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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词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其发展过程与宋代经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宋代的俗词中出现了大量的口语与口语化表达。本文从这种现象的产生基础、特点和其美学意义出发,探究宋词中的俚俗口语与宋代市民生活的关系。
关键词:市民文化;世俗美学;勾栏瓦肆;俚俗口语;雅俗共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3
两宋十八传,军事是一大败笔,但是其经济的繁荣却是空前绝后毋庸置疑的。宋词作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写作素材。以宋代俗词为代表,其中出现了大量宋代民间口语的表达。歌馆瓦肆的流行,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动的市民文化兴盛都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宋词人以口语入词对传统词风的“俗化”,让市民感到十分亲切,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使其能够在市井间广为流传。这不仅仅是对传统枷锁反叛的表现,也标志着新的时代因素的萌芽。然而资料显示,口语在宋词中的出现大部分集中于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
总之,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并不是针锋相对的,有碰撞才会有交流,有交流才会有新兴因子的诞生,“雅俗共赏”是一种文学形式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一、口语入词的产生基础
在中国城市文化的历史上,宋代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清明上河图》以工笔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城市中的空间限制完全被打破,临街临河皆有买卖,从春秋绵延至唐代的坊市制度不复存在,市民买卖自由,各种前朝所未有的营生都在不断地兴起发展。同时,宋代还打破了商业贸易的时间限制,宋人笔记中记载的夜市热闹而喧哗,各种酒楼行会层出不穷。当然,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娱乐场所便是“瓦子勾栏”。
“瓦子勾栏”的兴盛与宋词的发展蜕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音乐的。[1]因此,在最开始的时候,词与音乐还未曾像后世一般彻底分离,是在歌馆瓦肆中为艺人所歌唱而流传。晏几道《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2]歌伎吟唱的风俗自古就有,唐朝时仍有“旗亭歌女”的风雅轶事。而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这一群体正在不断地壮大,市民文化产业与商业相辅相成。在茫茫市井中,寻常人家、贩夫走卒,更多的人习惯在歌馆瓦肆里寻找简明易懂的娱乐活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载京瓦伎艺:“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见宋人日常观看瓦肆的表演已经到达了风雨无阻的地步。当然,勾栏瓦肆中的节目也并不全是歌唱词作,“小唱、嘌唱、般杂剧、傀儡戏、讲史、小说、散乐”[3]等等,都是表演的内容。“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4]柳永曾因科举失意而大发牢骚:“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应当就是指此类。也正是受益于宋词的这种传唱形式,又因为大部分受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这就导致了宋词中用于传唱的作品大多通俗易懂,带有鲜明的市井生活气息的特点。
因此,在这样一个“朝歌夜弦”的环境中生长,宋词不可避免地带有口语的特质。前文说到,柳七郎仕途失意,便在烟花巷陌中偎红倚翠,以求寻得恣意狂荡的慰藉,更激发了他创作新词,开创新体的热情。柳永所创作的慢词、俚词,颠覆了宋初以来以端庄风雅的小令为主的词坛风气,更以俗语和口语入词,读来仿佛身处宋朝市井,临窗俯瞰街景,遥听深巷卖花声。
二、口语入词的特点
北宋年间,柳永开创了长调慢词之风,柳永所创作的俚词中也常常出现民间口语,譬如,《定风波》从一位歌伎的视角来抒发内心的浓烈情感: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5]
“无那”以及“早知恁么”,还有“针线闲拈伴伊坐”,这些都属于宋代口语俗语,是市民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汇。柳七郎此词,由景及人,简单白描,不过寥寥数笔,一个忧愁苦闷的思妇形象便跃然纸上。而同样是写思妇,欧阳修则用“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来表述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愁苦思绪。由此可见,柳词直抒胸臆、直白热烈,欧词借景抒情、含蓄委婉。相传晏殊曾以此词中“闲拈针线伴伊坐”相戏柳永,这不仅仅是二者艺术品位之差异,也反映了宋词中的“雅”与“俗”之辨。
无独有偶,北宋末年,周邦彦在《少年游》中也曾写道:“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6]此词因民间野史的流传而平添了几分香艳的色彩,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作为宋朝口语的典型体现。如果说柳永的《定风波》还有假托思妇抒发己志的意味,那周美成此词则是赤裸裸地直接将倡优女子的原话写入词中,不管是出于讽刺还是无意,都是极其辛辣大胆的。
