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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像他的名字一样，在群星闪耀的文坛熠熠生辉。
他塑造的“小兵张嘎”在中国文学史数不胜数的人物群像中无可替代。
他是徐光耀。
一个13岁参加八路军，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九旬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和中篇小说《小兵张嘎》迄今风行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2000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获鲁迅文学奖。
如今，徐光耀千万字日记将陆续出版。这里有生活的原色，更是时代的切片。徐光耀写日记迄今已是七十多个年头，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建国后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作家闻章是徐光耀日记整理者之一。他说，徐光耀的日记所呈现的原生态的、活生生的内容，可以拍无数电视剧。他的日记把自己的弱点，如固执狭隘等等全部暴露。但是，闻章说：“这是他超越个人的无私奉献。他在我眼里的形象更高大了。”
曾经沧海的徐光耀，他的日记出版是否披露文坛秘史？这些史料是否将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平原烈火》——40天完成的一部作品
徐光耀将40天完成的处女作一炮打响的成功经验概括为：“第一生活有积累，八年抗战我在一线；第二是有基础，我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第三，抗日材料很丰富。《平原烈火》里百分之七十是真人真事，百分之三十是虚构，用文学语言比较好地表现出来，所以写得比较快，不用多大力气加工。”
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徐光耀正在冀中一支县游击队里工作，活动在石德路南的宁晋一带。那时环境的残酷自不待说，只要你是游击队的一员，不管你政治上怎样麻木，感觉怎样迟钝，你都不能不关心当前的斗争，也绝不容你从旁观看的。因为敌我两方的每一举动，不仅与游击队活动的成败相关，也直接与个人的生死相关。战斗很频繁，过几天总要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三仗，还常常被敌人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只要有战斗，上至大队长，下至炊事员，不管你有枪无枪，都得参加冲锋或是突围。——徐光耀那时18岁，家信还写不大通，当然没有想到这都是些小说“材料”，但那时所见的每一种现象，每一个人物，那一脚一步、一举一动，却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环境越残酷，斗争越激烈，出现的英雄事迹也就越多，徐光耀所受的感动也就越来越强烈。日子一长，他不仅感到那些战士和英雄们用鲜血所创造的事迹，很伟大，很壮烈，就是那连自己也参加在内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也感到是很不平凡的了。记得有时在地洞里大家闲谈起来，常常会说：“抗战胜利以后，再想想今天的斗争，不定多么有意思哩！”有时也偶尔想到如果有人把这些编成书，实在太好了，也太应该了。然而，这在当时仅是一种渺茫而遥远的希望，偶尔地一闪罢了。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冀中发起过一个“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号召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来写写自己在八年抗战中最使人感动的事迹。徐光耀为这运动所鼓舞，也写了两篇类似报告的东西。其中一篇叫《斗争中成长壮大》，就写一支游击队在“大扫荡”中，如何由失败、退却，经过整顿和斗争又成长起来走向胜利的。开始写时就毫无信心，写成发出去后，也就没了消息。而那段经过整顿的故事，他却没有忘记，一直存在心里。
1947年，徐光耀得了个机会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去学习了八个月。这一次学习对他很有意义，只在那时候他才稍稍知道些所谓“创作”，才知道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应该主要是人物，获得了一些文学上的基础知识。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朦朦胧胧觉得：表现“五一大扫荡”那段斗争的责任，自己也可以担负一下，不一定非指望别人。
1948年，徐光耀又回到了部队，随后参加了绥远战役、平津张战役、太原战役，全国展开胜利大进军，华北也全部解放。形势给徐光耀带来新的更大的鼓舞，新涌现的战斗英雄的故事也不断传来。这时候，他情绪上、认识上忽然有个变化，给思路打开了一道缺口。他开始不断反思：为什么在自己过去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解答过“解放军为什么打胜仗？为什么能在残酷环境中由小到大并完全战胜了优势的敌人？”等问题，他开始尝试解决为什么只看见“落后”面，看不见光明面，只“懂得”写“转变”，不懂得写英雄的问题。这一要求，对徐光耀之后的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小兵张嘎”是救命恩人
