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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瓦的发明和使用，在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年来，在陕西延安卢山茆遗址出土了年代最早的板瓦和筒瓦[1]，把瓦的歷史推到了夏代以前。瓦当的出现则比瓦晚了很多。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中覆盖屋檐椽头筒瓦前端的遮挡，当即挡也，它既有保护椽头的作用，又有美化建筑之功能，是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独创。目前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瓦当，是陕西省扶风县召陈村的西周晚期宫殿建筑群遗址的重环纹半圆形瓦当[2]，整体朴实无华，东周时期开始出现图案丰富多彩的圆形瓦当，秦汉时期瓦当艺术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峰，并出现了文字瓦当，瓦当纹饰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南越国宫署遗址（下文称遗址）[3]出土了不少各个时代的瓦当，该遗址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以来，正式发掘面积2万多平方米，自下而上包含秦、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十二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南越国都城、五代南汉国都城等重要遗迹，是两千年来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出土的瓦当就是见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瓦当当面的图案或文字的分析，来探讨瓦当纹饰的变迁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瓦当纹饰；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6-205-03
【本文著录格式】乐新珍.浅谈瓦当纹饰的变迁——以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6）：205-207.
一、云纹瓦当
根据中原地区出土的云纹瓦当看，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了这种瓦当，秦汉时期盛行一时，并一直持续影响到曹魏、晋。有学者认为云纹是从铜器上的纹饰及回纹演变而来[4]，也有学者认为源于葵纹[5]，李零先生认为云纹从花瓣纹演变而来[6]。云纹瓦当的母体花纹大体可分为卷云纹、羊角形云纹、蘑菇形云纹等，总的演变特征是母体纹饰由繁到简，由图像向图案、由写实向写意发展。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年代最早的瓦当是秦代云纹瓦当（图一，1、2），南越国时期云纹演变为羊角纹（图一，3），东汉的云纹瓦当当面变为蘑菇形（图一、4），当心均有乳钉。早期瓦当的当面直径较大，约为15—17厘米，晚期直径减小，部分当面仅有14厘米，且边轮加高加宽；早期当面图案立体、生动、飘逸，极具欣赏性，晚期图案逐渐平面化，中心乳钉却越来越突出。从瓦当形制看，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卷云纹、羊角形云纹瓦当应受北方陕西地区云纹、齐鲁地区树箭纹瓦当的影响，从早期的三界格，到后来的四界格，又反映出在秦代晚期到西汉早期“自立为王”的南越国自身发展的一些特色，东汉时期受洛阳瓦当的影响出现蘑菇形云纹瓦应，整体与全国其他地区趋同一致，反映出汉代的大一统已经制度化。考古资料显示，瓦当早期常见于宫室、庙宇等高台建筑，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渴望羽化求仙升天的道家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云纹实际为水纹涡纹，因中国古代建筑多土木结构，屋顶使用这种瓦当主要是为了防火镇火，反映了人们祈求太平、永享嘉乐的愿望[7]。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平民的居所、陵墓建筑也都用上了瓦当。
另外，遗址出土的文字瓦当有不少是带筒的（图三、1），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瓦当的制作工艺及其变化。秦到西汉早期的瓦当，制作过程是先模制当心，再粘接边轮，然后再在其上盘筑成圆筒体，用绳弓或刀片将圆筒体由上而下勒割，纵切成两半，至瓦当心背面，再沿瓦当心背面与之平行向下割断筒体相连接部分，这种制法的瓦当，当背面均留下切割的痕迹，简称为“切当”（图三、2）。自西汉中晚期瓦当的制作工艺开始发生变化，边轮与当心一次范成瓦当，再用模具制好圆筒形瓦筒并一切为二，然后与制好的瓦当对接，这种方法制作的瓦当背面光滑，均不见切割痕迹（图三、3）。
三、莲花纹瓦当
