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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德格尔的真理观以敞开与遮蔽、在场与隐匿之间的临界和争执,以原初存在的涌现生成之运动差异存在、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争夺为存在的真理运作,以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和观看者绽出地自由存在为真理的本质。海德格尔真理观的临界性和差异性为张志扬先生偶在论理论的构想提供了一种临界之思的背景。悖论和临界的存在启迪偶在的思维方式。偶在论为避免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极摇摆,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真理;敞开;遮蔽;临界;偶在;显隐
中图分类号:B516.5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034-04
真理与非真理相伴共生。真理是谦虚隐匿的,人需要意志努力才能洞见真理。由于人的灵魂视力的不完备性,人往往对真理是非莫辨,被冒充真理的假象所迷惑,且假象容易占上风并把遮蔽真相的事实也遮蔽,成为双重遮蔽的状态。人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光明的显现中,看不到自行隐匿的神性,认定世界只有光明。那隐匿的神秘自然被人所遗忘。“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22章)。精明的现代人丢弃了这些谦虚的德性。
西方哲学史以柏拉图发端的形而上学经过曲折发展到现代,生活中呈现着自以为、强权至上的绝对本质主义,与此相反,承接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我行我素的虚无主义也肆意盛行。针对两极摇摆的现代性弊病,海德格尔力主在横向时间上回归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史的开端,在纵向空间上回归到原初的存在生成之源,追寻那被现代人遗忘了的原初生成性存在,探寻那存在生成界面上敞开与遮蔽的显隐二重性,力求临界与偶在的思想路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偶在的思想视阈。
一、海德格尔的真理观
海德格尔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但抛弃了胡塞尔的意识“先验同一性”,将其下行改造为关注存在生成界面的差异性存在的显隐二重性,体现存在之偶在的敞开、遮蔽的不可分离的临界特性。这样避免了唯我独尊的本质绝对主义和怎样都行的消解真理和至善之虚无主义的两极分化和摇摆。
海德格尔的《论真理的本质》道出了真理的本质,对传统的真理观进行了批判,它指出传统真理观把真理看做是“物与知相符”或“知与物相符”的观点,是以人为规定的陈述的正确性为依据,这种真理观把真理的本质归结为陈述的正确性。海德格尔指出,其实陈述与物相符是陈述与物之表象相符。表象意味着让物对立为人的观看对象,作为陈述者观看者的人必须设立一个敞开域,使物向人显现。显现之物在陈述者设置的敞开状态中成为“在场者”。存在者在场向人显现为表象,人的陈述便是对这表象之物的表象的言说。人是否处于自由状态绽出地生存便成为存在者能否充分向人显现的尺度,而只有存在者处于无蔽状态向人充分显现才能保证表象的正当性。真理在于显现之物的无蔽状态,而人的自由存在成为显现之物处于无蔽状态的前提。但是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在于人处于敞开域绽出地生存。人的自由被规定为置于敞开域的可敞开者的自由。正确的表象性陈述在于可敞开者的行为处于敞开状态让存在者在场成其所是。这种“让存在”是让存在者参与到敞开域成其敞开状态,这种敞开状态为“无蔽”。作为观看者的人让存在者敞开显现为无蔽状态的行为便是“解蔽”。存在者进入敞开状态被解蔽,它向人表象使人取得评判标准。行为的开放状态根植于人的自由,“让存在”的解蔽行为即为自由,这就是真理的本质。所以,海德格尔的结论是:“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因人自由,故能解蔽,通过解蔽,敞开状态成其本质。无蔽者总是对被遮蔽状态的克服,真理则是以解蔽方式对遮蔽状态的挣脱。
真理的本质在于自由,但人的自由也可能不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于是假象出现。真理的非本质源于真理的本质,二者共属一体。海德格尔认为“非真理决不等同于判断的不正确性”[1]220。人以绽出状态进入存在者整体进行解蔽。人的敞开状态并非是整全的。更原始真实的存在者——非真理,被掩埋在“貌似”的“非真理”中。流行的统治性强权性思维形成了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
非真理处于被遮蔽状态,即非解蔽状态。其“非真”,并不是它假,而是未被解蔽。“让存在”对存在者整体对存在本身的遮蔽,即为“神秘”。“让存在”在解蔽过程中,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使作为“非真理”的“神秘”被遗忘,并消隐于这种遗忘状态。人的技术理性思维使人滞留于需要范围和方便可达之物而背离了“神秘”。遮蔽之遗忘状态便是迷悟。海德格尔提到,非真理之非,并非对真理的否定,是尚未得到澄明和解蔽的原始境域,即源初存在。然而人习惯固执于便于解蔽及解蔽了的显者,作为真正原始状态的隐者,却处于被遮蔽的神秘遗忘状态。形而上学就是这样误入歧途,固执于追问存在之为存在者整体是什么[1]226,227,228。
