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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我吃了一惊。自以为对苏霍姆林斯基著作比较熟悉的我,从没在他的任何著作中看到过这句话。如果谁真发现这句话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拜托说明准确出处。
不管是谁说的,我想这句话本来的含义,应该是强调教育者对孩子的责任与信念,和教育者基于这种责任与信念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句话不可简单否定,因为它有一定的真理性:不要轻易对任何学生丧失信心。但也要看到,这句话只是教育者的严于律己,而非一种教育评价标准。
但现在一些教育管理人员恰恰以此作为“评价标准”,或者把这句话当成训斥老师的“绝对真理”。于是,这句话便引起了老师们的反感,进而引起争论。
那么,究竟有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说“没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非常理想,只差学校教育这一环节时;二是“好”的标准不是一个标准,而是针对每个具体学生,让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里的进步可能是综合的,也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说“有”,是因为在现在的教育评价标准下,即使老师“会教”,可“教不好的学生”仍然大批存在。道理很简单:无论高考还是中考,都是选拔性考试,其目的就是要让一部分学生被淘汰,即被“教不好”。如果都“教好”了,还怎么选拔?
即使抛开考试评价不说,单以德育而言,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好”呢?理论上好像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人出生时都是一张白纸,谁都不会从娘肚子里带来一身恶习。但问题是,学校教育所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被家长、社会涂抹过许多印迹的纸。要想在这张纸上重新画出美丽的画儿,不是不可能,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教育这一链条上的第一环,学校面对的学生已是被加工过的半成品。同时,孩子还潜移默化地受着社会的影响——这些都决定了学校教育不是从零开始。如果绝对地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为什么会出现学校之间的生源大战呢?既然“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还抢什么“优生”呢,而且是不择手段地抢?
我始终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的作用最多占三分之一,其他分别是学生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生的自我教育。我们不能做超出能力和责任范围的事,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把本职工作做好。这样,即使个别学生最终没有被“教好”,我们也问心无愧!
几年前,我在武汉一个教育论坛上与美国著名小学教师雷夫·艾斯奎斯同台对话。对话中,谈到“后进生”转化的问题。他坦率地表示自己有过没教好的孩子:“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失败。这是这个学生的失败。事实上,我不可能拯救每一个孩子。医生不要病人吸烟,但这人不听,后来患癌症死掉了,我们能够指责医生吗?我觉得不应该把所有的事都拿来指责教师。这实在太可笑了!我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我无法教育好的学生,因为我要对现在新班级的孩子负责。当然,我会为那些失败的学生难过。”
雷夫说出了我认同的一个观点:教育不是万能的。我对他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所有的事儿都往身上揽,不该承担我们无法承担的责任。我教过的学生中,也有人生很失败的,但我从不认为这是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只能管他一段时间的教育。在中国,有人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教师以此律己当然可贵,但如果这话被拿来教训老师,则很荒唐,因为从来就没有万能的教育!”听完此言,雷夫兴奋地转过身与我击掌,表达他的共鸣。
不管是谁说的,我想这句话本来的含义,应该是强调教育者对孩子的责任与信念,和教育者基于这种责任与信念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句话不可简单否定,因为它有一定的真理性:不要轻易对任何学生丧失信心。但也要看到,这句话只是教育者的严于律己,而非一种教育评价标准。
但现在一些教育管理人员恰恰以此作为“评价标准”,或者把这句话当成训斥老师的“绝对真理”。于是,这句话便引起了老师们的反感,进而引起争论。
那么,究竟有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说“没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非常理想,只差学校教育这一环节时;二是“好”的标准不是一个标准,而是针对每个具体学生,让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里的进步可能是综合的,也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说“有”,是因为在现在的教育评价标准下,即使老师“会教”,可“教不好的学生”仍然大批存在。道理很简单:无论高考还是中考,都是选拔性考试,其目的就是要让一部分学生被淘汰,即被“教不好”。如果都“教好”了,还怎么选拔?
即使抛开考试评价不说,单以德育而言,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好”呢?理论上好像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人出生时都是一张白纸,谁都不会从娘肚子里带来一身恶习。但问题是,学校教育所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被家长、社会涂抹过许多印迹的纸。要想在这张纸上重新画出美丽的画儿,不是不可能,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教育这一链条上的第一环,学校面对的学生已是被加工过的半成品。同时,孩子还潜移默化地受着社会的影响——这些都决定了学校教育不是从零开始。如果绝对地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为什么会出现学校之间的生源大战呢?既然“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还抢什么“优生”呢,而且是不择手段地抢?
我始终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的作用最多占三分之一,其他分别是学生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生的自我教育。我们不能做超出能力和责任范围的事,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把本职工作做好。这样,即使个别学生最终没有被“教好”,我们也问心无愧!
几年前,我在武汉一个教育论坛上与美国著名小学教师雷夫·艾斯奎斯同台对话。对话中,谈到“后进生”转化的问题。他坦率地表示自己有过没教好的孩子:“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失败。这是这个学生的失败。事实上,我不可能拯救每一个孩子。医生不要病人吸烟,但这人不听,后来患癌症死掉了,我们能够指责医生吗?我觉得不应该把所有的事都拿来指责教师。这实在太可笑了!我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我无法教育好的学生,因为我要对现在新班级的孩子负责。当然,我会为那些失败的学生难过。”
雷夫说出了我认同的一个观点:教育不是万能的。我对他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把所有的事儿都往身上揽,不该承担我们无法承担的责任。我教过的学生中,也有人生很失败的,但我从不认为这是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只能管他一段时间的教育。在中国,有人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教师以此律己当然可贵,但如果这话被拿来教训老师,则很荒唐,因为从来就没有万能的教育!”听完此言,雷夫兴奋地转过身与我击掌,表达他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