北宋词人以口语入词和对宋词的“俗化”也直接地影响了后世词人的创作。不同于传统的市农工商划分,两宋时期,商业虽然还没有完全摘去“末业”的帽子,但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已经达到放宽,甚至开始鼓励民间商业发展。城市与农村最大的区别在于居民的身份,两宋时,除去达官贵人,城市中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商人与手工业者。有别于农耕社会中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传统思想,发达的市民商品经济营造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到南宋时,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变得更为显著。正因如此,自北宋诞生的俚俗词风得到了更为肥沃的生长土壤,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后继词人。
李清照生于北宋末年,历经靖康之变,南渡颠沛流离,她的词作中自始至终都带有这些俚俗口语的体现。《减字木兰花》是李清照初为新妇时所作,其中言道:“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7]这是何等新鲜活泼的闺房私语,一个娇羞自矜的新嫁娘形象便活脱脱地跳了出来。唐人诗中也写闺房之乐,数量却不如宋词之多,颇负盛名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不过是“献张水部”别有寄托罢了,遣词用句自然不如易安這个实实在在的新嫁娘真切自然。 一脉相承的是,在李清照晚年所作的《永遇乐》中,她依然将日常口语融入到词作中去:“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8]读来只像是与邻家老妇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平淡中自见哀伤。
除了李清照,南宋词人中以俗话口语入词的也不在少数,“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9]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幽默诙谐,将自己昨夜的醉态描写得活灵活现。“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10]石孝友写别情,字字句句如脱口而出,不加任何雕琢修饰,生动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地步。
两宋词人以口语入词,或直白热烈,或鲜活通俗,这是宋词中具有生命力的一面。这与宋代繁荣喧闹的市民文化生活也是分不开的,有了这样一个世俗开放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产生贴近生活、融入生活的文学创作。譬如,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并非出身市井,也没有像柳永一样与下层人民朝夕相处的生活经历,但他们是在一种深厚的市民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耳濡目染,自然成文也不为怪。
三、口语入词的美学意义
宋室南渡之后,依仗着江南半壁苟且偷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彻底完成。“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11]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盛景不亚于北宋东京汴梁。相反地,南宋市民群体较之北宋更为壮大,市民文化与娱乐产业的发展也更加欣欣向荣。相传临安的歌馆茶肆“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12],市井俗文化的浸润范围进一步扩大。
不同于文人士大夫“阳春白雪”的高雅之美,市民们的市井生活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下里巴人”的世俗之美。人都是社会的动物,没有人能超脱于现实世界而存在,有人不喜欢红尘纷扰烟火人间,一味地追求孤高出尘的审美情趣。但不管怎么样,俗世的生活是避免不了的,人与俗世的关系不可能完全一刀两断毫无瓜葛。就在这样和俗世的不断牵连中,世俗之美也被不断地发掘了出来。宋人笔记的盛行,可以说是宋代世俗美学兴起的一种展现。宋以前,笔记基本都是文人所作,记录的也大都是文人之事。而到了宋人笔记中,记录描写的范围就明显扩大,有穿戴,有吃食,还有各种节令风俗,仿佛要把一幅宋代市井画卷捧于纸上。这里面虽然也受到了两宋离乱、黍离之悲的影响,但不得不说,这是世俗美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进步。
而宋詞中的口语表达,也是这种世俗美学兴起的结果,同时也推动了世俗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13]《望海潮》虽是柳永干谒之作,却也是对宋朝市井世俗繁华的生动展现。相传,金主亮闻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这其中不排除有夸张虚构的成分,可见繁华的宋代大都市对人的吸引力。正是在这种市民情调的环境中,口语表达被广泛地运用到宋词中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创新,更是对传统枷锁的一种反叛。随着口语的加入,宋词也逐渐摆脱了花前月下小儿女自怨自艾的窠臼,创作范围渐渐扩大,将日常世俗生活的细枝末节都包含其中,呈现出一种崭新的世俗气象来。
不过,到了南宋中后期,词坛逐渐推崇以姜夔为代表的浙西词派的清空骚雅,王国维似乎很不欣赏这一类词,认为其过于关注格律而失去了本真天然。这与南宋时程朱理学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存天理,灭人欲”,虽然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过于强调天理纲常的程朱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过于显著。俚俗口语在宋词中的踪迹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清新雅致的书面语言。
其实,宋词中“雅”与“俗”的碰撞,也是传统士大夫群体与新型市民群体的交流碰撞。这种碰撞的产生,也是社会分化矛盾的一个具体体现。
四、结语
