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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阳明先生王守仁，一生与江西关系密切。他的心学理论，亦从江西开始大力传播，其中在白鹿洞书院举行的一次聚讲，是他传播心学的一次标志性活动。
壹
南宋之时，朱熹兴复了白鹿洞书院，此后这里一直是程朱理学的“老巢”。王守仁想在江西传播心学，非得攻克这一堡垒不可。正德十三年，王守仁巡抚赣南，特意书写了《大学古本》《中庸古本》全文，派人送到白鹿洞中，欲“求正”于朱熹。其用意是借恢复古本之名，重新解释《大学》《中庸》，以便阐明心学要义。朱熹说《大学》不但讲“诚意”，也讲“格物致知”，而在王守仁看来，两者乃是一件事。一切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何必去“格物”？但在当时环境下，王守仁反对朱熹及其后学的理论，当然要遭受巨大压力，他把《大学古本》《中庸古本》送到白鹿洞，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以南昌为据点，公开发动叛乱，七月初率舟师东下，攻打安庆，欲取南京。时任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的王守仁闻变，立即传檄各府县，举兵勤王，于七月二十日一举攻克南昌。朱宸濠闻讯，回师救援，二十四日与王守仁军相遇于南昌东北的黄家渡，一战而败，再战又败，在最后一战中全军覆没，朱宸濠本人也成了王守仁的俘虏。王守仁一战成名，朝野瞩目。
宁王叛乱平定之后，江西一片混乱。官场几乎扫荡一空，兵马成群，转运不绝，而正德皇帝又派兵万余人来讨伐“宸濠余党”，更弄得江西鸡犬不宁。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应付朝廷，收拾残局，整顿秩序，安定民心，实际上掌控了江西的一切军政事务。就在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王守仁召集门生，大开讲坛，大力推广心学理论。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六年正月，王守仁在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说明王守仁在平定宁王之乱后，始高举“致良知”的大旗。而一旦揭起“致良知”的大旗，王守仁便重新关注起白鹿洞书院，企求重圆与朱熹“商榷”的梦想。
然而迅速变化的时局，实在出乎意料。王守仁平定叛乱、收拾残局的功勋不但得不到嘉奖，反而招致多如牛毛般的谤议，将他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王守仁感觉到心力交瘁，很想就此归乡隐居。此时湖南湘阴人吴嘉聪来担任南昌知府，欲修《南昌府志》，想请王守仁担任主编，又适逢王守仁的弟子蔡宗兖刚刚入主白鹿洞。于是王守仁便想在白鹿洞开馆修志，借机在那里讲学，以了与朱熹“商榷”的夙愿。吴嘉聪不知就里，欣然同意，王守仁便令弟子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马上前往白鹿洞，又催促弟子邹守益从速赶来相聚。《王阳明年谱》云：
五月，集门人于白鹿洞。是月，先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适南昌府知府吴嘉聪欲成府志，时蔡宗兖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开局于洞中，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同事焉。先生遗书促邹守益曰：“……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王守仁在《与邹谦之》中说，自己想在白鹿洞开馆修志，但“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召集弟子不光是为了修志，而是别有用意。他又说，考虑到自己“归遁有日”，所以众弟子应当从速赶来，不宜拖延时日。
根据资料推测，蔡宗兖担任洞主，乃是王守仁刻意谋划的一个结果。据毛德琦《白鹿书院志》记载，江西巡按唐龙于正德十五年来到南康府，拜访白鹿洞，看见洞中师生早因宁王之乱而逃散，书籍、田亩无人管理，就奏请朝廷任命原兴化府教授蔡宗兖为南康府教授，专主洞事。“事下部议，从之。明兴未有以白鹿洞主为请者，兹异数也。”任命白鹿洞主从来不需要朝廷审批，所以唐龙奏请朝廷任命蔡宗兖为白鹿洞主，乃是一种特殊情况。而这一情况就与王守仁的介入颇有关系。