徐光耀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1938年，13岁的徐光耀参加到抗战的队伍中，亲历了冀中、晋东南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战斗；参加了“五一”反扫荡；抗日烽火里，他当过勤务兵、特派员、锄奸干事和报道参谋；1945年，他到分区前线剧社创作组，随后进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联大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作随军记者，从此，转战南北，驰骋中原，跃马塞外，挺进北平，直至参加解放平津的伟大战役。在战争生活的感召下，徐光耀是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历史性自觉而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
1955年批“丁陈反党小集团”， 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以中国作协名义发来的绝密字样的调查丁玲等人的外调函。信中提了六个问题，包括丁玲在文研所是否搞个人崇拜，是否搞过一本书主义，是否对中宣部有过不满言论等。徐光耀写了一封回信。
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的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意见。”似乎意犹未尽，他在信的末尾又强调：“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只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的什么影响，却没有要我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因为这封信所述的事实，为丁玲翻案有利，1957年反右时，成了徐光耀“为丁玲翻案”的罪名，把他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评论家雷达看来，徐光耀的可贵就在于，他不自私，不巧滑，不世故，不知利剑已悬在头顶，“傻乎乎地”坚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即使在那时，在已经开展过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反胡风的那时，也未免太幼稚了，但却是一种多么可爱的幼稚啊。 在批斗了三四个月之后，他们让徐光耀闭门思过，不给任何任务，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人理他。这时候徐光耀自己在屋子里苦闷地思想斗争：“我13岁参加八路军，13岁入党，在部队表现很好，在党的机密部门工作，是对党非常可靠的骨干人物。我写了一封实事求是的信，怎么就成了反党分子、成了右派？我虽然已经做了检查，但内心里接受不了。怎么想怎么接受不了，怎么想怎么冤枉。我怎么会反党？反倒了我去哪里呢？”徐光耀想，自己在党的部队里长大，在党的部队成人，忽然成了右派，这使他的神经有点错乱，见了自己的孩子，都觉得他是讨债鬼。“我怀疑自己疯了，我吓坏了，我觉得疯了还不如死掉。我想，得有个法子来救自己。”
当时找不出什么法子。徐光耀看了一大堆书，看了12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看完合上书本想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但是一条也想不起来。他想剧本的具体情节，仍然是一片空白。不能读书，不能出门，不能看戏，没有出路。怎么救自己？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看过一本苏联版的心理学书，说人在遇到巨大挫折时，如果不好好控制，会走上危险的道路，有可能产生精神分裂症。有什么法子治？书里提了八个字徐光耀记住了：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不想自己受冤枉的事情，最有效的法子是创作。徐光耀当时发表了一部长篇《平原烈火》，里面有个小人物，在《平原烈火》里开头挺活跃，后来没有机会表现他，作品就结束了。这成了他的遗憾。这个人物成了后来的嘎子。
“我对自己的个性不满意，比较呆板，不活泼，我不喜欢这种性格，我喜欢的性格就是嘎子的性格，于是我想这辈子碰到了哪些嘎子，想一条在桌子上记一条，嘎人嘎事记了很长的单子，哪些是幼稚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成熟的，把嘎子放在战争环境中进行排列调整，嘎子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活蹦乱跳，后来写成了《小兵张嘎》。”徐光耀说，《小兵张嘎》是救命恩人，他拉着自己投入创作，他全身心地写嘎子，把自己受冤枉挨整的事情全忘了，身体也恢复得很快。
