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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所谓炫耀性腐败就是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挥霍公共资源以满足炫耀性需求的行为。炫耀性腐败的行为特征呈现为炫耀性腐败行为的日常性、炫耀性以及灰色性。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炫耀性腐败: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警惕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着力推进行政务公开,使政府运作规范化、透明化等。
关键词:腐败;炫耀性腐败;炫耀性腐败行为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030—03
当前,讲排场、比阔气、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等现象,以及由此而来形成的奢侈之风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参加2009年“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呼吁“要像切掉一个大恶瘤一样,向奢侈浪费现象动起利刃”。北京大学的李成言教授对这一现象从学理上进行了归纳概括,称之为炫耀性政治行为或炫耀性腐败。①炫耀性腐败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廉政建设与反腐败的研究领域,使反腐败的研究视角从大案要案扩展到了对日常政治行为的透视。深化对炫耀性腐败的认识和思考,对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炫耀性腐败概念的再探讨
最先提出炫耀性腐败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薛涌,他在《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炫耀性腐败的概念:“什么是炫耀性的腐败?这一词汇是笔者从炫耀性消费中创造出来的,所谓‘炫耀性消费’,即英文中conspicuous consumption,是指一种花钱给人看的消费……‘炫耀性的腐败’也是同理。卷入这种腐败的人自己不一定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好处。”②薛涌强调的是行为主体并未从中获得实体性的好处。
北京大学的李成言教授最早从微观政治学的角度对炫耀性政治行为现象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政治行为是指人们以炫耀权力为方式,以满足虚荣心为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政治行为。炫耀性政治行为是政治行为的一种类型,它与其他政治行为类型的根本区别在于:炫耀性政治行为借助权力的炫耀,追求虚荣满足;物质的、非物质的东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③李成言教授对炫耀性政治行为的界定突出的是权力行使的方式及目的,也即这种行为的炫耀性特征。但是这一界定仍然比较模糊和泛化,政治行为本身具有仪式性特征,恰当的仪式对于团体的凝聚力、集体认同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意义和价值。炫耀性政治行为并不能等同于炫耀性腐败。对炫耀性腐败的界定必须体现“炫耀性”和“腐败”两个概念的本质特征。虽然就腐败这一概念而言,不同领域对腐败的定义往往差异很大,以至于有人提出腐败概念的泛化、模糊和混乱有使反腐倡廉工作失去理论基础之险。④但从本质上来看,腐败行为都表现为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所谓腐败主要是指公职人员或公共部门违反了权力的公共性原则,与追求公共利益相背,谋取私人利益。因此,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所谓炫耀性腐败是指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挥霍公共资源以满足炫耀性需求的行为。炫耀性腐败与其他类型腐败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炫耀性腐败是通过炫耀性行为获取私利,行为主体所获取的私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式的物质上满足,这种炫耀可能表现为面子上的风光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可能表现为虚假的“政绩”和名不副实的地方“形象”。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构成炫耀性腐败的要件或者说是要素有三个:它的实施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它是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它具有很强的炫耀性取向。
二、炫耀性腐败的行为特征
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如贪污型腐败、行贿受贿型腐败、买官卖官型腐败、玩忽职守型腐败等相比,炫耀性腐败是一种没有个人占有的腐败,其行为有以下几个特征。
1.炫耀性腐败行为的日常性。一些炫耀性腐败行为已经成为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与贪污型腐败、行贿受贿型腐败行为相比,一些官员和领导干部更多地把炫耀性腐败行为理解为是日常行政的常规,比如公款消费方面,上级官员到下级单位视察,下级官员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让上级官员入住超规格房间,吃喝方面无比奢侈等。而在谈到“形象工程”腐败行为时,有的地方官员认为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形象工程”是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2.炫耀性腐败行为的炫耀性。炫耀性腐败行为的行为主体在这种腐败行为中只是将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东西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满足其炫耀性需求,行为个体获取的不当利益更多地表现为虚荣心的满足和表面的荣光。在地方政府违规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案例中,行为主体通过建造豪华办公大楼这种可见的炫耀性方式,制造虚假政绩和形象,炫耀性是这种腐败行为的一个典型特征。为什么部分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敢于拿腐败行为大肆炫耀呢?部分原因就在于行为主体对炫耀性腐败行为形成了集体认同。以贫困县建设豪华办公楼为例,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的腐败行为,往往被地方政府以及地方领导解释为“为了改变形象,扩大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事业”,或者是解释为“要有超前思维”。在笔者的调查中,许多公职人员认为这样的领导是“有魄力的领导”。
