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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柏田置身江南的传统之中书写江南的传统，三百年恍如昨日，黄宗羲好像就是刚在中山西路擦肩而过的神情疲惫的苍颜老者。
1995年前后，赵柏田就尝试写王阳明及其背后“清峻、坚硬、散发着初冬的空气一般甘洌的气息”的明朝中期生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写。但是，当他开笔写下：“距今489年前，亦即1507年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这样一个陈述句式，煞有介事却平淡乏味，打断了他无比激切的叙事欲望。
于是，一沉淀便是十年。
十年可以改变什么？至少是一篇文章的开头：“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出自《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
对照十年前第三人称的冷硬，自述的口吻像一盆潮湿、清冽、亲切的冷水，泼进一个混沌的古代花园，而读者的神经却像那枯竭的花木遭逢了甘露，眼前的世界陡然生动起来。
向史景迁致敬的背后
在《岩中花树》的附录，赵柏田说，他要感谢两位西方作家：尤瑟纳尔和史景迁。作为助产士，他们改变了这个迟到了十年的文艺婴儿诞生的相貌。
《岩中花树》无法不让我想起史景迁这个可爱的美国老头。王阳明的自画像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有着近亲的血缘。那种第一人称的娓娓道来，那种在记忆之河温暖地沉湎，那种对内心生活和日常细节的把握与重建，那种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游刃有余……十年的搁浅，与史景迁的邂逅，再次向我们证明，文艺形式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而言是何等重要。一言以蔽之，写作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写，而非那样写”。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比同等次的诗人更需要关注形式，我一直坚信这个道理。
什么？你居然将《岩中花树》和《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当成小说来读？你难道忘记了钱钟书访问耶鲁大学之时对史景迁的评语：“一个失败的小说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史景迁同样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莫非你愿意加入这场争论：历史可以以小说的形式彰显它的内涵和光泽，历史与小说并非是绝缘的？同时，你应该记得，在随笔作家和文化学者之外，赵柏田还有其他两个身份，诗人和小说家——在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以后，为什么不能视这本《岩中花树》为其“小说家的野心”的变相延续，或死火重燃？
说到底，回到老问题：历史是什么？或者像德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幼子那样提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呢？”
史景迁的历史写作一直饱受非议。除了代康熙绘制自画像，他还写过皇帝雍正与秀才曾静的诡异争斗，一个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之书，西方人胡若望，利玛窦的东游记。这些极度追求叙事艺术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毋庸置疑，在他笔下，历史之神不再是一本正经的书斋形象，而是奔涌流动的风景，是可爱的白胡子老头和小红帽，甚至是艳光四射的时髦女郎。历史走下了高峻的台阶，沾染一身油烟气，入得厨房，进得厅堂。
但史景迁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使他无奈地面临着双重的责难。小说家自然不愿认这位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为同行，而历史学者则嫌他不够严肃，对待过往的事物，想象胜过了考据，诗化取代了论证。譬如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就严正批评史景迁，并且指出：“无论写历史或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线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钟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視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谷脱，也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汪荣祖：《史景迁论》）
我们还可以引用浩如烟海的资料来描绘历史与小说之争。可在这里，我却要尽快回归正题。不妨说，《岩中花树》正是向史景迁致敬之作，正如在《历史碎影》中一书，赵柏田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向米歇尔·福柯、苏珊·桑塔格等予他以教益的作家致以真挚的敬意。但在致敬背后，致敬者是否有所超越？困绕史景迁的难题是否如石头一样接续到赵柏田的西西弗之肩？他该如何选择：历史，小说，还是两者之间的新生物？新生的奇迹就像危机，我们无处逃避，因为下周的日程尚未排满。
何以为“信史”
其实不单是史景迁，历史学家高阳先生亦遭遇类似的矛盾：在史学界与文学界之间无地彷徨，认可之音寥寥。“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可他以小说笔法写成的《慈禧全传》，屡被人称誉“无一字不无来历”，若对照近代史教科书，完全可以当作信史来拜读。如此则出现了一个悖论：野狐禅的小说比表情严肃的正史还可信？
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信史之“信”，是如何建构的？
我可能使用了一个错误的词语，信史是被人类“建构”出来的。人类的力量大于历史本原的力量，推论与想象的技艺能够扭转貌似无可逆转的事实。有人说自秦以后，乃有信史，秦以前统称为“史话时代”。以《史记》记事载笔而论，愈加证实了历史的建构性。然而，既然存在“建构”，那么信史何以为“信”？是比谁的拳头硬，成者王侯败者寇;还是正义之剑永不老，历史自有其精神支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按照知识分子的说法，答案为后者，而按照个体的阅读体验，则为前者。