贰
蔡宗兖，字希渊，一字希颜，号我斋，山阴进士，王守仁的得意门人，曾任太学助教、南考功郎，后擢四川提学佥事。王守仁于正德二年作《别三子序》，说自己求师而难得，求友亦难得，幸而近年来得徐曰仁于余姚，得蔡希颜、朱守忠于山阴。又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二年王阳明在越，常与学者讲授，但愿意接受其理论的人很少，而同举乡贡的徐爱（曰仁）、蔡宗兖、朱节（守忠）毅然拜其为师，令王守仁倍感欣慰。正德八年，蔡宗兖去参加科举考试，王守仁作《送蔡希颜三首》相送。又《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二年，王守仁听说蔡宗兖等人同举进士，教导蔡宗兖等人要牢树根基，勿为一时功名所动。蔡宗兖中进士之后，说自己“家贫亲老，愿就教职”，于是授任福建兴化府（今莆田市）儒学教授，正德十五年告致仕而去。估计当时蔡宗兖从福建来江西拜见老师王守仁，说自己打算辞官归去；王守仁考虑再三，就想把蔡宗兖安插到白鹿洞书院。在巡按已经到位的情况下，王守仁不便再“姑从权宜，暂行管事”，便向巡按唐龙、江西督学邵锐提出建议，请他们定夺。
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浙江兰溪人，所著有《渔石集》四卷。邵锐（约1480—1534），仁和（今浙江余杭）人，字思抑，号端几，别号半溪，正德十五年起为江西督学佥事。唐龙、邵锐两人都反对心学，一意守旧。《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五年九月以后，王守仁与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等聚集在一起，大讲心学，轰动一时，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实际上就是威逼王守仁驱散弟子、停止讲学。在他们的压迫下，“人多畏避”，不但退避三舍，还指指点点，说王门师生是“异端”，只有少数学生坚持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向巡按御史唐龙推荐弟子蔡宗兖担任白鹿洞主，唐龙自然不会轻易答应。但王守仁以白鹿洞书院急需洞主为由推荐蔡宗兖，唐龙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对付王守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托词宁王之乱后，情势复杂，任命官员不敢自专，蔡宗兖是否可以担任白鹿洞主，还是请朝廷裁决为妙。因为从未有朝廷任命白鹿洞主的先例，所以唐龙将这个“皮球”踢到朝廷中，十有八九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结果。为此唐龙正儿八经地写了一道奏疏，于正德十五年八月将此事上奏朝廷。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批准，于是蔡宗兖名正言顺地入主白鹿洞。 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收录了蔡宗兖的《白鹿洞谕士文》，起首云：“近荷宠命，起主白鹿洞事。”文章作于正德十六年五月，可知五月稍前蔡宗兖才到任。王守仁的《与邹谦之》作于正德十六年五月，书中敦促邹守益等人尽快来洞中讲学，说“蔡希渊近已主白鹿，诸同志须仆已到山，却来相讲”，据此亦可知蔡宗兖于正德十六年五月之前到任。
唐龙奏请朝廷任命蔡宗兖为白鹿洞主，本意不过是推诿，没想到朝廷很快就批复同意了，这等于将了唐龙一军，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不仅如此，对朝廷任命的洞主，唐龙、邵锐还真的不敢怠慢，表面上不得不给予大力支持。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收录了蔡宗兖的《申明洞禁榜》及《巡抚邵锐依提学道所拟禁约》，两者完全相同，一字不改，可见江西官方对蔡宗兖所拟是照批不误。
