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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过得飞快，笔者还记着去年年底为《牡丹》的散文写综评，2017年就要结束了。打开《牡丹》，满纸飘香。2017年的《牡丹》散文，依然是以传统叙述方式为主，关注的依然是人生百态，并《牡丹》不回避热点焦点问题，所刊登散文绝没有小资情调的卿卿我我。同时，笔者注意到2017年的《牡丹》所刊登散文，在尊重大自然，彰显“天人合一”理念方面有很大分量。
党的十九大提倡导的生态文明与古代的“天人合一”理念是相通的，可以说，尊重大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很多作者从深刻而深情地表达了自己的“自然观”，使得读者掩卷受益。
关注民生：直面人生的写作态度
关注人类生活和人们的命运，是文学的永不衰竭的母题之一。2017年《牡丹》的许多散文作者，主动关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闪烁出灼灼的散文之光。如何让人生的过程深邃一些，史小溪在2017年《牡丹》第一期发表的散文《高地上的传说和历史（外一篇）》，亦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作者在文本里热情讴歌了陕北旺盛的生命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对于历史反思，呈现了一位思想者的情怀。一个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更需要本民族的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撑，即使物质生活再富裕，也会在某一天轰然倒塌。在此散文里，作者记载了自己受延安民政部门委托，为延安最宽敞的“二道街”更名为“肤施大街”的过程；这个更名来源于“尸毗王”（传说是释迦摩尼第三世的化身）舍身饲鸽的故事，作者认为，“肤施”更能体现延安的胸襟，是延安的品质，也是延安的德格风骨。史小溪的《由诗到歌的“草帽”》重新叙述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的长篇小说《人性的证明》中的精彩段落，结合电影《人证》阐释什么叫做叫“艺术的情感”，“就小说来说，这里描写的更多的是人情，人性，而非什么阶级，觉悟……”——这样的叙述不只是发现，也是心灵的感喟。
生活是丰富的大海，有喜剧，就有悲剧，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叶晓燕的散文《柴大》就写了一位农村悲剧人物———柴大，虽然这位农民勤劳憨厚，本应该勤劳致富的，但是厄运一直伴随着他，早年“数九寒冬，五个孩子的床上铺的居然是稻草，连棉褥子都没有。”后来他劳作种的小麦被河水冲走，再后来种植杨树苗致富，“树林不负众望地支撑起了柴大一家的吃穿用度，然而也仅仅是吃穿而已”。后来柴大好不容易生活有了起色，可是他的二女婿在京城收废品得了脑膜炎，柴大的三岁的小娃竟然吃鸡蛋噎死了，柴大的老婆，生完了第五个孩子也撒手西去……柴大被一系列灾难压迫得像是鲁迅小说《故乡》的中年闰土，精神已经接近崩溃，接着悲剧又一次袭击了他，这位老农得了肺癌，撒手人寰……柴大的悲剧命运真的令人思索。村姑的《镰刀爷》写的也是一位老农，开铁匠铺，手艺超群，工艺认真，“镰刀爷的镰刀所向披靡，滋拉一下，多长一行麦都会应声而倒。”但是机械化劳动代替了他的打镰刀手艺（这是趋势），镰刀爷终于停止了自己的铁匠营生。事物是辩证的，有的时候看起来的悲剧却含着喜剧的因子，如梦桐疏影写的《黑糖果》，散文里的唐老太是一位捡垃圾的老太，长相奇丑，一生未嫁，她是一个悲剧人物，然而悲剧人物也有闪光的一面，老太收养了被遗弃的婴孩，历经艰辛，把孩子培养成人，“唐新（即收养的弃婴）在部队当上了团长”，唐老太太捡来的儿子对妈妈更是孝顺有加，从“善有善报”角度讲，彰显了人生的正能量。
生活中有诗意，更多的是必须面对生活现实。比如说浩瀚的大海对于诗人来说是充满诗意的，可是在诗意的另一面也有难于言传的人生苦痛，可以说，凡是生活必有伤疤，庞华坚的《大海沉默无声》这篇长散文就写出了大海的“另一面”，作者稱航海人“是这世间最孤独的一群人之一”。作者的工友老梁已经不适合在海上工作，但老梁的生活处境决定了他不能放弃船上的工作。一个人选择当水手，就同时选择了承受风险，因为船只在大海上航行，并不总是风平浪静，一定会遇到大风甚至台风，不安全感充斥在每个船员心里。大海是强大的，“在浩渺大海的面前，所有飞扬的骄傲只能平静下来”。作者虽然在海上工作，感到依然无法理解大海，“往往是最熟悉的东西，给了我们最深刻的陌生感”，这是真实的哲理。庞华坚的《大海沉默无声》向读者揭示了风景的审美发生是需要前提的——安全感，有肉体方面的安全感，也有精神方面的安全感，如果没有安全感，再奢谈审美是苍白的。柴薪散文《中年记（五篇）》是回忆录式散文，作者分五章记录了自己的酸甜苦辣，其间有对生活际遇的诗意解读，表达了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
