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名词。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而且也没有人敢如此大胆提出“农民负担”问题。但没有这个提法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农民就没有负担。笔者在“文革”“左”倾路线横行时当过农民，对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有过亲身的体验，现在通过历史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农民负担的大致情况。
　　一是上交征购粮。“征购粮”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征粮”，也称“公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讲，“购粮”是国家在农民交完公粮后付给一定的收购款收购的余粮，时价为每百斤９．５元。这在现在看来，几乎是劳力不算钱的成本价，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农民往往交了公购粮，自己的口粮就不够了。
　　二是上交物资。上交物资（包括生猪和经济作物产品）这一部分虽不属于无偿上交，但是强行要生产队廉价卖给公社供销社。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予分配国家统购物资，如：布匹、生活用品的票证等。此外，还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如：没有完成上交生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而没有完成生猪上调任务的农民往往要花高价去买猪，再低价卖给国家，其中差价往往达四五十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劳动力几个月的工分价值。
　　三是交“三超粮”和“战备粮”。“文革”中干部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成风。本来减产，他硬要说成增产。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当时没有“政绩”这个词，而是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类），就强迫农民上交“三超粮”（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战备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的新名词。有一生产队的社员反对公社收“三超粮”，公社干部马上下队来“反瞒产私分”，说是干部隐瞒了产量和社员私分。他们有上级支持，整了人不但不受批评，还因“斗争坚决”受表扬。交完“三超粮”和“战备粮”以后，许多生产队半数社员家里就没有过年的粮食了。
　　四是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资。每逢过节、过年，上面就会派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之类农副产品，基本上是以低廉的价格征购。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五是平调物资和劳动力。没有经过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资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那个时候，秋收以后，农民大部分时间都要去修水利工程，“我们农民志气多，一头被子一头箩，叫我挑垱就挑垱，叫我开河就开河”。这是当时农民兴修水利的真实写照。至于修哪里的水利工程，农民自身有没有利益，这不是农民自己考虑的事。国家叫农民无偿修水库，水库里的水浇灌农民田地，当时的生产队还要交款付费，但也没有人去管这样做是否合理合法。
　　六是随意地扣罚口粮和工分。这是当时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特权。只要哪个社员他看得不顺眼或与他有些疙瘩，他就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找个理由扣工分或扣口粮，扣下的工分和口粮就充公。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受罚的农民只能自怨自叹，从此再也不敢得罪干部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干部之所以很有威信，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掌握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制约权。当然，那时的干部很少贪污，和农民一道过苦日子，一样劳动，也是产生威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是养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当年毛泽东发了一句话：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于是，农村就迎来了许多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其实对此农民并不欢迎。因为他们都不会干农活，再说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没有新的科学技术，产量也提高不了多少，这批人的到来，只会分掉农民口中粮食，使农民们更加吃不饱。再说，下放干部和知青虽然和农民一道出工，但他们干活经常是“磨洋工”，干出来的农活很毛糙，还要农民过一下“二遍手”，再拾掇一下才行。除了争工分，分口粮外，当时的生产队还要动员农民让出本身就很拥挤的房子或出资给他们盖住房，谁也不会意识到这是增加了农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