在王守仁的授意下，蔡宗兖初到白鹿洞，即高举“钦命洞主”“奉官府之命行事”的大旗，他在《申明洞禁榜》前面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详叙“承奉本府帖文，抄蒙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邵案验，抄蒙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朱批”等反复申报、屡次批复的过程，表明他的“洞禁”条约是通过南康府逐级上报的，得到了江西提学、提刑按察司佥事邵锐的批示，又得到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的批示，江西布政司的照会。这样一批、二批连三批，就使得蔡宗兖有了牢固的立足根基。其间蔡宗兖遭受到不少阻力，一度要求辞官归去，王守仁出面劝阻，又在《仰南康府劝留教授蔡宗兖》中用“奉檄”二字来压住江西布政司及南康府，迫使他们出面挽留蔡宗兖，要求他们对蔡宗兖稍加礼待。一旦蔡宗兖甩手不干，江西官方难免就有轻视朝廷之罪。在老师的斡旋下，蔡宗兖继续主持白鹿洞，为王守仁在白鹿洞传播心学创造了条件。
叁
一切就绪之后，王守仁于正德十六年五月来到白鹿洞书院。他稳坐盟主高坛，指挥诸弟子互相唱和，大力阐明心学，十分快意。五月的匡山，草木呈现出异样的光彩，而书院中的朱熹塑像则显得黯淡无光。参与这次白鹿聚讲的人物，除了洞主蔡宗兖，还有王守仁在书信中提到的弟子于中、国裳、汝信、惟浚以及邹谦之等人。
于中即夏良胜，《明史》传云：“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人。”国裳即舒芬，《明史》传云：“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十二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汝信即万潮，《明史》传云：“万潮，字汝信，进贤人。正德六年进士。”惟浚即陈九川，《明史》传云：“陈九川，字惟浚，临川人。正德九年进士。从王守仁游。寻授太常博士。”夏良胜、万潮、舒芬、陈九川都是江西人，在朝志同道合，因劝谏明武宗南巡一同被贬责，合称“江西四谏”，回到江西后，又一同皈依王守仁，成为推动心学在江西传播的中坚力量。
邹谦之即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年告归，王守仁在江西时，他长期跟随在王守仁身边。邹守益教人以王守仁的“致良知”为根本，成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著作有《东廓文集》《诗集》《学豚遗集》等。王守仁对邹守益颇为青睐，于白鹿洞聚讲之前，王守仁就写信催促邹守益赶快赴会，邹守益于是奉命如期赶到白鹿洞中。
颇有意思的是，江西巡按唐龙也参加了这次聚讲。他不但反对王守仁在江西传播心学，而且反对蔡宗兖入主书院，又曾作《小学集解序》攻击心学中人“嘐嘐于朱子之言是病，抗颜而攻之，若讼若仇然”（见唐龙《渔石集》）。王守仁将这位反对心学的人物邀来一起聚会，表面看来是添乱，实际上应该是拿他做挡箭牌，以抵挡别人对心学的非议。而唐龙也不甘示弱，想在这次聚讲中与心学派一较高下。
王守仁与诸弟子在白鹿洞讲学、唱和，成为一时盛会。王守仁作《白鹿洞独对亭》云：
五老隔青冥，寻常不易见。
我来骑白鹿，凌空陟飞巘。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
一笑仍旧颜，愧我鬓先变。
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
海灯照孤月，静对有余眷。
彭蠡浮一觞，宾主聊酬劝。
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应该指洞中供奉的朱熹像。“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是说天地如同驿站，一站接一站，而今已传到我王守仁这里，朱老夫子已经过时了！
王守仁的《白鹿洞独对亭》，引起诸弟子纷纷唱和，如舒芬的《过白鹿洞次韵》说：“咫尺濂溪水，源流许谁辩。”邹守益也有《次阳明韵》：“皇皇白鹿规，逸驾竟相劝。”点出这次聚讲的重点是对付朱熹的《白鹿洞规》，说朱子教条出现了偏差，犹如脱缰的野马，现在我们要将它驯服，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王守仁师徒对付朱熹《白鹿洞规》的意图，集中体现在蔡宗兖的《洞规说》中（文章见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洞规说》对朱子教条进行重新解释，用以传播阳明心学，与王守仁于正德十年作的《紫阳书院集序》如出一辙。