如果是这样，那么真如胡适所论，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涂抹的小姑娘。那还有什么“信”可言？
我理解的“信”，第一，是历史必须以真实为发掘的终极目的，求真不仅是目标，且是一种思考和工作的方式，是一种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精神。固然不可能还原百分之一百的真，亦要尽我们最大所能，还原百分之九十九。第二，则是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与把握。读史越多，涉史越深，我越发产生一种对历史理论的厌恶感，恨不得将早年被灌输的那些教条主义统统呕吐出来。理论有引导性，这不错，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统辖全景。秉承某一种理论书写历史，合意则留，不合则舍，那将有多少活生生的细节被无辜抛弃，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细节在苍白的理论光芒照耀之下，又是多么柔弱无力。不妨套用里尔克的名言：“有何信史可言，细节意味着一切！” 認同这两点，我们便获得了进入史景迁和赵柏田所经营的历史世界的通行证。在那个世界，他们将求真与细节之美结合起来，干巴巴的历史教条因细节的丰富多姿而趋向真实。如赵柏田写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写他们的日常生活，王阳明的情感历程，张苍水对死亡仪式的渴望，黄宗羲为书籍的一生，全祖望在北京与扬州这两座城池之间的精神徘徊，章学诚的漫游和失败，汪辉祖的师爷生涯，走县过府白了头，现实主义的功名，多像一条狗，你追它也跑……每一个贫瘠的背影，经过他的笔，都变得饱满。我们还隐约瞥见其后大时代的点点墨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芸芸众生在一张揉皱了的宣纸边缘苦命挣扎。
赵柏田是如何解决史景迁式的难题的呢？一面“希望让人物和事件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原本应该是的样子”，一面则希望读者对这本书入迷，在二者之间，他找到了惠特曼的话作为捷径：“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此书正可以视为对“适当”、对所谓的“度”的探询。我们不能说赵柏田比史景迁做得更好，但《岩中花树》有两点鲜明的特质必须指出：一是我经常强调的“历史感”，为史景迁之类的汉学家所严重缺失，他们吟唱的中国文化的挽歌，使用的“乃是弥尔顿《失乐园》的韵脚”（王家新：《致一位尊敬的汉学家》）;而赵柏田虽然惯用西方的现代性手术刀解剖东方的历史景物，但他的精神底色还是中国的，是《诗经》《离骚》，而非《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传习录》《病榻梦痕录》，而非《思想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
而江南气质充斥着这个“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起自爱与孤独，起自对一种风格的迷恋”的文本。不仅因为他所书写的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等皆属于浙东文脉，而且因为这些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积淀为雄厚的地方性知识、鲜活的传统，沉潜于现代人的呼吸视听，古人的魂灵攀附于天一街两侧灰暗墙门的老房子，呼童街上的石榴树，南塘河里荡漾的水波，并没有离我们远行。赵柏田置身江南的传统之中书写江南的传统，三百年恍如昨日，黄宗羲好像就是刚才在中山西路擦肩而过的神情疲惫的苍颜老者。江南构成了写作的语境与立论的起点。我更相信它是一种气质，散发在这本书的每一个暗角。
我要引述罗兰·巴特的一个命题来结束这篇评论，他说，文学之于历史，是对抗，而非逃离。迈克尔·伍德补充说：“我不太明白逃离的意思，有什么非历史性的地方可以避难呢？”同时，他不认为“对抗”一词能够摆平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葛：“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他还说：文学与历史之间“永远不乏对话和娱乐”，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去引发历史去作再度思考”（见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我想，《岩中花树》的作者和忠诚读者多半会喜欢伍德的这段辩驳，哪怕有些极端。
Writer Pens History in New Way
By Yu Ge
Zhao Baitian tried in 1995 to write in a book about Wang Yangming （1472-1529） 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middle phase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book project didn’t fare well， however. He was displeased by the first paragraphs he wrote and rewrote. The third-person narrative appeared lifeless and remote. He ran into the writer’s block and didn’t know exactly how to break through. He shelved the project. It was not until ten years later that he knew exactly how to resume the writing. This time， he created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s if he were the great scholar who was seeing what happened in his lif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new approach was inspirational. Zhao wrote the book smoothly. Published in 2007， the 357-page gives accounts of several prominent scholars who lived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1644-1911）.
