已经成精，秋风黑脸、拍桌摔凳根本唬不住他，只有拿出真凭实据才镇得住。刘子炎决定再次前往“鸿正兴面馆”调查，指望能够掌握谢三说谎的证据。
刑警秋浩风当初负责讯问谢三，其搭档徐骁勇做的记录。于是，这桩活儿就交给这二位去做。两人去之前，先把笔录温习了一遍，所有细节都牢牢记住，寻思说不定有用。这一去，还真发现了一个疑点。
谢三的口供很详细，细到连当时那对男女点了哪几个菜都说得清清楚楚，秋浩风、马骁勇也不含糊，把菜名一道道报出来跟面馆核实。结果面馆方面说，有一道菜他们没有，而且整个镇江饮食业都不会有。那道菜叫作“虾仁炒青豆瓣”，这个“青豆瓣”并非通常所说的那种青豆，而是将新鲜蚕豆剥壳去皮，所谓青豆的叫法，仅仅是江南地区的俗称。
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之说，每年的新鲜蚕豆都是立夏以后才上市，持续半个多月就落市了。落市前的蚕豆因为皮长得厚且老，口感不佳，所以人们会把皮剥去，那就是豆瓣。豆瓣分两种，一种是豆皮虽老，但豆瓣仍是青绿色的；另一种豆皮老到发硬，剥出的豆瓣是黄色的。前者就称为“青豆瓣”。谢三说5月4日遇到的那对男女吃的菜中有“虾仁炒青豆瓣”这道菜，而当时离立夏还有两天，别说青豆瓣了，就是新鲜蚕豆也还未上市哩。所以，刑警断定谢三所述内容有诈，当即决定把那小子提溜过来重新讯问。
为防止走漏风声，刘子炎请老金出面让居委会干部去找谢三，找个借口将其骗到派出所。居委会治保委员老焦接受使命后，对老金和刑警说没问题，马上就把他弄过来。刑警在派出所等候，哪知却没等着——谢三听说派出所找他，满不在乎跟着老焦就走。老焦没少跟谢三打交道，这种传唤少说也有过十几次，每次都是顺顺当当的，所以也根本没当回事。不料，谢三倒是当回事的，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中途经过一条巷子时，冷不丁儿就开溜了。老焦拔腿就追，但论跑步他哪里是谢三的对手，转眼就被甩掉了。
这样一来，刑警愈发怀疑谢三心中有鬼，顿时来了劲儿，非要把这小子抓到不可。循着谢三平时的活动轨迹、交往关系几番调查，刑警终于瞅准了一个对象。
这主儿姓赖名仙筝，名字不俗，人却不雅，是镇江地面上有点儿名气的盗贼。赖仙筝的“仙筝”之名来自其父赖阿大的一手风筝技艺。赖阿大是个船夫，业余善制风筝，作为副业挣点儿小钱。为推销产品，他练就了一手放风筝的絕技。这人可以把风筝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举两个例子——
其一，民国前期镇江的民用供电由私营发电厂负责供给，称为“电灯厂”。电灯厂的线路有时会被不知何人所放的失控风筝缠绕，短路停电。这种状况处理起来颇费周折，费时费力，停电成本也大。赖阿大却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解决的方式更让人惊叹，他竟然能够用自己放的风筝解决缠绕电线的失控风筝，有些缠绕得过于复杂的，干脆用拴绑了极轻极薄极锋利“快口”（刀片）的风筝，切割失控风筝的棉线使其跌落。
其二，典当行、中药铺子每到黄梅结束骄阳当空时，就会把贵重细软和中药材在后院空地晾晒防霉。赖老大嗜赌，有时赌债还不上，就会悄悄爬上典当行、中药铺相邻的房顶或者电线杆，操纵拴上面筋的风筝，靠面筋的粘性将一些分量轻的贵重物品或药材偷出来抵债。
赖仙筝自幼跟着老爸鼓捣风筝，练就了一手制作风筝的手艺，也擅长放风筝，只是没来得及学得那手出神入化的本领，老爸就病逝了。不过，赖仙筝胆大，交了一班道上朋友，所以虽然不务正业，靠偷盗以及为匪人提供信息，也能过上一份还算滋润的日子。
像他这种作为，自然要经常和警察打交道，曾数次折进局子，最后一次是1948年。他结交的几个“长江兄弟”在江上拦截船只杀人越货后，将赃物藏匿其家，不料被国民党警察局侦破，起获赃物后连赖仙筝一并处置，判其七年徒刑，押解苏州监狱服刑。一年多后，苏州解放。赖仙筝以抗战时期曾协助新四军潜入镇江执行任务、收集情报为由，要求“将功折罪”。人民政府查实后，为其减刑三年，于1952年6月释放。赖仙筝回到镇江，开了一家杂货铺子维持生计。
一、春夜遇害