《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用生命塑造出来的，出版快60年了，差不多每年都在印一两本，“文革”时期也没有中断过。进入新时期以来，又被编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和《小学生丛书》，是被时光检验过的“红色经典”。写这部作品，徐光耀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戏剧，无论中篇还是长篇短篇创作，最重要的是人物。中国的文学史非常有力地证明这一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真正的经典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人物，我们可以忘记故事，但是忘不了人物，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起成长。他说，自己一辈子要写出5000字像《红楼梦》一样的作品，就满足了。
“我一辈子有两大情结，一是抗日情结，一是反右派情结”
回顾一生，徐光耀有两件大事打在心灵上的烙印最深，给自己的生活、思想、行动的影响也至巨，成了他永难磨灭的两大“情结”。这便是：抗日战争和“反右派运动”。
抗日情结使徐光耀的小说绝大部分是写抗日，4部电影里有3部写抗日。他说，如果没有抗战经历，没有那么多经历，自己不可能写出那么多作品，这段经历使他除了抗日也写不出别的，离开抗日他几乎没有作品。
“反右派”运动之所以成为他的另一“情结”，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徐光耀中年以后的命运。“它把我的心劈开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见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尽管很难相信，却眼花缭乱，迷迷糊糊。到‘文化大革命’来了，又几经天旋地转，才慢慢有点明白，于是忐忑地间隔地写了几篇文章，这便是已收进这个集子的《我的喜剧》系列。”徐光耀直到过了70岁，已入沉沉暮年，时常听到人们对“阳谋”现象的研议，才又有些新的感悟，《昨夜西风凋碧树》由此形成。
《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他的收官之作，是他用全部生命力量写成的作品。
他并不是平反之后马上写《昨夜西风凋碧树》，而是想了很多年。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一般的反应是，徐光耀是受了委屈，但是写得平静，没有发火。徐光耀说，自己写这部作品，是希望为党、为人民总结57年这场运动总的教训，是要说几句真话，要把惨痛的教训记下来。
时任河北省作协主席的铁凝（现任中国作协主席）认为，《昨夜西风凋碧树》是在徐光耀生命的泥土中长成的绿树，是他对生活的真实记忆和深入思考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他深刻地反思了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重要的是，在这种反思中，他把自己也作为反思的对象，客观地纳入到历史之中。在这方面，他又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解剖别人，同时更严厉地解剖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是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开始他对历史的反思。于是，他超越了个人的恩怨得失，而专注于社会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与追问。他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表现得坦诚、敢言、率直而尖锐；而在记叙个人遭遇和困厄时，则变得冷静、超然、委婉而宽容。许多读者在作家从容不迫的叙事语调背后，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力，首先来自于这位老作家的真诚、坦白、不伪饰、不卖弄、不作秀的人格魅力和坚守科学理性精神的写作姿态。
在谈到丁玲对自己的影响时，徐光耀说：“丁玲很喜欢我，看重我，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我引用了她两封信。一封是我在朝鲜生活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困惑，给她写信后她的回信；一是文研所毕业时，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她的回信，两封信写得真好，实在是好。反右时命令我把两封信上交，我看了感动得不得了，就把原信交上去，自己偷偷抄了一封收起来，那两封信人人看了都会感动。”
丁玲的信中有几句话，徐光耀至今难以忘怀。她说：“一时写不出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写不好。”还说“不要老想着自己是作家，把自己忘掉。”说得非常深刻，容易理解。徐光耀后来常常拿这几句话为自己辩护：我写得不多，但我尽量写得好。
“日记完全暴露了我的缺点和错误。我不在乎。如果对人们有好处，无妨牺牲自己。”
徐光耀千万字日记的出版，无疑会吸引众多人的眼球。作为文学作家的徐光耀和日记主人的徐光耀，将有什么不同？ 徐光耀回答说：“我写日记，纯粹是练笔。训练我的表达能力和文字能力。写日记完全是赤裸裸的，确实把话说给自己听。有人偷着看，我会发火，连我老伴看我的日记都很不高兴。作为日记的作者，对我在世界上站的位置来说，我是很赤裸裸的，这一点，在文学创作时不可能，写作要把自己最得意最闪光的地方写上去。”
日记写了徐光耀和他的抗日，他的解放战争，他的上学和土改，以及抗美援朝，日记中记录的东西，对了解当时的时代是怎么前进、怎么呼吸，具有参考价值，其文献性史料性不容置疑。