3.炫耀性腐败行为的灰色性。海登海默根据人们对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把腐败分为三类: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⑤灰色腐败的典型特征是人们对腐败行为的评价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一部分人谴责,一部分人模棱两可。当前民众对炫耀性腐败行为极其不满,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为了工作需要”的“无奈之举”,“没有触犯法律”。
三、炫耀性腐败现象的类型分析
某些公共部门以及公职人员的炫耀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李成言教授列举了当前炫耀性腐败行为的五种主要典型现象,如霸占媒体,营建活祠、豪坟,建造豪华办公大楼,代理炫耀等。⑥李广森、雷振刚则在《向“炫耀性腐败”开刀》一文中主要抨击了三个方面:会议过多过滥且会风奢华,各种庆典仪式铺张渐成“时尚”,豪衙“奢侈”触目惊心等。⑦黄攸立、孔德云等从学理上按照行为主体、行为资金来源、行为结果以及炫耀对象的不同划分了炫耀性腐败的类型。⑧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中的炫耀性腐败现象,炫耀性腐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类型一:公款炫耀性消费腐败。所谓公款炫耀性消费腐败行为,是指某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挥霍公共资源购买或使用某些炫耀性物品以满足炫耀性欲望的行为。公款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
类型二:“形象工程”腐败。所谓“形象工程”是指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目的和利益,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利用手中权力搞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却有可能为自己和小团体标榜政绩的工程。豪华办公大楼即是“形象工程”腐败的一例。当前“形象工程”已经变成了少数公职人员作秀浮夸、沽名钓誉的代名词。
类型三:会议腐败。会议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日常行政的必备方式。但目前,“文山会海”成为广受各界诟病的行政顽疾,会议过多、过滥且会风奢华是当下时政的一大弊病。当前会议腐败主要表现为:借开会之名挥霍和浪费公共资源;部分会议极尽奢华之风;“《决策》杂志曾报出我国会议惊人数字:‘在财政支出中,全国一年会议支出高达1000亿元。’”⑨这里面还不包含国家财政支出以外的会议消费。
类型四:仪式腐败。所谓仪式腐败是指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职权,为“讲排场”而挥霍公共资源的行为,行为的结果是为了满足官员的虚荣心和炫耀欲望。安徽省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庆贺自己“荣登书记宝座”,耗资200万元搞所谓大“阅兵”,获得极大的炫耀性满足,就是典型的仪式腐败。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炫耀性腐败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往往被体制认定为“干部作风”问题,从而使这一腐败行为的认定具有较强的弹性。
四、炫耀性腐败的治理对策
炫耀性腐败是嵌入中国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腐败行为,是由中国独特的官场文化、压力型运行体制造成的。它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助长了官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必须充分认识到炫耀性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采取系统性措施进行综合治理,这也是中国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一个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1.高度认识炫耀性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警惕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当前,由炫耀性腐败行为而催生的潜规则和不良价值观,如奢侈浪费、虚浮夸耀、形式主义等,较之显规则和高尚价值观往往具有更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某些官员的炫耀性腐败行为效应,对社会价值观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炫耀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显露地位、身份和荣耀来获得普遍的荣誉和尊敬,其根本准则是明显浪费原则。在潜规则和不良价值观的熏陶下,炫耀性腐败正在蔓延泛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腐败认同感不断上升,严重污染了社会人文环境,不利于党中央反腐败措施的推进。因此,要从思想上高度认识炫耀性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以及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作风,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树立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正确的荣辱观,强化正面导向,减少和铲除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
2.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腐败的根源是社会监督机制的匮乏以及政府责任机制的薄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权力系统,包括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基本方面。政党是连接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政党、国家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社会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在国家廉政建设上,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多元的国家廉政体系,其重点是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以社会权力制约政府行为,才是治本之策。具体来说,一是要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变官员对上级负责为对民众负责。由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运行体制以及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巨大导向作用,致使一些官员为了晋升,不得不去造假、作秀。近年来各地频繁出现的“形象工程”,部分目的就是炫耀政绩。二是在廉政建设上,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共河南省纪委在2008年度省辖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大胆探索,率先委托非政府组织对省辖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行社会评价,为普通民众有序参与评价当地党委政府党风廉政建设状况搭建了平台,也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⑩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廉政评价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构建的有益探索。三是充分发挥媒体和网络的舆论监督作用。地方政府以及官员的炫耀性腐败行为经过媒体披露以后,可以起到较好的惩治和预防作用。因此,要着重于媒体和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路径的探索。