散文在功能是要有益于世道人生，有助于民众睁开眼睛看世界，郭瑞民的《一声冷枪引爆的战争》积极探索的“七七事变”真相。此散文是一篇纪实型散文，散文记叙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包括几次小的冲突），得出结论“偶然中永远含有必然。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的‘失踪’，即使没有那一声冷枪，即使没有那几次小冲突，那场战争仍然会爆发。”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也从另一个侧面唤起了民族的自立精神，“全面抗战的浴血实践，使中国人民终于明白了：国与家原本便是紧密相连，民族危亡之际，没有置身事外的看客。”——这是此篇散文的精彩之处。丘晓兰的《涯系客家人》通过“蕉岭”写客家文化，即是地域里文化。一个人甚至一个族群的性格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比如对中国梅岭一带的客家人来说，性格固执而保守，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经验的固执，容易安于较为舒适的现状，谦逊、温和、节俭，却极讲究礼节和颜面。”文章所写的蕉岭是作者的父亲、祖父、曾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文字充满了饱饱的亲情，作者的70岁小姑的一举一动都含着亲情的流露。作者虽然写自己的亲人，依然不回避亲人的缺点，他写到祖父性格的急躁，“疼爱孩子、脾气暴躁、刚直不阿、还要吃肉喝酒……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作者写亲情而能够做到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亲人，很难。
人生在世，有出生就有去世，这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也是“科学态度”，陈峻峰的《姥姥的人本主义葬礼》，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作者用倒叙法来叙述自己的姥姥，姥姥对死亡的态度很坦然，“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合约，大气，端庄，自然，坦荡”，对生死坦然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姥姥，他们的邻居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乡村会惯常看到许多人在五十来岁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棺材打好了，有的就陈放在他睡觉的卧室里，仿佛时刻准备着。”作者写姥姥的葬礼现场，没有极度悲哀氛围。作者一面回忆姥姥的葬礼，一边对丧礼的“无文化”进行了批判，“不仅祭祀，诸多的公共的，私人的精神人文活动，都日益形式化，程式化，甚或功利化了。”吴曦的《白色妖塔的罪与罚》虽然没有谈生死，谈的却是和生死至关重要的事——有病。作者对于医疗器械很敏感，“在我看来，CT更像墓穴，机床缓缓把人送进去，让我想起当年祖母被推进墓穴的情景”，作者还详细地记叙了自己的父亲住院后，在医院所看、所闻，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健康生活的可贵。 尊重自然，让大自然成为散文的主角
大自然和人的关系密切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就没有人类的自然审美。散文写的是人类生活，大多数散文以人物为主角，窃以为还是不足的，因为人仅仅是自然物种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中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象均可以成为散文的主角。
