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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艺术产生作用力的诸多因素中，以科学为切入点，从这一视角研究在艺术创作中科学所扮演的角色。为方便研究，将语境定位在西方艺术这一范畴，通过罗列从原始时代到20世纪美术史发展中与科学因素相交的史实，来例证这一论题来说明艺术与科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法解释着世界，旨在展示科学与艺术的殊途同归，呼吁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关键词：艺术；科学；因素；相交
一、山麓的分手
《辞源》对艺术有着这样概括性的定义：“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然而，将艺术与科学置放于同一语境下探讨的历史并不很长，距今不过数百年，而在此前漫长的自然、人类以及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艺术一直以社会意识的身份径自蔓延似地发生着，甚至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幻化的规律。在科学尚不能够同巫术、宗教有着明确界定的混沌年代，便已然有了丰富多样的史前艺术，旨在表现原始乃至农耕文明下先人对世界朴素而单纯的认知与寄思。这一时期的艺术由于客观世界的简单构造，也承载了较为单一的社会功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表现。
然而，几个世纪前，科技因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分化，并日益在社会演进中占领了重要的地位。各项科技成果的研究方兴未艾，并迅速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延，随之步入了工业大分工的“小科学时代”，人们对科学独立地位的意识也由此逐渐形成，且愈发清晰化。艺术由于其固有的感性、直觉的观察与创作特性，也时常被“武断地”同具有严密系统与方法的科学分开而论，艺术也就这样“被动地”与“本是同根生”的科学“分野”了。但无论二者被如何划分进不同的领域、如何径自按照其自身的特性“自说自话”，其间无形贯穿的如同血脉之缘的联系让我们无法视而不见。
因此也就有了诸多有关艺术与科学相互影响且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讨论，本文很自觉地站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以下便是通过对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以西方艺术这一具体范畴，横向对比同一时期艺术上的现象，来讨论在科学与艺术间微妙的交互关系。
二、介入西方艺术的“密斯忒赛因”
梁启超曾于“美术与科学”一论中阐述了西洋现代文化的演进，自文艺复兴伊始，追其根源，便绕不开科学的参与。密斯忒阿特（艺术先生）、密斯忒赛因（科学先生）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推进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表面看来，艺术乃属于情感之物，而科学植根于理性精神，二者看似背道而驰，实则却是“相得益彰”，因其孕育于同一根源，即“自然夫人”。艺术所产生的关键不外乎于“观察自然”，这也正是科学探求的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确系，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中，任何艺术都并非独立于时代而径自存在的，都有着如同胎记般的时代烙印。
早在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人类开始有意识去制造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之际，与之相对应的“泛艺术”现象便应运而生。随着人类在使用工具中得以锻炼手脑之功用，便出现了今人在洞窟中所见的粗狂生动而富有原始气息的、描绘先人生活的图像。这是现今最早的绘画———欧洲洞窟壁画，其反映的内容为今人了解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状态亦提供了宝贵的遗产资料。同时，这种最原始最朴素的艺术形式也为后来艺术摆脱了物理属性与生物属性上的真实后，对于绘画的净化与回归提供了可靠的借鉴经验。
如果说史前艺术是最初人类审美意识的体现，证实了人们具有通过某种手段再现自己生活、表达内心情感的愿望，那么，后来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的社会文明的日益完善，便将人类这种表达推向了更高的高度，且样式趋于成熟多样。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希腊爱琴海一带的冶炼技术、建筑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产制造已不再拘泥于满足基本的生活使用，而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审美意识。在许多器皿、手工制品上都铸造了精美的图案，譬如著名的“瓦菲欧金杯”上，就有关于人类驯兽的图画作为装饰。在宫殿和其他高等建筑上，也开始出现形式各异的壁画。真正意义的欧洲美术亦从此开始。
