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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度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关注点集中在中国文艺学科的方向、研究向度的拓展、理论资源的吸收以及本土化和民族特色的确立等方面。由于知识结构、学术立场的差异，围绕着这些关节点产生了不同的学术理念，诸如关于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建立的“体”“用”之辩，针对传统文论价值评价的“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对立观念，“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文艺观的分歧，主张恢复“内圣外王”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复生，以及国学热、“新保守主义”复兴等等。虽然不同的学术观念之间肝胆楚越，但贯穿学科发展的主线却始终未变。有的学者指出：“现代文论的建构，它来自三方面的组合：一是引进外来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包括马列文论）；二是吸收古代文论；三是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践经验提升、总结为理论。”（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433）。不可否认，上述类型的理论实践为学科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但也仅仅是为学科发展的前景扫清了道路而已。究竟学科是否能够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发展的过程是否会产生突变，以及能否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控制，尚需学者们对此作出踏踏实实的学术努力。党圣元先生的新著《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正是在此方面进行努力的难得的成果，该书从学科建构的高度，从宏观上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话语言路进行了梳理，并从微观上进行了相关的个案研究。
二
党圣元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转化的文化价值目标是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系统，其核心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转化，现代转化则是在现代阐释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选择”。在此基础上，他不仅从学理的高度上明确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对象，还从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特殊性出发确立了方法论的选择，点破了传统文论的阐释方向和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囿于西学的强势影响和理论视野上的局限，中国现代文艺学科自确立以来便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由于缺乏可资学科理论创新的文化基质，学科建设片面地依靠西方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致使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在内在结构上失去了话语更新的能力。另外，由于哲学基础的匮乏和理论生成的文化语境的缺失，使得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对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依赖性。无论是在宏观描述上对学术理念的把握，还是在微观研究中对具体文本的批评，理论上片面的逐新求异成了判断学术价值的圭臬，在研究对象的阐释和评价，以及理念与方法的选择与确立等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在学科发展中对传统文论的阐释和评价问题。采取客观的历史角度，还是主观性的当下角度（当然，这些角度的选择也只是相对于一定的研究对象来说的），仍然值得商榷。学科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研究范围的界定、对象的选择以及最终的阐释效果和评价标准。党圣元认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传统文论生成的语境的缺失，导致传统文论在现代转换中的合法性危机，当代文论在话语言路上也很难承继传统文化中的批判性；西方文论遮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文化认同感的丧失加剧了话语权的失落，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文论并予以合理的阐释就显得尤为关键。其次，在学科建设中关于方法论的选择问题。冯友兰曾就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照着讲”和“接着讲”。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也可以用来处理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断裂与综融的复杂关系。在这一点上，党圣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不应该截然地对立开来，他认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与隔阂不但必要，而且对于现代文论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断裂的基础上，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合，才能为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文艺学科的建设需要以当代文化氛围、时代精神、审美趣味和思维范式为依托，生成完全本土化、民族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来促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传统文论研究中该选用什么样的方法，既可以对传统文论进行本土化的阐释，又不为西方文论的体系所局限。“我们这里强调回到原典，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体认古代文论自身所独具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生存样态和知识宗旨，为面向未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建构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以期在可能性的古今中西参与交流中，实现‘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中学的视界’与‘西学的世界’的融合，使‘大文论’建设的构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段具有学科综述性质的概括，不仅解释了本书的理念和方法论产生的文化基础，还表明“大文论”观念，不但可以作为传统文论现代转换中的理念和方法论，而且可以由此确定它产生的知识氛围、文化语境和理论背景。因此，应该避免将“大文论”观念简单化为吸收、调和诸多理论冲突的皮相之见。“大文论”观念的产生和应用，有着明确的哲学基础和批评实践上的理论界定。这是党圣元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而作出的努力，也是其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大文论”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使得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展现出了新的面相。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和融合，西方文论体系对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如何重建具有本土化、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等诸多问题，都可以在“大文论”观念的统摄下具体展开。