张福艳的散文《人间酱滋味》是以生活中常见的食品作料——酱，叙述了酱的历史。在作者的笔下，酱是有生命，会呼吸的，“酱缸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滋养其中的酱是动态的，每天都发生着变化，点点滴滴，微妙而神奇”。这篇散文把食品的佐料——酱和百姓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表达了百姓生活的幸福滋味。文猛的散文《给牛多割些青草》主角是牛和草，配角才是作者的爹娘、四哥、村长和兽医等，在文本里，作者叙述了自己一家和大黄牛的缘分，全家人精心喂养大黄牛，即使自己饿得面黄肌瘦，“我们喂养的大黄牛却膘肥体壮，威风凛凛。”人对家畜疼爱，家畜也给人增光，动物和人就产生了感情。在文本里，人和牛的和谐，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有人养牛，有人杀牛，吴元成的《崛山下？洛河边》写到了杀牛，写了屠夫杀牛前要念叨几句，似乎和即将被杀的老牛做一个交流，“老黄牛似乎听懂了，两眼流出浑浊的泪水。”字里行间，有着对生命的怜悯。
古都洛阳是华夏的发祥地。作者小重山充满感情地写了《洛阳笔记》——这样的文体应该属于“笔记体”散文。作者写出了五千岁的洛阳风情，“古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都带着历史的印记”。因此作者写了古代帝王的陪葬品，写了中华第一古刹——白马寺。“中国佛教的故事，都从白马寺开始。”作者还写了伊河，河流是常见的，文明古迹却不多，伊河和洛河孕育出“伊洛文明”。小米的《雨润无声（六篇）》，大部分是以自然景物和动物为主角的，《雨润无声》写了北方夏热和南方的区别。《两棵榕树》谈的是本来属于南国的榕树在北方生活的情景。《说狗》谈的尽是狗了，也谈到“人有人的尊严，狗也有狗的底线。”周仁忠的《大板古井》不是新疆的大阪城，而是扬州市区一口井的名字。大板井水冬暖夏凉，“水质、水味好过一般井水”，作者还详细写了多位喝过这井水的文化名人。
大自然是一所大学校，深入其中可以学习到很多。李梅的《短居》分为五章，写的是进山暂时居住给心灵带来的惊喜。在山地，树木是主角，“一切都在树的怀里。眼前是树，枕后是树，身外风动雨落，叶片摇响的，也是树。”人在大自然中，会向大自然学习到很多东西，作者体悟到“一个人的高度是有限的，一个人寥寥的生命时日也是。有限是一种节制的幸福。”作者很注意通过观察树木的生长而对人的生命的感悟。必须具有一颗敬重大山和树木的心，才能和大自然融合得贴切。从宏观方面说，二十四节气属于大自然，也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中国特色。曹文生写了《夏气书》，表达了作者对节气的热爱；在作者的眼睛里，节气是有文化的，比如立夏，“似乎属于草木。草木背后，其实是人伦，是文化。”作者显然是对农业耕作非常熟稔，比如写“小满”，作者的笔下的生活完全切合农村实际。在“小满里，民间有吃野菜习俗。一口，就吃出了当年的味道。似乎现在的人，不相信小满是苦的。”一下子把节气的氛围和土地的恩惠结合了起来。作者一方面崇拜节气，一方面从自然节气里提炼人的品格，如在《芒种》中叙述了这个节气的倔强的个性，对于小暑而言，“南风，是小暑的性格，它不革命。”对于大暑而言，“大暑藏于天地，别是一番情趣：雨水急促，树叶青绿。”这篇散文的艺术风格很散淡，古今趣事，生活况味，信手拈来。
同样写大自然，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关注点，也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也是以动植物为主角，但是语言就偏重于哲理，偏重于写感觉而不是铺陈生活现象。作者在《飞鸟不惊》谈到“每一个事物都需要一个能安放自己的地方……我们漂泊的心灵又该安放在哪儿呢！”确实是一个严肃问题。《风说出了我们不知道的生活》主角是——风，作者笔下的风，是自己的性格甚至是品格的，“谁也管不了风。风从来不委屈自己，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作者在《一个人的朝圣》写到了宗教，并不是诠释教义，而是表达生活态度；写旅行，贯穿了心灵的自由飘逸，“旅行，其实就是一场向内心的出走，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作者是裕固族，但是他用汉语写的散文具有气定神闲的风格，可以带领读者抵达远方。
细腻地关注自然景象
关于物象和心象，很多写作者觉得生疏，虽然赞同写作的时候应该做到“物我两忘”，但对物象和心象如何在具体的语境相辅相成，依然会感到陌生。很多散文写作者，在写作中只强调“我”的在场，却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在场。要知道植物和动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有“权利”在场展现自我。谭岩的《烟雨苍茫》是以南方的雨为审美对象。人和雨交融，“雨水”在作者的眼睛里是有情感、有质感的，作者很用心地一丝一丝抽出对于雨的细致感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雨的形态，不同形态的雨和农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雨水在作者的笔下像一幅幅水墨画，这些画面又连接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菡萏写的《梦花街》是对上海处于黄浦区黄金腹地一条街道——梦花街，抒发了对这条具有浓浓上海味道街道的印象，把想象中的梦花街和眼前的梦花街进行对比，几许伤感，几多失落感在心头萦绕。