遇害的这名外侨名叫罗果夫，圣彼得堡人氏，1914年出生，其父系当时沙俄军队的一名少校军医。十月革命爆发后，其父携妻带子逃往中国，先在哈尔滨谋生，不久去了上海法租界，在友人帮助下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其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众多患者的信任，收入渐丰，一家人过着一份不错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也就不过十多年时间，老罗果夫身为医生，自己竟然患上了伤寒，不治身亡。父亲的去世，使罗果夫丧失了上医科大学继承老爸衣钵的条件，迫于生活压力，已经念高二的罗果夫不得不中断学业，进了一家俄罗斯人经营的西菜馆打工。那家西菜馆的厨师据说曾给沙俄皇室掌勺，罗果夫就在他的手下当学徒。十年后，罗果夫不但学到了一手精湛的烹饪技艺，而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西菜馆。
这次，罗果夫被苏侨协会定为重点动员对象，准备将其作为典型树立起来。罗果夫比较识时务，一番权衡后终于作出决定，举家回归苏联，参加农业生产，为建设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作出一份贡献。他是旅沪苏侨中首个积极报名者，且自愿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心仪的职业，苏联方面考虑到之后还需动员多批苏侨回国参加农业生产，遂将其定为典型，苏联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特地派遣摄制组赴沪拍摄了专题片。
处理完在沪一应事务，罗果夫携家小前往南京，与以前在上海的中国邻居、发小叶紫龙道别。
一家四口是5月3日从上海去南京的，叶紫龙事先已经接到电报，接站后请挚友一家入住其坐落于第二区火瓦巷已经完成装修但尚未入住的新居。当晚，主人在家设宴招待。八时许，吃过晚餐的罗果夫信步出门，说是在附近溜达溜达。哪知，罗果夫这一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警方推测，罗果夫出门后，沿着火瓦巷向北行走。从时间推算，他散步至火瓦巷与户部街交叉路口时，发现那里有一座小小尼庵，墙上绘有彩色图画，便驻步观看。就在此时，他遭到了歹徒袭击。
事发时现场并无目击者，尼姑庵内仅有的三个尼姑都在后院做晚课，附近的居民住家也都未听见什么动静。从现场勘查情况判断，歹徒是从罗果夫的身后突然袭击的，对其背部连刺两刀，分别刺中心脏和左肺。罗果夫当即倒地，歹徒掠走了他的钱包、手表、项链、戒指和钢笔，迅速逃离现场。
火瓦巷口原是有路灯照明的，但巧的是这天晚上路灯发生故障，现场光线不佳。罗果夫遇刺倒地后，应该是有路人从巷口或者户部街上经过的，但可能是由于尼姑庵坐落在巷内比较偏僻的位置，光线又暗，所以无人发现庵前有人倒毙。罗果夫久出不归，叶紫龙出门寻找，方才发现友人已经遇害。
户部街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报案后自是大惊，当即向分局急电报告后全体出警前往火瓦巷。这等命案，派出所民警当然不可能贸然介入调查，他们只是负责保护现场。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南京市公安局第二分局的刑警随后赶到，也是暂时按兵不动，等候上级领导的命令。
以当时的政治气候，像罗果夫这样一位已被苏联政府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对象被害，可以想象中方的重视程度。这起重大命案即刻被逐级上报，从分局、市局、省厅直至北京。北京连夜做出反应——
公安部电令江苏省公安厅，立即组建专案侦查班子对该案展开调查；考虑到罗果夫来自上海，调查中肯定会把触角伸向上海，故同时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选派精干刑警赶往南京，增援江苏同行。