Zhao says he owed the breakthrough to 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 a French novelist and essayist， and Jonathan Spence （born in 1936）， a British-American historian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history. The two western writers’ books transformed his way of writing. Zhao isn’t a historian. He does not think his works need to be exactly authentic about history. Jonathan Spence’s books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cal figures opened Zhao’s eyes and inspired him to write about the prominent scholars. In particular， the reader can see how ， published by Jonathan Spence in 1974， influenced Zhao’s writing about Wang Yangming. Zhao got to understand what is important in writing a book isn’t about what to write but about how to write it and why one picks that particular perspective. “I firmly believe that a first-class novelist concerns himself more about form in comparison with a first-class poet，” comments Zhao. Zhao adopts such a perspective for his own reasons. He knew some historians and scholars disapproved of Jonathan Spence’s approach. Qian Zhongshu （1910-1998） commented while visiting Yale University in the spring of 1979 that Jonathan Spence was a failed novelist. Zhao knew about Qian’s comment and wondered whether Qian was implying that Spence was a failure as a historian. According to Qian， books on history must be based on facts while poems abou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figures can be fictionalized. Some scholars in China consider Qian’s comment as a line that historians must not cross.
Zhao’s approach was similar to Spence’s approach. And many people believe the approach is justifiable. Such an approach does not mean it disregards facts. It restores facts and fills the gap where facts are not available. There are many approaches to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events， and figures. And many writers believe writing about history doesn’t mean stating only facts and they believe history can be fictionalized to highlight the hidden significance and inner glory of history.
Spenc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Many of his history fictions were bestsellers such as ， ， ， ， in addition to . These historical fictions turn history into something enjoyable. However， this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fiction put Spence into a dilemma. Novelists don’t tend to recognize the Sterl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from 1993 to 2008 and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2004-2005 term as a novelist.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ans think of him as a scholar who isn’t serious about history and whose imagination plays a bigger role than evidences and research.
Zhao does not blindly follow Spence’s footsteps， however. He follows a principle that restores people and facts and ev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his narratives and enables the reader to continue to read. Well written historical novels attract some readers who might not take interest in reading about history seriously otherwise.
Zhao’s approach to history is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classics. Unlike Spence whose books are based on his appreciation of western classics， Zhao provides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he text reveals a passion for history and textual narrative and explains what self-love and solitude is.
Zhao’s account of the past scholars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Jiangnan， a region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scholars are depicted well， reminding the reader of Jiangnan which gives birth to， embraces， enriches and immortalizes such great minds.
1995年前后，赵柏田就尝试写王阳明及其背后“清峻、坚硬、散发着初冬的空气一般甘洌的气息”的明朝中期生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写。但是，当他开笔写下：“距今489年前，亦即1507年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这样一个陈述句式，煞有介事却平淡乏味，打断了他无比激切的叙事欲望。
于是，一沉淀便是十年。
十年可以改变什么？至少是一篇文章的开头：“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出自《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
对照十年前第三人称的冷硬，自述的口吻像一盆潮湿、清冽、亲切的冷水，泼进一个混沌的古代花园，而读者的神经却像那枯竭的花木遭逢了甘露，眼前的世界陡然生动起来。
向史景迁致敬的背后
在《岩中花树》的附录，赵柏田说，他要感谢两位西方作家：尤瑟纳尔和史景迁。作为助产士，他们改变了这个迟到了十年的文艺婴儿诞生的相貌。
《岩中花树》无法不让我想起史景迁这个可爱的美国老头。王阳明的自画像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有着近亲的血缘。那种第一人称的娓娓道来，那种在记忆之河温暖地沉湎，那种对内心生活和日常细节的把握与重建，那种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游刃有余……十年的搁浅，与史景迁的邂逅，再次向我们证明，文艺形式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而言是何等重要。一言以蔽之，写作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写，而非那样写”。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往往比同等次的诗人更需要关注形式，我一直坚信这个道理。