3.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公共预算的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对政府收支活动进行约束和控制,提高政府财政活动的绩效,防止公共资产被滥用、挥霍和落入个人私囊,增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可信度。造成炫耀性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预算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要遏制公款炫耀性消费腐败、仪式腐败、会议腐败以及政绩工程腐败行为,必须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充分发挥人大的公共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具体来说,第一,人大预算控制权要落到实处。要明确并落实各级人大的预算决策权,主要包括审批权、修正权、否决权和调整权。第二,人大预算监督权要落到实处。对人大的预算监督权要从制度、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以确保人大预算监督权落到实处。只有将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权真正落实到位,才能有效预防和遏制炫耀性腐败行为的发生。
4.着力推进政务公开,使政府运作规范化、透明化。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廉政,因此,在政府日常运作方面,提高政府运作透明度是控制炫耀性腐败的有效途径。第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为契机,强力推进政务公开。要着重把政府的经费支出如公车私用、公款接待、公款出国等财政支出具体情况列为政务公开的规定项目,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二,决策过程要公开透明。政治透明主要不是结果的透明,而更应该表现为过程的透明。只有决策过程透明化、程序化,才能防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炫耀性腐败行为的发生。第三,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体现了公开性和透明性,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官员个人领域,那些公开收入情况与其奢华生活状态明显不符的官员,就会原形毕露。因此,官员财产申报起着“终端防腐”的功能。
注释
①③⑥李成言、黄国珍:《炫耀性政治行为现象及动因分析》,《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②薛涌:《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新闻周刊》2003年第28期。
④楚文凯:《腐败概念的泛化和界定》,《中国监察》2005年第16期。
⑤任建明、杜治洲:《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⑦⑨李广森、雷振刚:《向“炫耀性腐败”开刀》,《检查风云》2008年第9期。
⑧黄攸立、孔德云:《炫耀性腐败内涵及其类型的探讨》,《人民论坛》2009年第14期。
⑩王乐乐、于善法、杨蕾:《社会廉政评价助推中原反腐倡廉建设》,《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年7月21日。
责任编辑:思 齐
关键词:腐败;炫耀性腐败;炫耀性腐败行为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030—03
当前,讲排场、比阔气、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等现象,以及由此而来形成的奢侈之风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参加2009年“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呼吁“要像切掉一个大恶瘤一样,向奢侈浪费现象动起利刃”。北京大学的李成言教授对这一现象从学理上进行了归纳概括,称之为炫耀性政治行为或炫耀性腐败。①炫耀性腐败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廉政建设与反腐败的研究领域,使反腐败的研究视角从大案要案扩展到了对日常政治行为的透视。深化对炫耀性腐败的认识和思考,对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炫耀性腐败概念的再探讨
最先提出炫耀性腐败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薛涌,他在《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炫耀性腐败的概念:“什么是炫耀性的腐败?这一词汇是笔者从炫耀性消费中创造出来的,所谓‘炫耀性消费’,即英文中conspicuous consumption,是指一种花钱给人看的消费……‘炫耀性的腐败’也是同理。卷入这种腐败的人自己不一定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好处。”②薛涌强调的是行为主体并未从中获得实体性的好处。
北京大学的李成言教授最早从微观政治学的角度对炫耀性政治行为现象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政治行为是指人们以炫耀权力为方式,以满足虚荣心为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政治行为。炫耀性政治行为是政治行为的一种类型,它与其他政治行为类型的根本区别在于:炫耀性政治行为借助权力的炫耀,追求虚荣满足;物质的、非物质的东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③李成言教授对炫耀性政治行为的界定突出的是权力行使的方式及目的,也即这种行为的炫耀性特征。但是这一界定仍然比较模糊和泛化,政治行为本身具有仪式性特征,恰当的仪式对于团体的凝聚力、集体认同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意义和价值。炫耀性政治行为并不能等同于炫耀性腐败。对炫耀性腐败的界定必须体现“炫耀性”和“腐败”两个概念的本质特征。虽然就腐败这一概念而言,不同领域对腐败的定义往往差异很大,以至于有人提出腐败概念的泛化、模糊和混乱有使反腐倡廉工作失去理论基础之险。④但从本质上来看,腐败行为都表现为对公共权力的滥用。所谓腐败主要是指公职人员或公共部门违反了权力的公共性原则,与追求公共利益相背,谋取私人利益。因此,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所谓炫耀性腐败是指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挥霍公共资源以满足炫耀性需求的行为。炫耀性腐败与其他类型腐败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炫耀性腐败是通过炫耀性行为获取私利,行为主体所获取的私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式的物质上满足,这种炫耀可能表现为面子上的风光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可能表现为虚假的“政绩”和名不副实的地方“形象”。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构成炫耀性腐败的要件或者说是要素有三个:它的实施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它是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它具有很强的炫耀性取向。