外交部向江苏省、上海市政府拍发紧急电报，要求苏、沪人民政府外事处与苏联方面沟通，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凡苏方（含死者的苏联籍亲友）向上海或者江苏方面提出的任何询问，概由两地外事处负责答复，公安机关不答复外界任何方面的询问。
次日上午，江苏、上海的宣传部门同时接到北京电话，要求新闻媒体对该案不予报道，报社、电台不接待就此事来访的社会各界人士。中午，南京、上海警方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一句话，就是尽可能降低该案的负面影响。这究竟是苏联方面的意思，还是中方单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得而知。
1954年5月4日凌晨三时，由江苏省公安厅牵头，从省厅、南京市公安局、案发地分局抽调四十六名精干刑警组建“5·3”案件专案指挥部，由省厅副厅长兼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洪沛霖担任指挥长。从上海赶来的七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单独组成“上海小组”，专门负责对罗果夫在上海方面情况的调查，该小组的业务接受指挥部领导。但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要求，上海小组仅仅作为增援力量接受江苏方面的指挥，并不隶属于专案指挥部，相当于指挥部的外围力量。因此，上海小组虽然在指挥部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时已经赶到南京，但组长钱锦图婉言谢绝了江苏同行要求他们参加案情分析会的邀请，待在另一间屋子里待命。
案情分析会上，主持现场勘查的市局刑侦队队长刘子炎和法医刘世明对现场勘查和验尸情况作了介绍。
罗果夫的被害地点在第二区户部街火瓦巷口，巷口有一盏路灯，但当晚这盏路灯没亮，勘查时发现灯泡已被人打碎。初步访查附近住户，得知当天黄昏时这盏灯还亮着，有可能是案犯作案前故意打碎的。从现场发现的脚印判断，疑似案犯有两个，一个是身高在一米六二至一米六五之间的女性，另一个是身高一米六八至一米七一的男性。案发时，女案犯与受害者在巷内对面而站，可能是在聊天。另一男案犯趁受害者分神之际，悄悄来到其身后，骤然下手，对准罗果夫的背部连刺两刀。女案犯随即离去，男案犯离开前又劫走了罗果夫身上的财物。
法医根据伤口判断，凶手使用的是那种在江湖上被称为“小攮子”的雙刃匕首，长约三寸半。受害者身中两刀，一刀刺中心脏，另一刀刺在心肺之间。由此法医认定，凶手手法熟练，惯于使用短刀。其理由是，罗果夫身高一米八六，比他至少矮十五厘米的凶手若想刺中其心脏，那就得把持刀之手抬高十多厘米，抬高的这段距离对于出刀的力度和精准度是有影响的。凶手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那两刀是由下而上刺入受害者背部的。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动作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可凶手却轻而易举做到了。因此，有理由认为凶手是一个对于使用短刀颇有实践的家伙，可能从事过屠宰牲口的行当，甚至是接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杀手。 民警尚且拿他没办法，父母就更没辙了。谢三是1949年9月1日上的学，按说现在应该是小学五年级了，可他却还在三年级站队——因经常逃学留了两级。今年他打算继续留级，最好被学校开除，以获得最大自由。而校方呢，也有这个念头，所以根本不去管他。谢三小小年纪，交际却广，镇江全市各个旮旯的社会渣滓他都认识，给那些人当跑腿小弟，还乐此不疲。平时他基本是不在家过夜的，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去。今天父母下班回家，问了两个女儿，都说回家时门是锁着的，根本没见过谢三。
