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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化”不是一个专业术语，是人们对一种现象形象的比喻和解释。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麦当劳化”这一概念。“麦当劳化”所具有的核心特征为：效率，用最理想的方式来完成某项作业；可计算性，客观的项目（如销售量）必须能够被量化为非主观的项目（如味道）；可预测性，标准化和均一化的服务；可控制性，标准化和均一化的员工[1]。这种生产管理的原理，他认为是现存社会领域所认同的方式，这种标准的生产方式，“各种迹象表明，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教育、体育、政治和宗教都在采纳麦当劳的运作原则。” [2]
一、 班级管理中的“效率至上”
适应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需要，在企业中各项管理、制度乃至人的行为，都逐渐地被合理化，这是由社会学家韦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予以阐明了的。当这种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运用于学校中时，学校管理者也在不断探索着最为合理化之路，班级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被“合理化”了，班级的各项管理、制度以及学生与教师的行为均依据学校的效益最大化原则被“合理化”了。“班级授课制”产生的动因就在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实现“在最快的时间里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理想。因此，现在的学校教育采取“班级授课制”这一教学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追求效率。尤其，现在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已转入自觉状态，而且这种教学组织形式逐渐精致化和程式化，更显现出对效率的高追求。班级授课制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上。对于学生来说，他在教学过程中唯一需要、能够做的就是“接受”来自教师现成的知识。虽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人们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对它进行了研究，并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学说、流派，然而，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对“效率”的追求[3]。
教师最关心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追求高分。学校、教师及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要求非常明确、单纯，高分是共同追求的目标。高分使学校有名，家长有光，说明领导管理有方。社会在追求所谓的名学校，家长在追求所谓的名教师，家长也希望教子有方，这一切都要以分数来衡量，教育的功利色彩很浓。其二，追求高升学率。学校为求生存发展以及由于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差异，普通中学与薄弱中学的差异，所有学校都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唯一办学目标给班主任带来巨大的压力，班主任的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升入重点学校，把心血都倾注到那些“智力好”、“智商高”、“善学习”、“会考试”的“尖子”学生身上。这样的学生越多，班级的升学率越高，学校的办学“质量”越高，教育者的办学“信心”越足，归纳总结的“经验”越丰富。由此，为数不少的学校，都以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高分和进入重点学校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中哪个班主任如果不抓升学率，放松智育，哪个班级和班主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由此班主任很难有精力去抓班集体的建设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下，不仅遮蔽了学生也遮蔽了教师，班级的教育和教学双重任务被遮蔽了。处于共同的狭小世界下，班级是一个流水线的生产厂房，学生被视为需要被加工成标准化产品的原材料，人的精神丰富性、自主性也就免去不谈了，班级教育的 “开启”、“建构”之本性早被驱逐了。
二、 班级管理中的“数目字管理”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重新解释和塑造我们的生活，它把我们的生活简单化，这种简单化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数字化。数字的符号意义越来越大于文字，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是由数字来显示的，你的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银存款号码，诸如此类，离开了这一串一串数字，我们也就无法表明自己和证明自己。为什么要用数目字管理，因为数目意味着简单、明快、清晰。实用的数字遮蔽了其背后的歧视与不公，数字遮去了相貌、性别、爱好等等。一个所追求的成功是其所拥有的财富具有多少个数字，在权威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占据什么位置，衡量一个人看其外表具有含金量多少，大到其住宅小到身上所穿戴的一个首饰等。数目字的管理泛化，穿越不同文化之隔，跨越了地域之隔，“今天你身价多少”，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价值理念。