东汉时期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且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佛教传入中国并广为传播，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尚佛崇佛之风更是达到高潮，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寺庙、塔楼、石窟等建筑，上面常见装饰莲花纹瓦当。莲花，又称“荷花”“芙蓉花”，是佛门崇尚的信物。相传释迦牟尼诞生后每行一步，便生一朵莲花，名曰“步步生莲”，在佛教雕塑中，佛祖要坐在莲花台上。建筑作为人们日常使用最为频繁的场所，在醒目的屋檐处装点莲花纹瓦当是营造“佛国净土”和弘化弥勒信仰最简单易行的方式之一，同时这也契合中国人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性的认同。因此，莲花纹瓦当便应运而生并盛行全国，逐渐替代了秦汉以来的云纹瓦当，成为代表新时代新思潮的建筑艺术符号，从两京到偏远地区、从官署建筑到老百姓的民居建筑遗址，全国各地均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的莲花纹瓦当。根据考古发现，莲花纹瓦当在秦代已经出现[10]，但意义不同于后来的莲花纹瓦当，汉代墓砖上也刻有莲花纹瓦当的图像[11]，晋南朝时期莲花纹的使用明显增多。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最早的莲花纹瓦当也属于晋南朝时期（图四、1）。这一时期的莲花纹瓦当莲瓣多用线条表示，莲瓣肥硕，瓣间间隔不明显，中心莲房内的莲子较大且凸出当面，边轮宽平，边轮内侧有锯齿纹。唐代的莲花纹瓦当当面多为浮雕式，莲瓣数量不等，常见8瓣、9瓣，也有的多达17瓣，瓣间间隔由菱形纹向“T”形纹发展，边轮上饰联珠纹，早期边轮明显高于当面（图四，2、3），晚期边轮变宽变平，突出莲瓣，中心莲房的莲子变小、数量增多（图四、4）。宋代莲花瓦当莲瓣似向菊瓣发展，变得细长，瓣间分隔趋于不明显，边轮上弦纹增多（图四、5）。从瓦当的尺寸看，莲花纹瓦当当径在14—16厘米之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径逐步缩小，整体变化同南京地区类似[12]。宋代以后，建筑装饰注重“小木作”，普遍追求门窗、栏杆等装修艺术之精美，瓦当的装饰功能渐趋退化。
五、花叶纹瓦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宋代出现了极具特色的花叶纹瓦当，究其原因，可能是与花鸟画的兴起及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改变有关，也有可能是受到瓷器纹饰的影响。这种瓦当最先可能产生于河南地区，进而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各地区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16]。南越國宫署遗址出土的花叶纹瓦当，时间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主体纹饰常见缠枝花叶，有宋代的菊花纹（图六、1）、元代的牡丹纹（图六、2）、明代的菊花纹（图六、3）和莲花纹（图六、4）、清代的牡丹纹（图六、5）等。从花叶的表现手法看，宋代多用俯视手法表现整体，当面花朵比较多，明代开始多用侧视体现局部。瓦当当径进一步缩小，整体制作工艺渐趋粗劣。另外还出现了一种花叶和文字结合的纹样瓦当，如宋代当心字体模印带框的“千秋万岁”瓦当（图七、1）、“大吉”瓦当（图七、2），周围饰以花草、联珠纹等，当径在10—11厘米之间；元代“百寿”瓦当（图七、3），外饰草叶纹；清代则常见“金玉寿”瓦当（图七、4），边轮饰一圈“万”纹，当径减少到9厘米左右，瓦当的整体制作水平大不如前，与汉代的文字瓦当更是相去甚远，其艺术价值也一落千丈。
六、小结
瓦当从其产生到发展、衰落，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而且体现出人们审美需求的变迁。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瓦当看，秦汉时期流行云纹瓦当，汉代是文字瓦当发展的顶峰，晋南朝到宋代的莲花纹瓦当成为流行时期最长的瓦当，五代南汉国时期常见动物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宋代开始出现的花叶纹瓦当，逐渐取代了莲花纹瓦当，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至此瓦当往日的辉煌不再。作为“岭南两千年中心地”，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瓦当，其发展规律整体与北方同时期瓦当类似，但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如南越国时期的“万岁”瓦当，明显不同于北方地区的文字瓦当，这是南越国既臣服于汉王朝，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具体反映；南汉国时期流行成双成对的动物纹瓦当，且丰富的琉璃釉色瓦当也体现了南汉国的经济实力与奢华；宋代北方地区仍盛行莲花纹，这里已经是花叶纹与莲花纹平分秋色，文字与花叶相结合的瓦当也少见于其他地区。
参考文献：
[1]马明志，翟霖林，张华 等.陕西延安市芦山茆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19（7）.
[2]徐锡台，楼宇栋，魏效祖.周秦汉瓦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南越王宫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4]陈直.秦汉瓦当概论[J].文物，1963（11）.
[5]刘庆柱.战国秦汉瓦当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6]李零.说云纹瓦当-兼论战国秦汉铜镜上的四瓣花[J].上海文博论丛，2004（4）.
[7]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圭瓦当的分期与研究[J].考古，1996（10）.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栎阳瓦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9]白芳.论秦汉时期“万岁”的社会内涵[A].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南越国遗迹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岳庙文物管理处.西岳庙藏当[M].西安：三泰出版社，2010（12）.