在继承爱琴文明的基础上，古希腊人在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如阿基米德发现的多个原理，为后世在物理、数学方面开辟了更为宽阔的道路；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了欧洲天文学长达数千年之久。在各门类的科学成果垒成的上层建筑下，理性与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在希腊人心中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他们认知和评判世界的重要准绳。因此，这一时期的艺术也无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将数的观念植入到艺术品的创作中，以追求比例的和谐、对称等。此外，解剖学的研究，也为希腊艺术家在作品中塑造与表达人物形象、情感提供了可靠而实在的标准。这在许多希腊人体雕像，乃至陶艺制品，如瓶画中都有着形象的体现。
后来，罗马人虽然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腊，但在科学与文化上，却无不为希腊人所折服。在罗马的公共建筑、壁画、雕刻中，均可看出时人对透视法等科学的进一步了解，并且通过作品中一些明暗投影的艺术处理手法，可揣测出罗马人在光学领域也同样有所研究。这些艺术现象无一不体现了科学进步对人类审美意识与艺术面貌的发展与变迁所产生的助推力。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和谐、秩序”的美学观念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至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可谓是历史上浓重的一笔。无论是在科学还是艺术领域，都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巨大变化。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教会统治后，人的精神在此时得以复苏，从而引发了这场借以古典文明洗礼中世纪黑暗的、摆脱精神禁锢的人文主义运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亦崭露头角，在从生产力角度动摇了封建社会基础的同时，更肯定了人的价值，这一时期的美术现象固然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自15世纪以来，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整个欧洲陆续发生着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同时，对科学的重视也如影随形，不仅重视理性精神，更提升了科学实验的地位。这一历史背景下，催生了许多科学领域的新成果，使西方逐渐步入近代文明，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物质保障。在艺术领域，借鉴了几何学、透视学、解剖学等科学成果，为模仿自然这一艺术行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学家阿尔贝蒂便强调了数学基础，即几何学，是学习绘画透视学的关键。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家，在科学上亦有很深的造诣。譬如其在艺术理论、医学、工程学、机械学、地质学上都有着不俗的成就。他将绘画看作是一门科学，同样是对自然的探讨。他认为绘画不仅应该重视感性经验，同时也应禁得住严密的论证，并将文艺复兴绘画中的科学成分推至一个新的高度。文艺复兴以来对透视、光学、色彩学的研究，使平面二维的画作可真实呈现三度空间的景象，这是绘画在征服空间上的胜利。文艺复兴以后，以科学的描摹对象，以逼真写实为基础的绘画很快形成了欧洲画坛的主流面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及甚广的学院派古典主义的写实倾向，将严密的科学理论与沿袭古希腊时期的致力于对理想美的追求融合，形成的和谐、匀称、优雅的审美理念。直至19世纪前期，已经日臻成熟并登峰造极。
19世纪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创造出比之前若干世纪的总和都要富足丰盛的物资和文化，在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发展的形式。如前所述，传统的西方写实艺术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根基之上，然而19世纪以来，新的科技成果也迫使艺术家认识到前人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局限所在，故而重新审视绘画的定位。1839年，达盖尔公布了其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随即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之后的1861年，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出现。这无疑是对过去数百年欧洲写实绘画所承载的记录功用的巨大冲击，因而客观上促使了艺术家在寻求艺术的真实上开始另辟蹊径。19世纪以来，在光学与色彩学的研究领域亦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扬在《自然哲学与机械学讲义》中阐述了他的研究，并通过其著名的双孔干涉实验建立了光的波动理论，最初提出了三原色原理。这些科学成果使艺术家“柳暗花明”，逐渐摒弃了原有的观察自然的方法，代之而产生了新的途径和认识。印象派便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对物体固有色这一“应然”的认知外，也了解到光源色、环境色同样作为重要的因素影响着物体的“实然”，并将这一认知融入到画面之中。由此，传统艺术迈向了现代艺术，并引发了艺术观念领域的变异，促使对观察自然的方法产生了新的探讨，引发了对西方现代艺术中对模仿再现思维模式的质疑乃至反对。印象派著名艺术家莫奈在伦敦泰晤士河畔所作的一系列表现天空红雾的作品，后来成为气象专家用以分析伦敦因废气排放而产生的污染的重要参照证据。
