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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爱尔维修的利益学说中，爱尔维修认为利益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行为和观念的判断，并且个人和国家的判断分别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所支配。利益永远是正直和明智的唯一判断者，在个人层面上，他认为正直就是有利于个人的行为习惯；而在国家层面上，正直无非是有益于国家的行为习惯。要想行为正直，个人利益就必须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是一切美德的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美德和法律都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和导向的。在爱尔维修对利益的论述过程中，他通过自然和社会现象来论证利益对我们的决定性作用，提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1]的命题。利益作为政治的根本性要素，爱尔维修的利益学说对于我们研究和探索政治的内涵与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爱尔维修；利益；政治
爱尔维修（公元1715年至1771年）是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唯物主义伦理学的杰出代表。其中《论精神》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是他闻名于世的经典，而爱尔维修对利益的论述也集中在这两本著作当中。在《论精神》一书中爱尔维修对利益的内涵、性质与作用做了系统的论述和分析，认为“利益支配着我们对于各种行为所下的判断，使我们根据这些行为对于公众有利、有害或者无所谓，把他们看成道德的、罪恶的或可以容许的；这个利益也同样地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观念所下的判断”，[2]为了证实这一观点，爱尔维修把利益放到到个人、集团、国家以及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范围乃至整个宇宙当中加以考察论证，并将利益与正直、美德相联系，认为正直不过是对自己有利的行为习惯的一种服从，“要想行为正直，就必须不要听自己所属的那些集团的话，而只听公共利益的指示。”[3]同时，“美德无非是那种追求人们的幸福的愿望；因此我看成現实化的美德的正直，在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政府里，无非是各种有益于国家的行为习惯。”[4]在这里，爱尔维修一方面强调利益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指出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决定性影响。而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中爱尔维修提出了“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的著名论断，并认为“人们好像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谁要这么做，就会是疯子。而这样的疯子数目毕竟太少，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5]在此爱尔维修将一切个人、团体或国家的行动和观念归结为利益因素，认为利益是这些行动和观念的第一因素，而且是唯一因素。
一、“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的理论内涵
要真正理解“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这一命题，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利益？即回答利益是什么的问题。从词义本身看，“利益”在中文里就是指好处。而“英文的利益‘interest’一词来自于拉丁文‘interesse’原意为‘夹在中间’，后引申为在非报酬性的东西和事件中包含着某些报酬性的成分之意”。[6]这是有关“利益”一词狭义上的解释。与“利益”相关的更多内涵，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诸多学者对其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就我国而言，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曾提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则在《史记》中写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管仲和司马迁眼里，人都具有普遍趋利避害的本性，利益的存在是人们行动的原因。而在西方，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以及随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等人也从各个方面对利益问题展开过论述；其中，伊壁鸠鲁认为“渊源于自然的正义是关于利益的契约，其目的在于避免人们彼此伤害和受害”。[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8]并且“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9]人的利益源于人的需要，需要是利益的前提与基础；而劳动是将需要与社会生产相联系的中介。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利益的解释和其他思想家相比更具有全面性和概括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到了利益最为核心的要素源于人的需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孤立静止地阐述和解释利益，而是将利益与劳动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将劳动生产和社会关系作为判定是否是利益的标准，这就肯定了人作为社会人的这一根本属性，同时将非经劳动获得的特殊需求逐出了利益的范畴。从以上诸多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述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利益就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能满足主体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需要。
但爱尔维修所说的利益则与通常意义上的利益不同，他在利益学说中所指的利益是“一切能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10]按照爱尔维修对利益的解释，其利益当中包含了一切物质上或精神上促使我们快乐的事物，而不仅仅局限于金钱，这样就扩大了利益原来狭隘意义上的基本范畴，使利益由原来的“具象”名词变为一个同时具备“具象”和“抽象”的名词，甚至是一种具有“意象”性的概念。根据爱尔维修对利益的界定，那么其命题的意思就是一切能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在原命题中，“我们”和“利益”都各自包含了两重含义，“我们”既包含了单独的个体，也包含了集体的多数；“利益”则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从个人角度来看，一切能增进个人快乐和减少个人痛苦的事就是个人利益；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则是一切能增进人民幸福和减少人民痛苦的事物就是公共利益。由此可见，爱尔维修“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这一命题中的“利益”并不单纯的指代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我们”也不固定的指代个人或集体，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也就是无论个体还是国家的行为或观念都受其相应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所支配。其中，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二者间还包含着一个内在的辩证逻辑，由于国家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就整个国家而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个人从自我出发代表的必然是个人利益，而国家的公共利益其实质上就是个人利益的整合与相加。