如果说“大文论”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作出的宏观思考，“返本”与“开新”则可以称为古代文论当代阐释过程中在器物层面上本体性阐释的具体应用。党圣元强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应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大文论”观念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才能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以“返本与开新”来为本书命名，亦是为了突出这一意旨。可见本体性阐释观念的确立，不仅要求衔接传统与现代间的文化断层，调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观念冲突，满足理论本土化的价值吁求，更是为了在“返本”的基础上，以当代视角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文化事件、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对传统文论加以体认。也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基础上的认识，吸收传统文论话语中具有生命活力的创新因子来建构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也许可以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文学困境，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同时，这也是跨越断裂，抹平鸿沟，衔接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理论节点。只有在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断裂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语境与理论基质间的综融和“开新”，才能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和创新能力的生发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由此来看，在这里“返本”与“开新”已经具有了新的哲学基础，而不在局限于新儒家调和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价值冲突的学术立场，同时，这也奠定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当代阐释的方法论基础。 三
立足于文化通观意识，党圣元提出用“大文论”观念来指导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在理论上它具有如下特点：在学理上要求“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则是以本体论的阐释学为基础综合宏观描述与微观范畴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大文论”观念下对中国传统文论所做的当代阐释，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上，还是在对文化事件、时代精神的回应上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性和完善性等特点。
从学理层面来看，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是在从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借鉴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文论在理论基质上先天就面临着本土化、民族性和创新能力匮乏的普遍问题。其根源不仅在于过分依赖西方的文论体系，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框架，还在于这种理论框架成了裁剪中国传统文论的圭臬，不符合此框架的古代文论资源则遭到了舍弃。党圣元认为，在梳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言路的时候，可以合理地借鉴西方文论的体系，但是并不能忽略传统文论自身的“潜体系”（独立的话语系统和价值趋向）。“以西方文论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概念和观点及问题域来选择，对中国传统文论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这势必会造成对古代文论自身‘潜体系’的遮蔽，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恰是这种学术方法在知识和思想方面是否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见，党圣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所主张的学术理念始终是建立在传统文论资源基础上的。他在注重培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民族性的同时，并未对西方文论予以全盘否定，而是在对本土化知识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对西方文论观念加以批判、吸收（关于这种学术理念产生的哲学基础，党圣元已经在“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阐释和评价中做出了说明，这里不再进行解释）。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以视界融合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采取宏观研究与微观范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论体系以及具体的术语、命题、概念和范畴加以体认，挖掘出适用于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建立的理论资源。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内在的文学观念史与外在的思想文化史间的契合，同时要以传统文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的统一为参照。党圣元以西方本体论的阐释学为基础，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通观意识，以取代古代文论研究中将诠释作为研究范式的传统。党圣元指出，“综观百年学术史，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视界融合’始终是一个至为重要，而迄今尚未厘清的问题。无论是文化时间上的古今关系、文化空间上的中西关系，还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求是与致用、研究者个体与理论传统整体，以及经典解读与理论创造等理论问题，皆可置于此‘视界融合’中加以融会贯通、体认分析，似可以作为分析传统文论之现代遭际的收节点”。如果说“返本”与“开新”是从学科的高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范围做出了界定，并为古代文论的理论体认和现代转换指明了方向，那么，以个人视野为立足点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的当代阐释，则可以成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方法的确立同时奠定了“大文论”观念的哲学基础。
近来，学界热议的文学理论的接地性，实质上仍是反对抽空理论产生的哲学基础、文化氛围和时代精神而空议理论对文化事件的解释能力。其外在的反映，则表现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与综融、西方文论与中国现代文论间的影响与互渗、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间的阐释循环，以及在学理上对内在逻辑与外在历史性相统一的要求，诸多问题均可以在“大文论”观念下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趋新求异，对西方理论观念的肆意套用，以及对传统文论予以削足适履式的阐释与评价。这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无论是在体系上，还是在理论践行上都遗留下了大量阐释不清、指代不明的理论问题，由此所造成的理论淤积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但是，究其原因，不外是理论界缺乏学术自信、理论创新和文化内省力的外在折射。因此，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无疑仍要立足于传统文论资源的积淀，并在当代的文化境遇中对古代文论进行重新阐释，使理论回归理论之所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传统的理论资源进行梳理、释疑、归纳和导流，以恢复理论血液中创新因子的有机循环。“在‘当代性’引领下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其旨趣并不在纯粹的思维、逻辑驰骋和概念、范畴的拼接，它的思想落脚点最终应该是生活和社会历史。”