海德格尔以现象学视角指出形而上学追问存在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弊病。他所讲的真理主要为拯救那被迷悟遗忘了的非真理,反对形而上学真理观。他强调西方哲学史是存在遗忘史,人只看到显现的理性之光照亮的存在者,把显性的存在当做存在者整体,而把那植根于隐秘中的差异的存在本身及本质的真理置于遗忘中。
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本质在于遮蔽与无蔽之间的争执,源初的存在就在于争执中所敞开的场域中。遮蔽着的“神秘遗忘”被掩盖了其无蔽的真正面目,而被占优势区域的理性之光所照耀的澄明造成了真正的无蔽者的遮蔽,其遮蔽事实本身亦被遮蔽,成为双重遮蔽的局面。真理之为真理,在于遮蔽和无蔽对敞开领域的争夺中,在于敞开的澄明和双重遮蔽的对立中。处于遮蔽中的非真理是尚未解蔽的无蔽者。这种争夺的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就是真理,它根植于处于历史境域的观看者的自由度,即人的视域的敞开维度。敞开状态视域的狭窄意味着遮蔽和双重遮蔽。敞开与遮蔽的争执相依是二者互为一体。
二、海德格尔真理观的临界思想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以敞开与遮蔽、在场与隐匿之间的临界和争执,以原初存在的涌现生成之运动差异存在、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争夺为存在的真理运作,以存在者由遮蔽状态向在场化涌现的无蔽状态和观看者绽出地自由存在为真理的本质。当然,这种争执不是任意僭越的肆无忌惮,而是一种相依相存的依赖性和亲和力。这种真理观强调真理在于观看者绽出地生存的自由度,在于存在者自行涌现的无蔽状态。真理在于观看者绽出地生存的自由度、存在者向观看者显现其无蔽状态的维度。唯有向观看者显示为无蔽者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一切真理以存在者显示的无蔽的维度为转移,即真理为观看者的生存的自由度和显现者的无蔽状态。海德格尔真理观以独特的现象学视角,强调了存在者的在场化为被遮蔽者入于无蔽状态的涌现,无蔽状态作为动词性的解蔽成为在场化的基本特征。
敞开与遮蔽的临界,显与隐相依相存,二者以处于敞开状态的界面为临界面。敞开状态为在场,“显”因处于敞开状态得光亮而显澄明,“隐”因其处隐匿状态故背离澄明和光亮。“隐”虽不在场,但它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一部分,同样发挥它潜在的作用,因其隐匿而被忽视,但它蕴含着更多的隐性真理和价值。在场的“显”解蔽自身为无蔽状态而通达,其因受光明照射而显示其无蔽的真理。“显”把作为与其相依共存的“隐”遮蔽,同时以其无所不在的通达将这一遮蔽状态掩盖,因而成双重遮蔽。“隐”的非在场反衬了“显”的在场,二者依存的界面则为显隐二者的争执,当然“显”总是以其主导地位而争得为在场者。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显示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运作着的差异的存在论。他以“聚集”、“涌现”、“遮蔽”、“敞开”、“解蔽”为特点的差异存在运动和显即隐的显隐二重性揭示真理的存在生成之源。海德格尔把传统哲学的对象化存在者还原为直接涌现、动态意义上的存在,即现象的显现、存在涌现为存在者的显现。
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先验世界还原为时间性和历史性存在着的过程,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还原为对存在者的存在领悟中体现出来的源初存在。这种领悟到的现象是领悟存在着的过程。让存在自己在显现、运动中显现。真理就体现在这种差异性存在生成过程的运动中。他的“真理的本质是自由”将真理看作遮蔽与解蔽运动张力中人的生存方式所敞开的维度。
海德格尔以差异存在论的现象学方法在横向时间上回归哲学史开端的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在纵向空间上回归存在生成之源,追寻那被形而上学史所遗忘了的源初的存在。其真理观的精华在于其关注存在运动的差异性、生成性,在于“显即隐”、“敞开即遮蔽”的“知其白,守其黑”的临界裂隙中。
海德格尔重新解释了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万物的产生由他而来,又根据必然性复归于它的毁灭,因为根据时间程序为不正义而赋予正义并且相互惩罚”[2]346,447。这句箴言道出了必然性的正义的相互补偿原则,从而解释了淹没于被遮蔽了的真理中存在的本质,这种正义和补偿原则暗示了遮蔽和无蔽、涌现和消隐之间的张力。在场是在无蔽状态中当前和非当前地现身在场的,存在者乃是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在场,所以进入无蔽状态的在场者以无蔽状态逗留显现。这样的在场,绝非本质性的永久持存,也非本质性地属于某种在场,而是于在场与非在场之间的过渡和逗留中。存在者在场地显现并非永久性地存留,而是在消隐与显现的张力中以逗留的方式在场。海德格尔的这种临界的思想正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拒绝和避免,对绝对本质主义和肆意虚无主义两极摇摆的绝对真理观的拒斥。