而经历了那么多次战争和各种运动，徐光耀经历了很多磨难，日记的保存也颇费波折。在徐光耀的记忆中，自己是在1941年就开始写日记了。百姓犒劳解放军送来一些东西，他得了个日记本，开始写的时候，一天写七八句话。旅长王长江把他的日记翻开来，笑道：“徐光耀，你把一毛钱买花生也写进日记了！”徐光耀说：“一个月才一块钱，拿出十分之一买花生，这就是大事。”每行军一次，徐光耀就把所过的村庄都写上。遗憾的是，后来这本日记丢了，如果保存到今天，就更宝贵了。
徐光耀的日记有几个基本原则：共识，自愿，忠实，准确，完整等。那么如果完全发表，有些内容会不会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徐光耀难道没有顾虑吗？他坦率地说：“忠实是肯定的，准确难说，是我的个人眼光，有眼光的局限。我也有顾虑。我把自己和整个历史亮出来了，对自己有很大的剖析，可能提到的有些人和他们的后代看了不愉快。”
但是，他想，如果对人们有好处，无妨牺牲自己。在日记的前言里，徐光耀说，我现在认识到，当时认为是人家不好，恰恰是自己不好。我在日记里也有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会不会破坏我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免不了。我不在乎。
对于当下军事题材的作品有高原没有高峰的现状，徐光耀也表达了自己的遗憾。“近一百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实生活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应该是出大作家的时候，但是没出来。只能说非常可惜。”
他很关注当下的抗战题材的作品，但是看了往往失望，还有点生气。“大部分有点夸张，瞎编乱造，我不同意。在我眼里不产生真实。我一看就是假的，是编出来，没一点根据。我也编了《平原烈火》，但是有真实的事迹支撑着。现在的作品首先是不真实，不能感动我。”
他说，要是有天才的话，还是有可能写出真实的东西。将来还会有人写抗日战争，应该是严肃的写作，确实占领了材料，艺术修养很高，还是能写出好作品。
徐光耀说，如果自己年轻，有一个好题材，题目就是《将军向我们走来》，这个题材装了几十年，现在烂在肚子里了。人物是他自己非常欣赏的人物，很活，是用现代的眼光看，不是用过去的眼光看。要真是写出来，死也瞑目了。
有位苏联作家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脑构思用手写；一种是只有拿起笔，故事才能写出来。徐光耀是第二种。他原来想写，不是被这个打断，就是被那个打断。这是老天爷不让自己写。现在没有力气了，徐光耀觉得很惋惜。
有人想给徐光耀写传记，认为他有三大功劳，一是写了《小兵张嘎》，二是发现了铁凝，三是写了《昨夜西风凋碧树》。徐光耀说：“我自己感觉比较良好的，一是《小兵张嘎》，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铁凝不是我发现的。我要真发现了，就真伟大了。”
他塑造的“小兵张嘎”在中国文学史数不胜数的人物群像中无可替代。
他是徐光耀。
一个13岁参加八路军，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九旬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和中篇小说《小兵张嘎》迄今风行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2000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获鲁迅文学奖。
如今，徐光耀千万字日记将陆续出版。这里有生活的原色，更是时代的切片。徐光耀写日记迄今已是七十多个年头，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建国后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作家闻章是徐光耀日记整理者之一。他说，徐光耀的日记所呈现的原生态的、活生生的内容，可以拍无数电视剧。他的日记把自己的弱点，如固执狭隘等等全部暴露。但是，闻章说：“这是他超越个人的无私奉献。他在我眼里的形象更高大了。”
曾经沧海的徐光耀，他的日记出版是否披露文坛秘史？这些史料是否将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
《平原烈火》——40天完成的一部作品
徐光耀将40天完成的处女作一炮打响的成功经验概括为：“第一生活有积累，八年抗战我在一线；第二是有基础，我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第三，抗日材料很丰富。《平原烈火》里百分之七十是真人真事，百分之三十是虚构，用文学语言比较好地表现出来，所以写得比较快，不用多大力气加工。”
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徐光耀正在冀中一支县游击队里工作，活动在石德路南的宁晋一带。那时环境的残酷自不待说，只要你是游击队的一员，不管你政治上怎样麻木，感觉怎样迟钝，你都不能不关心当前的斗争，也绝不容你从旁观看的。因为敌我两方的每一举动，不仅与游击队活动的成败相关，也直接与个人的生死相关。战斗很频繁，过几天总要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三仗，还常常被敌人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只要有战斗，上至大队长，下至炊事员，不管你有枪无枪，都得参加冲锋或是突围。