颜色关乎视觉，不仅人对颜色具有审美感觉，植物对颜色也有自己的独特好恶。王三宝的《三绿篇》写的尽是绿色。作者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写了绿色的墙壁，绿色的树荫，绿色的果实……其实作者写的绿，都是大家所司空见惯的，关键在于作者重新发现了它们独特的美。就说绿墙，“因为这墙不是砖头砌的，而是厚密的冬青树长成的围墙”，有了这道“墙”，墙两边的两家人在两边种果树，种菜，两家人相互往来，十分和谐。这篇散文从字面，作者写的是树木，其实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心。其中《绿果》写是的是作者老家的庭院葡萄和丝瓜生长和结果的快乐；其中《绿荫》写的是作者故乡小镇的街道两边曾经的绿荫，“先前的街道，两边的香樟树就像默默对视的情人”，可是因为多种原因，乡下这条街道两边的香樟树不在了，因此带来了隐痛——这就是人生。人生在世，快乐可以承受，痛苦也必须承受。
民俗也是许多作者所关注的，民俗是广义上的“自然景象”，人类感激自然，就会创造出民俗活动来抱以感恩。漆宇勤的《耍灯》写的是乡村的一项民间自发的、娱人娱己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动作甚至有时候并不连贯。但是，有劲，到位，是土地里刨食的庄稼人那种味儿”，很接地气的。灯，本来是一种生活物象，但经过农民的熏陶，就成了快乐的象征，“耍灯更多的是表达内心的欢悦，是亲友鄉邻之间的游戏，图个乐呵。”翟柏波的《洛河左岸》不是写河流，而是岸边的树木，要知道这些树木，是从山西前来此地谋生的先民种植的，作者通过对树木的叙述，落笔生根的还是人的品格。
笔者已经连续两年为《牡丹》写散文综评，逐渐对《牡丹》由浅入深地更加熟悉。2017年第十期有《牡丹》“六十年回忆专辑”，十位作者以纪实的笔调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牡丹》，笔者注意到有来自基层的作者，因为与《牡丹》结识而改变了命运……六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笔者通过阅读这些回忆文字，对《牡丹》六十年走过的里程更加熟悉，相信《牡丹》会乘着党的十九大东风，坚持既定的办刊方向，不忘初心，勇于担当，把《牡丹》办得好上加好，花开不老。
责任编辑 王小朋
党的十九大提倡导的生态文明与古代的“天人合一”理念是相通的，可以说，尊重大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很多作者从深刻而深情地表达了自己的“自然观”，使得读者掩卷受益。
关注民生：直面人生的写作态度
关注人类生活和人们的命运，是文学的永不衰竭的母题之一。2017年《牡丹》的许多散文作者，主动关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闪烁出灼灼的散文之光。如何让人生的过程深邃一些，史小溪在2017年《牡丹》第一期发表的散文《高地上的传说和历史（外一篇）》，亦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作者在文本里热情讴歌了陕北旺盛的生命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对于历史反思，呈现了一位思想者的情怀。一个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更需要本民族的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撑，即使物质生活再富裕，也会在某一天轰然倒塌。在此散文里，作者记载了自己受延安民政部门委托，为延安最宽敞的“二道街”更名为“肤施大街”的过程；这个更名来源于“尸毗王”（传说是释迦摩尼第三世的化身）舍身饲鸽的故事，作者认为，“肤施”更能体现延安的胸襟，是延安的品质，也是延安的德格风骨。史小溪的《由诗到歌的“草帽”》重新叙述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的长篇小说《人性的证明》中的精彩段落，结合电影《人证》阐释什么叫做叫“艺术的情感”，“就小说来说，这里描写的更多的是人情，人性，而非什么阶级，觉悟……”——这样的叙述不只是发现，也是心灵的感喟。