海德格尔把艺术解释为真理的形成和发生,“艺术是真理自行置入作品”,因为“艺术之美是无蔽性真理的一种呈现方式”[2]43。建筑艺术作品(例如神庙)的存在就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和依存中实现。艺术作品(如神庙)开启着世界同时将自身回置于大地。“作品建立着世界并且制造着大地,作品因之是那种争执的实现过程,在这种争执中,存在者整体的无蔽状态亦即真理被争得了。”[2]42大地作为承载者支撑涌现于其上的世界之建筑艺术的开启,它作为庇护者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大地本身自行锁闭,世界是自行公开的敞开域,艺术作品把自行锁闭的大地带入世界的敞开域。世界与大地相依为命,二者的对立是一种争执,大地的根基作用和世界的敞开张力是相互对立而依存的。艺术作品的存在就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实现。在争执中,存在的无蔽状态即真理被争得显现。
世界敞开的光明与大地的隐匿、锁闭处于显隐、敞开即遮蔽的悖论张力中。大地的隐匿、锁闭象征着善于隐匿的自然,启示人敬畏自然。真理是遮蔽与澄明的对抗,这种隐蔽与涌现的争执成为一种悖论,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就在这种悖论的临界和“之间”。真理的本质亦即无蔽,是由双重否定而得到贯彻的。存在者在场进入澄明中,同时遮蔽着非在场者,其澄明由在场之光而显。真理的本质亦即无蔽则由遮蔽和在场之间的原始争夺而成其本质,而敞开的在场状态的澄明就在这一原始争夺中。
三、临界与悖论对偶在思想的启迪
临界因差异与悖论而存在。这种临界性排除两极独断,提供一种共生互在的相依相存。《理想国》里有这样一种说辞:知识与“有”相关,而无知必然与“无”相关,在知识和无知之间有一种被我们称为意见的东西,它处在有与无之间、知识和意见之间(《理想国》477B,478A)。这种意见是人之生存的认识基础。当巴门尼德唯一不动的真理与智者派变化纷纭的现象(意见)两极冲突,绝对真理论与主观真理论泛滥时,苏格拉底应时而生,起而拯救现象。他以“自知无知”的谦虚和“知识即德性”的精神以辩证法引导受教育者,对民众施以“助产术”的谈话法,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以反讽法平抑不自知者(自认有知者)的轻狂。知包括“知有”与“知无”两重含义,“知有”侧重于对终极本体的“知得”,“知无”侧重于对终极方向的“知向”。“知有”与“知无”构成悖论张力,使“知”不能因“知有”而独断本体论,也不能因“知无”而独断虚无主义。因其不得而知,自知无知,故为“真知”[3]318。
海德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解释体现了他独特的临界和偶在思想。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在场者作为以它所是的在场者出于裂隙。逗留者在双重的不在场之间,这一“之间”乃是裂隙,在场在显隐之间被嵌入不在场,在场的本质就在这种裂隙中。生活与世界中存在着各种悖论和相互争执相互依存的存在界面。存在之源中,有显在的一面,也有隐匿的一面。显在的一面为在场者,隐匿的一面便是非在场者。“显”与“隐”两面相互依存共生,在场者与非在场者相互依存,非在场者的隐匿使在场者得以突显。“显”与“隐”的互相依存构成存在者存在的整体。当“显”作为一种无限膨胀的欲望被无限追求时,显在之光也就将自身的渊源遮蔽,成为光明中的隐者。“显”便成为了“隐”。更何况,那隐匿的隐者便被作为非真理而被至于遗忘的渊薮中了。显隐二重性即成悖论。悖论的存在是不能以强权的真理论来为真理定位的。必须考虑处于临界的使各种可能性均可成立的偶在性。
海德格尔的临界与悖论思想启示我们不要做独断的判断,而是进行偶在的思索。关于现象学的意识相关性,从生成的相关性、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到直观与反思的相关性,都会有生成性的时间缺口,胡塞尔力图将此意识相关性构造成僵化的意识同一性,而卢曼则依据其相关性悖论将其模态化为“偶然性的必然性”,既保证可确定的规范性,又保证了偶在性的自体演化,从而把意识的内在结构与外部环境置于“偶然的必然性”之开放系统中[3]352,33,362。
基于对古今哲学史中绝对本质主义与绝对虚无主义之间的悖论的检讨,现象学学者、海南大学的张志扬先生构想了基于临界之思的偶在论。张志扬先生的偶在论以标志存在论或实体属性的“偶性”(如亚里士多德)、标志认识与世界关系的逻辑范畴的“偶然性”(如康德、胡塞尔)、标志社会与世界关系的以悖论为开端的存在模态系统“偶在”(如卢曼)为理论基础,但又区别于以上三者[3]。
海德格尔的“之间”和“裂隙”的临界思想及现代性两难危机对张志扬先生之偶在论的构想提供了很多启示。海德格尔的差异存在论强调存在的临界性、差异性、活动性,偶在论立足于本体非同一又断裂式相关的悖论。本体的悖论式存在即为偶在,它存在于“经验与超验”、“启示与理性”之间,在人为的“诸神”之间寻求自我限制、自我指涉的偶在空间,即悖论式断裂的生成空间。偶在论基于对作为理论的“现代性两难”和作为事实的“现代性危机”的反思。“现代的叙事危机既表现在‘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了叙事的合法性而引起的合法性亏空,也表现在‘自我创造’的合法性使每一个自我叙事都合法而引起的合法性泛滥”。对现代性检测的后果,有两种倾向,“一是虚无主义的放纵或‘解放的乐观’,一是现代性两难的警惕或接受‘悖论的启示’”[4]339,347。
