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不是单纯依靠提高税收，或直接由官府参与垄断经营，与民争利，而是注重调动民间经营的积极性。
　　
　　梦幻般的大唐盛世，又如一面脆弱的鏡子，因安史之乱而骤然粉碎。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使得帝国财政捉襟见肘。
　　乱世之余，百废待举，刘晏应运而生，他对劫后的帝国财政的重新梳理，值得后人关注。
　　刘晏（公元716-780年）生于唐玄宗盛世，自幼即有“神童”美誉，古代中国流传甚广的《三字经》就将其编入：“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少，身已壮。”可见刘晏注定要早早地卷入这个社会的起起落落。
　　公元762年４月，刘晏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成为主管财政的大臣。从此，他在帝国经济治理方面大展手脚。刘的主要政策有：疏浚运河河道，实现南粮北调：采用分段转运之法，岁运江淮粮食数十万石，以解决关中粮食供给；改革盐政，行平准法，比旧额每年增收盐税10倍以上；以经济手段管理常平仓，救灾救贫，稳定粮价，稳定人心。
　　刘晏首先着手整顿江淮漕运。长安是全国首都，人口稠密，安史之乱中，原漕运被破坏，因此发生饥荒。为解决漕运问题，刘晏亲自到各地勘察，取得第一手资料，并总结以往的漕运经验，选取由淮河经汴水入黄河，再由黄河入渭水到长安的运粮路线。接着刘晏又管顿整理，改善航运方法，改革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长安，保证了长安的粮食供给，稳定了京师的粮价。
　　据载，当首批运粮船只到达长安时，京城轰动，唐代宗十分高兴，派遣了鼓乐队到东渭河桥迎接，还派了特使飞马代表皇帝慰问刘晏说：“你啊，真是朕的萧何！”萧何在楚汉战争中以充足的粮食供应保证了刘邦在前线的胜利，代宗将刘晏比为萧何，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了。
　　除了改革漕运制度取得巨大成功外，刘晏对盐铁管理的改革也取得极高的成就。首先他精简盐铁机构，清除了一批鱼肉百姓的盐官。除在主要产区设立盐监，管理和收购食盐，还在杭州等地设立了四处盐场，便于食盐的储存、分销。
　　与汉武帝、桑弘羊动用国家机器，对工商大户采取暴力掠夺的方式不同，刘晏的改革颇具市场色彩。同样是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不是单纯依靠提高税收，或直接由官府参与垄断经营，与民争利，而是注重调动民间经营的积极性。
　　如在漕运方面，他的办法是由官府出钱雇工，分段运输，“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这样既确保了漕粮的及时运达，又大大节省了运输费用。在盐政方面，他规定盐户生产的盐由官府收购后可以转售给商人，至于商人把盐运到何处销售，官府不加限制。那些商人不愿去或到不了的边远地区，刘晏设立常平盐，即政府出面将盐运到商家不肯来的边远地区储存起来，待该区域盐紧缺时，以低于市场的方式出售。
　　甚至，为了及时了解全国物价，刘晏还在各道设立巡院，用高价招募快足，沿途遍布驿站，专门递送经济信息和商业情报，这样，“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知轻重，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贵贱之忧”。显然，刘晏十分了解信息对于政府采取经济决策的意义。在当时的交通传输条件下，面对如此庞大的帝国，刘晏对信息工具的利用可谓作到了极致。
　　刘晏的成功，是由于向商人提供了获利空间——这一点也为当时的观察人士所诟病，认为虽以刘晏的人品道德，仍不能保证在此机制下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的泛滥。
　　刘晏对赈灾的态度也与别人不一样。刘晏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他不主张大举赈灾的理由是，赈灾量少了，“不足以活人”；赈灾量大了，“则阙国用”；国用不足，则又加重税收额度，不利民间财富增长。此外，在赈灾过程中不能完全避免官吏串谋、侵吞，“吏下为奸，强之过多，易其杂货”，刘以为，这比简单的赈灾更有效。
　　刘晏以才能任事，得到皇帝信任，却由于政治上不善自谋，宦途屡遭挫折。为官不久便卷入一场政治纠纷，被贬了官。肃宗去世，代宗即位，才被召回京城，复职重用。
　　代宗去世，德宗即位，杨炎当了宰相，为了报复前仇，杨炎先夺去刘晏的财权，以盐铁、转运应集中户部统一管理为由，撤消了盐铁、漕运等专使职务，接管了刘晏财政上的职权。接着，又奏请德宗贬刘晏为忠州刺史，派人监视。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杨炎又诬陷刘晏与朱比泌勾结，蓄谋作乱，德宗不加分辨派宦官赐刘晏死。
　　一代杰出的理财家就这样蒙冤而死，终年65岁。刘晏死后，杨炎籍没其家，登记在册的，“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斗”。这样的清廉作风，在封建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