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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晋商曾是明清时期我国最大的商帮。晋商之所以能兴盛五百年之久，源于其拥有的诚实守信、开拓创新、勤俭奋斗、协力共济等精神，这种“晋商精神”是儒家诚信、忠爱、仁义、克己、和谐等伦理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前进，晋商在特定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但是，“晋商精神”则不应成为过去，也不应成为历史。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晋商精神”这种宝贵的无形财富，让它在今天闪耀出新的光辉。
关键词：晋商精神；儒家；伦理内涵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10-02
晋商在历史上曾是我国明清时期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在国际贸易中也是实力雄厚的商业集团。可以说，晋商书写了中国商业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在晋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卓越的成绩，就是把儒家伦理思想融会贯通于其商业活动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晋商精神和文化理念。
一、“晋商精神”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
纵观晋商的兴衰史，我们会发现有一条主线贯穿于晋商活动的始终，那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渗透。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孔子以“仁”为核心，把其思想基本上都纳入了“仁”的范畴；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智”之说；汉代董仲舒吸收先秦各家之长，把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归纳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经过漫长的历史选择，儒家文化取得了正统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晋商所有的活动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烙印。可以说，“晋商精神”就是在儒家伦理思想这种传统智慧的影响和感召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晋商就是凭借着这种精神而屹立于商海大潮之中，五百年不倒。晋商大部分商号的名字都带着诚、信、义、德、厚、公、和等字词，而一个商号的命名，往往能够反映出起名者的道德观、价值观，以下是部分山西票号的名字：志成信、世义信、徐成德、大德通、大德恒、存义公、大盛川、中兴和、日昇昌、协和信、合盛元、公合全、恒义隆、天德隆、其德昌、谦吉升等等，这些商号的名称，不仅反映出他们祈望生意兴隆，而且反映出晋商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分别是：诚信观、忠爱观、仁义观、克己观以及和谐观。
（一）诚信观
儒家经典《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信而不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把诚信作了理学上的进一步提升。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出“朋友有信”，并把“信”作为五种人伦关系之一。西汉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奠定了“信”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由此可见，诚信观念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晋商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极深，他们将“诚实守信”的观念应用在买卖生意上，融入到商业活动中，以诚信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先作人，后经商，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晋商历史中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然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梁启超曾就此事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中国最早的票号日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世；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市。同样是祁县乔家的“复”字商号，买卖从不缺斤少两，所用的斗称比一般略大，多给客户让点利，争取回头客的光顾，所以顾客都愿意光顾“复”字商号，乔家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好。可以说，诚信既为晋商赢得了声誉，更为晋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二）忠爱观
忠，即忠君、忠人。爱，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成人之美”。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忠爱，大而言之，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事业。小而言之，就是忠于职守，协力共济，助人为乐。
忠君爱人是晋商的一贯立场。晋商的忠爱观既表现在对待内部人事上，也表现在对待民族和国家的态度上。首先，对待掌柜、经理，晋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比如“富生峻”钱庄经理，经营不利，几年来把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但曹家问清原因，不仅不予责难，反而重新给他本钱，后来终于使“富生峻”起死回生；对待员工、仆人，晋商尊重其人格，不因他们的身份卑微而欺压。仆人工资较为丰厚，年老后还发退休金，平时即使偶有过失，也不打骂虐待，从而使得仆人、员工对主人忠心不二、尽心尽力，为晋商商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其次，晋商富裕之后不忘报国。明嘉庆三十三年日本海盗骚扰境内，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用骁勇善射者五百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清朝后期腐败无能，导致山西盂县、潞安、泽州、平定、平阳五处煤铁采矿权落在英国人手中。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说“国难之时，正是我报国之时”，号召各票号捐资。各商号纷纷解囊，共集资150万两，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矿开采权，保护了国家的宝贵资源，1919年山西掀起抵制洋货运动，山西商界先后成立了“山西商人自强会”、“太原商界抗日救国会”、“山西商界抗日救国会”，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这些事例都体现了他们爱民族爱国家的崇高价值观。
（三）仁义观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一直把仁爱忠义视为美德。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孔子将其思想基本上都纳入了仁的范畴。孟子曰：“义，人之正路也。”义，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道德规范，是体现仁的一种具体行为标准。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作儒商，而晋商就是儒商的典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晋商，在其经营活动中，将儒家的这种仁义观体现得淋漓尽致，集中表现为对关公的崇拜。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忠肝义胆，诚信磊落，在民间被视为战神，是山西人道德上的楷模。晋商在外，一旦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修建关帝庙，以关公为诚、信、忠、义的化身，无论在何地，也无论是哪个行业，都供奉关公为“关圣帝君”。晋商将仁义观很好地运用于其对“义”和“利”关系的处理上。作为儒商，晋商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提出“利以义制、立信为本”的商业准则，认为：“平则易信，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廉耻而惜体面”，这种经营原则是助其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到清代，随着晋商经济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得到进一步弘扬，有的祖辈经商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原本无须承担的陈年旧债仍主动代祖辈偿还。有外国人曾评论此事说：“这种品德在世界其他地域从未见闻。”