民警请他们查看一下户口簿是否在家。老谢去了趟卧室，出来说户口簿不在。老谢告诉民警，谢三经常偷偷把户口簿拿出去，要么自己去旧货店卖东西，要么借给别人去卖东西。这些东西当然都是赃物。为此，管段派出所经常找上门来。两口子也很头疼，多次把户口簿藏起来，但无论藏得多严密，总能被谢三找到。后来老谢恼了，把户口簿拿到居委会请干部保管，但人家不肯。
镇江民警寻思，如果调查到此为止的话，只怕还不能交差。回头南京刑警怕是也要找谢三的，到时他们自然还得陪同。而且，南京同行多半会认为他们懈怠，留下不好的印象。向领导汇报后，他们开始到处寻找谢三，一干人一直折腾到天亮时分，才在长江边的一条木船上找到了这小子，顺便还逮到了一伙赌徒。谢三负责给他们递烟沏茶买点心，据说可以获得两万元“劳务费”。
刘子炎率领十名刑警赶到镇江后，在北固分局治安股的临时羁押室见到了谢三。这小子一夜未眠，正在呼呼酣睡，被唤醒后很恼火，待到发现这些警察眼生，这才一个激灵彻底醒过来。没等刑警发问，他倒主动开腔了，问刑警是什么人，又埋怨民警抓人太急，害得他两万元“劳务费”也没拿到。
谈话从谢三身上搜出的那本户口簿开始，问他为什么把户口簿随身带着。谢三自幼和警察打交道，自有一份从容，并不像一般孩子那样，面对疾言厉色的警察会顿时没了主张。他告诉刑警，根据公安局的规定，卖旧货是要凭户口簿的，所以他就带上了。卖完后因为忙得顾不上回家，就把户口簿带在身上。这样，话题就扯到了那个被他以一万元定金押在“裕泰”的那个钱包上。谢三儿突然问：“您几位是哪里的警察？”
刑警老朱顿时瞪眼：“少啰唆，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讲清楚，把你关起来！”
但这一套对谢三一点儿用处没有。谢三笑了，说我是法场上的麻雀——吓大的，关起来的次数多得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最早那次还是让反动派旧警察给关的，还扣过铐子。几位打算再把我关起来，请便。刘子炎吃惊之余，立刻调整策略，让买点心给谢三吃，又说自己来自南京，是来调查一件重要案子的。
谢三这才答应配合，说那个钱包是前几天——在刑警的要求下，他想了片刻，终于想起是5月4日——傍晚，他在解放路上的“鸿正兴面馆”吃面时，顺手牵羊从其他食客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来的。原以为这么一个有些沉的钱包里肯定有不少油水，哪知得手后一看却是空的。不过，这个钱包看上去值几个钱，他就动起了卖到旧货行的脑筋。5月12日去“裕泰”卖，没想到那老头儿作不了主定不下价，就先搁在那里了。
对于刑警来说，这自然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接下去，刑警让谢三带路去面馆查看现场。谢三马上意识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便又耍起了花招，说他昨晚一夜没睡。刑警打断说没关系，我们有汽车，不要你走路。这小子看看窗外那明灿灿的阳光，又说天气太热。刘子炎便哄他，说可以私人掏钱请他吃冰淇淋。谢三蹬鼻子上脸，说他有个习惯，吃冰淇淋一次必须两客，否则宁可不吃。刘子炎点头：“行行行！两客就两客！”
谢三是“鸿正兴面馆”的常客，面馆从老板到伙计，个个对这主儿恨得牙根发痒，却不敢得罪，因为谢三阴招太多，随便露一手就会影响生意。见他进去，跑堂（该面馆系私营，故人们习惯沿用旧称）立马迎上来，称其“谢小爷”，问他今儿个想在底楼座还是去二楼。谢三指指身后的便衣，说今天不打算照顾你家生意，我只是带几个朋友来看看贵号宝地。这时正是午市，刘子炎就把谢三带到后面的老板屋里，亮明身份，叫谢三说明5月4日他在面馆行窃时所坐的位置。
那天傍晚七时许，谢三因为口袋里有几张钞票，就来面馆吃爆鱼、焖肉双档汤面当晚餐。他在角落里的一副座头落座，等候跑堂的上面条时，邻座来了一对男女。谢三干的是小偷小摸的勾当，时刻准备下手，同时又要提防被人发觉，观察力自是比一般人细致。那对男女一落座，他便不由自主地暗中观察。