偶在论的构想因对悖论差异和临界之思而生。张志扬先生的偶在论思想表明,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的悖论启示我们走向“悖论式偶在”的偶在论。张志扬先生总结了哲学史上的悖论:笛卡尔的“主体自我”因“死的根性”而间断为“点积性”;康德直观到经验的双重悖论性——经验使先验与自在之物相悖,又使先验与超验相悖,表现为四个二律背反;胡塞尔用意向活动中的“还原即重构”的现象学理论试图达到纯粹的意识同一性,但其“意识直观”与“反思还原”中存在的时间差使其无法达到绝对的同一性[5]。张志扬先生通过反思作为理论的“现代性两难”和作为事实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哲学史及生活中的各种悖论,寻求一种临界的思维方式,从而提出偶在论理论。偶在由对不可能性的否定和对必然性的否定来界定,“虽然可能并非必然的东西”都是偶在的。偶在论既防止理论自以为是的本体论化,又防止理论毫无作为的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存在论理论的“之间”、“裂隙”、“逗留”的生成性和差异性为偶在论的构想提供了一种临界之思的背景。偶在论指示着“机缘”的相关性,使各种形态的存在、思想、语言避免僵化,自我指涉而相互影射,从而造成限定与置换的模态演化。偶在论防御机制包含“开端之悖论”、“运行之模态”、“结论之反讽”[4]368。人与外界之关系不能把人自身能在的限度抽象掉,也不能把外部世界影响之方式“机缘”抽象掉,虽“相关性”质态不同,但相关性是抹不掉的,其根底便是“悖论”。偶在论的“运行之模态”倾向于把绝对的东西模态化(如卢曼),而不是把机缘的东西绝对化(如施密特)[4]361。偶在由对不可能性的否定和对必然性的否定来界定。偶在性意指着“始终可以选择其他可能性的情况”。通过简约使不确定性化为确定性,通过“机缘”的选择确保可替换性。张志扬先生在对绝对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之悖论的反思中提出的“悖论相关”的偶在论的生活方式,力求在绝对与虚无之间寻求悖论式偶在的张力,为现代社会中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两极摇摆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思维方式的参照。
四、知其显,守其隐
悖论与临界之思昭示我们对生活与思维采取偶在的处世和思维方式。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发展到后世表现为技术理性的本质绝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虚无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摇摆贯穿了西方哲学史,真理的标准和真相被抛弃无余,被掩埋于形而上学之流的沉沙中。康德的先验知性道出了人类的纯粹理性不能僭越而认识无限真理。与绝对本质主义相反的倾向,就是承接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导致意见泛滥成灾的我行我素、肆意妄为的放纵,实则为虚无主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到“适度、过度、不及”三种品质。“过度”和“不及”是两种恶,居于二者之间的“适度”是善的品质。“过度”和“不及”是两个相反的极端,“适度”居于“极端”之间,“适度”同“不及”相比是“过度”,同“过度”相比是“不及”,是对两个极端的调和[6]53-56。要做到“适度”,必须牢牢把握航船之舵,避开错误的极端,接近“适度”。摆脱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倾向,采取适度的生活态度,是偶在的临界思想的本质。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偶在、适度、中庸,三者都是要摆脱过度的两极倾向。
技术理性发展的结果是对古代德性的反动,它使功利主义代替了古典智慧。海德格尔对启蒙理性以来的技术理性本质进行了追问,认为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促逼性解蔽,它解蔽着存在者,而将那处于隐蔽中的神秘遗忘掉,并遮掩着这种遗忘状态,造成并加剧双重遮蔽的局面。人对现实之物进行肆意着解蔽,但隐匿起来的那种遮蔽状态却是人所忽视的。真理与“非真理”相依相悖,在我们所忽视的隐匿的“非真理”中,蕴藏着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赫拉克里特语:“自然善于隐匿自己”。现代性危机警示人们,必须懂得虔敬自然。中国哲学中有“静为躁君”、“大象无形”、“否可相济”的美德。老子之语:“知其白,守其黑”,意为“知其显,守其隐”,因显即隐。现代性危机警示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些美德。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译文出版社,2004.