所以，国家利益一定程度上就必然体现着人民个体的个人利益，但人民个体的个人利益却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公共利益。因此，爱尔维修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一切行动都以公益为目标的时候，就是正义的”[11]，公共利益既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同时，为了美德这个原则，“必须牺牲自己的一切温情，连人道的温情也不例外。”[12]为此爱尔维修还将国家比作一只陷于长期漂泊的船，当饥饿使船里的人以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牺牲其中的一人给他的同伴作为食物的时候，人们就毫不犹豫地杀掉这个不幸者，以此来证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此外，在这个命题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唯一”，爱尔维修认为，利益是我们一切行为和观念的唯一动机，利益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行为和观念的判断，“唯有利益支使着我们对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观念表示尊重或蔑视”，[13]这就把利益对于人的作用提升到了绝无仅有的高度，把利益看成了一种必然的、普遍的和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将利益当作我们行为和观念的第一因素，而且是唯一因素。为了证明利益对我们的推动作用，爱尔维修说“人永远服从他理解得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利益”，[14]并且认为这是一条事实上的真理，无论人们是否把他说出来，人的行为都是一样地服从他所理解的利益。 二、爱尔维修利益学说的意义及其不足
爱尔维修将利益视为我们一切行为与观念的唯一推动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就是任何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都受利益所支配和驱使。这无疑抓住了政治最为根本与核心的要素，因为从道德、权力、管理和法律等其他视角来解释政治，都无法说明政治的本质问题，将政治视作对伦理道德基本准则的遵循，容易将政治与道德相混淆，无法区分道德与政治；而将政治看成是权力的获取、运用或是一种管理行为和法律现象，则都只是对政治外在表现形式的一种特征性描述，并没有揭示政治的本质内涵。政治固然和道德、权力、管理和法律等内容相联系，但这些内容都是为实现政治中某种利益而产生或为适应政治的某种要求而存在的，并不是政治本身。因为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在特定社会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15]所以，爱尔维修的利益学说在回答何为政治的问题上，为认识政治的内涵与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爱尔维修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和谐统一的观点对当下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从国家治理视角看，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减少个人与集体的利益矛盾冲突，树立公民的大局观和强化公民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现有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16]国家治理是中央与地方，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与互动过程，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在治理过程中可以获得地方及个人的积极配合与有效支持，减少治理过程中的阻力与障碍，从而降低治理成本。另外，在理性经济人前提假设条件下，人都是自利的，这就需要一种外在力量（法律法规或其他制度形式）使个体在利己的同时也达到利他、利公的效果，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观点可以抑制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有效处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
当然，爱尔维修的“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这一命题本身也存在缺陷与不足。首先，将利益看成一切能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和一种必然的、普遍的存在。从利益本身的特殊内涵来讲，不利于将“利益”与其它内涵作以区分，容易模糊利益的边界和扩大利益的外延，从而导致利益的泛化。其次，认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也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一方面，人的行为动机受多种因素所支配，并非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把所有行为的动机简单的归因于利益，过于孤立和片面化，没能把人的行为动机与其他因素相联系，并且放到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去加以分析，从而陷入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过度渲染利益对人的影响，既忽视了道德及其他因素对人的推动作用，也使社会陷入狭隘的功利主义之中，形成利益至上，人与人相互剥削的盘剥关系。最后，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观点，一方面只看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别，而没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从二者关系上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对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联系性，致使人们很难对二者的概念作明确的区分，爱尔维修在此问题上也并未对两者的概念作出详细的解释，因此在多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很难确定何者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在没有明确区分二者概念之前去过分强调公共利益，就为日后利益冲突的恶性循环埋下了隐患；同时也为一些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来谋取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结语
由于利益本身的内涵与性质，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为经济学所探讨的对象，而且还是哲学、政治学和其他学科所关注的焦点。在爱尔维修之前，各领域的大思想家对利益都有诸多论述，但把利益提升到如此高度的，爱尔维修却是第一人。在其利益学说中，把利益视为一切行为与观念的唯一支配力量，尽管有失公允与偏颇，却为我们解释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尤其是爱尔维修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依然具有其適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绝不能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简单对立，因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非势如水火的矛盾关系，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需要通过具体的个人利益体现出来，而非一种抽象性的存在，一味强调公共利益而不谈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空谈。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37.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57.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4.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7.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37.