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说朱子教条的“五教之目”“为学之方”“处事、接物之要”，看起来互不相关，流于“支离琐屑”，学者因之而不得要领，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阐释，将一切都归结到“心”字上面：所谓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无非是“求得其心”“求其放心”而已。而蔡宗兖的《洞规说》，也把上述理论又演绎了一番，说“博学之”就是事事用心，“审问之”就是非常专心，“慎思之”就是扪心自问，“明辨之”就是心思缜密，“笃行之”就是事事留心，“君臣有义”就是心生敬畏，“夫妇有别”就是心存庄重，“长幼有序”就是心存礼让，“朋友有信”就是心地诚实；诸如此类，一言以蔽之，讲的都是一个“心”字，于是朱子教条也就成了阳明心学的教条。这些解释不无道理，当然也有明显的曲解痕迹。
作为反对派，巡按唐龙一进白鹿洞，就陷身于无形的硝烟之中。他对王氏师徒充满挑衅意味的诗作甚为不满，作《次阳明韵》云：“坠续尚可寻，流风尤足劝。何如隐峰前，图书嗣讨辩。”说朱熹理论不失为正统，你们这些人何必说三道四？王门师生曲解朱子教条，更令唐龙不满，他在《又次韵》中云：“驻迹望冥冥，永怀中眷眷。鹿去主不归，酒热客自劝。焉得抱尘游，居吁息妄辩。”说王守仁与朱熹“商榷”乃是“妄辩”。然而在王守仁师徒的鼓噪声中，唐龙的力量显得如此微弱，他也只好长叹了。白鹿洞聚讲后的第二年（嘉靖元年），王守仁离开江西，唐龙作有《送阳明先生还朝序》（见《渔石集》卷二），再次劝导王守仁恪守程朱理学，“效法古训”，不要老是想弄点新花样出来。然而对于王守仁来说，这种迂腐的劝告没有任何思想力度，也不起任何作用。
王守仁这次聚讲对白鹿洞书院的影响很大。它确立了心学在书院的牢固地位，此后五十多年间，在书院讲论心学便具有了“合法性”。王守仁离开江西之后，蔡宗兖还在白鹿洞坚守着，在洞里安心待了两年，而后任职于南京国子监。王守仁的弟子邹守益，不忘老师的教诲，在这次聚讲的多年以后又来到白鹿洞，再一次宣讲心学要义，郑廷鹄《白鹿洞志》收录有邹守益的《示洞生四说》。之后如罗洪先、王畿等心学大家，或在白鹿洞书院聚会，或在这里讲学，把这个“朱熹家的菜园”变成了“王阳明家的后花园”。
（作者系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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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之时，朱熹兴复了白鹿洞书院，此后这里一直是程朱理学的“老巢”。王守仁想在江西传播心学，非得攻克这一堡垒不可。正德十三年，王守仁巡抚赣南，特意书写了《大学古本》《中庸古本》全文，派人送到白鹿洞中，欲“求正”于朱熹。其用意是借恢复古本之名，重新解释《大学》《中庸》，以便阐明心学要义。朱熹说《大学》不但讲“诚意”，也讲“格物致知”，而在王守仁看来，两者乃是一件事。一切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何必去“格物”？但在当时环境下，王守仁反对朱熹及其后学的理论，当然要遭受巨大压力，他把《大学古本》《中庸古本》送到白鹿洞，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以南昌为据点，公开发动叛乱，七月初率舟师东下，攻打安庆，欲取南京。时任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的王守仁闻变，立即传檄各府县，举兵勤王，于七月二十日一举攻克南昌。朱宸濠闻讯，回师救援，二十四日与王守仁军相遇于南昌东北的黄家渡，一战而败，再战又败，在最后一战中全军覆没，朱宸濠本人也成了王守仁的俘虏。王守仁一战成名，朝野瞩目。
宁王叛乱平定之后，江西一片混乱。官场几乎扫荡一空，兵马成群，转运不绝，而正德皇帝又派兵万余人来讨伐“宸濠余党”，更弄得江西鸡犬不宁。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应付朝廷，收拾残局，整顿秩序，安定民心，实际上掌控了江西的一切军政事务。就在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王守仁召集门生，大开讲坛，大力推广心学理论。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六年正月，王守仁在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说明王守仁在平定宁王之乱后，始高举“致良知”的大旗。而一旦揭起“致良知”的大旗，王守仁便重新关注起白鹿洞书院，企求重圆与朱熹“商榷”的梦想。