后来，法国化学家舍尔·谢弗雷尔基于其对色彩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出版了《色彩的谐调与对比原理》一书，这种色彩理论的出台直接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新印象派的产生。他们的画作正是依据光学与色彩学的相关科学原理，如分隔色彩理论，而运用点彩的手法将纯色并置于画布上所作的色彩分析。这一画派也呈现出重视科学、逻辑以及理性的科研精神。至此，绘画在借鉴诸多物理、化学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体现出时代的崭新水平。
进入20世纪，科学成就接踵而至。首先便是标志着现代科学两大壮举的相对论与量子论的诞生，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是论证了生物由起源至逐步进化发生的事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以及其对“四维时空”的论述，颠覆了牛顿经典力学与绝对时空观。这一切科学上的新发现，无不为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对客观世界的传统认识打上问号。许多艺术家受当时科学思潮的影响，开始在绘画中探索时空观的存在方式，尝试用异于寻常的视角从事艺术创作。正如艺术家阿波利奈尔与毕加索在这种科学氛围下，在画室进行有关“第四空间”这一概念的讨论，毕加索本人在创作中同样受到新观念的启发，在作品中将物体解构，以表现置放于多重空间下的物体的几何解构。塞尚则致力于以人们肉眼所看不到的物体的内部结构为出发点，用几何形体来表现物体“固有的、稳定的”解构。此时的绘画，不再是从前人们所追求的在二维的平面上通过光影、造型来塑造与模拟三维的空间真实，而是重新回归到二维世界，摒弃了任何意义的附加，单纯地以布置在画面上的元素独立存在着。这是现代主义艺术最大的突破之所在。
20世纪之初，无论是在工业、科技，还是在交通、通讯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客观世界较之从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工业化日趋主宰生活的时代，起源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的艺术家摒弃了古人对自然、真实、宁谧之美的塑造与孜孜不倦的追求，将创作的视野转向了这个充斥着力量与速度的“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之上。他们创造了“同时性”的概念，表现运动中各阶段的物体。艺术家杜尚的代表作《下楼梯的裸女》便是将画面分解、重组人物，以表现人以运动的方式存在和时空感的形象体现。此时的绘画已不再是纯粹的空间艺术，用以表现以并置的方式存在于空间之中的事物，更融入了时间的范畴，时空这一完整的概念被一并付诸绘画之中。绘画虽然在视觉上仿佛做了减法，但在各种语境下的可读性，却有了质的提升。
进入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日趋转向高度的工业化与商品化，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机械化程度与通讯的便捷性都较之从前无法比拟。信息化的社会使得快餐文化成为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的主流趋势，艺术在这个可以被大批量复制且随处可见、与生活近乎融为一体的大背景之下，也衍生出新的面貌。“波普艺术”的产生，正迎合了这种国际性的大潮流，在消解了艺术古往今来一度诠释的“意义”同时，却无法消解现代科技文明以及商业的高度发达带给人的新的困惑与迷茫。就在科技的依托下，新的技法与画面效果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追捧效仿之际，数字媒体艺术与架上绘画和传统手绘技艺的抗衡，也在悄然宣战。
计算机的诞生，及其技术、功能的日臻完善，更将工业化及批量生产的理念代入到艺术之中。艺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科技效应已蔓延渗透到现实的每一寸肌肤，也就意味着科学为艺术中注入新成分的事实毋庸置疑且不可回避。无论是观念的变革，还是技术的创新，都为艺术发展供给了后援。数字媒体使许多存在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变得易于解决，只要对相关电脑软件等技术稍作学习，便可制作出精美的作品，艺术的边界日趋扩大化和模糊化。因此，对艺术的定义更值得我们置放在新的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科技这把双刃剑究竟为艺术带来了什么，是惰性的滋生，还是对创新的更高水准？这样的争论不曾暂息，但对于每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想必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我想，“思考”二字是无论站在何种角度的观念中都无法避让的一个关键点。
三、山顶的会合