生活是丰富的大海，有喜剧，就有悲剧，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叶晓燕的散文《柴大》就写了一位农村悲剧人物———柴大，虽然这位农民勤劳憨厚，本应该勤劳致富的，但是厄运一直伴随着他，早年“数九寒冬，五个孩子的床上铺的居然是稻草，连棉褥子都没有。”后来他劳作种的小麦被河水冲走，再后来种植杨树苗致富，“树林不负众望地支撑起了柴大一家的吃穿用度，然而也仅仅是吃穿而已”。后来柴大好不容易生活有了起色，可是他的二女婿在京城收废品得了脑膜炎，柴大的三岁的小娃竟然吃鸡蛋噎死了，柴大的老婆，生完了第五个孩子也撒手西去……柴大被一系列灾难压迫得像是鲁迅小说《故乡》的中年闰土，精神已经接近崩溃，接着悲剧又一次袭击了他，这位老农得了肺癌，撒手人寰……柴大的悲剧命运真的令人思索。村姑的《镰刀爷》写的也是一位老农，开铁匠铺，手艺超群，工艺认真，“镰刀爷的镰刀所向披靡，滋拉一下，多长一行麦都会应声而倒。”但是机械化劳动代替了他的打镰刀手艺（这是趋势），镰刀爷终于停止了自己的铁匠营生。事物是辩证的，有的时候看起来的悲剧却含着喜剧的因子，如梦桐疏影写的《黑糖果》，散文里的唐老太是一位捡垃圾的老太，长相奇丑，一生未嫁，她是一个悲剧人物，然而悲剧人物也有闪光的一面，老太收养了被遗弃的婴孩，历经艰辛，把孩子培养成人，“唐新（即收养的弃婴）在部队当上了团长”，唐老太太捡来的儿子对妈妈更是孝顺有加，从“善有善报”角度讲，彰显了人生的正能量。
生活中有诗意，更多的是必须面对生活现实。比如说浩瀚的大海对于诗人来说是充满诗意的，可是在诗意的另一面也有难于言传的人生苦痛，可以说，凡是生活必有伤疤，庞华坚的《大海沉默无声》这篇长散文就写出了大海的“另一面”，作者稱航海人“是这世间最孤独的一群人之一”。作者的工友老梁已经不适合在海上工作，但老梁的生活处境决定了他不能放弃船上的工作。一个人选择当水手，就同时选择了承受风险，因为船只在大海上航行，并不总是风平浪静，一定会遇到大风甚至台风，不安全感充斥在每个船员心里。大海是强大的，“在浩渺大海的面前，所有飞扬的骄傲只能平静下来”。作者虽然在海上工作，感到依然无法理解大海，“往往是最熟悉的东西，给了我们最深刻的陌生感”，这是真实的哲理。庞华坚的《大海沉默无声》向读者揭示了风景的审美发生是需要前提的——安全感，有肉体方面的安全感，也有精神方面的安全感，如果没有安全感，再奢谈审美是苍白的。柴薪散文《中年记（五篇）》是回忆录式散文，作者分五章记录了自己的酸甜苦辣，其间有对生活际遇的诗意解读，表达了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
散文在功能是要有益于世道人生，有助于民众睁开眼睛看世界，郭瑞民的《一声冷枪引爆的战争》积极探索的“七七事变”真相。此散文是一篇纪实型散文，散文记叙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包括几次小的冲突），得出结论“偶然中永远含有必然。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的‘失踪’，即使没有那一声冷枪，即使没有那几次小冲突，那场战争仍然会爆发。”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也从另一个侧面唤起了民族的自立精神，“全面抗战的浴血实践，使中国人民终于明白了：国与家原本便是紧密相连，民族危亡之际，没有置身事外的看客。”——这是此篇散文的精彩之处。丘晓兰的《涯系客家人》通过“蕉岭”写客家文化，即是地域里文化。一个人甚至一个族群的性格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比如对中国梅岭一带的客家人来说，性格固执而保守，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经验的固执，容易安于较为舒适的现状，谦逊、温和、节俭，却极讲究礼节和颜面。”文章所写的蕉岭是作者的父亲、祖父、曾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文字充满了饱饱的亲情，作者的70岁小姑的一举一动都含着亲情的流露。作者虽然写自己的亲人，依然不回避亲人的缺点，他写到祖父性格的急躁，“疼爱孩子、脾气暴躁、刚直不阿、还要吃肉喝酒……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作者写亲情而能够做到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亲人，很难。
