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科举制始于隋，确立于唐，中经宋、元、明、清，一直到清末被废除，有1300年历史。
　　英国学者坦普尔从中国丰富多彩的科技遗产中，选择出在时间上或科技内容上居世界第一的100个事例。其中10世纪以前的1100年间共有61项世界第一，10世纪以后的1100年间，共有15项世界第一。
　　同样的时间间隔、同样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同样的人种，为什么前1100和后1100年中国人发明发现的数量却如此悬殊?
　　进一步的考察发现，前1100年属于无科举考试或科举制的雏形阶段；后1100年，自宋朝开始科举制进入完善和强化阶段。
　　由此得出一种结论：科举制与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科举制可能是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一、官僚阶层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
　　
　　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的创造精神》一书序言中指出：“现代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官僚机构在其早期阶段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增长；只是在其后期才强烈地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阻碍了像在欧洲出现的那种突破。”
　　中国的汉朝是充满创新精神的时代，科技成果斐然。
　　唐朝科技发展比之汉朝，更注重于专项领域的纵向发展与重点突破，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
　　宋朝初期，秉承了唐代开放、创新精神的余惠，科学技术仍出现一段兴旺发达的时期。宋初的科举制规模比唐代有所扩大，但仍属初级阶段，其负面影响较小。但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强化，朝廷大臣职位渐为科举出身的文人所占据，“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明代统治者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历法，科技教育被完全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仅有的一些包含了科技教育的活动(医学、天文学)，被作为特定职业而置于特定的机构中，而这些机构都不是教育机构。
　　康熙是清朝一位少有的重视科技创新的帝王。一度想废止明朝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八股取士制度，却始终遭到周围大臣们的阻挠。在清朝300年的统治时间里，具有世界意义的首创性科技发明、发现近乎为零。
　　
　　二、科举制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
　　
　　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王朝的统一或分裂，而直接地依赖于各个时代的文化教育潮流能使多少有才智的人把精力放到科学方面。自唐朝全面实施科举考试以后，在巨大名利驱使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科举考试，中国文人群体思维在科举考试的强化训练下，渐渐发生了畸变。一个原本生机勃勃，创造了科技、文化与民族辉煌的群体变得僵化、保守、创新能力枯竭。
　　在唐朝中期以前，科举考试科目和考试方式多种多样，比较注重考察人各方面的素质，体现了科举制“分科取人”的本意。但在唐代后期出现了独重进士科的倾向，在以后的宋、明、清诸朝得到进一步加强。自此，科举制逐步走向僵化，到了明清两朝考试所用文体，规定一律要用“八股”，必须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否则不能入仕。科举考什么，学校教育也跟着注重什么，当时的学校几乎成为科举的预备机构。
　　由于现实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与科举考试无关，与功名无关，所以对此关注和感兴趣的人极少，中国文人们整天关注的是“程墨”、“房稿”等八股制本。正如明清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取得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视。”
　　爱德华·沃纳在《记述社会学——中国人篇》中把近代中国人说成是没有创造性的民族：“在智能方面，中国人是停滞不前的，虽有采用近代西方文化的欲望，但在文化方面，仍是大一统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奴隶。在思考行动的所有方面，都承袭固有的、旧的形式，没有想象，没有创造，一味地模仿，缺少自由的个性和创造力。”
　　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训练。文人思维方式的形成并非仅仅取决于他们学习什么，也取决于考试方式和教学方式。科举教育是一种以追求功名为目的的教育，其僵化的考试方式、教学方式决定了文人僵化的思维方式——唯书、唯上，不敢越雷池半步。
　　严复曾对中国近代文人的思维方式作过评价：“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演绎法)，而内籀(归纳法)能事极微。”
　　一种新科学、新技术的诞生，需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大前提，而这往往需要通过观察、实验、归纳得出。没有归纳，就没有新的大前提，也就不可能形成新科学体系。而近代中国人缺少的是归纳法，缺少的恰恰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现象的大胆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科举应试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造成中国近代知识阶层思维的僵化，从而导致了中国科技、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