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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矛盾是转型社会、两极化社会与全媒体社会三大结构性变迁所致的结构性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的双方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地位差异和角色对立。化解社会矛盾要破除不稳定幻象，以制度化机制创新社会管理，以社会力量转变政府职能，畅通社会媒体表达民众诉求的渠道。
【关键词】社会矛盾 社会管理创新 结构性变迁
空前的经济社会变革，在给城市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如何看待目前我们遇到的社会矛盾，从而基于这样的判断来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社会矛盾的社会背景
目前社会学界对社会矛盾的研究集中在城乡关系、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劳资关系、人与资源环境、公共需求、供给与治理等不同层面。有研究从社会冲突与阶层意识角度分析了贫富阶层、干部与群众、劳资之间的矛盾，提出目前社会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但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也不容忽视。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矛盾本质与根源是制度矛盾，当代中国社会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同感性化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广泛存在且难以协调和化解的社会矛盾。既有的研究在范式上遵循了社会矛盾分析的理论基础：“国家—个人”二元结构，即国家层面的政权问题相对于个人层面的价值问题，社会矛盾的分析比较单一与同质。社会矛盾是转型社会、两极化社会与全媒体社会三大结构性变迁所致的结构性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的双方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地位差异和角色对立。
转型社会推动社会结构“马拉松”式分化。转型社会是一种过渡形态，总体性社会逐步瓦解，出现了个体分化，形成了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出现了群体分化，形成了以垄断企业干部职工为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和“下岗”工人、“低保”人群为主体的利益受损群体；出现了阶层分化，形成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社会分化改变了社会各类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导致社会结构在动态上呈现“马拉松”式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脱节、断裂。当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存在排斥性与非同步性的现象超过一定程度后，就会使得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逐渐演变为一种马拉松式结构。通俗地说，社会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甚至成为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群体。由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社会财富分配出现失衡，社会不公平现象逐渐突出，必然导致矛盾主体增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由利益冲突引发成为必然。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就是典型。反思瓮安事件，要跳出偶然事件的表象，去反思为什么民众对社会的信任会出现不应有的扭曲和变异。正如时任贵州省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发生这件事，是因为社会分化导致的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居民、那些狂热的年轻人，反映了民众的温饱、就业、治安、医疗卫生、最低保障等社会的“底线”失守，使得人们在内心充溢的焦虑，转化为了对当地政府的失望、怀疑和不满。
两极化社会导致社会矛盾对抗化。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贫富差距，而正常的差距是促使个人在社会分层阶梯中积极进取、向上攀登的驱动力。但是，在缺乏约束两极化趋势的合理和有力度的制度安排下，社会分层超越了民众能够承受的贫富差距幅度，使之达到悬殊的地步。一极是广大贫困人口和民众，另一极则是新富阶层和特权阶层，整个社会就走向两极化。两极化社会导致社会矛盾对抗化主要有两方面机制：一是两极化社会中矛盾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矛盾双方形成对立话语，借助于对立话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宣泄不满甚至怨恨情绪。对立话语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助推了社会矛盾的快速传播，这样就扭曲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特别是对若干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如目前的环境维权冲突即是这一类型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有西方“邻避运动”的一些特征，更具有中国两极型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矛盾双方分别诉诸指标数据等科技术语和程序正义、公众参与制度等社会术语。然而，值得探讨的是，民众为何会纠结于这些对立话语？这虽可以从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来分析，诸如话语体系的快餐化和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特征在网络上的反映等，但更多的是由当前处在转型期的怨恨、焦虑心态与社会语境所造成的。二是两极化社会缺乏参与政策制定的民主机制。在两极化的社会中，决定社会矛盾发展的不单是社会矛盾的对立话语和行动，普遍存在的基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基本运行机制也是主要原因。由于缺乏相应的参与机制，许多原本可以在政策过程中消化掉的风险并没有被消化掉，反而积累起来，并与执政者面对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时心理上的“过分紧张”和行为上的“防卫过当”相互重叠，反过来又限制了政府有效化解问题的措施和手段。社会民众不再被动地等待知情权的回归，而是以创新的话语和行动来反映社会情绪和对权利的追求。弥漫在基层社会的尖锐对立的怨恨情绪，是推动社会矛盾蔓延的真正原因。
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
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嵌入了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因素，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就要承认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独特性及其对社会矛盾生成的独特作用。基于上述社会矛盾背景，社会矛盾的化解要创新社会管理。
以人民观的回归破除不稳定幻象。不稳定幻象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使得这种幻象得以产生的因素至少有如下几个：一是将社会民众的诉求表达与维护社会稳定对立，以某种“强制管理模式”压制某些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利；二是缺乏应对社会矛盾的自信心理，以至于缺乏有效措施而形成的“矛盾敏感性”。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人民观的回归来破除不稳定幻象：一是要将维护民众的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真正明确人民幸福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需求，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其实质就是营造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多更好生存机会的社会环境；二是要树立执政的自信，增强体制容纳社会矛盾的能力。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能没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能否容纳下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自信与否。