艺术与科学同样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体现，可谓相应相生。二者在历史长河中，时而并驾齐驱，时而你追我赶，却不曾暂息。但艺术与科学却不是两条毫无关联、径自延伸的平行线，而是在很多时候相互交叉、重叠地延伸着，就像人的左脑和右脑。一个人，之所以能做出一系列完备的思辨、分析，是由于其左脑所具有的抽象逻辑思维、复合思维和分析思维的能力，而与此相对应的，右脑是支配具体形象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创造性思维的。正因为左右脑的配合运转，才使生而为人的我们有着完整的生活与人生体验。 艺术与科学之于时代亦是如此，一个时代的完整面貌不仅要看其生产力与科技发达程度，也要看这一时期在精神文化层面衍生出何种艺术现象。艺术的发展固然有其一定的自律性，甚至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但也有很多情况，艺术成为时代的真实写照。艺术与科技对于历史的作用力度，也因而此消彼长。正如魏晋时期社会黑暗动荡下文人的避世情怀，以及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际所呈现出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风格等。
随着时代的演进，科技的执掌领域日趋延伸，并由此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此时的美学观也朝着纵横连接、旁征博引的趋势拓延。这一时代，传统、古典、科技、现代都并置跻身于同一个平台，并相互沟通作用。艺术不再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真实的绝对崇拜，也不再是宋元时期对格调的追捧。自由风格将艺术所诠释的半径无限放大，艺术家也不再是特殊的身份标识。然而这种“纷至沓来”“门庭若市”的艺术面貌也与许多质疑与困惑如影随形。于是，我们回归于艺术的本质去求解，其之所以称其为艺术，不同于科研领域的正在于其并非致力于共性真理的不朽追问，而更关乎生命个性存在方式与感知的探讨。而恰恰这个时代，在处处体现着个性的时候，也正失去了个性。科学对自然世界的介入，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愈发趋于抽象化、系统化、符号化。“真实”的外延被不断广泛拓展，不再是单纯的可闻可见、触手可及。故而在定义“真实”的时候，必然要将现实世界中各类形式的存在，在头脑中借助知识、智力等因素加以整合。在这样如同索引般的现实世界面前，人对世界的感知不再是单向度的直观，而被杂糅了太多内容、形式上的因素。
然而，立足当今，在科技达到较之昔日空前发展的水平，与艺术的发展之间又会形成怎样的较量，是否就意味着在艺术中，有了更为精准的标杆，有了更易达到某种效果的途径，必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处，我仍想以人为例，一个人是否在掌握了详尽的学识、有了很大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后，面对自然时产生的情感和感知会随之加以抑制到无从宣泄致凡事“三思而行”呢？想必回答是否定的，卓越的学识涵养，应是扩宽了如何更好表现自我情感的途径。艺术与科学也是如此，当我们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甚至人人都可称为艺术家，也许意味着技术上的门槛看似降低甚至消失，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领域———观念上，却树立了更高的门槛。那便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自己的感悟，并将其抽象成观念，通过合理的方式转换为可感可知的现象传递给世人。这是十分不易的，正如绘画中临摹与创作的关系那样，模拟自然是容易的，但如何在感受自然并消化吸收自己的感知后输出具有独到创见性的内容，显然并非易事。
发展着的科学带给艺术的便捷的手段与纷繁庞杂的花花世界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更催化了人们因观察世界的方式的转变，而融入艺术中的更多形质。真实的定义不再只解释那些对可感现象的表象化认知，更收纳了对于客观实在内在结构与规律的诉求与探讨，艺术的表现形式由此转换也随之延伸出更多手法。艺术越发走上了纯粹化的道路，不再是其他文学性思考的视觉代言者，也更加单纯了。至此，艺术家们的兴趣点似乎更变成了“内省”式的，艺术领域的时代旋律更像一场混音演奏，被一个宏大的整体包容着，虽“各执一词”，却不曾出现“异军突起”的“激进分子”，艺术也由此担任了很多现象的解释权。那么，艺术是否还有着自身的职责，是否还有人依旧坚于职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必然要在一同孕育了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中去寻求解答，因为这才是一切之源。人类所创造出的任何艺术现象，都不可能从自然的怀抱中抽离出来。科学致力于开发自然，使“人化自然”为我们的生存带来更高的质量，同时还为后世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艺术，作为客观世界在精神领域的衍生物，必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讴歌于自然，即使是无意识的，就在艺术行为发生的那一刻起，也无法选择地被打上了自然的印迹。这一点，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不会改变。
艺术与科学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法解释着世界，为“自然夫人”美化梳妆。也就注定了此二者的发展都是从属于人文精神的，在古时，人文精神体现于对自然的崇拜与再现，而现如今，则是如何在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传播正确的观念，借助各种手段使自然和谐运转，这不仅是科学的职责，也是艺术所应诠释与传达的。艺术在左，科学在右，在共同的配合下，编织了我们的时代。此处，我想引用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曾作出的语言：“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越要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会合。”
