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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堪言。”张文远(化名)开门见山。
杭州萧山区化解企业风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下称化解办)于春节假期后的第二天匆忙成立,之后的日子里,张文远每天7时准时上班,接待来访企业诉苦,晚饭则与银行高管讨论如何解决银行困难。他的职责,是让政、银、企三者能尽量坐下来谈判。
2014年以来,浙江经济风险的焦点从“温州”变为“萧山”,“萧山企业一半以上陷入担保圈”的传言满城风雨。“90%的企业参与了担保链,出险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萧山一位律师透露,仅他接手的出险企业就近10家,涉及上百家担保企业。在他看来,萧山危机可能甚于温州。
两种版本
萧山人历来会做生意,精明程度不亚于温州老板,但“萧山精打鬼”眼下却因资金链断裂和担保链牵连,步入温州危机后尘。
“一些萧山老板好大喜功,5000万元承贷能力却要两三亿贷款。”某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信贷管理部主管说。萧山企业贷款额度动辄上亿元,全区两万多家企业中,贷款几十亿元的至少数十家,还有几家企业贷款百亿元以上。
“我们出险较晚,158家百强企业中也只有8家出险。”张文远介绍,“百强”是年销售收入5亿?25亿元的企业,这8家眼下还牵扯了9家担保企业,均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萧山大量中小企业出险不到10家,“风险可控”。
但是,在萧山办厂30多年的浙江肯莱特传动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金芳,却另有说法。“风险早在2012年就开始暴露。”汪金芳说,自己从2012年被牵涉进担保链,遭遇银行抽贷后,每年亏损近700万元,维持经营仅是为了避免银行抽贷。“萧山像我这样的企业很多,显性和隐性出险的至少几千家。”
另一位制鞋厂企业主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当地仅3%?5%的企业依靠自有资金运营,95%以上曾存在过度授信,前两年银行蜂拥抽贷,相当一部分企业只剩一口气。
前述银行主管说,今年一季度的情况非常严重,该行风控部最近已将约80%的企业纳入重点监控。
政银博弈
5月9日,萧山区政府召集辖区内43家银行签署《萧山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同业协定》,要求银行公开承诺不压贷、不抽贷,并向上级行争取优惠政策,对发展前景较好、信用良好但暂时困难的企业主动降息等。协定明确表示,各银行“有义务严格遵守和执行本协定,并接受浙江省银行业协会萧山代表处的检查和社会监督,各银行签字后生效”。
“萧山区政府很强势,化解办针对出险企业的协调会,最初还和银行探讨方案,如今有时直接敲定,开会要银行签字。”前述银行主管抱怨。但各家银行萧山分行的一举一动只可能由省分行管理,区级层面的政银博弈时常火药味十足。
张文远介绍,化解办领导小组的成员构成,“一个主任14个副主任,全是临时抽调,两头忙,辖区内共28个行政单位,恰好一人分管两个,主要负责出险企业和银行间的协调工作”。
“我们不是一言堂,企业能否救、如何救,都会召集相关银行讨论。”张文远说,银行最初的不理解、不合作态度已“大大缓和”,尽管早前碍于业绩考核而普遍抽贷、压贷,如今却也“接受了区政府的处理方式”。
但前述银行主管直言,银行方面还是有不少抱怨。“分行领导现在很少参加协调会,中层领导就是到场点头赔笑,表示自己无法拍板来婉拒一些过分要求。”某城商行杭州分行风险控制部人士说。
而压力最大的是客户经理,一边是政府强压不能抽贷,一边是内部的业绩考核,如果提出换岗或离职,则会得到“清收完不良资产才能走人”的答复。
抱怨归抱怨,不少银行还是不得不对一些“僵尸企业”继续高危险地放贷。
汪金芳这样的企业主则表示,协调出来的不抽贷,能缓一时之急,但迄今没有长效机制来解决“两链”的根本问题。
温州支招
“萧山应该多向温州求教。”前述银行风控人士建议。
与温商多半在外投资并转移优质产业造成“空心化”不同,萧山最大的优势是“实心”,且涉足房地产和民间借贷等高收益、高风险领域的实体企业略少,因而萧山人一致认为许多出险企业“给口饭就能活”。
但要“给口饭”,就要从根本上解决新增贷款的可能性风险。温州银监局局长赵秀乐表示,金融风波在温州已逾三年,深刻反思后发现,从银行信贷机制缺陷入手来防范过度授信、多头授信颇为关键。温州2013年7月起实行了主办行管理制度试点,实施了“小微企业授信银行不超过3家,大中型企业不超过5家,集团客户不超过8家”的强制授信约束要求。
截至今年3月末,温州涉及三家及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共2485户,比年初少138户,授信户数占比11.97%,比年初下降0.69%。其中,5家及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比年初减少43户。
前述风控人士建议,萧山应意识到企业亟须“给口饭”的紧迫性,借鉴温州做法来增加银行给予新增贷款的信心。
但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的担保链问题上,温州解法还没有突破性。
当下之法是首先确认担保企业的法律责任,然后尽量劝诫银行对出险企业不要起诉,以免因查封而影响清算重组,不但能维持生产经营,还能给予其下游担保企业更多缓冲时间。
对于已经清算出的亏空,政府应协调出险企业、担保企业和银行三方共同承担,各自承诺损失一部分利益求得三全之策。
“关键在于要避免银、政、企三者的僵局。”赵秀乐建议,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政府可以在改变土地抵押物性质和抵押物过户相关税收优惠上加大力度,尽量让企业拥有自我调节和转型的宝贵机会。