[3]张志扬.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M].上海:三联书店,2003.
[4]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张志扬,陈家琪.形而上学的巴别塔,[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6]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关键词:真理;敞开;遮蔽;临界;偶在;显隐
中图分类号:B516.5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034-04
真理与非真理相伴共生。真理是谦虚隐匿的,人需要意志努力才能洞见真理。由于人的灵魂视力的不完备性,人往往对真理是非莫辨,被冒充真理的假象所迷惑,且假象容易占上风并把遮蔽真相的事实也遮蔽,成为双重遮蔽的状态。人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光明的显现中,看不到自行隐匿的神性,认定世界只有光明。那隐匿的神秘自然被人所遗忘。“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22章)。精明的现代人丢弃了这些谦虚的德性。
西方哲学史以柏拉图发端的形而上学经过曲折发展到现代,生活中呈现着自以为、强权至上的绝对本质主义,与此相反,承接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我行我素的虚无主义也肆意盛行。针对两极摇摆的现代性弊病,海德格尔力主在横向时间上回归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史的开端,在纵向空间上回归到原初的存在生成之源,追寻那被现代人遗忘了的原初生成性存在,探寻那存在生成界面上敞开与遮蔽的显隐二重性,力求临界与偶在的思想路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偶在的思想视阈。
一、海德格尔的真理观
海德格尔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但抛弃了胡塞尔的意识“先验同一性”,将其下行改造为关注存在生成界面的差异性存在的显隐二重性,体现存在之偶在的敞开、遮蔽的不可分离的临界特性。这样避免了唯我独尊的本质绝对主义和怎样都行的消解真理和至善之虚无主义的两极分化和摇摆。
海德格尔的《论真理的本质》道出了真理的本质,对传统的真理观进行了批判,它指出传统真理观把真理看做是“物与知相符”或“知与物相符”的观点,是以人为规定的陈述的正确性为依据,这种真理观把真理的本质归结为陈述的正确性。海德格尔指出,其实陈述与物相符是陈述与物之表象相符。表象意味着让物对立为人的观看对象,作为陈述者观看者的人必须设立一个敞开域,使物向人显现。显现之物在陈述者设置的敞开状态中成为“在场者”。存在者在场向人显现为表象,人的陈述便是对这表象之物的表象的言说。人是否处于自由状态绽出地生存便成为存在者能否充分向人显现的尺度,而只有存在者处于无蔽状态向人充分显现才能保证表象的正当性。真理在于显现之物的无蔽状态,而人的自由存在成为显现之物处于无蔽状态的前提。但是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在于人处于敞开域绽出地生存。人的自由被规定为置于敞开域的可敞开者的自由。正确的表象性陈述在于可敞开者的行为处于敞开状态让存在者在场成其所是。这种“让存在”是让存在者参与到敞开域成其敞开状态,这种敞开状态为“无蔽”。作为观看者的人让存在者敞开显现为无蔽状态的行为便是“解蔽”。存在者进入敞开状态被解蔽,它向人表象使人取得评判标准。行为的开放状态根植于人的自由,“让存在”的解蔽行为即为自由,这就是真理的本质。所以,海德格尔的结论是:“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因人自由,故能解蔽,通过解蔽,敞开状态成其本质。无蔽者总是对被遮蔽状态的克服,真理则是以解蔽方式对遮蔽状态的挣脱。
真理的本质在于自由,但人的自由也可能不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于是假象出现。真理的非本质源于真理的本质,二者共属一体。海德格尔认为“非真理决不等同于判断的不正确性”[1]220。人以绽出状态进入存在者整体进行解蔽。人的敞开状态并非是整全的。更原始真实的存在者——非真理,被掩埋在“貌似”的“非真理”中。流行的统治性强权性思维形成了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
非真理处于被遮蔽状态,即非解蔽状态。其“非真”,并不是它假,而是未被解蔽。“让存在”对存在者整体对存在本身的遮蔽,即为“神秘”。“让存在”在解蔽过程中,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使作为“非真理”的“神秘”被遗忘,并消隐于这种遗忘状态。人的技术理性思维使人滞留于需要范围和方便可达之物而背离了“神秘”。遮蔽之遗忘状态便是迷悟。海德格尔提到,非真理之非,并非对真理的否定,是尚未得到澄明和解蔽的原始境域,即源初存在。然而人习惯固执于便于解蔽及解蔽了的显者,作为真正原始状态的隐者,却处于被遮蔽的神秘遗忘状态。形而上学就是这样误入歧途,固执于追问存在之为存在者整体是什么[1]226,227,228。