关键词：艺术；科学；因素；相交
一、山麓的分手
《辞源》对艺术有着这样概括性的定义：“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然而，将艺术与科学置放于同一语境下探讨的历史并不很长，距今不过数百年，而在此前漫长的自然、人类以及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艺术一直以社会意识的身份径自蔓延似地发生着，甚至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幻化的规律。在科学尚不能够同巫术、宗教有着明确界定的混沌年代，便已然有了丰富多样的史前艺术，旨在表现原始乃至农耕文明下先人对世界朴素而单纯的认知与寄思。这一时期的艺术由于客观世界的简单构造，也承载了较为单一的社会功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表现。
然而，几个世纪前，科技因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分化，并日益在社会演进中占领了重要的地位。各项科技成果的研究方兴未艾，并迅速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延，随之步入了工业大分工的“小科学时代”，人们对科学独立地位的意识也由此逐渐形成，且愈发清晰化。艺术由于其固有的感性、直觉的观察与创作特性，也时常被“武断地”同具有严密系统与方法的科学分开而论，艺术也就这样“被动地”与“本是同根生”的科学“分野”了。但无论二者被如何划分进不同的领域、如何径自按照其自身的特性“自说自话”，其间无形贯穿的如同血脉之缘的联系让我们无法视而不见。
因此也就有了诸多有关艺术与科学相互影响且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讨论，本文很自觉地站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以下便是通过对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以西方艺术这一具体范畴，横向对比同一时期艺术上的现象，来讨论在科学与艺术间微妙的交互关系。
二、介入西方艺术的“密斯忒赛因”
梁启超曾于“美术与科学”一论中阐述了西洋现代文化的演进，自文艺复兴伊始，追其根源，便绕不开科学的参与。密斯忒阿特（艺术先生）、密斯忒赛因（科学先生）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推进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表面看来，艺术乃属于情感之物，而科学植根于理性精神，二者看似背道而驰，实则却是“相得益彰”，因其孕育于同一根源，即“自然夫人”。艺术所产生的关键不外乎于“观察自然”，这也正是科学探求的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确系，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中，任何艺术都并非独立于时代而径自存在的，都有着如同胎记般的时代烙印。
早在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人类开始有意识去制造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之际，与之相对应的“泛艺术”现象便应运而生。随着人类在使用工具中得以锻炼手脑之功用，便出现了今人在洞窟中所见的粗狂生动而富有原始气息的、描绘先人生活的图像。这是现今最早的绘画———欧洲洞窟壁画，其反映的内容为今人了解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状态亦提供了宝贵的遗产资料。同时，这种最原始最朴素的艺术形式也为后来艺术摆脱了物理属性与生物属性上的真实后，对于绘画的净化与回归提供了可靠的借鉴经验。
如果说史前艺术是最初人类审美意识的体现，证实了人们具有通过某种手段再现自己生活、表达内心情感的愿望，那么，后来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的社会文明的日益完善，便将人类这种表达推向了更高的高度，且样式趋于成熟多样。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希腊爱琴海一带的冶炼技术、建筑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产制造已不再拘泥于满足基本的生活使用，而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审美意识。在许多器皿、手工制品上都铸造了精美的图案，譬如著名的“瓦菲欧金杯”上，就有关于人类驯兽的图画作为装饰。在宫殿和其他高等建筑上，也开始出现形式各异的壁画。真正意义的欧洲美术亦从此开始。
在继承爱琴文明的基础上，古希腊人在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如阿基米德发现的多个原理，为后世在物理、数学方面开辟了更为宽阔的道路；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了欧洲天文学长达数千年之久。在各门类的科学成果垒成的上层建筑下，理性与科学的思维方式逐渐在希腊人心中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他们认知和评判世界的重要准绳。因此，这一时期的艺术也无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将数的观念植入到艺术品的创作中，以追求比例的和谐、对称等。此外，解剖学的研究，也为希腊艺术家在作品中塑造与表达人物形象、情感提供了可靠而实在的标准。这在许多希腊人体雕像，乃至陶艺制品，如瓶画中都有着形象的体现。