人生在世，有出生就有去世，这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也是“科学态度”，陈峻峰的《姥姥的人本主义葬礼》，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作者用倒叙法来叙述自己的姥姥，姥姥对死亡的态度很坦然，“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合约，大气，端庄，自然，坦荡”，对生死坦然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姥姥，他们的邻居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乡村会惯常看到许多人在五十来岁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棺材打好了，有的就陈放在他睡觉的卧室里，仿佛时刻准备着。”作者写姥姥的葬礼现场，没有极度悲哀氛围。作者一面回忆姥姥的葬礼，一边对丧礼的“无文化”进行了批判，“不仅祭祀，诸多的公共的，私人的精神人文活动，都日益形式化，程式化，甚或功利化了。”吴曦的《白色妖塔的罪与罚》虽然没有谈生死，谈的却是和生死至关重要的事——有病。作者对于医疗器械很敏感，“在我看来，CT更像墓穴，机床缓缓把人送进去，让我想起当年祖母被推进墓穴的情景”，作者还详细地记叙了自己的父亲住院后，在医院所看、所闻，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健康生活的可贵。 尊重自然，让大自然成为散文的主角
大自然和人的关系密切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就没有人类的自然审美。散文写的是人类生活，大多数散文以人物为主角，窃以为还是不足的，因为人仅仅是自然物种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中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象均可以成为散文的主角。
张福艳的散文《人间酱滋味》是以生活中常见的食品作料——酱，叙述了酱的历史。在作者的笔下，酱是有生命，会呼吸的，“酱缸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滋养其中的酱是动态的，每天都发生着变化，点点滴滴，微妙而神奇”。这篇散文把食品的佐料——酱和百姓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表达了百姓生活的幸福滋味。文猛的散文《给牛多割些青草》主角是牛和草，配角才是作者的爹娘、四哥、村长和兽医等，在文本里，作者叙述了自己一家和大黄牛的缘分，全家人精心喂养大黄牛，即使自己饿得面黄肌瘦，“我们喂养的大黄牛却膘肥体壮，威风凛凛。”人对家畜疼爱，家畜也给人增光，动物和人就产生了感情。在文本里，人和牛的和谐，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有人养牛，有人杀牛，吴元成的《崛山下？洛河边》写到了杀牛，写了屠夫杀牛前要念叨几句，似乎和即将被杀的老牛做一个交流，“老黄牛似乎听懂了，两眼流出浑浊的泪水。”字里行间，有着对生命的怜悯。
古都洛阳是华夏的发祥地。作者小重山充满感情地写了《洛阳笔记》——这样的文体应该属于“笔记体”散文。作者写出了五千岁的洛阳风情，“古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都带着历史的印记”。因此作者写了古代帝王的陪葬品，写了中华第一古刹——白马寺。“中国佛教的故事，都从白马寺开始。”作者还写了伊河，河流是常见的，文明古迹却不多，伊河和洛河孕育出“伊洛文明”。小米的《雨润无声（六篇）》，大部分是以自然景物和动物为主角的，《雨润无声》写了北方夏热和南方的区别。《两棵榕树》谈的是本来属于南国的榕树在北方生活的情景。《说狗》谈的尽是狗了，也谈到“人有人的尊严，狗也有狗的底线。”周仁忠的《大板古井》不是新疆的大阪城，而是扬州市区一口井的名字。大板井水冬暖夏凉，“水质、水味好过一般井水”，作者还详细写了多位喝过这井水的文化名人。
大自然是一所大学校，深入其中可以学习到很多。李梅的《短居》分为五章，写的是进山暂时居住给心灵带来的惊喜。在山地，树木是主角，“一切都在树的怀里。眼前是树，枕后是树，身外风动雨落，叶片摇响的，也是树。”人在大自然中，会向大自然学习到很多东西，作者体悟到“一个人的高度是有限的，一个人寥寥的生命时日也是。有限是一种节制的幸福。”作者很注意通过观察树木的生长而对人的生命的感悟。必须具有一颗敬重大山和树木的心，才能和大自然融合得贴切。从宏观方面说，二十四节气属于大自然，也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中国特色。曹文生写了《夏气书》，表达了作者对节气的热爱；在作者的眼睛里，节气是有文化的，比如立夏，“似乎属于草木。草木背后，其实是人伦，是文化。”作者显然是对农业耕作非常熟稔，比如写“小满”，作者的笔下的生活完全切合农村实际。在“小满里，民间有吃野菜习俗。一口，就吃出了当年的味道。似乎现在的人，不相信小满是苦的。”一下子把节气的氛围和土地的恩惠结合了起来。作者一方面崇拜节气，一方面从自然节气里提炼人的品格，如在《芒种》中叙述了这个节气的倔强的个性，对于小暑而言，“南风，是小暑的性格，它不革命。”对于大暑而言，“大暑藏于天地，别是一番情趣：雨水急促，树叶青绿。”这篇散文的艺术风格很散淡，古今趣事，生活况味，信手拈来。