然而迅速变化的时局，实在出乎意料。王守仁平定叛乱、收拾残局的功勋不但得不到嘉奖，反而招致多如牛毛般的谤议，将他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王守仁感觉到心力交瘁，很想就此归乡隐居。此时湖南湘阴人吴嘉聪来担任南昌知府，欲修《南昌府志》，想请王守仁担任主编，又适逢王守仁的弟子蔡宗兖刚刚入主白鹿洞。于是王守仁便想在白鹿洞开馆修志，借机在那里讲学，以了与朱熹“商榷”的夙愿。吴嘉聪不知就里，欣然同意，王守仁便令弟子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马上前往白鹿洞，又催促弟子邹守益从速赶来相聚。《王阳明年谱》云：
五月，集门人于白鹿洞。是月，先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适南昌府知府吴嘉聪欲成府志，时蔡宗兖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开局于洞中，集夏良胜、舒芬、万潮、陈九川同事焉。先生遗书促邹守益曰：“……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王守仁在《与邹谦之》中说，自己想在白鹿洞开馆修志，但“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召集弟子不光是为了修志，而是别有用意。他又说，考虑到自己“归遁有日”，所以众弟子应当从速赶来，不宜拖延时日。
根据资料推测，蔡宗兖担任洞主，乃是王守仁刻意谋划的一个结果。据毛德琦《白鹿书院志》记载，江西巡按唐龙于正德十五年来到南康府，拜访白鹿洞，看见洞中师生早因宁王之乱而逃散，书籍、田亩无人管理，就奏请朝廷任命原兴化府教授蔡宗兖为南康府教授，专主洞事。“事下部议，从之。明兴未有以白鹿洞主为请者，兹异数也。”任命白鹿洞主从来不需要朝廷审批，所以唐龙奏请朝廷任命蔡宗兖为白鹿洞主，乃是一种特殊情况。而这一情况就与王守仁的介入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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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兖，字希渊，一字希颜，号我斋，山阴进士，王守仁的得意门人，曾任太学助教、南考功郎，后擢四川提学佥事。王守仁于正德二年作《别三子序》，说自己求师而难得，求友亦难得，幸而近年来得徐曰仁于余姚，得蔡希颜、朱守忠于山阴。又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二年王阳明在越，常与学者讲授，但愿意接受其理论的人很少，而同举乡贡的徐爱（曰仁）、蔡宗兖、朱节（守忠）毅然拜其为师，令王守仁倍感欣慰。正德八年，蔡宗兖去参加科举考试，王守仁作《送蔡希颜三首》相送。又《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二年，王守仁听说蔡宗兖等人同举进士，教导蔡宗兖等人要牢树根基，勿为一时功名所动。蔡宗兖中进士之后，说自己“家贫亲老，愿就教职”，于是授任福建兴化府（今莆田市）儒学教授，正德十五年告致仕而去。估计当时蔡宗兖从福建来江西拜见老师王守仁，说自己打算辞官归去；王守仁考虑再三，就想把蔡宗兖安插到白鹿洞书院。在巡按已经到位的情况下，王守仁不便再“姑从权宜，暂行管事”，便向巡按唐龙、江西督学邵锐提出建议，请他们定夺。
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浙江兰溪人，所著有《渔石集》四卷。邵锐（约1480—1534），仁和（今浙江余杭）人，字思抑，号端几，别号半溪，正德十五年起为江西督学佥事。唐龙、邵锐两人都反对心学，一意守旧。《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五年九月以后，王守仁与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等聚集在一起，大讲心学，轰动一时，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实际上就是威逼王守仁驱散弟子、停止讲学。在他们的压迫下，“人多畏避”，不但退避三舍，还指指点点，说王门师生是“异端”，只有少数学生坚持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向巡按御史唐龙推荐弟子蔡宗兖担任白鹿洞主，唐龙自然不会轻易答应。