[6]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5.
[7]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10；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9.
[1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57.
[1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3.
[1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3.
[1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57.
[1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36.
[1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16]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44.
作者简介：高朝凯（1992—），男，云南盈江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关键词：爱尔维修；利益；政治
爱尔维修（公元1715年至1771年）是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唯物主义伦理学的杰出代表。其中《论精神》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是他闻名于世的经典，而爱尔维修对利益的论述也集中在这两本著作当中。在《论精神》一书中爱尔维修对利益的内涵、性质与作用做了系统的论述和分析，认为“利益支配着我们对于各种行为所下的判断，使我们根据这些行为对于公众有利、有害或者无所谓，把他们看成道德的、罪恶的或可以容许的；这个利益也同样地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观念所下的判断”，[2]为了证实这一观点，爱尔维修把利益放到到个人、集团、国家以及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范围乃至整个宇宙当中加以考察论证，并将利益与正直、美德相联系，认为正直不过是对自己有利的行为习惯的一种服从，“要想行为正直，就必须不要听自己所属的那些集团的话，而只听公共利益的指示。”[3]同时，“美德无非是那种追求人们的幸福的愿望；因此我看成現实化的美德的正直，在各个不同的民族和政府里，无非是各种有益于国家的行为习惯。”[4]在这里，爱尔维修一方面强调利益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指出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决定性影响。而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中爱尔维修提出了“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的著名论断，并认为“人们好像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谁要这么做，就会是疯子。而这样的疯子数目毕竟太少，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5]在此爱尔维修将一切个人、团体或国家的行动和观念归结为利益因素，认为利益是这些行动和观念的第一因素，而且是唯一因素。
一、“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的理论内涵
要真正理解“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这一命题，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利益？即回答利益是什么的问题。从词义本身看，“利益”在中文里就是指好处。而“英文的利益‘interest’一词来自于拉丁文‘interesse’原意为‘夹在中间’，后引申为在非报酬性的东西和事件中包含着某些报酬性的成分之意”。[6]这是有关“利益”一词狭义上的解释。与“利益”相关的更多内涵，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诸多学者对其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就我国而言，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曾提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则在《史记》中写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管仲和司马迁眼里，人都具有普遍趋利避害的本性，利益的存在是人们行动的原因。而在西方，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以及随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等人也从各个方面对利益问题展开过论述；其中，伊壁鸠鲁认为“渊源于自然的正义是关于利益的契约，其目的在于避免人们彼此伤害和受害”。[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8]并且“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9]人的利益源于人的需要，需要是利益的前提与基础；而劳动是将需要与社会生产相联系的中介。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利益的解释和其他思想家相比更具有全面性和概括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到了利益最为核心的要素源于人的需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孤立静止地阐述和解释利益，而是将利益与劳动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将劳动生产和社会关系作为判定是否是利益的标准，这就肯定了人作为社会人的这一根本属性，同时将非经劳动获得的特殊需求逐出了利益的范畴。从以上诸多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述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利益就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能满足主体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需要。
但爱尔维修所说的利益则与通常意义上的利益不同，他在利益学说中所指的利益是“一切能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10]按照爱尔维修对利益的解释，其利益当中包含了一切物质上或精神上促使我们快乐的事物，而不仅仅局限于金钱，这样就扩大了利益原来狭隘意义上的基本范畴，使利益由原来的“具象”名词变为一个同时具备“具象”和“抽象”的名词，甚至是一种具有“意象”性的概念。根据爱尔维修对利益的界定，那么其命题的意思就是一切能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在原命题中，“我们”和“利益”都各自包含了两重含义，“我们”既包含了单独的个体，也包含了集体的多数；“利益”则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从个人角度来看，一切能增进个人快乐和减少个人痛苦的事就是个人利益；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则是一切能增进人民幸福和减少人民痛苦的事物就是公共利益。由此可见，爱尔维修“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这一命题中的“利益”并不单纯的指代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我们”也不固定的指代个人或集体，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也就是无论个体还是国家的行为或观念都受其相应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所支配。其中，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二者间还包含着一个内在的辩证逻辑，由于国家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就整个国家而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个人从自我出发代表的必然是个人利益，而国家的公共利益其实质上就是个人利益的整合与相加。所以，国家利益一定程度上就必然体现着人民个体的个人利益，但人民个体的个人利益却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公共利益。因此，爱尔维修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一切行动都以公益为目标的时候，就是正义的”[11]，公共利益既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同时，为了美德这个原则，“必须牺牲自己的一切温情，连人道的温情也不例外。”[12]为此爱尔维修还将国家比作一只陷于长期漂泊的船，当饥饿使船里的人以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牺牲其中的一人给他的同伴作为食物的时候，人们就毫不犹豫地杀掉这个不幸者，以此来证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此外，在这个命题当中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唯一”，爱尔维修认为，利益是我们一切行为和观念的唯一动机，利益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行为和观念的判断，“唯有利益支使着我们对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观念表示尊重或蔑视”，[13]这就把利益对于人的作用提升到了绝无仅有的高度，把利益看成了一种必然的、普遍的和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将利益当作我们行为和观念的第一因素，而且是唯一因素。为了证明利益对我们的推动作用，爱尔维修说“人永远服从他理解得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利益”，[14]并且认为这是一条事实上的真理，无论人们是否把他说出来，人的行为都是一样地服从他所理解的利益。 二、爱尔维修利益学说的意义及其不足
