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沈辰《书画缘》称凌必正：“善山水花鸟。设色妍雅，位置精密，含毫构思迥出时流”。其作品相对于那种酣畅淋漓，纵横泼墨，更多的是沉静稳定和高超扎实的造型能力，凌必正作为一位明末清初的画家，其画作蕴含着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雅致沉稳的持久感，它们在含蓄从容中藏着张力，这是一种花鸟画特有的知性美。
　　关键词：凌必正；设色妍雅；位置精密；碧桃春鸟图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22-1
　　据王祖畬等撰修的《太仓州志》记录，凌必正，明太仓人（今江苏苏州），字圣功，崇祯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出为建昌知府，后任广西兵部按察副使，其性耿介，善屬文，兼工楷法，精绘事，享年63岁。时人评说：“奕圣诗仙，萧郎画史。”
　　王伯敏的《中国绘画通史》中提到“明清中期”花鸟画的发展趋势时曾将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专业画家的创作，特别是宫廷画家；二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以梅兰竹菊为乐，陶醉于其中的笔墨点染；三是在上述两者之间，审美方面属于文人，但笔墨依旧劲道，也许这类画家的初衷并非是成为行家，但是其水平依然达到了行家水准。这第三类画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较为得势，而凌必正属于这一时期的第三类画家。《太仓历代书画选》收录凌必正的三幅传世精品《孔雀牡丹图》《碧桃山鹧图》《山水人物扇面》，现今分别为上海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珍藏。
　　晚明清初的花鸟画虽然继承了宋元院体画的严谨雅致，但是再也没有崔白《双喜图》灰兔翘首，鸟儿起飞的生动入微，再也不见北宋花鸟画中无与伦比的写生技巧，壮美的气息，以及人与自然的哲学底蕴，呈现更多的是技法，题材等方面的程式化。作为这个时期的凌必正，当然也在其中。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凌必正的画作并不苍劲泼辣，更多的是沉稳雅致。沈辰《书画缘》称凌必正：“善山水花鸟。设色妍雅，位置精密，含毫构思迥出时流”。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根据历史依据可以认为此时的画家，虽然也经历着国破家亡的悲痛，然由于环境和观念的影响已相当入俗，对现实的认知态度等也不同于宋元时候，故我们看到的当时的画家作品，有着相当一部分较雅致恬静，但文人骨子里深藏的士气与逸气定是存在的，如陈洪绶曾说：“我非赵子固，然爱其风流。”一如陈洪绶，相信凌必正定然对于国破家亡相当痛彻心扉，然其作品中依然保留着沉稳恬静的气息。
　　《碧桃春鸟图》轴是桃花题材的佼佼者。桃花在每年的阳春三月将江南装扮的格外生机，盛开的桃花象征着“繁荣昌盛”，“世外桃源”等，对于花鸟画家来说，在这个季节里桃花配禽鸟应当是最美好的画面了。此作典雅端庄，一派宋代院体气象，着实应了清沈辰《书画缘》的评价。然也有人评论其画作略显呆板，如清秦祖永在其《桐阴论画》中曾评价凌必正：“山水设色妍雅，位置精密，接诊宋人，前人立论如此，但余所见者花卉册，含毫构思，似不免板滞之迹，未能若青藤白阳之超逸绝妙也。鉴赏家亦略其迹。取其意可耳。”当时程朱理学日渐式微，取代其的是王阳明心学的通禅之说，其很容易将人拉入到狂放不羁，肆无忌惮的思维中，同时艺术市场的兴起使得画家们不知觉中会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但是当时并不是没有清醒之人。他们也在极力的为绘画艺术不去走偏做着努力，今日的我们无法断定他们的思想意识，但是从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努力贡献，凌必正的“设色妍雅，位置精密，含毫构思迥出时流”即时人们对于其的评价，相信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旧坚持这种严谨的画风的他，定时懂得绘画本体的深意。其创作平和严谨，看不到剑拔弩张的凌厉之气，也不见穷困潦倒的酸腐之气，这种状态在晚明的花鸟画创作中是非常少见的。画中的重瓣桃花，一如陈洪绶的白荷，也取素色，这既避免了因作品色彩太多而又浓艳庸俗之嫌，又可使漂亮的绶带鸟设色更加鲜亮突出。
　　凌必正的作品风格相对于那种酣畅淋漓，纵横泼墨，更多的是沉静稳定和高超扎实的造型能力，总之，凌必正作为一位明末清初的画家，其画作蕴含着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雅致沉稳的持久感，它们在含蓄从容中藏着张力，这是一种花鸟画特有的知性美。
　　参考文献：
　　[1][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二编上卷[M].上海中国书画会，宣统二年，石印本.
　　[2]王祖畬.太仓州志卷十九（人物三）[M].1919（民国8年）年木刻本.
　　[3]卢辅圣.中国花鸟画通鉴（12）[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4]姜绍书.无声史诗[M].民国二十四年汇印本.
　　[5]王伯敏.中国绘画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
　　杜旭珍，女，河南省平顶山人，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