宋词中那些鲜活生动的口语,是相对于当时工整规范的书面语而言的。柳永之前,五代花间词好写香闺宫怨,宋初文士偏爱玲珑小令,大都是悬浮着的空中楼阁,不接触普通人民的生活。所谓“不接地气”。而俚俗口语在宋词中的出现,不仅是对残唐五代花间月下绮靡词风的重大突破,也是对当时所流行的端庄工整的词风的挑战。
柳永自创慢词,制新调,以市井俗语入词,行文散漫,不拘泥于传统的词格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慢词、俚词也是在前代各种风格各异的词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宋代市民文化的日渐兴盛,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雅”与“俗”的强烈分化。前文提到,晏殊对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是宋词中的雅俗之辨,然而事实却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其实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倘若能做好这两者的和谐,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才具有了流传千古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宋词中的俚俗口语是宋代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一个充满了街坊烟火气、市井买卖声的侧面。不同于高贵宏大的宫廷雅乐,也不同于清音流觞的文士唱和,它就是从市井中来,来自下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汲取着周围的人间烟火气,顽强而茂盛地生长,最终覆盖了整个宋朝的历史轨迹。
参考文献:
[1]王力 著.诗词格律[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2页。
[2](宋)王禹偁等 著,宋词三百首鉴赏大全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3](宋)孟元老 著,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4](宋)孟元老 著,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88页。
[5]周汝昌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340-342页。
[6]唐圭璋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015-1016页。
[7]柯宝成 编著,李清照全集:汇评本[M].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13页。
[8]柯宝成 编著,李清照全集:汇评本[M].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73页。
[9]杨忠,辛弃疾词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94-296页。
[10](宋)王禹偁等 著,宋词三百首鉴赏大全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341页。
[11](宋)周密 撰;(明)朱廷焕 增补,增补武林旧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60页。
[12](宋)周密 撰;(明)朱廷焕 增补,增补武林旧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13]周汝昌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355-357页。
关键词:市民文化;世俗美学;勾栏瓦肆;俚俗口语;雅俗共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3
两宋十八传,军事是一大败笔,但是其经济的繁荣却是空前绝后毋庸置疑的。宋词作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写作素材。以宋代俗词为代表,其中出现了大量宋代民间口语的表达。歌馆瓦肆的流行,商品经济的繁荣所带动的市民文化兴盛都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宋词人以口语入词对传统词风的“俗化”,让市民感到十分亲切,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使其能够在市井间广为流传。这不仅仅是对传统枷锁反叛的表现,也标志着新的时代因素的萌芽。然而资料显示,口语在宋词中的出现大部分集中于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
总之,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并不是针锋相对的,有碰撞才会有交流,有交流才会有新兴因子的诞生,“雅俗共赏”是一种文学形式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一、口语入词的产生基础
在中国城市文化的历史上,宋代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清明上河图》以工笔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城市中的空间限制完全被打破,临街临河皆有买卖,从春秋绵延至唐代的坊市制度不复存在,市民买卖自由,各种前朝所未有的营生都在不断地兴起发展。同时,宋代还打破了商业贸易的时间限制,宋人笔记中记载的夜市热闹而喧哗,各种酒楼行会层出不穷。当然,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娱乐场所便是“瓦子勾栏”。