执政的自信体现在政府能否勇于直面问题，并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是衡量一个政府执政自信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目前各地实行的“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等做法，其实就是以压制社会矛盾的静态的稳定观来指导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思路。应该意识到社会转型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而“马拉松”式的社会分化酝酿社会利益冲突顺理成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些社会矛盾有相当部分其实是正常的利益博弈。所以，十八大提出社会管理三个重要途径之一的“动态管理”，就要求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静态管理方式，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动态管理转变。动态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的体制和机制，保障民众的话语权，打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信息渠道，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又能得到制度上的及时解决，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
以制度化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如果承认两极化社会中矛盾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那么就必须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在两极化社会中寻找到制度性根源，破解社会矛盾对抗化发展的难题。要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和创新，来缓冲及化解社会矛盾。这就要使财政结构向民生和公共服务倾斜，在资源配置上要重心下移和三大部门平衡，着力加强民生、社会事业建设，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正如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美国的教育事业。在他看来，在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领域每投入1美元，可以为整个国家节省以后在提升毕业率、降低未成年人怀孕率甚至削减犯罪率的地方将会用到的7美元。
以社会力量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利益主体分化而形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问题是政府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与政府成为利益主体与民争利有关之外，更重要的体制性原因是政府职能模糊。要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就要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利益诉求、增强群体行为的可预见性。同时，要通过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协商，利用集体谈判的方式自行解决群体之间的矛盾，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这是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具体举措，能够彰显出政府发展民主政治的执政自信。
以社会媒体减缓社会矛盾。我们应从网络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网络话语的转变这些方面认识到全媒体推动社会矛盾扩大化的原因。务必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设置相关制度，使得利益各方均可以通过各类媒体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务必增强政府部门的媒体素养及回应网络舆情的责任意识，把握网络的多媒体优势和多样性功能对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必须认识到网络舆情导致执政话语权的转换。网络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的线性传播模式，导致了公权力在媒体中常处于被质疑、被嘲弄、被道德审判的位置上，合理利用社会媒体化解社会矛盾刻不容缓。
【关键词】社会矛盾 社会管理创新 结构性变迁
空前的经济社会变革，在给城市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如何看待目前我们遇到的社会矛盾，从而基于这样的判断来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社会矛盾的社会背景
目前社会学界对社会矛盾的研究集中在城乡关系、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劳资关系、人与资源环境、公共需求、供给与治理等不同层面。有研究从社会冲突与阶层意识角度分析了贫富阶层、干部与群众、劳资之间的矛盾，提出目前社会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但由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的社会冲突也不容忽视。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矛盾本质与根源是制度矛盾，当代中国社会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同感性化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广泛存在且难以协调和化解的社会矛盾。既有的研究在范式上遵循了社会矛盾分析的理论基础：“国家—个人”二元结构，即国家层面的政权问题相对于个人层面的价值问题，社会矛盾的分析比较单一与同质。社会矛盾是转型社会、两极化社会与全媒体社会三大结构性变迁所致的结构性矛盾，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的双方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地位差异和角色对立。
转型社会推动社会结构“马拉松”式分化。转型社会是一种过渡形态，总体性社会逐步瓦解，出现了个体分化，形成了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出现了群体分化，形成了以垄断企业干部职工为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和“下岗”工人、“低保”人群为主体的利益受损群体；出现了阶层分化，形成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社会分化改变了社会各类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导致社会结构在动态上呈现“马拉松”式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脱节、断裂。当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存在排斥性与非同步性的现象超过一定程度后，就会使得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逐渐演变为一种马拉松式结构。通俗地说，社会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甚至成为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群体。由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社会财富分配出现失衡，社会不公平现象逐渐突出，必然导致矛盾主体增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由利益冲突引发成为必然。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就是典型。反思瓮安事件，要跳出偶然事件的表象，去反思为什么民众对社会的信任会出现不应有的扭曲和变异。正如时任贵州省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发生这件事，是因为社会分化导致的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居民、那些狂热的年轻人，反映了民众的温饱、就业、治安、医疗卫生、最低保障等社会的“底线”失守，使得人们在内心充溢的焦虑，转化为了对当地政府的失望、怀疑和不满。