杭州萧山区化解企业风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下称化解办)于春节假期后的第二天匆忙成立,之后的日子里,张文远每天7时准时上班,接待来访企业诉苦,晚饭则与银行高管讨论如何解决银行困难。他的职责,是让政、银、企三者能尽量坐下来谈判。
2014年以来,浙江经济风险的焦点从“温州”变为“萧山”,“萧山企业一半以上陷入担保圈”的传言满城风雨。“90%的企业参与了担保链,出险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萧山一位律师透露,仅他接手的出险企业就近10家,涉及上百家担保企业。在他看来,萧山危机可能甚于温州。
两种版本
萧山人历来会做生意,精明程度不亚于温州老板,但“萧山精打鬼”眼下却因资金链断裂和担保链牵连,步入温州危机后尘。
“一些萧山老板好大喜功,5000万元承贷能力却要两三亿贷款。”某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信贷管理部主管说。萧山企业贷款额度动辄上亿元,全区两万多家企业中,贷款几十亿元的至少数十家,还有几家企业贷款百亿元以上。
“我们出险较晚,158家百强企业中也只有8家出险。”张文远介绍,“百强”是年销售收入5亿?25亿元的企业,这8家眼下还牵扯了9家担保企业,均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萧山大量中小企业出险不到10家,“风险可控”。
但是,在萧山办厂30多年的浙江肯莱特传动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金芳,却另有说法。“风险早在2012年就开始暴露。”汪金芳说,自己从2012年被牵涉进担保链,遭遇银行抽贷后,每年亏损近700万元,维持经营仅是为了避免银行抽贷。“萧山像我这样的企业很多,显性和隐性出险的至少几千家。”
另一位制鞋厂企业主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当地仅3%?5%的企业依靠自有资金运营,95%以上曾存在过度授信,前两年银行蜂拥抽贷,相当一部分企业只剩一口气。
前述银行主管说,今年一季度的情况非常严重,该行风控部最近已将约80%的企业纳入重点监控。
政银博弈
5月9日,萧山区政府召集辖区内43家银行签署《萧山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同业协定》,要求银行公开承诺不压贷、不抽贷,并向上级行争取优惠政策,对发展前景较好、信用良好但暂时困难的企业主动降息等。协定明确表示,各银行“有义务严格遵守和执行本协定,并接受浙江省银行业协会萧山代表处的检查和社会监督,各银行签字后生效”。
“萧山区政府很强势,化解办针对出险企业的协调会,最初还和银行探讨方案,如今有时直接敲定,开会要银行签字。”前述银行主管抱怨。但各家银行萧山分行的一举一动只可能由省分行管理,区级层面的政银博弈时常火药味十足。
张文远介绍,化解办领导小组的成员构成,“一个主任14个副主任,全是临时抽调,两头忙,辖区内共28个行政单位,恰好一人分管两个,主要负责出险企业和银行间的协调工作”。
“我们不是一言堂,企业能否救、如何救,都会召集相关银行讨论。”张文远说,银行最初的不理解、不合作态度已“大大缓和”,尽管早前碍于业绩考核而普遍抽贷、压贷,如今却也“接受了区政府的处理方式”。
但前述银行主管直言,银行方面还是有不少抱怨。“分行领导现在很少参加协调会,中层领导就是到场点头赔笑,表示自己无法拍板来婉拒一些过分要求。”某城商行杭州分行风险控制部人士说。
而压力最大的是客户经理,一边是政府强压不能抽贷,一边是内部的业绩考核,如果提出换岗或离职,则会得到“清收完不良资产才能走人”的答复。
抱怨归抱怨,不少银行还是不得不对一些“僵尸企业”继续高危险地放贷。
汪金芳这样的企业主则表示,协调出来的不抽贷,能缓一时之急,但迄今没有长效机制来解决“两链”的根本问题。
温州支招
“萧山应该多向温州求教。”前述银行风控人士建议。
与温商多半在外投资并转移优质产业造成“空心化”不同,萧山最大的优势是“实心”,且涉足房地产和民间借贷等高收益、高风险领域的实体企业略少,因而萧山人一致认为许多出险企业“给口饭就能活”。
但要“给口饭”,就要从根本上解决新增贷款的可能性风险。温州银监局局长赵秀乐表示,金融风波在温州已逾三年,深刻反思后发现,从银行信贷机制缺陷入手来防范过度授信、多头授信颇为关键。温州2013年7月起实行了主办行管理制度试点,实施了“小微企业授信银行不超过3家,大中型企业不超过5家,集团客户不超过8家”的强制授信约束要求。
截至今年3月末,温州涉及三家及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共2485户,比年初少138户,授信户数占比11.97%,比年初下降0.69%。其中,5家及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比年初减少43户。
前述风控人士建议,萧山应意识到企业亟须“给口饭”的紧迫性,借鉴温州做法来增加银行给予新增贷款的信心。
但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的担保链问题上,温州解法还没有突破性。
当下之法是首先确认担保企业的法律责任,然后尽量劝诫银行对出险企业不要起诉,以免因查封而影响清算重组,不但能维持生产经营,还能给予其下游担保企业更多缓冲时间。
对于已经清算出的亏空,政府应协调出险企业、担保企业和银行三方共同承担,各自承诺损失一部分利益求得三全之策。
“关键在于要避免银、政、企三者的僵局。”赵秀乐建议,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政府可以在改变土地抵押物性质和抵押物过户相关税收优惠上加大力度,尽量让企业拥有自我调节和转型的宝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