《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不仅为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学理及方法论上的参照，还阐明了古代文论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的理论热点之转移、学术背景的生发，以及理论创新和方法论上的综融与探讨，而其“大文论”观念的提出与确立将会促使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 洪滔）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度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关注点集中在中国文艺学科的方向、研究向度的拓展、理论资源的吸收以及本土化和民族特色的确立等方面。由于知识结构、学术立场的差异，围绕着这些关节点产生了不同的学术理念，诸如关于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建立的“体”“用”之辩，针对传统文论价值评价的“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对立观念，“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文艺观的分歧，主张恢复“内圣外王”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复生，以及国学热、“新保守主义”复兴等等。虽然不同的学术观念之间肝胆楚越，但贯穿学科发展的主线却始终未变。有的学者指出：“现代文论的建构，它来自三方面的组合：一是引进外来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包括马列文论）；二是吸收古代文论；三是将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践经验提升、总结为理论。”（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433）。不可否认，上述类型的理论实践为学科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但也仅仅是为学科发展的前景扫清了道路而已。究竟学科是否能够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发展的过程是否会产生突变，以及能否对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控制，尚需学者们对此作出踏踏实实的学术努力。党圣元先生的新著《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正是在此方面进行努力的难得的成果，该书从学科建构的高度，从宏观上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话语言路进行了梳理，并从微观上进行了相关的个案研究。
二
党圣元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转化的文化价值目标是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系统，其核心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转化，现代转化则是在现代阐释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选择”。在此基础上，他不仅从学理的高度上明确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研究对象，还从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特殊性出发确立了方法论的选择，点破了传统文论的阐释方向和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囿于西学的强势影响和理论视野上的局限，中国现代文艺学科自确立以来便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由于缺乏可资学科理论创新的文化基质，学科建设片面地依靠西方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致使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在内在结构上失去了话语更新的能力。另外，由于哲学基础的匮乏和理论生成的文化语境的缺失，使得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对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依赖性。无论是在宏观描述上对学术理念的把握，还是在微观研究中对具体文本的批评，理论上片面的逐新求异成了判断学术价值的圭臬，在研究对象的阐释和评价，以及理念与方法的选择与确立等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在学科发展中对传统文论的阐释和评价问题。采取客观的历史角度，还是主观性的当下角度（当然，这些角度的选择也只是相对于一定的研究对象来说的），仍然值得商榷。学科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研究范围的界定、对象的选择以及最终的阐释效果和评价标准。党圣元认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传统文论生成的语境的缺失，导致传统文论在现代转换中的合法性危机，当代文论在话语言路上也很难承继传统文化中的批判性；西方文论遮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价值。文化认同感的丧失加剧了话语权的失落，因此，正确对待传统文论并予以合理的阐释就显得尤为关键。其次，在学科建设中关于方法论的选择问题。冯友兰曾就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照着讲”和“接着讲”。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也可以用来处理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断裂与综融的复杂关系。在这一点上，党圣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不应该截然地对立开来，他认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与隔阂不但必要，而且对于现代文论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断裂的基础上，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合，才能为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文艺学科的建设需要以当代文化氛围、时代精神、审美趣味和思维范式为依托，生成完全本土化、民族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来促进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需要强调的是，该书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传统文论研究中该选用什么样的方法，既可以对传统文论进行本土化的阐释，又不为西方文论的体系所局限。“我们这里强调回到原典，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体认古代文论自身所独具的认知方式、话语类型、生存样态和知识宗旨，为面向未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建构一个可靠的理论平台，以期在可能性的古今中西参与交流中，实现‘现在视界’与‘过去视界’‘中学的视界’与‘西学的世界’的融合，使‘大文论’建设的构想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段具有学科综述性质的概括，不仅解释了本书的理念和方法论产生的文化基础，还表明“大文论”观念，不但可以作为传统文论现代转换中的理念和方法论，而且可以由此确定它产生的知识氛围、文化语境和理论背景。因此，应该避免将“大文论”观念简单化为吸收、调和诸多理论冲突的皮相之见。“大文论”观念的产生和应用，有着明确的哲学基础和批评实践上的理论界定。这是党圣元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而作出的努力，也是其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大文论”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使得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展现出了新的面相。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和融合，西方文论体系对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以及如何重建具有本土化、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等诸多问题，都可以在“大文论”观念的统摄下具体展开。