（四）克己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晋商之克己，以勤劳、俭约为著。“商贾勤于贸易，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不少致富后的山西商人，如山西祁县的乔家，将创业之物视为传家之宝，供于神堂，教育后代，以示不忘创业艰难，保持艰苦耐劳之本色，遵循克勤克俭之节操。
晋商各商号或票号都以严明的规章制度把伙友的行为框之以规、圈之以范，通过号规店章来防止腐败行为滋生蔓延，以期达到“事业历久无弊”。因此，严禁陋习、洁身自好是晋商修身克己的准则，关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祁帮大德通票号规定：“凡事待人以德，必须诚心相交，凡事自能仰仗”；“我号谦慎相传，以高傲自满、奢华靡丽为深戒。”还明文规定要以不妨害别路利益作为对工作上成绩的衡量标准；“果尔本处多利，他方未受害者为功；倘有只顾自己结利，不虑别路受害者，则另当别论。”山西商人会馆大多有明文规定，要求入会商人重视商业信誉，买卖公平，取信于民，违背这些规则的人要受到商人会馆的或轻或重的处罚。更有规定“七不准”：“一不准接眷外出，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三不准宿娼、赌博，四不准在外自开商店，五不准染习不良嗜好，六不准蓄私放贷，七不准用号款借于亲友。”晋商正是由于始终克勤克俭，并以此作为自己立业、守业、兴业的根本，才创造了在我国明清时期牛耳商界五百余年的奇迹。
（五）和谐观
作为儒家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和谐就是协调、和缓、谦和、和衷共济、团结合作之意。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话都是强调人们要和睦相处，而儒家的这种传统的和谐观在晋商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晋商笃信“和气生财”，特别强调“人和”，主张人与人应当和睦相处、友善团结、和衷共济。晋商十注重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主要体现在：首先，晋商对内通过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如慎用重托和人身顶股等，正确处理了财东和伙计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上下齐心协力，形成关系协调的和谐局面。其次，晋商对外通过乡土亲情把众“相与”连接成一个整体，一商有难，众商相帮。对待“相与”，必竭力维持，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如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可以说，正是这种和谐经营之道为晋商带来了滚滚财富，使其业务越做越大，数百年在商界立于不败之地，而这点也最能体现晋商“和谐”的儒家气质。
明清时期的晋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他们将儒家伦理思想的诚信观、忠爱观、仁义观、克己观以及和谐观等观念融入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心智素养等商业实践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随着时代的前进，晋商在特定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但是，“晋商精神”则不应成为过去，也不应成为历史。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我们有必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建构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繁荣与富强。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张玉勤.山西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4]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M].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
[5]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关键词：晋商精神；儒家；伦理内涵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010-02
晋商在历史上曾是我国明清时期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在国际贸易中也是实力雄厚的商业集团。可以说，晋商书写了中国商业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在晋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卓越的成绩，就是把儒家伦理思想融会贯通于其商业活动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晋商精神和文化理念。
一、“晋商精神”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
纵观晋商的兴衰史，我们会发现有一条主线贯穿于晋商活动的始终，那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渗透。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孔子以“仁”为核心，把其思想基本上都纳入了“仁”的范畴；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智”之说；汉代董仲舒吸收先秦各家之长，把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归纳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经过漫长的历史选择，儒家文化取得了正统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晋商所有的活动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烙印。可以说，“晋商精神”就是在儒家伦理思想这种传统智慧的影响和感召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晋商就是凭借着这种精神而屹立于商海大潮之中，五百年不倒。晋商大部分商号的名字都带着诚、信、义、德、厚、公、和等字词，而一个商号的命名，往往能够反映出起名者的道德观、价值观，以下是部分山西票号的名字：志成信、世义信、徐成德、大德通、大德恒、存义公、大盛川、中兴和、日昇昌、协和信、合盛元、公合全、恒义隆、天德隆、其德昌、谦吉升等等，这些商号的名称，不仅反映出他们祈望生意兴隆，而且反映出晋商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分别是：诚信观、忠爱观、仁义观、克己观以及和谐观。
（一）诚信观
儒家经典《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信而不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把诚信作了理学上的进一步提升。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出“朋友有信”，并把“信”作为五种人伦关系之一。西汉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奠定了“信”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由此可见，诚信观念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晋商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极深，他们将“诚实守信”的观念应用在买卖生意上，融入到商业活动中，以诚信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先作人，后经商，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晋商历史中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令倒掉重装，经济上虽然蒙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梁启超曾就此事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中国最早的票号日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世；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市。同样是祁县乔家的“复”字商号，买卖从不缺斤少两，所用的斗称比一般略大，多给客户让点利，争取回头客的光顾，所以顾客都愿意光顾“复”字商号，乔家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好。可以说，诚信既为晋商赢得了声誉，更为晋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二）忠爱观
