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与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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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夔和辛弃疾的关系是词学史上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清人精研词学,不少学者都指出姜夔学辛,如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谭献《复堂词话》:“白石、稼轩,同音笙磬,但清脆与镗鞳异响。”指出姜学辛,最为明显的证据是姜夔曾有两首次韵词,分别是《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和《汉宫春·次稼轩韵》,被认为是效稼轩之体。如刘熙载《艺概·词概》“辛姜气味相通”条:“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其“吐属气味”怎样相通,夏承焘、吴无闻在《姜白石词校注》中曾分析前者:“这首词中的‘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以及‘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等句,气派阔大,接近辛词的镗鞳之声。”说得非常准确。
  姜夔和辛弃疾的主体风格很不一样,就如周济所说,一个雄健,一个清刚,一个驰骤,一个疏宕;以及谭献所说,一个清脆,一个镗鞳。因此也有人认为姜并不学辛。不过,在文学创作上,是否学习和怎样学习,原有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在我看来,姜确有学辛之处,但并不一定仅仅从那两首次韵词的角度看。
  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姜夔到石湖拜访在那里过着退隐生活的范成大,住了一个月,创作了两首著名的词,一为《暗香》,一为《疏影》。不仅当时范成大非常欣赏,“把玩不已”(姜夔序),而且很快就获得大名,甚至被宋末著名的词学批评家张炎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词源》)。姜夔的这两首词,写法非常独特,可能在总体上来说,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但其中也难免看到前人的一些痕迹。这里仅以《疏影》为例,讨论一下辛弃疾的影响。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这首词在写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以若干典故贯穿。“苔枝缀玉”三句,典出旧题柳宗元《龙城录》:“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傍舍,见一女子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尔。”“客里相逢”三句,用杜甫《佳人》典,写“幽居在空谷”的“绝代佳人”,定格的形象是:“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昭君”四句,写王昭君远嫁匈奴之事。表现昭君之怨,早期大抵集中于不被赏识,后来渐渐发展为异域飘零,尤其在文学作品中,更为强烈。此四句主要栝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其中说到“朔漠”,当然肯定有沙尘,这也不是杜甫的发明,早在南朝,沈约《昭君辞》就写道:“日见奔沙起,稍觉转蓬多。胡风犯肌骨,非直伤绮罗。”隋代薛道恒的同题之作也写道:“夜依寒草宿,朝逐转蓬征。却望关山迥,前瞻沙漠平。”杜甫之后,白居易《王昭君》二首之一也写道:“满面胡沙满鬂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是画图中。”“犹记”三句,用寿阳公主事。《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十五《人日》引《杂五行书》:“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金屋”,用汉武帝刘彻事。据《汉武故事》:“(刘彻)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以美人比花是古代常见的思路,所以后人也以“金屋藏娇”表达对花的爱惜。据说晋人石崇喜爱海棠,曾经对花感叹:“汝若能香,当以金屋贮汝。”(王路《花史左编》卷十六)宋人陆游《荀秀才送腊梅一枝奇甚为赋此诗》:“插向宝壶犹未称,合将金屋贮幽姿。”近人鲁迅《惜花四律》之二:“剧怜长逐柳绵飘,金屋何时贮阿娇。”至此,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以五个典故相连缀,而且展示的都是女子的形象,显然是刻意的安排。
  南宋范开写《稼轩词序》,这样评价辛词:“果何意于歌辞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它,意不在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耳。”这种以意为之的风格,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以文为词,刘辰翁对此评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辛稼轩词序》)而以文为词又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使用赋法。如《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此词写离别之苦,用了五个著名的离别典故。