班级管理的过程中也同样被数字包围着。可比较性、可衡量性成为科学考评班级成员的要素。以评价机制为引导，各个学校各个班级都有相应对成员进行评价的量化准则。而这些考核的结果也是支配学生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4]
好学生的标准是分数，好学校的标准是分数归纳出的升学率。教师教好学生的标准是提高分数，学校办好的标准是提高升学率。教育者的眼中儿童成为了分数的符号。在划一的手段下，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这样的划一，打击了多少儿童的自尊和自信？扼杀了多少儿童的兴趣和爱好？扭曲了多少儿童的性格和心灵？这样的划一，给儿童个性发展带来了多大的空间呢？学校教育现场已经无“人”，分数将儿童逐出了教育的视野。“分、分，学生的命根”是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当前的学校主流价值观趋向为“应试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操控下，考试成绩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因而，“考试成功至上”成了教师们所共享的主要愿景，同时促成了教师错误的信念，操纵着学校文化，影响着学校的教育活动，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背景，并派生出了“控制学生”和“分数至上”的两大主要信念。因而，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考试成功，分数至上”这一目标行进，很难真正去关照每一位具体个体的需要，也不可能使每位个体都得到充分发展。
三、 班级管理中的控制和规训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每天在校上课、做作业等学习时间最多的为16小时，最少的也达到了7小时，平均约为11.5小时，从早读课、上课以至晚自习等，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时间的交替与学科内容的变换，甚至一部分学生回家后还要加班加点，学生很少有休闲的时间。因此，整个班级的学习生活方式是按照“一元时间”来进行的，学生不停地从一门学科的学习转向另一门学科的学习。美国学者霍尔在研究隐性文化时曾提出“一元时间”的概念，它与“多元时间”一起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组织方式。一元时间意味着给生活（包给活动）安排一个时间表，严格按时间表行事，每次只做一件事。霍尔指出:“一元时间是随意性的强加于人的……它似乎是被当作了组织活动的惟一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然而，它并非人体节律和创造驱力中固有的东西，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5]所以，通过“一元时间”的控制，使学生养成了守时的同时更多地是限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因为，当学生正愉快沉浸在一种学习中时，他可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想象世界中，完全忘记了时间，可是班主任老师的提醒使他马上意识到另一种约定的到来，使他学会了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从而阻止了学生想象力的延续与延伸。
教室是班主任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空间，教室的场景素描不仅体现着班主任教师的内在追求，也体现着学生“身份”与“地位”的高低。走进一所中学的一个教室，教室前台黑板的上方贴着“自律、自强、自立”六个大字，右边上方悬置一台电视，下面墙上贴着课程表和作息时间表，同时还挂着“纪律量化考核流动红旗”和“两操量化考核流动红旗”，教室两边的墙壁上是一些名人名言，内容体现为要求学生立志报国、惜时好学等方面的。因此，教室四周空间的这种布置无疑会给学生一个警示：教室是学习的场所，纪律是有效学习的重要保证，不容违反。教室里的课桌椅是秧田型的，前面是教师讲台，讲台后面摆放着整齐的桌椅，座位与座位之间的空间比较小，整个教室显得比较拥挤。每个人被按照成绩并结合身高安排在固定的位置。“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 [4]
四、 班级管理过程中的预测与意外
语言是本体存在的重要形式，语言能够把一切东西界定清楚，规定明晰。在教育中，更能够体现语言的价值功能，教师在运用语言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语言也变成了对学生的一种控制。近80%的班主任会在班级经常使用 “不能”、“不要”、“不允许”等禁止性的语言。在遇到学生插嘴或顶撞时，很多班主任的语言很偏激，会说出“你给我闭嘴”、“你没有资格说话”等。遇到学生不交作业，说“忘了”，学生又迟到了，一些班主任的语言很苛刻，会说“你吃饭怎么没有忘记？”“怎么又忘了，脑子坏掉啦？”这些语言一方面使学生认识到了班主任的“权威”，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更多地使学生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撼，心灵受到激烈的冲撞，并且使学生学会了“闭嘴”，学会了沉默。如德国教育学家波尔诺夫所言:“我们只能像语言为我们描绘的那样去理解周围的以及自己心中的世界。” [6]学生长期生活在教师的话语霸权之下，使得学生失去了对自我的认同，失去了作为主体人所具有的自尊与自信，同时也失去了对外部世界更好地认识。