[11]唐长寿.四川乐山麻浩一事情崖墓[J].考古，1990（2）.
[12]贺云翱.从六朝莲花纹瓦当探南北朝文化交流传播现象[J].东方收藏，2011（11）.
[13]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编著：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5][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第五》，记载刘龑“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
[16]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乐新珍，女，湖北大悟，硕士，南越王宫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文物考古。
【关键词】瓦当纹饰；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6-205-03
【本文著录格式】乐新珍.浅谈瓦当纹饰的变迁——以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瓦当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6）：205-207.
一、云纹瓦当
根据中原地区出土的云纹瓦当看，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了这种瓦当，秦汉时期盛行一时，并一直持续影响到曹魏、晋。有学者认为云纹是从铜器上的纹饰及回纹演变而来[4]，也有学者认为源于葵纹[5]，李零先生认为云纹从花瓣纹演变而来[6]。云纹瓦当的母体花纹大体可分为卷云纹、羊角形云纹、蘑菇形云纹等，总的演变特征是母体纹饰由繁到简，由图像向图案、由写实向写意发展。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年代最早的瓦当是秦代云纹瓦当（图一，1、2），南越国时期云纹演变为羊角纹（图一，3），东汉的云纹瓦当当面变为蘑菇形（图一、4），当心均有乳钉。早期瓦当的当面直径较大，约为15—17厘米，晚期直径减小，部分当面仅有14厘米，且边轮加高加宽；早期当面图案立体、生动、飘逸，极具欣赏性，晚期图案逐渐平面化，中心乳钉却越来越突出。从瓦当形制看，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卷云纹、羊角形云纹瓦当应受北方陕西地区云纹、齐鲁地区树箭纹瓦当的影响，从早期的三界格，到后来的四界格，又反映出在秦代晚期到西汉早期“自立为王”的南越国自身发展的一些特色，东汉时期受洛阳瓦当的影响出现蘑菇形云纹瓦应，整体与全国其他地区趋同一致，反映出汉代的大一统已经制度化。考古资料显示，瓦当早期常见于宫室、庙宇等高台建筑，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渴望羽化求仙升天的道家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云纹实际为水纹涡纹，因中国古代建筑多土木结构，屋顶使用这种瓦当主要是为了防火镇火，反映了人们祈求太平、永享嘉乐的愿望[7]。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平民的居所、陵墓建筑也都用上了瓦当。
另外，遗址出土的文字瓦当有不少是带筒的（图三、1），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瓦当的制作工艺及其变化。秦到西汉早期的瓦当，制作过程是先模制当心，再粘接边轮，然后再在其上盘筑成圆筒体，用绳弓或刀片将圆筒体由上而下勒割，纵切成两半，至瓦当心背面，再沿瓦当心背面与之平行向下割断筒体相连接部分，这种制法的瓦当，当背面均留下切割的痕迹，简称为“切当”（图三、2）。自西汉中晚期瓦当的制作工艺开始发生变化，边轮与当心一次范成瓦当，再用模具制好圆筒形瓦筒并一切为二，然后与制好的瓦当对接，这种方法制作的瓦当背面光滑，均不见切割痕迹（图三、3）。
三、莲花纹瓦当
东汉时期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且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佛教传入中国并广为传播，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尚佛崇佛之风更是达到高潮，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寺庙、塔楼、石窟等建筑，上面常见装饰莲花纹瓦当。莲花，又称“荷花”“芙蓉花”，是佛门崇尚的信物。相传释迦牟尼诞生后每行一步，便生一朵莲花，名曰“步步生莲”，在佛教雕塑中，佛祖要坐在莲花台上。建筑作为人们日常使用最为频繁的场所，在醒目的屋檐处装点莲花纹瓦当是营造“佛国净土”和弘化弥勒信仰最简单易行的方式之一，同时这也契合中国人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性的认同。因此，莲花纹瓦当便应运而生并盛行全国，逐渐替代了秦汉以来的云纹瓦当，成为代表新时代新思潮的建筑艺术符号，从两京到偏远地区、从官署建筑到老百姓的民居建筑遗址，全国各地均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的莲花纹瓦当。根据考古发现，莲花纹瓦当在秦代已经出现[10]，但意义不同于后来的莲花纹瓦当，汉代墓砖上也刻有莲花纹瓦当的图像[11]，晋南朝时期莲花纹的使用明显增多。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最早的莲花纹瓦当也属于晋南朝时期（图四、1）。这一时期的莲花纹瓦当莲瓣多用线条表示，莲瓣肥硕，瓣间间隔不明显，中心莲房内的莲子较大且凸出当面，边轮宽平，边轮内侧有锯齿纹。唐代的莲花纹瓦当当面多为浮雕式，莲瓣数量不等，常见8瓣、9瓣，也有的多达17瓣，瓣间间隔由菱形纹向“T”形纹发展，边轮上饰联珠纹，早期边轮明显高于当面（图四，2、3），晚期边轮变宽变平，突出莲瓣，中心莲房的莲子变小、数量增多（图四、4）。宋代莲花瓦当莲瓣似向菊瓣发展，变得细长，瓣间分隔趋于不明显，边轮上弦纹增多（图四、5）。从瓦当的尺寸看，莲花纹瓦当当径在14—16厘米之间，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径逐步缩小，整体变化同南京地区类似[12]。宋代以后，建筑装饰注重“小木作”，普遍追求门窗、栏杆等装修艺术之精美，瓦当的装饰功能渐趋退化。