但王守仁以白鹿洞书院急需洞主为由推荐蔡宗兖，唐龙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对付王守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托词宁王之乱后，情势复杂，任命官员不敢自专，蔡宗兖是否可以担任白鹿洞主，还是请朝廷裁决为妙。因为从未有朝廷任命白鹿洞主的先例，所以唐龙将这个“皮球”踢到朝廷中，十有八九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结果。为此唐龙正儿八经地写了一道奏疏，于正德十五年八月将此事上奏朝廷。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批准，于是蔡宗兖名正言顺地入主白鹿洞。 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收录了蔡宗兖的《白鹿洞谕士文》，起首云：“近荷宠命，起主白鹿洞事。”文章作于正德十六年五月，可知五月稍前蔡宗兖才到任。王守仁的《与邹谦之》作于正德十六年五月，书中敦促邹守益等人尽快来洞中讲学，说“蔡希渊近已主白鹿，诸同志须仆已到山，却来相讲”，据此亦可知蔡宗兖于正德十六年五月之前到任。
唐龙奏请朝廷任命蔡宗兖为白鹿洞主，本意不过是推诿，没想到朝廷很快就批复同意了，这等于将了唐龙一军，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不仅如此，对朝廷任命的洞主，唐龙、邵锐还真的不敢怠慢，表面上不得不给予大力支持。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收录了蔡宗兖的《申明洞禁榜》及《巡抚邵锐依提学道所拟禁约》，两者完全相同，一字不改，可见江西官方对蔡宗兖所拟是照批不误。
在王守仁的授意下，蔡宗兖初到白鹿洞，即高举“钦命洞主”“奉官府之命行事”的大旗，他在《申明洞禁榜》前面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详叙“承奉本府帖文，抄蒙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邵案验，抄蒙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朱批”等反复申报、屡次批复的过程，表明他的“洞禁”条约是通过南康府逐级上报的，得到了江西提学、提刑按察司佥事邵锐的批示，又得到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的批示，江西布政司的照会。这样一批、二批连三批，就使得蔡宗兖有了牢固的立足根基。其间蔡宗兖遭受到不少阻力，一度要求辞官归去，王守仁出面劝阻，又在《仰南康府劝留教授蔡宗兖》中用“奉檄”二字来压住江西布政司及南康府，迫使他们出面挽留蔡宗兖，要求他们对蔡宗兖稍加礼待。一旦蔡宗兖甩手不干，江西官方难免就有轻视朝廷之罪。在老师的斡旋下，蔡宗兖继续主持白鹿洞，为王守仁在白鹿洞传播心学创造了条件。
叁
一切就绪之后，王守仁于正德十六年五月来到白鹿洞书院。他稳坐盟主高坛，指挥诸弟子互相唱和，大力阐明心学，十分快意。五月的匡山，草木呈现出异样的光彩，而书院中的朱熹塑像则显得黯淡无光。参与这次白鹿聚讲的人物，除了洞主蔡宗兖，还有王守仁在书信中提到的弟子于中、国裳、汝信、惟浚以及邹谦之等人。
于中即夏良胜，《明史》传云：“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人。”国裳即舒芬，《明史》传云：“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十二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汝信即万潮，《明史》传云：“万潮，字汝信，进贤人。正德六年进士。”惟浚即陈九川，《明史》传云：“陈九川，字惟浚，临川人。正德九年进士。从王守仁游。寻授太常博士。”夏良胜、万潮、舒芬、陈九川都是江西人，在朝志同道合，因劝谏明武宗南巡一同被贬责，合称“江西四谏”，回到江西后，又一同皈依王守仁，成为推动心学在江西传播的中坚力量。
邹谦之即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年告归，王守仁在江西时，他长期跟随在王守仁身边。邹守益教人以王守仁的“致良知”为根本，成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著作有《东廓文集》《诗集》《学豚遗集》等。王守仁对邹守益颇为青睐，于白鹿洞聚讲之前，王守仁就写信催促邹守益赶快赴会，邹守益于是奉命如期赶到白鹿洞中。
