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父亲郑校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召石村农家，一岁丧父，由我祖母抚养成人。他毕业于衢州省立第八中学初中师范科，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属第1总队交通大队第3中队，1929年2月毕业。 是年5月，江山县峡口人姜绍谟创办衢（州）江（山）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修建自衢州经江山到广丰的公路。父亲应邀回乡参加公路建设，一家日子过得不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深重，父亲投笔从戎，赴南京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第2旅旅部任少校副官 。母亲杨淑桂江山简易师范毕业，是县城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没有缠脚，这得感谢我外公的开明。父亲去南京后不久，母亲带着长女琴赴南京与父亲会合，1935年初我在南京诞生，成为一家的宠儿。母亲抚养我们姐弟，父亲假日来同我们团聚，真可以说其乐融融。那时南京还有不少江山同乡，不时聚会，互相照应。
　　父亲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
　　日本加紧侵华，1937年战局日益紧张，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从南京疏散回江山，母亲肚子里还怀着弟弟。8月弟弟奇凡降生，这是家里的一大喜事，但好景不常，淞沪战役中装备精良的教导总队减员严重，父亲被调往补充兵训练处从事新兵的训练工作。12月日寇进犯南京，父亲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母亲说，一天夜里做梦，见爸爸回来了，妈妈问他，怎么回来了？爸爸回答说，回来看看孩子。妈说这就是爸爸牺牲的日子。我相信妈妈的说法，爱子如何不丈夫！抗日英烈在离去时该会回来看看自己的孩子和爱妻的！此后一年时间里，父亲对我们家庭来说只是失联，总还希望有一天会突然归来，就像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那样。1938年10月11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批准给第一批教导总队阵亡官兵发放抚恤金，母亲开始领取抚恤金。我后来从南京档案中了解到，一次性抚恤金为900元，年抚恤金为400元。 这是维持我们全家生计的全部收入了。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第16卷是《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档案》，其中收有国民政府批准的中央教导总队阵亡将士请恤指令（1938年10月11日），上面就有家父郑校的名字，在家属栏甚至有我的名字。近日我在杭州还找到由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编印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浙江省江山县）》，上面也有家父的名字，现在父亲的名字已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的南京保卫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前不久，小女去台湾旅游，在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 竟然有幸找到了爷爷郑校的灵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请下灵位祭拜。遗憾的是我为父亲申请“抗日烈士”称号的请求，至今没有得到民政部门的回复。
　　避难浙西重镇江山
　　江山市位于浙西，紧邻福建和江西，是战略要地，通过浙赣铁路可直达江西南昌，越过仙霞岭可进入福建。仙霞关是著名的古关口，易守难攻，据说当年太平天国军打到仙霞关，过不去，没能够进入福建。日本人也没能够打通仙霞关进入福建。
　　从南京回江山后，我们和外公一家同住在城内县河顶江山救济院旁边一座平房，出门就是县河。救济院墙上有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题写的“江山县救济院”六个大字，远远就可以看到。熊希龄娶江山籍女教授毛彦文，是江山的女婿，1935年夫妇两人回家探亲，曾帮助江山募捐救济遭遇1934年旱灾的灾民，大概因为这缘故，也给救济院题写了院名。
　　为逃避日本入侵，上世纪30年代末国内许多机构都往后方撤，江山是一个中转站，记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曾经在江山逗留过。一些名人，如郁达夫等也经过江山往后方撤。这使向来闭塞的小城大开眼界，接触到大都市的文明。