——徐光耀那时18岁，家信还写不大通，当然没有想到这都是些小说“材料”，但那时所见的每一种现象，每一个人物，那一脚一步、一举一动，却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环境越残酷，斗争越激烈，出现的英雄事迹也就越多，徐光耀所受的感动也就越来越强烈。日子一长，他不仅感到那些战士和英雄们用鲜血所创造的事迹，很伟大，很壮烈，就是那连自己也参加在内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也感到是很不平凡的了。记得有时在地洞里大家闲谈起来，常常会说：“抗战胜利以后，再想想今天的斗争，不定多么有意思哩！”有时也偶尔想到如果有人把这些编成书，实在太好了，也太应该了。然而，这在当时仅是一种渺茫而遥远的希望，偶尔地一闪罢了。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冀中发起过一个“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号召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来写写自己在八年抗战中最使人感动的事迹。徐光耀为这运动所鼓舞，也写了两篇类似报告的东西。其中一篇叫《斗争中成长壮大》，就写一支游击队在“大扫荡”中，如何由失败、退却，经过整顿和斗争又成长起来走向胜利的。开始写时就毫无信心，写成发出去后，也就没了消息。而那段经过整顿的故事，他却没有忘记，一直存在心里。
1947年，徐光耀得了个机会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去学习了八个月。这一次学习对他很有意义，只在那时候他才稍稍知道些所谓“创作”，才知道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应该主要是人物，获得了一些文学上的基础知识。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朦朦胧胧觉得：表现“五一大扫荡”那段斗争的责任，自己也可以担负一下，不一定非指望别人。
1948年，徐光耀又回到了部队，随后参加了绥远战役、平津张战役、太原战役，全国展开胜利大进军，华北也全部解放。形势给徐光耀带来新的更大的鼓舞，新涌现的战斗英雄的故事也不断传来。这时候，他情绪上、认识上忽然有个变化，给思路打开了一道缺口。他开始不断反思：为什么在自己过去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解答过“解放军为什么打胜仗？为什么能在残酷环境中由小到大并完全战胜了优势的敌人？”等问题，他开始尝试解决为什么只看见“落后”面，看不见光明面，只“懂得”写“转变”，不懂得写英雄的问题。这一要求，对徐光耀之后的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小兵张嘎”是救命恩人
徐光耀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1938年，13岁的徐光耀参加到抗战的队伍中，亲历了冀中、晋东南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战斗；参加了“五一”反扫荡；抗日烽火里，他当过勤务兵、特派员、锄奸干事和报道参谋；1945年，他到分区前线剧社创作组，随后进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联大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作随军记者，从此，转战南北，驰骋中原，跃马塞外，挺进北平，直至参加解放平津的伟大战役。在战争生活的感召下，徐光耀是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历史性自觉而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
1955年批“丁陈反党小集团”， 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以中国作协名义发来的绝密字样的调查丁玲等人的外调函。信中提了六个问题，包括丁玲在文研所是否搞个人崇拜，是否搞过一本书主义，是否对中宣部有过不满言论等。徐光耀写了一封回信。
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的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意见。”似乎意犹未尽，他在信的末尾又强调：“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只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的什么影响，却没有要我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因为这封信所述的事实，为丁玲翻案有利，1957年反右时，成了徐光耀“为丁玲翻案”的罪名，把他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评论家雷达看来，徐光耀的可贵就在于，他不自私，不巧滑，不世故，不知利剑已悬在头顶，“傻乎乎地”坚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即使在那时，在已经开展过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反胡风的那时，也未免太幼稚了，但却是一种多么可爱的幼稚啊。 在批斗了三四个月之后，他们让徐光耀闭门思过，不给任何任务，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人理他。这时候徐光耀自己在屋子里苦闷地思想斗争：“我13岁参加八路军，13岁入党，在部队表现很好，在党的机密部门工作，是对党非常可靠的骨干人物。我写了一封实事求是的信，怎么就成了反党分子、成了右派？我虽然已经做了检查，但内心里接受不了。怎么想怎么接受不了，怎么想怎么冤枉。我怎么会反党？反倒了我去哪里呢？”徐光耀想，自己在党的部队里长大，在党的部队成人，忽然成了右派，这使他的神经有点错乱，见了自己的孩子，都觉得他是讨债鬼。“我怀疑自己疯了，我吓坏了，我觉得疯了还不如死掉。我想，得有个法子来救自己。”