两极化社会导致社会矛盾对抗化。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贫富差距，而正常的差距是促使个人在社会分层阶梯中积极进取、向上攀登的驱动力。但是，在缺乏约束两极化趋势的合理和有力度的制度安排下，社会分层超越了民众能够承受的贫富差距幅度，使之达到悬殊的地步。一极是广大贫困人口和民众，另一极则是新富阶层和特权阶层，整个社会就走向两极化。两极化社会导致社会矛盾对抗化主要有两方面机制：一是两极化社会中矛盾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矛盾双方形成对立话语，借助于对立话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宣泄不满甚至怨恨情绪。对立话语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助推了社会矛盾的快速传播，这样就扭曲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特别是对若干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如目前的环境维权冲突即是这一类型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有西方“邻避运动”的一些特征，更具有中国两极型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矛盾双方分别诉诸指标数据等科技术语和程序正义、公众参与制度等社会术语。然而，值得探讨的是，民众为何会纠结于这些对立话语？这虽可以从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来分析，诸如话语体系的快餐化和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特征在网络上的反映等，但更多的是由当前处在转型期的怨恨、焦虑心态与社会语境所造成的。二是两极化社会缺乏参与政策制定的民主机制。在两极化的社会中，决定社会矛盾发展的不单是社会矛盾的对立话语和行动，普遍存在的基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基本运行机制也是主要原因。由于缺乏相应的参与机制，许多原本可以在政策过程中消化掉的风险并没有被消化掉，反而积累起来，并与执政者面对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时心理上的“过分紧张”和行为上的“防卫过当”相互重叠，反过来又限制了政府有效化解问题的措施和手段。社会民众不再被动地等待知情权的回归，而是以创新的话语和行动来反映社会情绪和对权利的追求。弥漫在基层社会的尖锐对立的怨恨情绪，是推动社会矛盾蔓延的真正原因。
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
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嵌入了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因素，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就要承认社会结构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独特性及其对社会矛盾生成的独特作用。基于上述社会矛盾背景，社会矛盾的化解要创新社会管理。
以人民观的回归破除不稳定幻象。不稳定幻象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使得这种幻象得以产生的因素至少有如下几个：一是将社会民众的诉求表达与维护社会稳定对立，以某种“强制管理模式”压制某些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利；二是缺乏应对社会矛盾的自信心理，以至于缺乏有效措施而形成的“矛盾敏感性”。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人民观的回归来破除不稳定幻象：一是要将维护民众的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真正明确人民幸福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需求，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其实质就是营造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多更好生存机会的社会环境；二是要树立执政的自信，增强体制容纳社会矛盾的能力。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能没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能否容纳下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自信与否。执政的自信体现在政府能否勇于直面问题，并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是衡量一个政府执政自信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目前各地实行的“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等做法，其实就是以压制社会矛盾的静态的稳定观来指导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思路。应该意识到社会转型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而“马拉松”式的社会分化酝酿社会利益冲突顺理成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些社会矛盾有相当部分其实是正常的利益博弈。所以，十八大提出社会管理三个重要途径之一的“动态管理”，就要求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静态管理方式，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动态管理转变。动态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的体制和机制，保障民众的话语权，打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信息渠道，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又能得到制度上的及时解决，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
以制度化机制创新社会管理。如果承认两极化社会中矛盾双方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那么就必须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在两极化社会中寻找到制度性根源，破解社会矛盾对抗化发展的难题。要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和创新，来缓冲及化解社会矛盾。这就要使财政结构向民生和公共服务倾斜，在资源配置上要重心下移和三大部门平衡，着力加强民生、社会事业建设，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正如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美国的教育事业。在他看来，在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领域每投入1美元，可以为整个国家节省以后在提升毕业率、降低未成年人怀孕率甚至削减犯罪率的地方将会用到的7美元。
以社会力量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利益主体分化而形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问题是政府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与政府成为利益主体与民争利有关之外，更重要的体制性原因是政府职能模糊。要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就要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利益诉求、增强群体行为的可预见性。同时，要通过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协商，利用集体谈判的方式自行解决群体之间的矛盾，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这是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具体举措，能够彰显出政府发展民主政治的执政自信。
以社会媒体减缓社会矛盾。我们应从网络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网络话语的转变这些方面认识到全媒体推动社会矛盾扩大化的原因。务必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设置相关制度，使得利益各方均可以通过各类媒体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务必增强政府部门的媒体素养及回应网络舆情的责任意识，把握网络的多媒体优势和多样性功能对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必须认识到网络舆情导致执政话语权的转换。网络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的线性传播模式，导致了公权力在媒体中常处于被质疑、被嘲弄、被道德审判的位置上，合理利用社会媒体化解社会矛盾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