　　衢州有一个军用机场，极具战略价值。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机从航母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但因航线过长，无法返回航母，就借用衢州机场降落休整。因此衢州成了日机轰炸、日军攻占的目标。江山城里也不断响起空袭警报。
　　我们家的东边约一两百米有一座水星楼。这是江山县河的出水口，水经过水星楼流往城外的护城河。水星楼是一座三层楼阁，悬额“天一楼”，楼内祀真武大帝，想来是求他保佑县城免遭水火之灾。由于日寇侵占我东北大片土地，许多来自北方的难民就借住在这座水星楼里。
　　江山没有高楼，水星楼算比较高的建筑了。江山另一个高楼是天主教堂的尖塔。那里有一口钟，钟声可以传遍全城。日本飞机来时就在这里敲钟发出防空警报。钟声一响，我就从先河幼稚园领着小我两岁的弟弟往家跑，妈妈则从家里往幼稚园去迎我们。起初虽有空袭警报，但大家都没有想到日本飞机会真的轰炸。所以我们通常都跑到屋后城墙边躲避，都觉得城墙比较坚固，不会倒塌。
　　1940年的一天警报响后我们像往常一样躲在城墙边，日机盘旋之后一颗炸弹在水星楼爆炸，爆炸声一过就响起一片哭声，这凄惨的哭喊声我到现在还记得。家里的玻璃窗都震碎了，门闩也折断了。江山并非军事战区，完全是一个和平城市，日机照样狂轰滥炸。被炸去一半的水星楼就一直原样保存到最后被拆毁，那已经是江山城区改造的时候了。
　　鬼子真的扔炸弹了，我们再也不敢在城墙下躲避了。空袭警报一响就往西山跑，山上有密密的松树林，半山腰有防空壕，隐蔽得很好，所以一直非常安全。如果是在雨后，松树下往往可以采到鲜美的松蘑。
　　日机对江山的轰炸日益频繁，为躲避轰炸，妈妈带我们到离城十里的老家赵家乡召石村住了一段时间，我在那里的小学上了一段时间的学。学校就在郑氏祠堂里。前几年回老家，见学校叫“朝日小学”，已经相当破旧。过去祠堂往往被用来办学，祠堂通常拥有土地的收入支持，可以兴办一些村里的公益事业，现在当然不可能了。
　　1942年6月10日，日寇从衢州西进攻占江山城。我们逃难到离城更远的南坞村亲戚家，那里是我外公的老家，四外太公还健在。日军占领县城，但没有能够占领全县，乡村仍然是中国的。我舅舅在县政府工作，仍随江山县政府在农村流动办公。
　　在南坞村，村民一直严密监视着鬼子的动向，发现鬼子要来，就躲进大山里，鬼子走了再回村子。孩子们也跟着大人们跑，后来干脆把我们十来个小孩集中到一个山坞的半山腰，住在用竹席搭起来的草棚里。大孩子五舅领着我们，给我们讲《西游记》，讲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故事。草棚旁边有清澈的泉水，可以洗脸。 　　南坞的八角井在当地非常著名，江山民间至今流传一句老话“官溪祠堂南坞井，新塘边米糕礼贤饼”，俗称“江山四绝”。据说南坞村建于宋朝，按传统，有村必有井，可见南坞井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一天鬼子进村，不知往井里倒了什么东西，把井里的红鲤鱼全都毒死了。鲤鱼救了村民的命，如果没有鱼，村民就会误饮井水而中毒。村民们只好把水排干，把整个井彻底清洗一番，据说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清洗时把压在井底的几根圆松木也起了上来，经过百年浸泡，松木依然像新的一样，没有腐朽变质，这可能同水质好有关！
　　我们借住在一个银匠家。在孩子的眼中银匠有神奇的本领，只见他点燃一盏有几十根灯草的油灯，把一个铜钱放在一块木炭上，然后用吹管去吹油灯的火焰，经过一段时间，铜钱就熔化了，他把铜熔液倒进戒指的模板，过一会一枚金闪闪的戒指就制成了。
　　用灯草做芯的小油灯是当时最好的照明设备了。由于物资紧缺，我们晚上都用“松明”照明。所谓松明就是松树根部富含松香的木材（松香大概就是从这里提取的），用刀劈成小片或小条，即可点燃照明。松明燃烧时产生大量的黑烟，我们称之为“乌鸦”，鼻孔都被熏得黑黑的，这大概也是国人造墨的原料。日寇发动的侵略战争把我们逼回到原始社会的生活了！
　　江山民风彪悍，对鬼子一点也不客气，单独或少数活动的鬼子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江山民众“做掉”。江山民众用一种松木制造大炮，把松木挖空，在里面填上火药，再加上铁钉、碎铁片等等，点上火就可以像大炮那样直接轰击鬼子了，但只能打几炮。抗战胜利后，江山县政府编了一本《江山民众抗敌事迹》（也许叫《江山民众抗敌小史》，江山图书馆应能找到），是我小时候很爱读的一本书。我的十外公杨德良就用手榴弹杀过鬼子，他的杀敌故事也上了那本书，记得他的战果除炸死鬼子外就是缴获了好几罐红糖。
　　日本鬼子在江山呆了75天，8月24日退出。1943年我们回到城里。城里许多房子被日寇烧毁，我上学的先河幼稚园原在我四外公开设的乐群书店后面，被日寇烧毁了，只好迁到江山公园西侧，文溪书院门口的几间房子里。院长还是那位可敬可爱的戎启英先生。戎先生30年代在江山创办先河幼稚园，是江山幼儿教育的先驱，她既是园长，又是老师，一人就把一个幼稚园办下来了。这个幼稚园不仅从事幼儿教育，还教小学的课程，我的初小阶段主要也是在这个幼稚园度过的。
　　1944年风闻日寇又图进犯江山，我们全家再次逃亡南坞。妈妈到亲戚家第一句话就是：“三年两头闰，我们又来了。”但这一次日寇没有能够进入江山城。南坞村有一座南坞小学，妈妈进这个学校教书，我则在这里就读。连校长和教员只有四五个教职人员，三四个教室。是复式教学，一个教室里有几个不同的班级，老师教完这个班级再教另一个班。