什么？你居然将《岩中花树》和《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当成小说来读？你难道忘记了钱钟书访问耶鲁大学之时对史景迁的评语：“一个失败的小说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史景迁同样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莫非你愿意加入这场争论：历史可以以小说的形式彰显它的内涵和光泽，历史与小说并非是绝缘的？同时，你应该记得，在随笔作家和文化学者之外，赵柏田还有其他两个身份，诗人和小说家——在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以后，为什么不能视这本《岩中花树》为其“小说家的野心”的变相延续，或死火重燃？
说到底，回到老问题：历史是什么？或者像德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幼子那样提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呢？”
史景迁的历史写作一直饱受非议。除了代康熙绘制自画像，他还写过皇帝雍正与秀才曾静的诡异争斗，一个叫王氏的女人的死亡之书，西方人胡若望，利玛窦的东游记。这些极度追求叙事艺术的作品，几乎每一本都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毋庸置疑，在他笔下，历史之神不再是一本正经的书斋形象，而是奔涌流动的风景，是可爱的白胡子老头和小红帽，甚至是艳光四射的时髦女郎。历史走下了高峻的台阶，沾染一身油烟气，入得厨房，进得厅堂。
但史景迁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使他无奈地面临着双重的责难。小说家自然不愿认这位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为同行，而历史学者则嫌他不够严肃，对待过往的事物，想象胜过了考据，诗化取代了论证。譬如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就严正批评史景迁，并且指出：“无论写历史或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线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钟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視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谷脱，也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汪荣祖：《史景迁论》）
我们还可以引用浩如烟海的资料来描绘历史与小说之争。可在这里，我却要尽快回归正题。不妨说，《岩中花树》正是向史景迁致敬之作，正如在《历史碎影》中一书，赵柏田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向米歇尔·福柯、苏珊·桑塔格等予他以教益的作家致以真挚的敬意。但在致敬背后，致敬者是否有所超越？困绕史景迁的难题是否如石头一样接续到赵柏田的西西弗之肩？他该如何选择：历史，小说，还是两者之间的新生物？新生的奇迹就像危机，我们无处逃避，因为下周的日程尚未排满。
何以为“信史”
其实不单是史景迁，历史学家高阳先生亦遭遇类似的矛盾：在史学界与文学界之间无地彷徨，认可之音寥寥。“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可他以小说笔法写成的《慈禧全传》，屡被人称誉“无一字不无来历”，若对照近代史教科书，完全可以当作信史来拜读。如此则出现了一个悖论：野狐禅的小说比表情严肃的正史还可信？
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信史之“信”，是如何建构的？
我可能使用了一个错误的词语，信史是被人类“建构”出来的。人类的力量大于历史本原的力量，推论与想象的技艺能够扭转貌似无可逆转的事实。有人说自秦以后，乃有信史，秦以前统称为“史话时代”。以《史记》记事载笔而论，愈加证实了历史的建构性。然而，既然存在“建构”，那么信史何以为“信”？是比谁的拳头硬，成者王侯败者寇;还是正义之剑永不老，历史自有其精神支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按照知识分子的说法，答案为后者，而按照个体的阅读体验，则为前者。
如果是这样，那么真如胡适所论，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涂抹的小姑娘。那还有什么“信”可言？
我理解的“信”，第一，是历史必须以真实为发掘的终极目的，求真不仅是目标，且是一种思考和工作的方式，是一种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精神。固然不可能还原百分之一百的真，亦要尽我们最大所能，还原百分之九十九。第二，则是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与把握。读史越多，涉史越深，我越发产生一种对历史理论的厌恶感，恨不得将早年被灌输的那些教条主义统统呕吐出来。理论有引导性，这不错，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统辖全景。秉承某一种理论书写历史，合意则留，不合则舍，那将有多少活生生的细节被无辜抛弃，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细节在苍白的理论光芒照耀之下，又是多么柔弱无力。不妨套用里尔克的名言：“有何信史可言，细节意味着一切！” 認同这两点，我们便获得了进入史景迁和赵柏田所经营的历史世界的通行证。在那个世界，他们将求真与细节之美结合起来，干巴巴的历史教条因细节的丰富多姿而趋向真实。如赵柏田写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写他们的日常生活，王阳明的情感历程，张苍水对死亡仪式的渴望，黄宗羲为书籍的一生，全祖望在北京与扬州这两座城池之间的精神徘徊，章学诚的漫游和失败，汪辉祖的师爷生涯，走县过府白了头，现实主义的功名，多像一条狗，你追它也跑……每一个贫瘠的背影，经过他的笔，都变得饱满。我们还隐约瞥见其后大时代的点点墨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芸芸众生在一张揉皱了的宣纸边缘苦命挣扎。
赵柏田是如何解决史景迁式的难题的呢？一面“希望让人物和事件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原本应该是的样子”，一面则希望读者对这本书入迷，在二者之间，他找到了惠特曼的话作为捷径：“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此书正可以视为对“适当”、对所谓的“度”的探询。我们不能说赵柏田比史景迁做得更好，但《岩中花树》有两点鲜明的特质必须指出：一是我经常强调的“历史感”，为史景迁之类的汉学家所严重缺失，他们吟唱的中国文化的挽歌，使用的“乃是弥尔顿《失乐园》的韵脚”（王家新：《致一位尊敬的汉学家》）;而赵柏田虽然惯用西方的现代性手术刀解剖东方的历史景物，但他的精神底色还是中国的，是《诗经》《离骚》，而非《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传习录》《病榻梦痕录》，而非《思想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
而江南气质充斥着这个“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起自爱与孤独，起自对一种风格的迷恋”的文本。不仅因为他所书写的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等皆属于浙东文脉，而且因为这些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积淀为雄厚的地方性知识、鲜活的传统，沉潜于现代人的呼吸视听，古人的魂灵攀附于天一街两侧灰暗墙门的老房子，呼童街上的石榴树，南塘河里荡漾的水波，并没有离我们远行。赵柏田置身江南的传统之中书写江南的传统，三百年恍如昨日，黄宗羲好像就是刚才在中山西路擦肩而过的神情疲惫的苍颜老者。江南构成了写作的语境与立论的起点。我更相信它是一种气质，散发在这本书的每一个暗角。
我要引述罗兰·巴特的一个命题来结束这篇评论，他说，文学之于历史，是对抗，而非逃离。迈克尔·伍德补充说：“我不太明白逃离的意思，有什么非历史性的地方可以避难呢？”同时，他不认为“对抗”一词能够摆平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葛：“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他还说：文学与历史之间“永远不乏对话和娱乐”，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去引发历史去作再度思考”（见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我想，《岩中花树》的作者和忠诚读者多半会喜欢伍德的这段辩驳，哪怕有些极端。
Writer Pens History in New Way
By Yu Ge