海德格尔以现象学视角指出形而上学追问存在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弊病。他所讲的真理主要为拯救那被迷悟遗忘了的非真理,反对形而上学真理观。他强调西方哲学史是存在遗忘史,人只看到显现的理性之光照亮的存在者,把显性的存在当做存在者整体,而把那植根于隐秘中的差异的存在本身及本质的真理置于遗忘中。
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本质在于遮蔽与无蔽之间的争执,源初的存在就在于争执中所敞开的场域中。遮蔽着的“神秘遗忘”被掩盖了其无蔽的真正面目,而被占优势区域的理性之光所照耀的澄明造成了真正的无蔽者的遮蔽,其遮蔽事实本身亦被遮蔽,成为双重遮蔽的局面。真理之为真理,在于遮蔽和无蔽对敞开领域的争夺中,在于敞开的澄明和双重遮蔽的对立中。处于遮蔽中的非真理是尚未解蔽的无蔽者。这种争夺的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就是真理,它根植于处于历史境域的观看者的自由度,即人的视域的敞开维度。敞开状态视域的狭窄意味着遮蔽和双重遮蔽。敞开与遮蔽的争执相依是二者互为一体。
二、海德格尔真理观的临界思想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以敞开与遮蔽、在场与隐匿之间的临界和争执,以原初存在的涌现生成之运动差异存在、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争夺为存在的真理运作,以存在者由遮蔽状态向在场化涌现的无蔽状态和观看者绽出地自由存在为真理的本质。当然,这种争执不是任意僭越的肆无忌惮,而是一种相依相存的依赖性和亲和力。这种真理观强调真理在于观看者绽出地生存的自由度,在于存在者自行涌现的无蔽状态。真理在于观看者绽出地生存的自由度、存在者向观看者显现其无蔽状态的维度。唯有向观看者显示为无蔽者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一切真理以存在者显示的无蔽的维度为转移,即真理为观看者的生存的自由度和显现者的无蔽状态。海德格尔真理观以独特的现象学视角,强调了存在者的在场化为被遮蔽者入于无蔽状态的涌现,无蔽状态作为动词性的解蔽成为在场化的基本特征。
敞开与遮蔽的临界,显与隐相依相存,二者以处于敞开状态的界面为临界面。敞开状态为在场,“显”因处于敞开状态得光亮而显澄明,“隐”因其处隐匿状态故背离澄明和光亮。“隐”虽不在场,但它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一部分,同样发挥它潜在的作用,因其隐匿而被忽视,但它蕴含着更多的隐性真理和价值。在场的“显”解蔽自身为无蔽状态而通达,其因受光明照射而显示其无蔽的真理。“显”把作为与其相依共存的“隐”遮蔽,同时以其无所不在的通达将这一遮蔽状态掩盖,因而成双重遮蔽。“隐”的非在场反衬了“显”的在场,二者依存的界面则为显隐二者的争执,当然“显”总是以其主导地位而争得为在场者。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显示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运作着的差异的存在论。他以“聚集”、“涌现”、“遮蔽”、“敞开”、“解蔽”为特点的差异存在运动和显即隐的显隐二重性揭示真理的存在生成之源。海德格尔把传统哲学的对象化存在者还原为直接涌现、动态意义上的存在,即现象的显现、存在涌现为存在者的显现。
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先验世界还原为时间性和历史性存在着的过程,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还原为对存在者的存在领悟中体现出来的源初存在。这种领悟到的现象是领悟存在着的过程。让存在自己在显现、运动中显现。真理就体现在这种差异性存在生成过程的运动中。他的“真理的本质是自由”将真理看作遮蔽与解蔽运动张力中人的生存方式所敞开的维度。
海德格尔以差异存在论的现象学方法在横向时间上回归哲学史开端的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在纵向空间上回归存在生成之源,追寻那被形而上学史所遗忘了的源初的存在。其真理观的精华在于其关注存在运动的差异性、生成性,在于“显即隐”、“敞开即遮蔽”的“知其白,守其黑”的临界裂隙中。
海德格尔重新解释了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万物的产生由他而来,又根据必然性复归于它的毁灭,因为根据时间程序为不正义而赋予正义并且相互惩罚”[2]346,447。这句箴言道出了必然性的正义的相互补偿原则,从而解释了淹没于被遮蔽了的真理中存在的本质,这种正义和补偿原则暗示了遮蔽和无蔽、涌现和消隐之间的张力。在场是在无蔽状态中当前和非当前地现身在场的,存在者乃是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在场,所以进入无蔽状态的在场者以无蔽状态逗留显现。这样的在场,绝非本质性的永久持存,也非本质性地属于某种在场,而是于在场与非在场之间的过渡和逗留中。存在者在场地显现并非永久性地存留,而是在消隐与显现的张力中以逗留的方式在场。海德格尔的这种临界的思想正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拒绝和避免,对绝对本质主义和肆意虚无主义两极摇摆的绝对真理观的拒斥。