“瓦子勾栏”的兴盛与宋词的发展蜕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音乐的。[1]因此,在最开始的时候,词与音乐还未曾像后世一般彻底分离,是在歌馆瓦肆中为艺人所歌唱而流传。晏几道《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2]歌伎吟唱的风俗自古就有,唐朝时仍有“旗亭歌女”的风雅轶事。而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这一群体正在不断地壮大,市民文化产业与商业相辅相成。在茫茫市井中,寻常人家、贩夫走卒,更多的人习惯在歌馆瓦肆里寻找简明易懂的娱乐活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载京瓦伎艺:“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见宋人日常观看瓦肆的表演已经到达了风雨无阻的地步。当然,勾栏瓦肆中的节目也并不全是歌唱词作,“小唱、嘌唱、般杂剧、傀儡戏、讲史、小说、散乐”[3]等等,都是表演的内容。“唱叫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4]柳永曾因科举失意而大发牢骚:“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应当就是指此类。也正是受益于宋词的这种传唱形式,又因为大部分受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这就导致了宋词中用于传唱的作品大多通俗易懂,带有鲜明的市井生活气息的特点。
因此,在这样一个“朝歌夜弦”的环境中生长,宋词不可避免地带有口语的特质。前文说到,柳七郎仕途失意,便在烟花巷陌中偎红倚翠,以求寻得恣意狂荡的慰藉,更激发了他创作新词,开创新体的热情。柳永所创作的慢词、俚词,颠覆了宋初以来以端庄风雅的小令为主的词坛风气,更以俗语和口语入词,读来仿佛身处宋朝市井,临窗俯瞰街景,遥听深巷卖花声。
二、口语入词的特点
北宋年间,柳永开创了长调慢词之风,柳永所创作的俚词中也常常出现民间口语,譬如,《定风波》从一位歌伎的视角来抒发内心的浓烈情感: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5]
“无那”以及“早知恁么”,还有“针线闲拈伴伊坐”,这些都属于宋代口语俗语,是市民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汇。柳七郎此词,由景及人,简单白描,不过寥寥数笔,一个忧愁苦闷的思妇形象便跃然纸上。而同样是写思妇,欧阳修则用“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来表述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愁苦思绪。由此可见,柳词直抒胸臆、直白热烈,欧词借景抒情、含蓄委婉。相传晏殊曾以此词中“闲拈针线伴伊坐”相戏柳永,这不仅仅是二者艺术品位之差异,也反映了宋词中的“雅”与“俗”之辨。
无独有偶,北宋末年,周邦彦在《少年游》中也曾写道:“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6]此词因民间野史的流传而平添了几分香艳的色彩,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作为宋朝口语的典型体现。如果说柳永的《定风波》还有假托思妇抒发己志的意味,那周美成此词则是赤裸裸地直接将倡优女子的原话写入词中,不管是出于讽刺还是无意,都是极其辛辣大胆的。
北宋词人以口语入词和对宋词的“俗化”也直接地影响了后世词人的创作。不同于传统的市农工商划分,两宋时期,商业虽然还没有完全摘去“末业”的帽子,但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已经达到放宽,甚至开始鼓励民间商业发展。城市与农村最大的区别在于居民的身份,两宋时,除去达官贵人,城市中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商人与手工业者。有别于农耕社会中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传统思想,发达的市民商品经济营造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到南宋时,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变得更为显著。正因如此,自北宋诞生的俚俗词风得到了更为肥沃的生长土壤,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后继词人。
李清照生于北宋末年,历经靖康之变,南渡颠沛流离,她的词作中自始至终都带有这些俚俗口语的体现。《减字木兰花》是李清照初为新妇时所作,其中言道:“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7]这是何等新鲜活泼的闺房私语,一个娇羞自矜的新嫁娘形象便活脱脱地跳了出来。唐人诗中也写闺房之乐,数量却不如宋词之多,颇负盛名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不过是“献张水部”别有寄托罢了,遣词用句自然不如易安這个实实在在的新嫁娘真切自然。 一脉相承的是,在李清照晚年所作的《永遇乐》中,她依然将日常口语融入到词作中去:“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8]读来只像是与邻家老妇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平淡中自见哀伤。
除了李清照,南宋词人中以俗话口语入词的也不在少数,“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9]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幽默诙谐,将自己昨夜的醉态描写得活灵活现。“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10]石孝友写别情,字字句句如脱口而出,不加任何雕琢修饰,生动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地步。
两宋词人以口语入词,或直白热烈,或鲜活通俗,这是宋词中具有生命力的一面。这与宋代繁荣喧闹的市民文化生活也是分不开的,有了这样一个世俗开放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产生贴近生活、融入生活的文学创作。譬如,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并非出身市井,也没有像柳永一样与下层人民朝夕相处的生活经历,但他们是在一种深厚的市民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耳濡目染,自然成文也不为怪。
三、口语入词的美学意义