如果说“大文论”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作出的宏观思考，“返本”与“开新”则可以称为古代文论当代阐释过程中在器物层面上本体性阐释的具体应用。党圣元强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应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正是因为“大文论”观念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生共长，才能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以“返本与开新”来为本书命名，亦是为了突出这一意旨。可见本体性阐释观念的确立，不仅要求衔接传统与现代间的文化断层，调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观念冲突，满足理论本土化的价值吁求，更是为了在“返本”的基础上，以当代视角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文化事件、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对传统文论加以体认。也正是基于这种哲学基础上的认识，吸收传统文论话语中具有生命活力的创新因子来建构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也许可以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文学困境，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同时，这也是跨越断裂，抹平鸿沟，衔接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理论节点。只有在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断裂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语境与理论基质间的综融和“开新”，才能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系统的重建和创新能力的生发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由此来看，在这里“返本”与“开新”已经具有了新的哲学基础，而不在局限于新儒家调和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价值冲突的学术立场，同时，这也奠定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当代阐释的方法论基础。 三
立足于文化通观意识，党圣元提出用“大文论”观念来指导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在理论上它具有如下特点：在学理上要求“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则是以本体论的阐释学为基础综合宏观描述与微观范畴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大文论”观念下对中国传统文论所做的当代阐释，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上，还是在对文化事件、时代精神的回应上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性和完善性等特点。
从学理层面来看，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是在从西方文论观念、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借鉴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文论在理论基质上先天就面临着本土化、民族性和创新能力匮乏的普遍问题。其根源不仅在于过分依赖西方的文论体系，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框架，还在于这种理论框架成了裁剪中国传统文论的圭臬，不符合此框架的古代文论资源则遭到了舍弃。党圣元认为，在梳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言路的时候，可以合理地借鉴西方文论的体系，但是并不能忽略传统文论自身的“潜体系”（独立的话语系统和价值趋向）。“以西方文论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概念和观点及问题域来选择，对中国传统文论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这势必会造成对古代文论自身‘潜体系’的遮蔽，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恰是这种学术方法在知识和思想方面是否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见，党圣元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所主张的学术理念始终是建立在传统文论资源基础上的。他在注重培养中国现代文论话语民族性的同时，并未对西方文论予以全盘否定，而是在对本土化知识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对西方文论观念加以批判、吸收（关于这种学术理念产生的哲学基础，党圣元已经在“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阐释和评价中做出了说明，这里不再进行解释）。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以视界融合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采取宏观研究与微观范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论体系以及具体的术语、命题、概念和范畴加以体认，挖掘出适用于现代文论话语系统建立的理论资源。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内在的文学观念史与外在的思想文化史间的契合，同时要以传统文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发展的统一为参照。党圣元以西方本体论的阐释学为基础，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通观意识，以取代古代文论研究中将诠释作为研究范式的传统。党圣元指出，“综观百年学术史，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视界融合’始终是一个至为重要，而迄今尚未厘清的问题。无论是文化时间上的古今关系、文化空间上的中西关系，还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求是与致用、研究者个体与理论传统整体，以及经典解读与理论创造等理论问题，皆可置于此‘视界融合’中加以融会贯通、体认分析，似可以作为分析传统文论之现代遭际的收节点”。如果说“返本”与“开新”是从学科的高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范围做出了界定，并为古代文论的理论体认和现代转换指明了方向，那么，以个人视野为立足点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的当代阐释，则可以成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方法的确立同时奠定了“大文论”观念的哲学基础。
近来，学界热议的文学理论的接地性，实质上仍是反对抽空理论产生的哲学基础、文化氛围和时代精神而空议理论对文化事件的解释能力。其外在的反映，则表现为中国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间的断裂与综融、西方文论与中国现代文论间的影响与互渗、过去视界与现在视界间的阐释循环，以及在学理上对内在逻辑与外在历史性相统一的要求，诸多问题均可以在“大文论”观念下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趋新求异，对西方理论观念的肆意套用，以及对传统文论予以削足适履式的阐释与评价。这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无论是在体系上，还是在理论践行上都遗留下了大量阐释不清、指代不明的理论问题，由此所造成的理论淤积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但是，究其原因，不外是理论界缺乏学术自信、理论创新和文化内省力的外在折射。因此，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无疑仍要立足于传统文论资源的积淀，并在当代的文化境遇中对古代文论进行重新阐释，使理论回归理论之所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传统的理论资源进行梳理、释疑、归纳和导流，以恢复理论血液中创新因子的有机循环。“在‘当代性’引领下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其旨趣并不在纯粹的思维、逻辑驰骋和概念、范畴的拼接，它的思想落脚点最终应该是生活和社会历史。”《返本与开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阐释》不仅为当下的古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学理及方法论上的参照，还阐明了古代文论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的理论热点之转移、学术背景的生发，以及理论创新和方法论上的综融与探讨，而其“大文论”观念的提出与确立将会促使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