那个男的三十多岁，较黑，络腮胡子，脖颈很粗壮，脸上一副凶相，穿一件米黄色卡其布猎装；女的二十七八岁样子，跟男子相比，肤色显得白皙，头发扎成马尾辫，跟男子说话时，因为动作太大，那条扎着黑色丝绸蝴蝶结的马尾辫老是晃来晃去。女子的口音听上去像是苏州话，男子说的也是江南话，但不像苏州话那样软糯，谢三说不清是哪个地方的口音。
一会儿，他要的双档面送来了，吃面时，他依旧用眼角余光留意那对正等待上酒菜的男女，发现男子的目光两次朝自己扫视过来。面吃到一半时，邻桌要的酒菜上来了，那个女子斟酒时，男子说“有点儿热”，便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谢三见之心里一喜，那个位置正好适于一会儿离開时顺手牵羊做一个小动作。于是，他赶紧吃完面条，连平时舍不得放弃的汤水也割爱了，唤来跑堂，付钱后立刻起身走路。经过那男子背后时，谢三顺利地从衣袋里掏到了钱包。
这时，面馆午市结束了，刘子炎让老板把跑堂都叫来，要求大家回忆5月4日那对男女食客的情况。但是，时间过得太久，而且饭馆里每天都有此类食客，跑堂们根本想不起来。大家对谢三来吃双档面倒是都有印象，连下面条的师傅也记得这小子，因为跑堂特地关照，这是小兔崽子点的，师傅就不得不挑选大而好的浇头，油水也足，以防那小子故意找茬儿。
在南京作案的正是一男一女，这对男女食客的情况自然会引起刘子炎的重视。他立刻把情况汇报到专案指挥部，指挥部也认为这条线索很重要，很快又从南京派来十二名刑警作为增援力量。二十多名刑警聚在一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定要在镇江查出案犯的蛛丝马迹。
五、可疑对象
回过头来，再说刑警熊守静这一路。熊守静从上海赶回南京，向指挥部汇报了在沪调查的情况。指挥长洪沛霖当即下令，向上海增派十一名刑警，会同上海小组，彻查柳梅子的情况，如果发现柳确有疑点，可以立即拘拿。
熊守静与增援的十一名刑警回到上海，马上对柳梅子的基本情况作了外围调查。
柳梅子与浅水结婚时，在静安寺那边的一家日本商行做会计。浅水被“军统”特务暗杀后，侵华日军上海宪兵队为表示对浅水遗属的关心，安排柳梅子到虹口日本海军医院工作，具体岗位是财务室会计。她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抗战胜利，海军医院被国民党接收。接下来，她的日子开始走下坡路，到上海解放为止，将近四年时间，柳梅子先后干过商铺店员、洋行职员，1948年春洋行歇业，她在一家影剧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上海解放后，情况愈加不妙，那家影剧院的老板因为历史问题逃往海外，影剧院关门，柳梅子失业。
不久，失业在家的柳梅子突然得到消息，其亡夫浅水生前系日本共产党党员，曾以特高课特务的身份为掩护为共产国际提供情报。此后，柳梅子四处奔走，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民政局、外事部门不知跑了多少趟，要求追认浅水为革命烈士。这个要求自然得不到满足，不过，这番奔波倒也并非全是無用功，政府为安抚她的情绪，安排她到内河航运公司当了正式职工，不过轮不到坐办公室，只能做做内勤杂务。以柳梅子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身份，这个职位还真是委屈她了。
自从浅水死后，柳梅子一直独身。她搬过几次家，每到一处，总是要在新居选择一个最佳位置安放浅水的遗像，每月初一、十五，还会供奉佳肴美酒，点烛焚香。这么些年来，并非没有人追求过她，其中不乏日本人，但都被她回绝了。不过，这只是表面上，暗地里，她和不少男人保持交往。据刑警初步调查，自1940年浅水被杀到现在，柳梅子至少跟十五名男子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