二、炫耀性腐败的行为特征
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如贪污型腐败、行贿受贿型腐败、买官卖官型腐败、玩忽职守型腐败等相比,炫耀性腐败是一种没有个人占有的腐败,其行为有以下几个特征。
1.炫耀性腐败行为的日常性。一些炫耀性腐败行为已经成为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与贪污型腐败、行贿受贿型腐败行为相比,一些官员和领导干部更多地把炫耀性腐败行为理解为是日常行政的常规,比如公款消费方面,上级官员到下级单位视察,下级官员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让上级官员入住超规格房间,吃喝方面无比奢侈等。而在谈到“形象工程”腐败行为时,有的地方官员认为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形象工程”是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2.炫耀性腐败行为的炫耀性。炫耀性腐败行为的行为主体在这种腐败行为中只是将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东西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满足其炫耀性需求,行为个体获取的不当利益更多地表现为虚荣心的满足和表面的荣光。在地方政府违规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案例中,行为主体通过建造豪华办公大楼这种可见的炫耀性方式,制造虚假政绩和形象,炫耀性是这种腐败行为的一个典型特征。为什么部分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敢于拿腐败行为大肆炫耀呢?部分原因就在于行为主体对炫耀性腐败行为形成了集体认同。以贫困县建设豪华办公楼为例,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的腐败行为,往往被地方政府以及地方领导解释为“为了改变形象,扩大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事业”,或者是解释为“要有超前思维”。在笔者的调查中,许多公职人员认为这样的领导是“有魄力的领导”。
3.炫耀性腐败行为的灰色性。海登海默根据人们对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把腐败分为三类: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⑤灰色腐败的典型特征是人们对腐败行为的评价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一部分人谴责,一部分人模棱两可。当前民众对炫耀性腐败行为极其不满,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为了工作需要”的“无奈之举”,“没有触犯法律”。
三、炫耀性腐败现象的类型分析
某些公共部门以及公职人员的炫耀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李成言教授列举了当前炫耀性腐败行为的五种主要典型现象,如霸占媒体,营建活祠、豪坟,建造豪华办公大楼,代理炫耀等。⑥李广森、雷振刚则在《向“炫耀性腐败”开刀》一文中主要抨击了三个方面:会议过多过滥且会风奢华,各种庆典仪式铺张渐成“时尚”,豪衙“奢侈”触目惊心等。⑦黄攸立、孔德云等从学理上按照行为主体、行为资金来源、行为结果以及炫耀对象的不同划分了炫耀性腐败的类型。⑧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中的炫耀性腐败现象,炫耀性腐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类型一:公款炫耀性消费腐败。所谓公款炫耀性消费腐败行为,是指某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挥霍公共资源购买或使用某些炫耀性物品以满足炫耀性欲望的行为。公款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等。
类型二:“形象工程”腐败。所谓“形象工程”是指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目的和利益,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利用手中权力搞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却有可能为自己和小团体标榜政绩的工程。豪华办公大楼即是“形象工程”腐败的一例。当前“形象工程”已经变成了少数公职人员作秀浮夸、沽名钓誉的代名词。
类型三:会议腐败。会议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日常行政的必备方式。但目前,“文山会海”成为广受各界诟病的行政顽疾,会议过多、过滥且会风奢华是当下时政的一大弊病。当前会议腐败主要表现为:借开会之名挥霍和浪费公共资源;部分会议极尽奢华之风;“《决策》杂志曾报出我国会议惊人数字:‘在财政支出中,全国一年会议支出高达1000亿元。’”⑨这里面还不包含国家财政支出以外的会议消费。
类型四:仪式腐败。所谓仪式腐败是指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职权,为“讲排场”而挥霍公共资源的行为,行为的结果是为了满足官员的虚荣心和炫耀欲望。安徽省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为庆贺自己“荣登书记宝座”,耗资200万元搞所谓大“阅兵”,获得极大的炫耀性满足,就是典型的仪式腐败。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炫耀性腐败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往往被体制认定为“干部作风”问题,从而使这一腐败行为的认定具有较强的弹性。
四、炫耀性腐败的治理对策