海德格尔把艺术解释为真理的形成和发生,“艺术是真理自行置入作品”,因为“艺术之美是无蔽性真理的一种呈现方式”[2]43。建筑艺术作品(例如神庙)的存在就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和依存中实现。艺术作品(如神庙)开启着世界同时将自身回置于大地。“作品建立着世界并且制造着大地,作品因之是那种争执的实现过程,在这种争执中,存在者整体的无蔽状态亦即真理被争得了。”[2]42大地作为承载者支撑涌现于其上的世界之建筑艺术的开启,它作为庇护者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大地本身自行锁闭,世界是自行公开的敞开域,艺术作品把自行锁闭的大地带入世界的敞开域。世界与大地相依为命,二者的对立是一种争执,大地的根基作用和世界的敞开张力是相互对立而依存的。艺术作品的存在就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实现。在争执中,存在的无蔽状态即真理被争得显现。
世界敞开的光明与大地的隐匿、锁闭处于显隐、敞开即遮蔽的悖论张力中。大地的隐匿、锁闭象征着善于隐匿的自然,启示人敬畏自然。真理是遮蔽与澄明的对抗,这种隐蔽与涌现的争执成为一种悖论,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就在这种悖论的临界和“之间”。真理的本质亦即无蔽,是由双重否定而得到贯彻的。存在者在场进入澄明中,同时遮蔽着非在场者,其澄明由在场之光而显。真理的本质亦即无蔽则由遮蔽和在场之间的原始争夺而成其本质,而敞开的在场状态的澄明就在这一原始争夺中。
三、临界与悖论对偶在思想的启迪
临界因差异与悖论而存在。这种临界性排除两极独断,提供一种共生互在的相依相存。《理想国》里有这样一种说辞:知识与“有”相关,而无知必然与“无”相关,在知识和无知之间有一种被我们称为意见的东西,它处在有与无之间、知识和意见之间(《理想国》477B,478A)。这种意见是人之生存的认识基础。当巴门尼德唯一不动的真理与智者派变化纷纭的现象(意见)两极冲突,绝对真理论与主观真理论泛滥时,苏格拉底应时而生,起而拯救现象。他以“自知无知”的谦虚和“知识即德性”的精神以辩证法引导受教育者,对民众施以“助产术”的谈话法,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以反讽法平抑不自知者(自认有知者)的轻狂。知包括“知有”与“知无”两重含义,“知有”侧重于对终极本体的“知得”,“知无”侧重于对终极方向的“知向”。“知有”与“知无”构成悖论张力,使“知”不能因“知有”而独断本体论,也不能因“知无”而独断虚无主义。因其不得而知,自知无知,故为“真知”[3]318。
海德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箴言的解释体现了他独特的临界和偶在思想。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在场者作为以它所是的在场者出于裂隙。逗留者在双重的不在场之间,这一“之间”乃是裂隙,在场在显隐之间被嵌入不在场,在场的本质就在这种裂隙中。生活与世界中存在着各种悖论和相互争执相互依存的存在界面。存在之源中,有显在的一面,也有隐匿的一面。显在的一面为在场者,隐匿的一面便是非在场者。“显”与“隐”两面相互依存共生,在场者与非在场者相互依存,非在场者的隐匿使在场者得以突显。“显”与“隐”的互相依存构成存在者存在的整体。当“显”作为一种无限膨胀的欲望被无限追求时,显在之光也就将自身的渊源遮蔽,成为光明中的隐者。“显”便成为了“隐”。更何况,那隐匿的隐者便被作为非真理而被至于遗忘的渊薮中了。显隐二重性即成悖论。悖论的存在是不能以强权的真理论来为真理定位的。必须考虑处于临界的使各种可能性均可成立的偶在性。
海德格尔的临界与悖论思想启示我们不要做独断的判断,而是进行偶在的思索。关于现象学的意识相关性,从生成的相关性、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到直观与反思的相关性,都会有生成性的时间缺口,胡塞尔力图将此意识相关性构造成僵化的意识同一性,而卢曼则依据其相关性悖论将其模态化为“偶然性的必然性”,既保证可确定的规范性,又保证了偶在性的自体演化,从而把意识的内在结构与外部环境置于“偶然的必然性”之开放系统中[3]352,33,362。
基于对古今哲学史中绝对本质主义与绝对虚无主义之间的悖论的检讨,现象学学者、海南大学的张志扬先生构想了基于临界之思的偶在论。张志扬先生的偶在论以标志存在论或实体属性的“偶性”(如亚里士多德)、标志认识与世界关系的逻辑范畴的“偶然性”(如康德、胡塞尔)、标志社会与世界关系的以悖论为开端的存在模态系统“偶在”(如卢曼)为理论基础,但又区别于以上三者[3]。
海德格尔的“之间”和“裂隙”的临界思想及现代性两难危机对张志扬先生之偶在论的构想提供了很多启示。海德格尔的差异存在论强调存在的临界性、差异性、活动性,偶在论立足于本体非同一又断裂式相关的悖论。本体的悖论式存在即为偶在,它存在于“经验与超验”、“启示与理性”之间,在人为的“诸神”之间寻求自我限制、自我指涉的偶在空间,即悖论式断裂的生成空间。偶在论基于对作为理论的“现代性两难”和作为事实的“现代性危机”的反思。“现代的叙事危机既表现在‘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了叙事的合法性而引起的合法性亏空,也表现在‘自我创造’的合法性使每一个自我叙事都合法而引起的合法性泛滥”。对现代性检测的后果,有两种倾向,“一是虚无主义的放纵或‘解放的乐观’,一是现代性两难的警惕或接受‘悖论的启示’”[4]339,347。