尽管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柳梅子对浅水的感情倒不像假的，她一直没有断过替丈夫复仇的念头。浅水刚被暗杀时，柳梅子隔三差五跑到四川路日军宪兵队特高课，要求特高课长官下令彻查该案，抓获凶手。特高课对于自己人被暗杀的案子，当然非常重视，确实花费过许多心思进行调查，最后查到系重庆方面所为。可是，具体凶手是谁、策划指使人是谁，那就没法儿查了。主持调查该案的佐藤少佐曾找柳梅子谈话，坦率告知一应情况，遭到她的一顿痛骂，说你们不查我就自己去调查。佐藤倒并未生气，说浅水夫人你可以自己调查，查到凶手后告诉我，宪兵队负责抓人。柳梅子还真的花钱请人查了一阵，当然不会有结果。
抗战胜利后，柳梅子通过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弄清了浅水之死的大致情况。人家当然不可能告诉她具体执行暗杀使命的是“军统”的哪个特工，只透露说罗果夫经营的西菜馆可能对这次暗杀行动提供了帮助。联想到丈夫是在西菜馆用餐回家后才身亡的，柳梅子就想当然地认定是罗果夫在酒菜中下了毒，于是就打上门去。第一次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浅水有美国海军情报人员的秘密身份，警察局不愿干预此事，对柳梅子警告一番，也就算了。上海解放后，柳梅子两次去西菜馆“讨说法”，迫于形势，自然无法再打打杀杀了，但还是气势汹汹。刑警从侧面了解到的情况表明，柳梅子多次向她的一些朋友表示，一定要算一算跟罗果夫的那笔血债。
在调查中，刑警还意外了解到一个情况。去年8月，柳梅子去西菜馆爆出日语粗口“八嘎牙路”之后大约一星期，其供职的内河航运公司对员工进行体检，柳梅子被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处于中晚期阶段。这个情况使刑警感到突兀的同时，更增加了对其实施所谓“复仇”的怀疑。从柳梅子的“复仇”决心来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未曾松懈过，只不过出于对法律的畏惧，不敢付诸行动。现在，她患了癌症，在那个肺结核尚且可以轻易夺去人的生命的年代，得了癌症那更是死路一条了。因此，被查出罹患癌症，可能会成为她实施“复仇”的催化剂。
据此情况，刑警决定跟柳梅子当面接触。
5月15日上午，刑警在柳梅子从医院回家的途中将其拦截，宣布对其依法传讯。把柳梅子带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后，即由熊守静等三名刑警对其进行讯问。
刑警先从对方的身体健康情况问起，假装不知道柳已患了癌症。问了几句，原以为柳梅子肯定会把癌症的事说出来，哪知她竟很沉得住气，根本没提，还说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熊守静就把话题转移到罗果夫身上，问她是否听说了罗果夫的事情。柳梅子说不只是听说，她还去过那家目前已经关门的西菜馆，跟罗果夫当面对过话，这家伙不是就要回去“建设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了吗？呵呵，总算老天有眼，这个罗宋瘪三罪有应得！
熊守静突然把话锋一转：“这案子跟你是否有关系呢？”
柳梅子一愣：“哦……原来你们怀疑是我杀了他？那行啊，拿证据出来！”
“先说说你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吧，从早到晚在干什么都说清楚。”
柳梅子说：“我觉得你们这帮警察的思维很奇怪。可能你们的脑子特别好，可以把半个月以来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的活动情况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不知你们是否上过大学，我倒是大学毕业的，可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到马路上随便找几个人问问，看谁能说得上来？”