爱尔维修将利益视为我们一切行为与观念的唯一推动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就是任何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都受利益所支配和驱使。这无疑抓住了政治最为根本与核心的要素，因为从道德、权力、管理和法律等其他视角来解释政治，都无法说明政治的本质问题，将政治视作对伦理道德基本准则的遵循，容易将政治与道德相混淆，无法区分道德与政治；而将政治看成是权力的获取、运用或是一种管理行为和法律现象，则都只是对政治外在表现形式的一种特征性描述，并没有揭示政治的本质内涵。政治固然和道德、权力、管理和法律等内容相联系，但这些内容都是为实现政治中某种利益而产生或为适应政治的某种要求而存在的，并不是政治本身。因为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在特定社会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15]所以，爱尔维修的利益学说在回答何为政治的问题上，为认识政治的内涵与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爱尔维修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和谐统一的观点对当下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从国家治理视角看，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减少个人与集体的利益矛盾冲突，树立公民的大局观和强化公民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现有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16]国家治理是中央与地方，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与互动过程，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在治理过程中可以获得地方及个人的积极配合与有效支持，减少治理过程中的阻力与障碍，从而降低治理成本。另外，在理性经济人前提假设条件下，人都是自利的，这就需要一种外在力量（法律法规或其他制度形式）使个体在利己的同时也达到利他、利公的效果，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观点可以抑制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有效处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
当然，爱尔维修的“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这一命题本身也存在缺陷与不足。首先，将利益看成一切能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和一种必然的、普遍的存在。从利益本身的特殊内涵来讲，不利于将“利益”与其它内涵作以区分，容易模糊利益的边界和扩大利益的外延，从而导致利益的泛化。其次，认为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也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一方面，人的行为动机受多种因素所支配，并非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把所有行为的动机简单的归因于利益，过于孤立和片面化，没能把人的行为动机与其他因素相联系，并且放到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去加以分析，从而陷入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过度渲染利益对人的影响，既忽视了道德及其他因素对人的推动作用，也使社会陷入狭隘的功利主义之中，形成利益至上，人与人相互剥削的盘剥关系。最后，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观点，一方面只看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别，而没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从二者关系上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对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联系性，致使人们很难对二者的概念作明确的区分，爱尔维修在此问题上也并未对两者的概念作出详细的解释，因此在多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很难确定何者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在没有明确区分二者概念之前去过分强调公共利益，就为日后利益冲突的恶性循环埋下了隐患；同时也为一些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来谋取个人利益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结语
由于利益本身的内涵与性质，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为经济学所探讨的对象，而且还是哲学、政治学和其他学科所关注的焦点。在爱尔维修之前，各领域的大思想家对利益都有诸多论述，但把利益提升到如此高度的，爱尔维修却是第一人。在其利益学说中，把利益视为一切行为与观念的唯一支配力量，尽管有失公允与偏颇，却为我们解释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尤其是爱尔维修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依然具有其適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绝不能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简单对立，因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非势如水火的矛盾关系，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需要通过具体的个人利益体现出来，而非一种抽象性的存在，一味强调公共利益而不谈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进而演变成为一种空谈。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37.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57.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4.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7.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37.
[6]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5.
[7]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10；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7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9.
[1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57.
[1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3.
[1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3.
[1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57.
[1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36.
[1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16]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44.
作者简介：高朝凯（1992—），男，云南盈江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