偶在论的构想因对悖论差异和临界之思而生。张志扬先生的偶在论思想表明,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的悖论启示我们走向“悖论式偶在”的偶在论。张志扬先生总结了哲学史上的悖论:笛卡尔的“主体自我”因“死的根性”而间断为“点积性”;康德直观到经验的双重悖论性——经验使先验与自在之物相悖,又使先验与超验相悖,表现为四个二律背反;胡塞尔用意向活动中的“还原即重构”的现象学理论试图达到纯粹的意识同一性,但其“意识直观”与“反思还原”中存在的时间差使其无法达到绝对的同一性[5]。张志扬先生通过反思作为理论的“现代性两难”和作为事实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哲学史及生活中的各种悖论,寻求一种临界的思维方式,从而提出偶在论理论。偶在由对不可能性的否定和对必然性的否定来界定,“虽然可能并非必然的东西”都是偶在的。偶在论既防止理论自以为是的本体论化,又防止理论毫无作为的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存在论理论的“之间”、“裂隙”、“逗留”的生成性和差异性为偶在论的构想提供了一种临界之思的背景。偶在论指示着“机缘”的相关性,使各种形态的存在、思想、语言避免僵化,自我指涉而相互影射,从而造成限定与置换的模态演化。偶在论防御机制包含“开端之悖论”、“运行之模态”、“结论之反讽”[4]368。人与外界之关系不能把人自身能在的限度抽象掉,也不能把外部世界影响之方式“机缘”抽象掉,虽“相关性”质态不同,但相关性是抹不掉的,其根底便是“悖论”。偶在论的“运行之模态”倾向于把绝对的东西模态化(如卢曼),而不是把机缘的东西绝对化(如施密特)[4]361。偶在由对不可能性的否定和对必然性的否定来界定。偶在性意指着“始终可以选择其他可能性的情况”。通过简约使不确定性化为确定性,通过“机缘”的选择确保可替换性。张志扬先生在对绝对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之悖论的反思中提出的“悖论相关”的偶在论的生活方式,力求在绝对与虚无之间寻求悖论式偶在的张力,为现代社会中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两极摇摆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思维方式的参照。
四、知其显,守其隐
悖论与临界之思昭示我们对生活与思维采取偶在的处世和思维方式。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发展到后世表现为技术理性的本质绝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虚无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摇摆贯穿了西方哲学史,真理的标准和真相被抛弃无余,被掩埋于形而上学之流的沉沙中。康德的先验知性道出了人类的纯粹理性不能僭越而认识无限真理。与绝对本质主义相反的倾向,就是承接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导致意见泛滥成灾的我行我素、肆意妄为的放纵,实则为虚无主义。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到“适度、过度、不及”三种品质。“过度”和“不及”是两种恶,居于二者之间的“适度”是善的品质。“过度”和“不及”是两个相反的极端,“适度”居于“极端”之间,“适度”同“不及”相比是“过度”,同“过度”相比是“不及”,是对两个极端的调和[6]53-56。要做到“适度”,必须牢牢把握航船之舵,避开错误的极端,接近“适度”。摆脱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倾向,采取适度的生活态度,是偶在的临界思想的本质。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偶在、适度、中庸,三者都是要摆脱过度的两极倾向。
技术理性发展的结果是对古代德性的反动,它使功利主义代替了古典智慧。海德格尔对启蒙理性以来的技术理性本质进行了追问,认为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促逼性解蔽,它解蔽着存在者,而将那处于隐蔽中的神秘遗忘掉,并遮掩着这种遗忘状态,造成并加剧双重遮蔽的局面。人对现实之物进行肆意着解蔽,但隐匿起来的那种遮蔽状态却是人所忽视的。真理与“非真理”相依相悖,在我们所忽视的隐匿的“非真理”中,蕴藏着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赫拉克里特语:“自然善于隐匿自己”。现代性危机警示人们,必须懂得虔敬自然。中国哲学中有“静为躁君”、“大象无形”、“否可相济”的美德。老子之语:“知其白,守其黑”,意为“知其显,守其隐”,因显即隐。现代性危机警示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些美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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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志扬,陈家琪.形而上学的巴别塔,[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6]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