宋室南渡之后,依仗着江南半壁苟且偷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彻底完成。“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11]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盛景不亚于北宋东京汴梁。相反地,南宋市民群体较之北宋更为壮大,市民文化与娱乐产业的发展也更加欣欣向荣。相传临安的歌馆茶肆“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12],市井俗文化的浸润范围进一步扩大。
不同于文人士大夫“阳春白雪”的高雅之美,市民们的市井生活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下里巴人”的世俗之美。人都是社会的动物,没有人能超脱于现实世界而存在,有人不喜欢红尘纷扰烟火人间,一味地追求孤高出尘的审美情趣。但不管怎么样,俗世的生活是避免不了的,人与俗世的关系不可能完全一刀两断毫无瓜葛。就在这样和俗世的不断牵连中,世俗之美也被不断地发掘了出来。宋人笔记的盛行,可以说是宋代世俗美学兴起的一种展现。宋以前,笔记基本都是文人所作,记录的也大都是文人之事。而到了宋人笔记中,记录描写的范围就明显扩大,有穿戴,有吃食,还有各种节令风俗,仿佛要把一幅宋代市井画卷捧于纸上。这里面虽然也受到了两宋离乱、黍离之悲的影响,但不得不说,这是世俗美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进步。
而宋詞中的口语表达,也是这种世俗美学兴起的结果,同时也推动了世俗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13]《望海潮》虽是柳永干谒之作,却也是对宋朝市井世俗繁华的生动展现。相传,金主亮闻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这其中不排除有夸张虚构的成分,可见繁华的宋代大都市对人的吸引力。正是在这种市民情调的环境中,口语表达被广泛地运用到宋词中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创新,更是对传统枷锁的一种反叛。随着口语的加入,宋词也逐渐摆脱了花前月下小儿女自怨自艾的窠臼,创作范围渐渐扩大,将日常世俗生活的细枝末节都包含其中,呈现出一种崭新的世俗气象来。
不过,到了南宋中后期,词坛逐渐推崇以姜夔为代表的浙西词派的清空骚雅,王国维似乎很不欣赏这一类词,认为其过于关注格律而失去了本真天然。这与南宋时程朱理学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存天理,灭人欲”,虽然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过于强调天理纲常的程朱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过于显著。俚俗口语在宋词中的踪迹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清新雅致的书面语言。
其实,宋词中“雅”与“俗”的碰撞,也是传统士大夫群体与新型市民群体的交流碰撞。这种碰撞的产生,也是社会分化矛盾的一个具体体现。
四、结语
宋词中那些鲜活生动的口语,是相对于当时工整规范的书面语而言的。柳永之前,五代花间词好写香闺宫怨,宋初文士偏爱玲珑小令,大都是悬浮着的空中楼阁,不接触普通人民的生活。所谓“不接地气”。而俚俗口语在宋词中的出现,不仅是对残唐五代花间月下绮靡词风的重大突破,也是对当时所流行的端庄工整的词风的挑战。
柳永自创慢词,制新调,以市井俗语入词,行文散漫,不拘泥于传统的词格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慢词、俚词也是在前代各种风格各异的词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宋代市民文化的日渐兴盛,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雅”与“俗”的强烈分化。前文提到,晏殊对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是宋词中的雅俗之辨,然而事实却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其实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倘若能做好这两者的和谐,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才具有了流传千古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宋词中的俚俗口语是宋代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一个充满了街坊烟火气、市井买卖声的侧面。不同于高贵宏大的宫廷雅乐,也不同于清音流觞的文士唱和,它就是从市井中来,来自下层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汲取着周围的人间烟火气,顽强而茂盛地生长,最终覆盖了整个宋朝的历史轨迹。
参考文献:
[1]王力 著.诗词格律[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2页。
[2](宋)王禹偁等 著,宋词三百首鉴赏大全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3](宋)孟元老 著,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4](宋)孟元老 著,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88页。
[5]周汝昌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340-342页。
[6]唐圭璋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015-1016页。
[7]柯宝成 编著,李清照全集:汇评本[M].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13页。
[8]柯宝成 编著,李清照全集:汇评本[M].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73页。
[9]杨忠,辛弃疾词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94-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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