炫耀性腐败是嵌入中国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腐败行为,是由中国独特的官场文化、压力型运行体制造成的。它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助长了官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必须充分认识到炫耀性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采取系统性措施进行综合治理,这也是中国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一个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1.高度认识炫耀性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警惕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当前,由炫耀性腐败行为而催生的潜规则和不良价值观,如奢侈浪费、虚浮夸耀、形式主义等,较之显规则和高尚价值观往往具有更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某些官员的炫耀性腐败行为效应,对社会价值观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炫耀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显露地位、身份和荣耀来获得普遍的荣誉和尊敬,其根本准则是明显浪费原则。在潜规则和不良价值观的熏陶下,炫耀性腐败正在蔓延泛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腐败认同感不断上升,严重污染了社会人文环境,不利于党中央反腐败措施的推进。因此,要从思想上高度认识炫耀性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以及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作风,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树立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正确的荣辱观,强化正面导向,减少和铲除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
2.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腐败的根源是社会监督机制的匮乏以及政府责任机制的薄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权力系统,包括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基本方面。政党是连接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政党、国家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社会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在国家廉政建设上,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多元的国家廉政体系,其重点是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以社会权力制约政府行为,才是治本之策。具体来说,一是要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变官员对上级负责为对民众负责。由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运行体制以及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巨大导向作用,致使一些官员为了晋升,不得不去造假、作秀。近年来各地频繁出现的“形象工程”,部分目的就是炫耀政绩。二是在廉政建设上,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共河南省纪委在2008年度省辖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中,大胆探索,率先委托非政府组织对省辖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行社会评价,为普通民众有序参与评价当地党委政府党风廉政建设状况搭建了平台,也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⑩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廉政评价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构建的有益探索。三是充分发挥媒体和网络的舆论监督作用。地方政府以及官员的炫耀性腐败行为经过媒体披露以后,可以起到较好的惩治和预防作用。因此,要着重于媒体和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路径的探索。
3.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公共预算的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对政府收支活动进行约束和控制,提高政府财政活动的绩效,防止公共资产被滥用、挥霍和落入个人私囊,增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可信度。造成炫耀性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预算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要遏制公款炫耀性消费腐败、仪式腐败、会议腐败以及政绩工程腐败行为,必须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充分发挥人大的公共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具体来说,第一,人大预算控制权要落到实处。要明确并落实各级人大的预算决策权,主要包括审批权、修正权、否决权和调整权。第二,人大预算监督权要落到实处。对人大的预算监督权要从制度、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以确保人大预算监督权落到实处。只有将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权真正落实到位,才能有效预防和遏制炫耀性腐败行为的发生。
4.着力推进政务公开,使政府运作规范化、透明化。没有公开透明就没有廉政,因此,在政府日常运作方面,提高政府运作透明度是控制炫耀性腐败的有效途径。第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为契机,强力推进政务公开。要着重把政府的经费支出如公车私用、公款接待、公款出国等财政支出具体情况列为政务公开的规定项目,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二,决策过程要公开透明。政治透明主要不是结果的透明,而更应该表现为过程的透明。只有决策过程透明化、程序化,才能防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炫耀性腐败行为的发生。第三,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体现了公开性和透明性,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官员个人领域,那些公开收入情况与其奢华生活状态明显不符的官员,就会原形毕露。因此,官员财产申报起着“终端防腐”的功能。
注释
①③⑥李成言、黄国珍:《炫耀性政治行为现象及动因分析》,《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②薛涌:《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新闻周刊》2003年第28期。
④楚文凯:《腐败概念的泛化和界定》,《中国监察》2005年第16期。
⑤任建明、杜治洲:《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⑦⑨李广森、雷振刚:《向“炫耀性腐败”开刀》,《检查风云》2008年第9期。
⑧黄攸立、孔德云:《炫耀性腐败内涵及其类型的探讨》,《人民论坛》2009年第14期。
⑩王乐乐、于善法、杨蕾:《社会廉政评价助推中原反腐倡廉建设》,《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年7月21日。
责任编辑:思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