　　这一年天旱，老天爷久不下雨，乡民们发起祭天求雨。请了一位师公（道士）在学校后面的小山施法求雨。道士念念有词施法之后，乡民抬着一个小水缸往外走，根据师公的指引的方向，到某处水沟里找到一只青蛙当作龙的化身放进水缸，然后抬回来。按规矩，如遇水沟小河，不能走桥，必须跳过去或者蹚水过去。回到原地后，对青蛙顶礼膜拜，师公再次念念有词，仗剑施法。这时候天上果然下起了一点点细雨，但瞬间消失。此事成为笑谈，师公的法力大概也就这样了。
　　1945年返城，我的幼稚园生活也结束了，进江山简易师范学校附小学习。
　　此时江山城里一片狼藉，许多房屋被烧毁。发电厂被毁，原来晚上有电灯照明，现在只好重新点起使用灯草的小油灯。最惨的是日寇撤走后遗留的炸弹以及其他爆炸物被小孩当做玩具，因炸弹爆炸死人的事时有发生。
　　喜迎胜利的小城“狂欢节”
　　日本投降后，国军的宣传队到处粘贴红红绿绿的号外，报告这个特大喜讯。我们就是从传单获知鬼子投降的。为庆祝胜利，晚上各界举行“提灯游行”。学校组织大家制作形形色色的纸灯，如兔子灯、金鱼灯、桃子灯、国旗灯等等。江山产竹，制灯的原料不成问题。没有灯的就点燃一截篾缆（篾缆是用竹子编成的缆绳，用来拴竹筏的），沿着几条主要街路走一圈，这是小城的狂欢节。
　　游行队伍中有一种国旗灯，分别是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四个战胜国的国旗。游行完毕制作的灯可以带回家去。第二天有一个孩子举着画有苏联国旗的灯玩耍，结果被警察带走查问。我那时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举苏联国旗？
　　白天，部队的宣传队拉出秧歌队庆祝游行。我第一次见到边区那种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秧歌，感到非常新鲜。宣传队还带来冼星海《生产大合唱》中《二月里来》那首歌，一时全城传唱，成为当时小城最流行的歌曲。
　　那时还流传一首庆祝抗战胜利的歌曲，只记得开头为：“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因为这是最关键的几个词，非常解气，所以记得牢。凭着这几个关键词，前不久在网上搜到了这首歌词的全文，原来是罗家伦作词的《凯歌》，全文如下：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满街的爆竹，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向东望，看我们盟军，浩浩荡荡，
　　扫残敌，如猛虎驱羊，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日月重光。
　　胜利的大旗，拥护着蒋委员长！
　　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千万忠魂，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歌词写得很好，大概因为歌里提到蒋委员长，解放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但作为在特定时刻产生的历史歌曲，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倒觉得不妨一唱。实际上，抗战胜利后没有听到过有其他歌颂胜利的歌曲！
　　江山流传一个对子的上联：“龙游丽水重庆新中国”，征求下联。由于这是巧妙地用三个地名龙游、丽水、重庆和中国组成的，一直没有听说有人成功地对出下联。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记得当时传说，日本人在签署投降书时他自己的钢笔竟然没有墨水了，是借用盟军的笔签的字。我们都认为这是小日本的诡计，他们不用自己的笔“亲笔”签署降书，狡猾狡猾的。
　　抗战期间我曾经两次见到过日本人。一次是一队日本兵在山冈上经过，我们躲在半山腰，透过树丛看着他们离去。另一次已经是鬼子投降之后，听说法院监狱里关着日本人，就和同学们去观看。他们老老实实坐在栅栏后面，看他们和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不知为什么那么残暴，烧杀奸掠无所不为！
　　1946年我进江山中学初中，班主任是江涵，教英语。不过只见过他几次，实际上的班主任是他的妻子程正迦，也教英语。那时各班级都有一个班名，程老师帮我们班起了一个很好的班名“贺凯”，英文为“OK”，是庆贺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江涵夫妇都是地下党，江涵有肺病，名义上是学校的教师，实际上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房间就在我们教室的旁边，经常放着留声机的唱片，想来是为他们的活动做掩护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林维雁，有时代程正迦老师上课，我们班上有位同学名叫毛同志，记得林老师在点名叫到“毛同志”时笑了，说这是共产党的称呼！他们夫妇有一个孩子，程老师告诉我们，他出生在嘉陵江，所以取名“江嘉陵”，名字很巧妙，如果写成英文就是“嘉陵江”了，这位嘉陵现在也该有七十岁左右了。江涵和林维雁两位老师不幸在解放前夕在衢州遇害，几年前曾在《文汇报》读到一篇纪念江涵的长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