颇有意思的是，江西巡按唐龙也参加了这次聚讲。他不但反对王守仁在江西传播心学，而且反对蔡宗兖入主书院，又曾作《小学集解序》攻击心学中人“嘐嘐于朱子之言是病，抗颜而攻之，若讼若仇然”（见唐龙《渔石集》）。王守仁将这位反对心学的人物邀来一起聚会，表面看来是添乱，实际上应该是拿他做挡箭牌，以抵挡别人对心学的非议。而唐龙也不甘示弱，想在这次聚讲中与心学派一较高下。
王守仁与诸弟子在白鹿洞讲学、唱和，成为一时盛会。王守仁作《白鹿洞独对亭》云：
五老隔青冥，寻常不易见。
我来骑白鹿，凌空陟飞巘。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
一笑仍旧颜，愧我鬓先变。
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
海灯照孤月，静对有余眷。
彭蠡浮一觞，宾主聊酬劝。
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应该指洞中供奉的朱熹像。“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是说天地如同驿站，一站接一站，而今已传到我王守仁这里，朱老夫子已经过时了！
王守仁的《白鹿洞独对亭》，引起诸弟子纷纷唱和，如舒芬的《过白鹿洞次韵》说：“咫尺濂溪水，源流许谁辩。”邹守益也有《次阳明韵》：“皇皇白鹿规，逸驾竟相劝。”点出这次聚讲的重点是对付朱熹的《白鹿洞规》，说朱子教条出现了偏差，犹如脱缰的野马，现在我们要将它驯服，调整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王守仁师徒对付朱熹《白鹿洞规》的意图，集中体现在蔡宗兖的《洞规说》中（文章见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洞规说》对朱子教条进行重新解释，用以传播阳明心学，与王守仁于正德十年作的《紫阳书院集序》如出一辙。
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说朱子教条的“五教之目”“为学之方”“处事、接物之要”，看起来互不相关，流于“支离琐屑”，学者因之而不得要领，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阐释，将一切都归结到“心”字上面：所谓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无非是“求得其心”“求其放心”而已。而蔡宗兖的《洞规说》，也把上述理论又演绎了一番，说“博学之”就是事事用心，“审问之”就是非常专心，“慎思之”就是扪心自问，“明辨之”就是心思缜密，“笃行之”就是事事留心，“君臣有义”就是心生敬畏，“夫妇有别”就是心存庄重，“长幼有序”就是心存礼让，“朋友有信”就是心地诚实；诸如此类，一言以蔽之，讲的都是一个“心”字，于是朱子教条也就成了阳明心学的教条。这些解释不无道理，当然也有明显的曲解痕迹。
作为反对派，巡按唐龙一进白鹿洞，就陷身于无形的硝烟之中。他对王氏师徒充满挑衅意味的诗作甚为不满，作《次阳明韵》云：“坠续尚可寻，流风尤足劝。何如隐峰前，图书嗣讨辩。”说朱熹理论不失为正统，你们这些人何必说三道四？王门师生曲解朱子教条，更令唐龙不满，他在《又次韵》中云：“驻迹望冥冥，永怀中眷眷。鹿去主不归，酒热客自劝。焉得抱尘游，居吁息妄辩。”说王守仁与朱熹“商榷”乃是“妄辩”。然而在王守仁师徒的鼓噪声中，唐龙的力量显得如此微弱，他也只好长叹了。白鹿洞聚讲后的第二年（嘉靖元年），王守仁离开江西，唐龙作有《送阳明先生还朝序》（见《渔石集》卷二），再次劝导王守仁恪守程朱理学，“效法古训”，不要老是想弄点新花样出来。然而对于王守仁来说，这种迂腐的劝告没有任何思想力度，也不起任何作用。
王守仁这次聚讲对白鹿洞书院的影响很大。它确立了心学在书院的牢固地位，此后五十多年间，在书院讲论心学便具有了“合法性”。王守仁离开江西之后，蔡宗兖还在白鹿洞坚守着，在洞里安心待了两年，而后任职于南京国子监。王守仁的弟子邹守益，不忘老师的教诲，在这次聚讲的多年以后又来到白鹿洞，再一次宣讲心学要义，郑廷鹄《白鹿洞志》收录有邹守益的《示洞生四说》。之后如罗洪先、王畿等心学大家，或在白鹿洞书院聚会，或在这里讲学，把这个“朱熹家的菜园”变成了“王阳明家的后花园”。
（作者系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