同样写大自然，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关注点，也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也是以动植物为主角，但是语言就偏重于哲理，偏重于写感觉而不是铺陈生活现象。作者在《飞鸟不惊》谈到“每一个事物都需要一个能安放自己的地方……我们漂泊的心灵又该安放在哪儿呢！”确实是一个严肃问题。《风说出了我们不知道的生活》主角是——风，作者笔下的风，是自己的性格甚至是品格的，“谁也管不了风。风从来不委屈自己，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作者在《一个人的朝圣》写到了宗教，并不是诠释教义，而是表达生活态度；写旅行，贯穿了心灵的自由飘逸，“旅行，其实就是一场向内心的出走，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作者是裕固族，但是他用汉语写的散文具有气定神闲的风格，可以带领读者抵达远方。
细腻地关注自然景象
关于物象和心象，很多写作者觉得生疏，虽然赞同写作的时候应该做到“物我两忘”，但对物象和心象如何在具体的语境相辅相成，依然会感到陌生。很多散文写作者，在写作中只强调“我”的在场，却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在场。要知道植物和动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有“权利”在场展现自我。谭岩的《烟雨苍茫》是以南方的雨为审美对象。人和雨交融，“雨水”在作者的眼睛里是有情感、有质感的，作者很用心地一丝一丝抽出对于雨的细致感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雨的形态，不同形态的雨和农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雨水在作者的笔下像一幅幅水墨画，这些画面又连接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菡萏写的《梦花街》是对上海处于黄浦区黄金腹地一条街道——梦花街，抒发了对这条具有浓浓上海味道街道的印象，把想象中的梦花街和眼前的梦花街进行对比，几许伤感，几多失落感在心头萦绕。
颜色关乎视觉，不仅人对颜色具有审美感觉，植物对颜色也有自己的独特好恶。王三宝的《三绿篇》写的尽是绿色。作者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写了绿色的墙壁，绿色的树荫，绿色的果实……其实作者写的绿，都是大家所司空见惯的，关键在于作者重新发现了它们独特的美。就说绿墙，“因为这墙不是砖头砌的，而是厚密的冬青树长成的围墙”，有了这道“墙”，墙两边的两家人在两边种果树，种菜，两家人相互往来，十分和谐。这篇散文从字面，作者写的是树木，其实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心。其中《绿果》写是的是作者老家的庭院葡萄和丝瓜生长和结果的快乐；其中《绿荫》写的是作者故乡小镇的街道两边曾经的绿荫，“先前的街道，两边的香樟树就像默默对视的情人”，可是因为多种原因，乡下这条街道两边的香樟树不在了，因此带来了隐痛——这就是人生。人生在世，快乐可以承受，痛苦也必须承受。
民俗也是许多作者所关注的，民俗是广义上的“自然景象”，人类感激自然，就会创造出民俗活动来抱以感恩。漆宇勤的《耍灯》写的是乡村的一项民间自发的、娱人娱己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动作甚至有时候并不连贯。但是，有劲，到位，是土地里刨食的庄稼人那种味儿”，很接地气的。灯，本来是一种生活物象，但经过农民的熏陶，就成了快乐的象征，“耍灯更多的是表达内心的欢悦，是亲友鄉邻之间的游戏，图个乐呵。”翟柏波的《洛河左岸》不是写河流，而是岸边的树木，要知道这些树木，是从山西前来此地谋生的先民种植的，作者通过对树木的叙述，落笔生根的还是人的品格。
笔者已经连续两年为《牡丹》写散文综评，逐渐对《牡丹》由浅入深地更加熟悉。2017年第十期有《牡丹》“六十年回忆专辑”，十位作者以纪实的笔调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牡丹》，笔者注意到有来自基层的作者，因为与《牡丹》结识而改变了命运……六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笔者通过阅读这些回忆文字，对《牡丹》六十年走过的里程更加熟悉，相信《牡丹》会乘着党的十九大东风，坚持既定的办刊方向，不忘初心，勇于担当，把《牡丹》办得好上加好，花开不老。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