干刑侦的大凡都会遇上这种角色，自然也有应对之术。不过，眼前这个柳梅子有点儿难缠，刑警费了好大工夫，方才把她这半个月来的活动情况一一查明——
自4月26日至5月10日，她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住在内科病区305病房，5月11日出院后一直待在家里。上述情况，前者有医生、护士、化验师和病友作证，后者有多名邻居作证。刑警一共走访了三十七名证人，笔录制作了厚厚一沓，足可证明柳梅子没有作案时间，在案发后也没有跟其他人有过接触。
但是，刑警认为尚不能排除柳梅子的涉案嫌疑，毕竟她有强烈的作案动机。所以，调查还须继续进行下去。鉴于柳梅子是癌症患者，刑警决定解除对她的羁押，放其回家。没想到，柳梅子拒绝找人为其担保，无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刑警只得与其单位内河航运公司联系，由公司保卫科安排两名女职工去其住处与其同住，美其名曰“照料病人”，其实就是寸身不离日夜监视。 刘子炎已经与镇江市公安局联系，要求指派警员对车站、码头进行布控，严防嫌疑人外逃。当然，他也明白，这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手段。谢三说是5月4日见到那对男女的，现在已经是13日，相隔九天。如果那对男女是流窜犯的话，怎么可能还会待在镇江？
不过，哪怕就在镇江待一天，他们也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才行。这个落脚点可能是旅馆，也可能是某个熟人家里，或者就在车站或者码头。最后一种可能很快就被刘子炎否定了——既然担惊受怕逃离南京，也就没必要在车站、码头冒着被警察盘查的风险过夜，何不在夜班火车或者长江客轮上多待些时间，到离南京远一些的城市下来呢？因此，在镇江停留，他们必然有落脚点。不论是在旅馆下榻还是投宿熟人家，都要进行住宿登记或者报临时户口，这就留下痕迹了。只要找到他们的痕迹，就有可能顺藤摸瓜抓到他们。
于是，刑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对全市旅馆的住宿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由镇江市公安局向下辖各分局、派出所下达指令，要求将自5月3日夜间至调查当天的所有住宿登记和派出所辖区内的临时户口申报材料提交警方查阅。这番折腾下来，用了三天时间，耗费的人力、精力可想而知，可是，最后的结果竟是白板一块，什么线索也没有查到。
这样，刑警就不得不面对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5月3日夜间，那对男女从南京逃到镇江后，没有去旅馆或者熟人处投宿，就在镇江客运码头或者火车站候车室内混到天明，第二天，伪装游客在市内转了一圈，傍晚在面馆用餐后，就离开镇江了。如果是这样，刑警就要重新寻找突破口，那要花费多大功夫，还是一个未知数。
刘子炎自然不肯轻易罢休，说咱们先不回南京，留在镇江这边开会分析情况，看是不是能够拓展出新的思路。有刑警提出，这次折腾的依据是查获了赃物，具体行动则是根据那个十三岁的少年谢三关于获得赃物（钱包）的说法而展开的。但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并未得到验证，因为面馆那边的伙计记不准当时是否有这么一对男女去消费过。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如果谢三的说法有问题的话，刑警的调查方向肯定就会产生偏差。因此，建议重新审查谢三的口供。
谢三住所所在地大市口派出所的管段民警老金立刻被请来，请他相帮分析谢三是否有瞎说的可能。老金说这小子从来就没实话，而且特别会编故事。接着，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听得这些算得上见多识广的刑警也对其说谎本领叹为观止。这种角色，尽管年少，但跟警察打交道已经成精，秋风黑脸、拍桌摔凳根本唬不住他，只有拿出真凭实据才镇得住。刘子炎决定再次前往“鸿正兴面馆”调查，指望能够掌握谢三说谎的证据。