忠，即忠君、忠人。爱，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成人之美”。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忠爱，大而言之，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事业。小而言之，就是忠于职守，协力共济，助人为乐。
忠君爱人是晋商的一贯立场。晋商的忠爱观既表现在对待内部人事上，也表现在对待民族和国家的态度上。首先，对待掌柜、经理，晋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比如“富生峻”钱庄经理，经营不利，几年来把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但曹家问清原因，不仅不予责难，反而重新给他本钱，后来终于使“富生峻”起死回生；对待员工、仆人，晋商尊重其人格，不因他们的身份卑微而欺压。仆人工资较为丰厚，年老后还发退休金，平时即使偶有过失，也不打骂虐待，从而使得仆人、员工对主人忠心不二、尽心尽力，为晋商商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其次，晋商富裕之后不忘报国。明嘉庆三十三年日本海盗骚扰境内，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用骁勇善射者五百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清朝后期腐败无能，导致山西盂县、潞安、泽州、平定、平阳五处煤铁采矿权落在英国人手中。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说“国难之时，正是我报国之时”，号召各票号捐资。各商号纷纷解囊，共集资150万两，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矿开采权，保护了国家的宝贵资源，1919年山西掀起抵制洋货运动，山西商界先后成立了“山西商人自强会”、“太原商界抗日救国会”、“山西商界抗日救国会”，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这些事例都体现了他们爱民族爱国家的崇高价值观。
（三）仁义观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一直把仁爱忠义视为美德。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孔子将其思想基本上都纳入了仁的范畴。孟子曰：“义，人之正路也。”义，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道德规范，是体现仁的一种具体行为标准。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作儒商，而晋商就是儒商的典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晋商，在其经营活动中，将儒家的这种仁义观体现得淋漓尽致，集中表现为对关公的崇拜。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忠肝义胆，诚信磊落，在民间被视为战神，是山西人道德上的楷模。晋商在外，一旦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修建关帝庙，以关公为诚、信、忠、义的化身，无论在何地，也无论是哪个行业，都供奉关公为“关圣帝君”。晋商将仁义观很好地运用于其对“义”和“利”关系的处理上。作为儒商，晋商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提出“利以义制、立信为本”的商业准则，认为：“平则易信，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廉耻而惜体面”，这种经营原则是助其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到清代，随着晋商经济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得到进一步弘扬，有的祖辈经商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原本无须承担的陈年旧债仍主动代祖辈偿还。有外国人曾评论此事说：“这种品德在世界其他地域从未见闻。”
（四）克己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晋商之克己，以勤劳、俭约为著。“商贾勤于贸易，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不少致富后的山西商人，如山西祁县的乔家，将创业之物视为传家之宝，供于神堂，教育后代，以示不忘创业艰难，保持艰苦耐劳之本色，遵循克勤克俭之节操。
晋商各商号或票号都以严明的规章制度把伙友的行为框之以规、圈之以范，通过号规店章来防止腐败行为滋生蔓延，以期达到“事业历久无弊”。因此，严禁陋习、洁身自好是晋商修身克己的准则，关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祁帮大德通票号规定：“凡事待人以德，必须诚心相交，凡事自能仰仗”；“我号谦慎相传，以高傲自满、奢华靡丽为深戒。”还明文规定要以不妨害别路利益作为对工作上成绩的衡量标准；“果尔本处多利，他方未受害者为功；倘有只顾自己结利，不虑别路受害者，则另当别论。”山西商人会馆大多有明文规定，要求入会商人重视商业信誉，买卖公平，取信于民，违背这些规则的人要受到商人会馆的或轻或重的处罚。更有规定“七不准”：“一不准接眷外出，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三不准宿娼、赌博，四不准在外自开商店，五不准染习不良嗜好，六不准蓄私放贷，七不准用号款借于亲友。”晋商正是由于始终克勤克俭，并以此作为自己立业、守业、兴业的根本，才创造了在我国明清时期牛耳商界五百余年的奇迹。
（五）和谐观
作为儒家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和谐就是协调、和缓、谦和、和衷共济、团结合作之意。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话都是强调人们要和睦相处，而儒家的这种传统的和谐观在晋商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晋商笃信“和气生财”，特别强调“人和”，主张人与人应当和睦相处、友善团结、和衷共济。晋商十注重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主要体现在：首先，晋商对内通过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如慎用重托和人身顶股等，正确处理了财东和伙计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上下齐心协力，形成关系协调的和谐局面。其次，晋商对外通过乡土亲情把众“相与”连接成一个整体，一商有难，众商相帮。对待“相与”，必竭力维持，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如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可以说，正是这种和谐经营之道为晋商带来了滚滚财富，使其业务越做越大，数百年在商界立于不败之地，而这点也最能体现晋商“和谐”的儒家气质。
明清时期的晋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他们将儒家伦理思想的诚信观、忠爱观、仁义观、克己观以及和谐观等观念融入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心智素养等商业实践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随着时代的前进，晋商在特定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但是，“晋商精神”则不应成为过去，也不应成为历史。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我们有必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建构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繁荣与富强。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张玉勤.山西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4]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M].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
[5]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