第一个典故是王昭君远嫁匈奴,所谓“马上琵琶”,晋代石崇所作《王明君词一首并序》,序中是这样说的:“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文选》卷二十七)猜测昭君出塞时,送行的人在马上弹琵琶,“以慰其道路之思”,可能后来就附会成昭君本人弹琵琶了,像宋代艾性夫《昭君出塞图》就说:“一朝结束嫁荒陲,一马前导五马随。老奚并辔相笑语,双袖自抱琵琶啼。”第二个典故是阿娇被汉武帝立为皇后,日久失宠,被幽闭长门宫事。第三个典故是写春秋时卫庄公妾戴妫生子完,庄公死后,完继立为君,却被州吁杀掉。戴妫离开卫国时,庄公之妻庄姜送之。《诗经·邶风》中有《燕燕》一诗,相传即为庄姜送别戴妫而作。第四个典故言李陵、苏武赠别之事。李陵兵败被俘后,不得已投降匈奴,而苏武出使得匈奴,被留十九年。苏武回国时,这一对好友依依惜别。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据说就是在“河梁”分别时所作。第五个典故说燕太子丹请荆轲去刺杀秦王,据《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行前,“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離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些都是离别愤怨之事,所以陈模《怀古录》卷中评云:“尽集许多怨事,合与李太白《拟恨赋》相似。”而若从结构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很像江淹《别赋》,可以用《别赋》中的“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来加以概括。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描绘了五类人物的五种不同情况的离别,其在章法结构上的重要特色是一气而下,打破了上下片的界限。姜夔《疏影》用五个写梅典故贯穿,也是打破上下片的界限。就此而言,姜夔似乎确实是对辛弃疾的写法有所借鉴。   但是,《贺新郎》铺叙许多典故,“尽集许多怨事”,基本上是一个平面的结构,就如梁启勋《词学》下编所评,是“语无伦次之堆垒法”,而《疏影》中的用典,却不是那么简单。
  《疏影》中的典故虽然都是写梅花,但有意蕴的变化,也有层次的区别。第一个典故用赵师雄罗浮山梦见梅花仙子事,是写枝头梅花,开得喧闹热烈。第二个典故用杜甫《佳人》事,是写梅虽美丽,但寂寞孤独,无人欣赏,只能独抱清高。第三个典故用昭君远嫁匈奴,眷恋故乡事,是暗寓梅花虽经严寒霜雪,仍然坚持品格,不忘初心。以上为上片,写盛开之梅。第四个典故用寿阳公主事,写梅花飘落。第五个典故用汉武帝刘彻金屋藏娇事,暗指梅花凋落之后无人怜惜。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大的结构来说,上下片的典故所体现的内涵分为两层。周济《宋四家词选》评《暗香》:“前半阕言盛时如此,衰时如此。后半阕想其盛时,想其衰时。”《疏影》的上下片其实也是在盛衰之间做文章。只是,即使是写盛时,也有不同的层面,并不单一。所以,对于辛弃疾的《贺新郎》,姜夔的《疏影》是有所借鉴,但却是同中有异。
  但是,辛弃疾以典故連缀进行创作的尝试并不只有《贺新郎》一首。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许多年前,程千帆先生指导我写赏析时,分析过这首词,指出,这首词下片的主体以三个典故连缀而成。第一个典故是写张翰思念故乡,辞官归里之事。《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这是词人在百无聊赖中产生的消极念头。第二个典故用刘备指责许汜“求田问舍”事。《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按陈登字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这个典故承上转折,意谓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自己如果真的走上了归隐的道路,不仅辜负了平生壮志,而且也将为天下英雄豪杰所耻笑。第三个典故用桓温伤感流年事。《世说新语·言语》:“桓公(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又是一转,意谓词人虽然不甘沉沦,可是空有才华,不被重用,眼见时间一天天流逝,人也渐渐老去,国势却仍然如此使人忧愁,处于这种境况下,真是感到无可奈何。
  从这个角度看,姜夔确实是对辛弃疾以文为词(确切地说,是以赋为词)的手法有所学习,敏锐地注意到了典故的使用方法。不过,他是从《贺新郎》中学习了铺叙,从《水龙吟》中学习了层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揉为一体,有所变化。当然,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对辛弃疾的《贺新郎》有创造性的解读,他认为上下片所用的那些典故,看似平面,实际上有层次:“上片北都旧恨,下片南渡新恨。”这是从比兴寄托的观念出发所作的带有主观性的思考,但果真如此的话,则更能看出辛、姜之间的渊源。
  姜夔比辛弃疾小十几岁,谊属晚辈,他对这位矢志报国、锐意进取,能够建功立业而又文采过人的前辈充满尊敬,密切关注,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辛弃疾的词作在当时也确实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辛弃疾《水龙吟》作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一说作于孝宗乾道四年至六年[1168—1170]),《贺新郎》或作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退居铅山后的一段时间里,而姜夔的《疏影》则作于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从这个时间来看,姜夔由于关注辛弃疾的创作而有所学习,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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