刑警秋浩风当初负责讯问谢三，其搭档徐骁勇做的记录。于是，这桩活儿就交给这二位去做。两人去之前，先把笔录温习了一遍，所有细节都牢牢记住，寻思说不定有用。这一去，还真发现了一个疑点。
谢三的口供很详细，细到连当时那对男女点了哪几个菜都说得清清楚楚，秋浩风、马骁勇也不含糊，把菜名一道道报出来跟面馆核实。结果面馆方面说，有一道菜他们没有，而且整个镇江饮食业都不会有。那道菜叫作“虾仁炒青豆瓣”，这个“青豆瓣”并非通常所说的那种青豆，而是将新鲜蚕豆剥壳去皮，所谓青豆的叫法，仅仅是江南地区的俗称。
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之说，每年的新鲜蚕豆都是立夏以后才上市，持续半个多月就落市了。落市前的蚕豆因为皮长得厚且老，口感不佳，所以人们会把皮剥去，那就是豆瓣。豆瓣分两种，一种是豆皮虽老，但豆瓣仍是青绿色的；另一种豆皮老到发硬，剥出的豆瓣是黄色的。前者就称为“青豆瓣”。谢三说5月4日遇到的那对男女吃的菜中有“虾仁炒青豆瓣”这道菜，而当时离立夏还有两天，别说青豆瓣了，就是新鲜蚕豆也还未上市哩。所以，刑警断定谢三所述内容有诈，当即决定把那小子提溜过来重新讯问。
为防止走漏风声，刘子炎请老金出面让居委会干部去找谢三，找个借口将其骗到派出所。居委会治保委员老焦接受使命后，对老金和刑警说没问题，马上就把他弄过来。刑警在派出所等候，哪知却没等着——谢三听说派出所找他，满不在乎跟着老焦就走。老焦没少跟谢三打交道，这种传唤少说也有过十几次，每次都是顺顺当当的，所以也根本没当回事。不料，谢三倒是当回事的，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中途经过一条巷子时，冷不丁儿就开溜了。老焦拔腿就追，但论跑步他哪里是谢三的对手，转眼就被甩掉了。
这样一来，刑警愈发怀疑谢三心中有鬼，顿时来了劲儿，非要把这小子抓到不可。循着谢三平时的活动轨迹、交往关系几番调查，刑警终于瞅准了一个对象。
这主儿姓赖名仙筝，名字不俗，人却不雅，是镇江地面上有点儿名气的盗贼。赖仙筝的“仙筝”之名来自其父赖阿大的一手风筝技艺。赖阿大是个船夫，业余善制风筝，作为副业挣点儿小钱。为推销产品，他练就了一手放风筝的絕技。这人可以把风筝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举两个例子——
其一，民国前期镇江的民用供电由私营发电厂负责供给，称为“电灯厂”。电灯厂的线路有时会被不知何人所放的失控风筝缠绕，短路停电。这种状况处理起来颇费周折，费时费力，停电成本也大。赖阿大却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解决的方式更让人惊叹，他竟然能够用自己放的风筝解决缠绕电线的失控风筝，有些缠绕得过于复杂的，干脆用拴绑了极轻极薄极锋利“快口”（刀片）的风筝，切割失控风筝的棉线使其跌落。
其二，典当行、中药铺子每到黄梅结束骄阳当空时，就会把贵重细软和中药材在后院空地晾晒防霉。赖老大嗜赌，有时赌债还不上，就会悄悄爬上典当行、中药铺相邻的房顶或者电线杆，操纵拴上面筋的风筝，靠面筋的粘性将一些分量轻的贵重物品或药材偷出来抵债。
赖仙筝自幼跟着老爸鼓捣风筝，练就了一手制作风筝的手艺，也擅长放风筝，只是没来得及学得那手出神入化的本领，老爸就病逝了。不过，赖仙筝胆大，交了一班道上朋友，所以虽然不务正业，靠偷盗以及为匪人提供信息，也能过上一份还算滋润的日子。
像他这种作为，自然要经常和警察打交道，曾数次折进局子，最后一次是1948年。他结交的几个“长江兄弟”在江上拦截船只杀人越货后，将赃物藏匿其家，不料被国民党警察局侦破，起获赃物后连赖仙筝一并处置，判其七年徒刑，押解苏州监狱服刑。一年多后，苏州解放。赖仙筝以抗战时期曾协助新四军潜入镇江执行任务、收集情报为由，要求“将功折罪”。人民政府查实后，为其减刑三年，于1952年6月释放。赖仙筝回到镇江，开了一家杂货铺子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