当时找不出什么法子。徐光耀看了一大堆书，看了12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看完合上书本想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但是一条也想不起来。他想剧本的具体情节，仍然是一片空白。不能读书，不能出门，不能看戏，没有出路。怎么救自己？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看过一本苏联版的心理学书，说人在遇到巨大挫折时，如果不好好控制，会走上危险的道路，有可能产生精神分裂症。有什么法子治？书里提了八个字徐光耀记住了：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不想自己受冤枉的事情，最有效的法子是创作。徐光耀当时发表了一部长篇《平原烈火》，里面有个小人物，在《平原烈火》里开头挺活跃，后来没有机会表现他，作品就结束了。这成了他的遗憾。这个人物成了后来的嘎子。
“我对自己的个性不满意，比较呆板，不活泼，我不喜欢这种性格，我喜欢的性格就是嘎子的性格，于是我想这辈子碰到了哪些嘎子，想一条在桌子上记一条，嘎人嘎事记了很长的单子，哪些是幼稚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成熟的，把嘎子放在战争环境中进行排列调整，嘎子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活蹦乱跳，后来写成了《小兵张嘎》。”徐光耀说，《小兵张嘎》是救命恩人，他拉着自己投入创作，他全身心地写嘎子，把自己受冤枉挨整的事情全忘了，身体也恢复得很快。
《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用生命塑造出来的，出版快60年了，差不多每年都在印一两本，“文革”时期也没有中断过。进入新时期以来，又被编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和《小学生丛书》，是被时光检验过的“红色经典”。写这部作品，徐光耀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戏剧，无论中篇还是长篇短篇创作，最重要的是人物。中国的文学史非常有力地证明这一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真正的经典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人物，我们可以忘记故事，但是忘不了人物，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起成长。他说，自己一辈子要写出5000字像《红楼梦》一样的作品，就满足了。
“我一辈子有两大情结，一是抗日情结，一是反右派情结”
回顾一生，徐光耀有两件大事打在心灵上的烙印最深，给自己的生活、思想、行动的影响也至巨，成了他永难磨灭的两大“情结”。这便是：抗日战争和“反右派运动”。
抗日情结使徐光耀的小说绝大部分是写抗日，4部电影里有3部写抗日。他说，如果没有抗战经历，没有那么多经历，自己不可能写出那么多作品，这段经历使他除了抗日也写不出别的，离开抗日他几乎没有作品。
“反右派”运动之所以成为他的另一“情结”，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徐光耀中年以后的命运。“它把我的心劈开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见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尽管很难相信，却眼花缭乱，迷迷糊糊。到‘文化大革命’来了，又几经天旋地转，才慢慢有点明白，于是忐忑地间隔地写了几篇文章，这便是已收进这个集子的《我的喜剧》系列。”徐光耀直到过了70岁，已入沉沉暮年，时常听到人们对“阳谋”现象的研议，才又有些新的感悟，《昨夜西风凋碧树》由此形成。
《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他的收官之作，是他用全部生命力量写成的作品。
他并不是平反之后马上写《昨夜西风凋碧树》，而是想了很多年。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一般的反应是，徐光耀是受了委屈，但是写得平静，没有发火。徐光耀说，自己写这部作品，是希望为党、为人民总结57年这场运动总的教训，是要说几句真话，要把惨痛的教训记下来。
