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突然接见我
　　转眼到1958年，害人的“共产风”“浮夸风”刮了起来，当时我是乡党委书记，总觉得那样干不行，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对，心里也没有一点底儿。于是，又拿起笔来，给少奇写了第三封信。
　　到1959年，“共产风”“浮夸风”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越刮越凶。什么“平山挖树砌凉亭”“亩产突破了万斤关”……种田人哪个心里没有谱儿，这样下去，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果实，全得糟蹋掉，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又气又急，连着写了两封信给少奇同志，请他给我们指点指点，却始终不见回信。这以后，搞了次整风整社运动，我犯了“错误”，挨了批斗，最后停职反省。
　　1961年“五一”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上，我在食堂喝了碗米星儿难见的菜汤，来到塘边钓黄鳝。忽然，乡领导陪着省公安厅的干部来到跟前，说有首长要见我。我心想十有七八要进“班房”了……
　　到了炭子冲，一位首长向我走来，后边还有位个子高高的女同志。没等我开口，他先打起招呼来：“你是王升萍吧？”他摘下蓝呢帽子，又问：“王升萍同志，你认识我吗？”我一看，立刻想起家里挂的那张刘少奇主席的彩像。我高兴得赶忙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个躬：“刘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吧！”“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边答话，一边伸出手来。
　　少奇要我带头解散食堂
　　来到屋里，他和我谈起家常。谈到工作，他问我：“你为啥犯了错误？”“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他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安湖塘的鱼池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你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看了个‘万头猪场’，连百头都不足，不要搞那花架子。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给刘主席写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近两年多没见到了。”“我也收到主席四封信。”
　　“说说看，那几封我没收到，都写了些什么内容？要查一查，是县里还是省里给扣下了，真是岂有此理！”于是，我把后几封的内容，一五一十讲了一遍。他认真听着，王光美不停地记着。话音刚落，他立刻接着话茬问道：“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我有所顾虑。王光美看出我为难的样子，说了一句：“他可能怕……”
　　“把你请来就是要让你讲讲心里话嘛！”
　　望着他那诚恳严肃的样子，我不能不讲，并向他如实地报告了有人饿死、有人逃荒的情况。
　　“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有许多优越性，可以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半数的人做饭去了。在家里，哪有专人煮饭、专人挑水的，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晚上回来砍点柴，一早一晚开菜地，吃过饭随手喂喂猪……食堂没有优越性，不省劳力，不省烧煤，这样的食堂不能再办。你能不能带个头儿，把它拆了？”
　　我胆怯地说：“报告刘主席，那我不敢，我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
　　“但是你还是共产党员嘛，你回去商量一下，说这是省委工作组说的。”他又说：“刮‘五风’的错误，不能完全怪下面，中央要负主要责任。我回来是给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少奇让我住他的房子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屋里高高兴兴地烧饭，忽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熟悉的声音：“怎么，食堂拆了？”我立即站起转身一看，果然是少奇同志。我高兴地报告说：“嗯，拆了，刘主席。昨天连夜开会，一说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用不着动员，没一个有意见的。”他听后，说：“实事求是嘛，错了就改。”他看我是用装盐的陶罐烧饭，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唉，解放12年了，群众过日子连个锅子都没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细看了看，转了转，痛心地问道：“屋里怎么没得东西？”我连忙解释说：“这两年，‘五风’刮得凶，一会儿要拆房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没多久，我已经搬了7次家。东西再多，也经不起这么闹啊！”
　　他若有所思地走到门口，指着对面旧居，诚恳地说：“纪念馆不要办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腾给乡亲们住。屋子里闲着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给乡亲们做门窗。王升萍，你先带个头搬进去。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王升萍/文，摘自《刘少奇交往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