后来，罗马人虽然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腊，但在科学与文化上，却无不为希腊人所折服。在罗马的公共建筑、壁画、雕刻中，均可看出时人对透视法等科学的进一步了解，并且通过作品中一些明暗投影的艺术处理手法，可揣测出罗马人在光学领域也同样有所研究。这些艺术现象无一不体现了科学进步对人类审美意识与艺术面貌的发展与变迁所产生的助推力。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和谐、秩序”的美学观念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至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可谓是历史上浓重的一笔。无论是在科学还是艺术领域，都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巨大变化。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教会统治后，人的精神在此时得以复苏，从而引发了这场借以古典文明洗礼中世纪黑暗的、摆脱精神禁锢的人文主义运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亦崭露头角，在从生产力角度动摇了封建社会基础的同时，更肯定了人的价值，这一时期的美术现象固然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自15世纪以来，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整个欧洲陆续发生着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同时，对科学的重视也如影随形，不仅重视理性精神，更提升了科学实验的地位。这一历史背景下，催生了许多科学领域的新成果，使西方逐渐步入近代文明，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物质保障。在艺术领域，借鉴了几何学、透视学、解剖学等科学成果，为模仿自然这一艺术行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学家阿尔贝蒂便强调了数学基础，即几何学，是学习绘画透视学的关键。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家，在科学上亦有很深的造诣。譬如其在艺术理论、医学、工程学、机械学、地质学上都有着不俗的成就。他将绘画看作是一门科学，同样是对自然的探讨。他认为绘画不仅应该重视感性经验，同时也应禁得住严密的论证，并将文艺复兴绘画中的科学成分推至一个新的高度。文艺复兴以来对透视、光学、色彩学的研究，使平面二维的画作可真实呈现三度空间的景象，这是绘画在征服空间上的胜利。文艺复兴以后，以科学的描摹对象，以逼真写实为基础的绘画很快形成了欧洲画坛的主流面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及甚广的学院派古典主义的写实倾向，将严密的科学理论与沿袭古希腊时期的致力于对理想美的追求融合，形成的和谐、匀称、优雅的审美理念。直至19世纪前期，已经日臻成熟并登峰造极。
19世纪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创造出比之前若干世纪的总和都要富足丰盛的物资和文化，在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艺术发展的形式。如前所述，传统的西方写实艺术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根基之上，然而19世纪以来，新的科技成果也迫使艺术家认识到前人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局限所在，故而重新审视绘画的定位。1839年，达盖尔公布了其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随即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之后的1861年，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出现。这无疑是对过去数百年欧洲写实绘画所承载的记录功用的巨大冲击，因而客观上促使了艺术家在寻求艺术的真实上开始另辟蹊径。19世纪以来，在光学与色彩学的研究领域亦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扬在《自然哲学与机械学讲义》中阐述了他的研究，并通过其著名的双孔干涉实验建立了光的波动理论，最初提出了三原色原理。这些科学成果使艺术家“柳暗花明”，逐渐摒弃了原有的观察自然的方法，代之而产生了新的途径和认识。印象派便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对物体固有色这一“应然”的认知外，也了解到光源色、环境色同样作为重要的因素影响着物体的“实然”，并将这一认知融入到画面之中。由此，传统艺术迈向了现代艺术，并引发了艺术观念领域的变异，促使对观察自然的方法产生了新的探讨，引发了对西方现代艺术中对模仿再现思维模式的质疑乃至反对。印象派著名艺术家莫奈在伦敦泰晤士河畔所作的一系列表现天空红雾的作品，后来成为气象专家用以分析伦敦因废气排放而产生的污染的重要参照证据。