时任河北省作协主席的铁凝（现任中国作协主席）认为，《昨夜西风凋碧树》是在徐光耀生命的泥土中长成的绿树，是他对生活的真实记忆和深入思考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他深刻地反思了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重要的是，在这种反思中，他把自己也作为反思的对象，客观地纳入到历史之中。在这方面，他又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解剖别人，同时更严厉地解剖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是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开始他对历史的反思。于是，他超越了个人的恩怨得失，而专注于社会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与追问。他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表现得坦诚、敢言、率直而尖锐；而在记叙个人遭遇和困厄时，则变得冷静、超然、委婉而宽容。许多读者在作家从容不迫的叙事语调背后，感受到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力，首先来自于这位老作家的真诚、坦白、不伪饰、不卖弄、不作秀的人格魅力和坚守科学理性精神的写作姿态。
在谈到丁玲对自己的影响时，徐光耀说：“丁玲很喜欢我，看重我，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我引用了她两封信。一封是我在朝鲜生活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困惑，给她写信后她的回信；一是文研所毕业时，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她的回信，两封信写得真好，实在是好。反右时命令我把两封信上交，我看了感动得不得了，就把原信交上去，自己偷偷抄了一封收起来，那两封信人人看了都会感动。”
丁玲的信中有几句话，徐光耀至今难以忘怀。她说：“一时写不出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写不好。”还说“不要老想着自己是作家，把自己忘掉。”说得非常深刻，容易理解。徐光耀后来常常拿这几句话为自己辩护：我写得不多，但我尽量写得好。
“日记完全暴露了我的缺点和错误。我不在乎。如果对人们有好处，无妨牺牲自己。”
徐光耀千万字日记的出版，无疑会吸引众多人的眼球。作为文学作家的徐光耀和日记主人的徐光耀，将有什么不同？ 徐光耀回答说：“我写日记，纯粹是练笔。训练我的表达能力和文字能力。写日记完全是赤裸裸的，确实把话说给自己听。有人偷着看，我会发火，连我老伴看我的日记都很不高兴。作为日记的作者，对我在世界上站的位置来说，我是很赤裸裸的，这一点，在文学创作时不可能，写作要把自己最得意最闪光的地方写上去。”
日记写了徐光耀和他的抗日，他的解放战争，他的上学和土改，以及抗美援朝，日记中记录的东西，对了解当时的时代是怎么前进、怎么呼吸，具有参考价值，其文献性史料性不容置疑。
而经历了那么多次战争和各种运动，徐光耀经历了很多磨难，日记的保存也颇费波折。在徐光耀的记忆中，自己是在1941年就开始写日记了。百姓犒劳解放军送来一些东西，他得了个日记本，开始写的时候，一天写七八句话。旅长王长江把他的日记翻开来，笑道：“徐光耀，你把一毛钱买花生也写进日记了！”徐光耀说：“一个月才一块钱，拿出十分之一买花生，这就是大事。”每行军一次，徐光耀就把所过的村庄都写上。遗憾的是，后来这本日记丢了，如果保存到今天，就更宝贵了。
徐光耀的日记有几个基本原则：共识，自愿，忠实，准确，完整等。那么如果完全发表，有些内容会不会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徐光耀难道没有顾虑吗？他坦率地说：“忠实是肯定的，准确难说，是我的个人眼光，有眼光的局限。我也有顾虑。我把自己和整个历史亮出来了，对自己有很大的剖析，可能提到的有些人和他们的后代看了不愉快。”
但是，他想，如果对人们有好处，无妨牺牲自己。在日记的前言里，徐光耀说，我现在认识到，当时认为是人家不好，恰恰是自己不好。我在日记里也有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会不会破坏我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免不了。我不在乎。
对于当下军事题材的作品有高原没有高峰的现状，徐光耀也表达了自己的遗憾。“近一百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实生活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应该是出大作家的时候，但是没出来。只能说非常可惜。”
他很关注当下的抗战题材的作品，但是看了往往失望，还有点生气。“大部分有点夸张，瞎编乱造，我不同意。在我眼里不产生真实。我一看就是假的，是编出来，没一点根据。我也编了《平原烈火》，但是有真实的事迹支撑着。现在的作品首先是不真实，不能感动我。”
他说，要是有天才的话，还是有可能写出真实的东西。将来还会有人写抗日战争，应该是严肃的写作，确实占领了材料，艺术修养很高，还是能写出好作品。
徐光耀说，如果自己年轻，有一个好题材，题目就是《将军向我们走来》，这个题材装了几十年，现在烂在肚子里了。人物是他自己非常欣赏的人物，很活，是用现代的眼光看，不是用过去的眼光看。要真是写出来，死也瞑目了。
有位苏联作家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脑构思用手写；一种是只有拿起笔，故事才能写出来。徐光耀是第二种。他原来想写，不是被这个打断，就是被那个打断。这是老天爷不让自己写。现在没有力气了，徐光耀觉得很惋惜。
有人想给徐光耀写传记，认为他有三大功劳，一是写了《小兵张嘎》，二是发现了铁凝，三是写了《昨夜西风凋碧树》。徐光耀说：“我自己感觉比较良好的，一是《小兵张嘎》，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铁凝不是我发现的。我要真发现了，就真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