Zhao Baitian tried in 1995 to write in a book about Wang Yangming （1472-1529） 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middle phase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book project didn’t fare well， however. He was displeased by the first paragraphs he wrote and rewrote. The third-person narrative appeared lifeless and remote. He ran into the writer’s block and didn’t know exactly how to break through. He shelved the project. It was not until ten years later that he knew exactly how to resume the writing. This time， he created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s if he were the great scholar who was seeing what happened in his lif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new approach was inspirational. Zhao wrote the book smoothly. Published in 2007， the 357-page gives accounts of several prominent scholars who lived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1644-1911）.
Zhao says he owed the breakthrough to 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 a French novelist and essayist， and Jonathan Spence （born in 1936）， a British-American historian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history. The two western writers’ books transformed his way of writing. Zhao isn’t a historian. He does not think his works need to be exactly authentic about history. Jonathan Spence’s books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cal figures opened Zhao’s eyes and inspired him to write about the prominent scholars. In particular， the reader can see how ， published by Jonathan Spence in 1974， influenced Zhao’s writing about Wang Yangming. Zhao got to understand what is important in writing a book isn’t about what to write but about how to write it and why one picks that particular perspective. “I firmly believe that a first-class novelist concerns himself more about form in comparison with a first-class poet，” comments Zhao. Zhao adopts such a perspective for his own reasons. He knew some historians and scholars disapproved of Jonathan Spence’s approach. Qian Zhongshu （1910-1998） commented while visiting Yale University in the spring of 1979 that Jonathan Spence was a failed novelist. Zhao knew about Qian’s comment and wondered whether Qian was implying that Spence was a failure as a historian. According to Qian， books on history must be based on facts while poems abou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figures can be fictionalized. Some scholars in China consider Qian’s comment as a line that historians must not cross.
Zhao’s approach was similar to Spence’s approach. And many people believe the approach is justifiable. Such an approach does not mean it disregards facts. It restores facts and fills the gap where facts are not available. There are many approaches to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events， and figures. And many writers believe writing about history doesn’t mean stating only facts and they believe history can be fictionalized to highlight the hidden significance and inner glory of history.
Spence is a very good example. Many of his history fictions were bestsellers such as ， ， ， ， in addition to . These historical fictions turn history into something enjoyable. However， this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fiction put Spence into a dilemma. Novelists don’t tend to recognize the Sterl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from 1993 to 2008 and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2004-2005 term as a novelist.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ans think of him as a scholar who isn’t serious about history and whose imagination plays a bigger role than evidences and research.
Zhao does not blindly follow Spence’s footsteps， however. He follows a principle that restores people and facts and ev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his narratives and enables the reader to continue to read. Well written historical novels attract some readers who might not take interest in reading about history seriously otherwise.
Zhao’s approach to history is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classics. Unlike Spence whose books are based on his appreciation of western classics， Zhao provides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he text reveals a passion for history and textual narrative and explains what self-love and solitude is.
Zhao’s account of the past scholars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Jiangnan， a region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scholars are depicted well， reminding the reader of Jiangnan which gives birth to， embraces， enriches and immortalizes such great m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