后来，法国化学家舍尔·谢弗雷尔基于其对色彩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出版了《色彩的谐调与对比原理》一书，这种色彩理论的出台直接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新印象派的产生。他们的画作正是依据光学与色彩学的相关科学原理，如分隔色彩理论，而运用点彩的手法将纯色并置于画布上所作的色彩分析。这一画派也呈现出重视科学、逻辑以及理性的科研精神。至此，绘画在借鉴诸多物理、化学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体现出时代的崭新水平。
进入20世纪，科学成就接踵而至。首先便是标志着现代科学两大壮举的相对论与量子论的诞生，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是论证了生物由起源至逐步进化发生的事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以及其对“四维时空”的论述，颠覆了牛顿经典力学与绝对时空观。这一切科学上的新发现，无不为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对客观世界的传统认识打上问号。许多艺术家受当时科学思潮的影响，开始在绘画中探索时空观的存在方式，尝试用异于寻常的视角从事艺术创作。正如艺术家阿波利奈尔与毕加索在这种科学氛围下，在画室进行有关“第四空间”这一概念的讨论，毕加索本人在创作中同样受到新观念的启发，在作品中将物体解构，以表现置放于多重空间下的物体的几何解构。塞尚则致力于以人们肉眼所看不到的物体的内部结构为出发点，用几何形体来表现物体“固有的、稳定的”解构。此时的绘画，不再是从前人们所追求的在二维的平面上通过光影、造型来塑造与模拟三维的空间真实，而是重新回归到二维世界，摒弃了任何意义的附加，单纯地以布置在画面上的元素独立存在着。这是现代主义艺术最大的突破之所在。
20世纪之初，无论是在工业、科技，还是在交通、通讯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客观世界较之从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工业化日趋主宰生活的时代，起源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的艺术家摒弃了古人对自然、真实、宁谧之美的塑造与孜孜不倦的追求，将创作的视野转向了这个充斥着力量与速度的“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之上。他们创造了“同时性”的概念，表现运动中各阶段的物体。艺术家杜尚的代表作《下楼梯的裸女》便是将画面分解、重组人物，以表现人以运动的方式存在和时空感的形象体现。此时的绘画已不再是纯粹的空间艺术，用以表现以并置的方式存在于空间之中的事物，更融入了时间的范畴，时空这一完整的概念被一并付诸绘画之中。绘画虽然在视觉上仿佛做了减法，但在各种语境下的可读性，却有了质的提升。
进入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日趋转向高度的工业化与商品化，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机械化程度与通讯的便捷性都较之从前无法比拟。信息化的社会使得快餐文化成为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的主流趋势，艺术在这个可以被大批量复制且随处可见、与生活近乎融为一体的大背景之下，也衍生出新的面貌。“波普艺术”的产生，正迎合了这种国际性的大潮流，在消解了艺术古往今来一度诠释的“意义”同时，却无法消解现代科技文明以及商业的高度发达带给人的新的困惑与迷茫。就在科技的依托下，新的技法与画面效果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追捧效仿之际，数字媒体艺术与架上绘画和传统手绘技艺的抗衡，也在悄然宣战。
计算机的诞生，及其技术、功能的日臻完善，更将工业化及批量生产的理念代入到艺术之中。艺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科技效应已蔓延渗透到现实的每一寸肌肤，也就意味着科学为艺术中注入新成分的事实毋庸置疑且不可回避。无论是观念的变革，还是技术的创新，都为艺术发展供给了后援。数字媒体使许多存在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变得易于解决，只要对相关电脑软件等技术稍作学习，便可制作出精美的作品，艺术的边界日趋扩大化和模糊化。因此，对艺术的定义更值得我们置放在新的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科技这把双刃剑究竟为艺术带来了什么，是惰性的滋生，还是对创新的更高水准？这样的争论不曾暂息，但对于每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想必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我想，“思考”二字是无论站在何种角度的观念中都无法避让的一个关键点。
三、山顶的会合
艺术与科学同样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体现，可谓相应相生。二者在历史长河中，时而并驾齐驱，时而你追我赶，却不曾暂息。但艺术与科学却不是两条毫无关联、径自延伸的平行线，而是在很多时候相互交叉、重叠地延伸着，就像人的左脑和右脑。一个人，之所以能做出一系列完备的思辨、分析，是由于其左脑所具有的抽象逻辑思维、复合思维和分析思维的能力，而与此相对应的，右脑是支配具体形象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创造性思维的。正因为左右脑的配合运转，才使生而为人的我们有着完整的生活与人生体验。 艺术与科学之于时代亦是如此，一个时代的完整面貌不仅要看其生产力与科技发达程度，也要看这一时期在精神文化层面衍生出何种艺术现象。艺术的发展固然有其一定的自律性，甚至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但也有很多情况，艺术成为时代的真实写照。艺术与科技对于历史的作用力度，也因而此消彼长。正如魏晋时期社会黑暗动荡下文人的避世情怀，以及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际所呈现出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风格等。