五、花叶纹瓦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宋代出现了极具特色的花叶纹瓦当，究其原因，可能是与花鸟画的兴起及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改变有关，也有可能是受到瓷器纹饰的影响。这种瓦当最先可能产生于河南地区，进而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各地区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16]。南越國宫署遗址出土的花叶纹瓦当，时间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主体纹饰常见缠枝花叶，有宋代的菊花纹（图六、1）、元代的牡丹纹（图六、2）、明代的菊花纹（图六、3）和莲花纹（图六、4）、清代的牡丹纹（图六、5）等。从花叶的表现手法看，宋代多用俯视手法表现整体，当面花朵比较多，明代开始多用侧视体现局部。瓦当当径进一步缩小，整体制作工艺渐趋粗劣。另外还出现了一种花叶和文字结合的纹样瓦当，如宋代当心字体模印带框的“千秋万岁”瓦当（图七、1）、“大吉”瓦当（图七、2），周围饰以花草、联珠纹等，当径在10—11厘米之间；元代“百寿”瓦当（图七、3），外饰草叶纹；清代则常见“金玉寿”瓦当（图七、4），边轮饰一圈“万”纹，当径减少到9厘米左右，瓦当的整体制作水平大不如前，与汉代的文字瓦当更是相去甚远，其艺术价值也一落千丈。
六、小结
瓦当从其产生到发展、衰落，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而且体现出人们审美需求的变迁。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瓦当看，秦汉时期流行云纹瓦当，汉代是文字瓦当发展的顶峰，晋南朝到宋代的莲花纹瓦当成为流行时期最长的瓦当，五代南汉国时期常见动物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宋代开始出现的花叶纹瓦当，逐渐取代了莲花纹瓦当，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至此瓦当往日的辉煌不再。作为“岭南两千年中心地”，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瓦当，其发展规律整体与北方同时期瓦当类似，但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如南越国时期的“万岁”瓦当，明显不同于北方地区的文字瓦当，这是南越国既臣服于汉王朝，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具体反映；南汉国时期流行成双成对的动物纹瓦当，且丰富的琉璃釉色瓦当也体现了南汉国的经济实力与奢华；宋代北方地区仍盛行莲花纹，这里已经是花叶纹与莲花纹平分秋色，文字与花叶相结合的瓦当也少见于其他地区。
参考文献：
[1]马明志，翟霖林，张华 等.陕西延安市芦山茆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19（7）.
[2]徐锡台，楼宇栋，魏效祖.周秦汉瓦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3]南越王宫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4]陈直.秦汉瓦当概论[J].文物，1963（11）.
[5]刘庆柱.战国秦汉瓦当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6]李零.说云纹瓦当-兼论战国秦汉铜镜上的四瓣花[J].上海文博论丛，2004（4）.
[7]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圭瓦当的分期与研究[J].考古，1996（10）.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栎阳瓦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9]白芳.论秦汉时期“万岁”的社会内涵[A].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南越国遗迹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岳庙文物管理处.西岳庙藏当[M].西安：三泰出版社，2010（12）.
[11]唐长寿.四川乐山麻浩一事情崖墓[J].考古，1990（2）.
[12]贺云翱.从六朝莲花纹瓦当探南北朝文化交流传播现象[J].东方收藏，2011（11）.
[13]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编著：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5][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第五》，记载刘龑“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
[16]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乐新珍，女，湖北大悟，硕士，南越王宫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文物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