随着时代的演进，科技的执掌领域日趋延伸，并由此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此时的美学观也朝着纵横连接、旁征博引的趋势拓延。这一时代，传统、古典、科技、现代都并置跻身于同一个平台，并相互沟通作用。艺术不再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真实的绝对崇拜，也不再是宋元时期对格调的追捧。自由风格将艺术所诠释的半径无限放大，艺术家也不再是特殊的身份标识。然而这种“纷至沓来”“门庭若市”的艺术面貌也与许多质疑与困惑如影随形。于是，我们回归于艺术的本质去求解，其之所以称其为艺术，不同于科研领域的正在于其并非致力于共性真理的不朽追问，而更关乎生命个性存在方式与感知的探讨。而恰恰这个时代，在处处体现着个性的时候，也正失去了个性。科学对自然世界的介入，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愈发趋于抽象化、系统化、符号化。“真实”的外延被不断广泛拓展，不再是单纯的可闻可见、触手可及。故而在定义“真实”的时候，必然要将现实世界中各类形式的存在，在头脑中借助知识、智力等因素加以整合。在这样如同索引般的现实世界面前，人对世界的感知不再是单向度的直观，而被杂糅了太多内容、形式上的因素。
然而，立足当今，在科技达到较之昔日空前发展的水平，与艺术的发展之间又会形成怎样的较量，是否就意味着在艺术中，有了更为精准的标杆，有了更易达到某种效果的途径，必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处，我仍想以人为例，一个人是否在掌握了详尽的学识、有了很大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后，面对自然时产生的情感和感知会随之加以抑制到无从宣泄致凡事“三思而行”呢？想必回答是否定的，卓越的学识涵养，应是扩宽了如何更好表现自我情感的途径。艺术与科学也是如此，当我们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甚至人人都可称为艺术家，也许意味着技术上的门槛看似降低甚至消失，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领域———观念上，却树立了更高的门槛。那便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自己的感悟，并将其抽象成观念，通过合理的方式转换为可感可知的现象传递给世人。这是十分不易的，正如绘画中临摹与创作的关系那样，模拟自然是容易的，但如何在感受自然并消化吸收自己的感知后输出具有独到创见性的内容，显然并非易事。
发展着的科学带给艺术的便捷的手段与纷繁庞杂的花花世界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更催化了人们因观察世界的方式的转变，而融入艺术中的更多形质。真实的定义不再只解释那些对可感现象的表象化认知，更收纳了对于客观实在内在结构与规律的诉求与探讨，艺术的表现形式由此转换也随之延伸出更多手法。艺术越发走上了纯粹化的道路，不再是其他文学性思考的视觉代言者，也更加单纯了。至此，艺术家们的兴趣点似乎更变成了“内省”式的，艺术领域的时代旋律更像一场混音演奏，被一个宏大的整体包容着，虽“各执一词”，却不曾出现“异军突起”的“激进分子”，艺术也由此担任了很多现象的解释权。那么，艺术是否还有着自身的职责，是否还有人依旧坚于职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必然要在一同孕育了艺术与科学的自然中去寻求解答，因为这才是一切之源。人类所创造出的任何艺术现象，都不可能从自然的怀抱中抽离出来。科学致力于开发自然，使“人化自然”为我们的生存带来更高的质量，同时还为后世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艺术，作为客观世界在精神领域的衍生物，必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讴歌于自然，即使是无意识的，就在艺术行为发生的那一刻起，也无法选择地被打上了自然的印迹。这一点，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不会改变。
艺术与科学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法解释着世界，为“自然夫人”美化梳妆。也就注定了此二者的发展都是从属于人文精神的，在古时，人文精神体现于对自然的崇拜与再现，而现如今，则是如何在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传播正确的观念，借助各种手段使自然和谐运转，这不仅是科学的职责，也是艺术所应诠释与传达的。艺术在左，科学在右，在共同的配合下，编织了我们的时代。此处，我想引用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曾作出的语言：“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越要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回头又在山顶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