课堂教学内容完全是按照教科书编写内容进行的，教师的讲授没有超越教科书的范围，学生更是充满着对教师讲授内容的期待，没有人去询问教学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的，没有人怀疑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在这些科学的教学内容面前，学生惟一能做的就是全盘接受，与此同时学生也变成了吸收这些知识的容器。学生的作业简直是多得不得了，他们在学校要做作业，回家更要做作业，作业不完成，回到学校有自己“好看”的，更有甚者则要求家长在学生的作业本上签字，表明家长已检查并且做完了。在大量的作业面前学生只能“惜时如金”，丝毫不敢懈怠，学生这时也就变成了完成额定工作量的机器。考试更是使学生学会了成人的思维模式并且要不断把成人的思维延续下去，因为试卷是教师出的，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对试卷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和解释权，学生在考试面前必须学会适应，而无权对教师的试卷说三道四。
比如，在一次数学测验中，有一道试题是这样的:“10除以5，得多少?”某学生答曰:10除以5得2。试卷发下来后，该学生的这一答案被扣了0.5分。请教老师（试卷不由学校出，由学区统一出标准答案），告之曰:原因是没有按规定答题，正确答案应是“得2”。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民主化、大众化”的口号的鼓动下，教育被一些人当成了“产业”，学校成了制造学历的工厂。“行为”、“认知”、“目标”、“设计”、“效率”、“控制”等成了指导教育的最有用的理念，教育过程被设计成一条高效、快速的生产流水线。“麦当劳化”的铁笼已经约束了原本自由、开放的校园氛围，一种急功近利、追求效率、重视数量的理念冲击着班级管理理念，理性化的非理性已经现身。
扫描当前的中小学班级管理，它已经有意无意地染上了“麦当劳化”的色彩：传授知识像填充盒子，追求高分和高升学率，考察成员过分注重成绩、排名、等级，机器打分的考试，对优秀班级、优秀学校的优质资源争夺盛行。这种现代“合理化”过程走向极端，将整个班级编织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将学生变成了整齐划一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刘云杉.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一个社会学视角的检讨.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2):40.
[2] 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陆有铨.时代呼唤研究型教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
[4]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62-167.
[5] 霍尔.超越文化.韩海深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7.
[6] 博尔诺夫著.教育人类学.李其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3.
（责任编辑孙晓雯）
一、 班级管理中的“效率至上”
适应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需要，在企业中各项管理、制度乃至人的行为，都逐渐地被合理化，这是由社会学家韦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予以阐明了的。当这种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运用于学校中时，学校管理者也在不断探索着最为合理化之路，班级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被“合理化”了，班级的各项管理、制度以及学生与教师的行为均依据学校的效益最大化原则被“合理化”了。“班级授课制”产生的动因就在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实现“在最快的时间里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理想。因此，现在的学校教育采取“班级授课制”这一教学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追求效率。尤其，现在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已转入自觉状态，而且这种教学组织形式逐渐精致化和程式化，更显现出对效率的高追求。班级授课制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上。对于学生来说，他在教学过程中唯一需要、能够做的就是“接受”来自教师现成的知识。虽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人们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对它进行了研究，并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学说、流派，然而，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对“效率”的追求[3]。
教师最关心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追求高分。学校、教师及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要求非常明确、单纯，高分是共同追求的目标。高分使学校有名，家长有光，说明领导管理有方。社会在追求所谓的名学校，家长在追求所谓的名教师，家长也希望教子有方，这一切都要以分数来衡量，教育的功利色彩很浓。其二，追求高升学率。学校为求生存发展以及由于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差异，普通中学与薄弱中学的差异，所有学校都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唯一办学目标给班主任带来巨大的压力，班主任的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学生顺利地升入重点学校，把心血都倾注到那些“智力好”、“智商高”、“善学习”、“会考试”的“尖子”学生身上。这样的学生越多，班级的升学率越高，学校的办学“质量”越高，教育者的办学“信心”越足，归纳总结的“经验”越丰富。由此，为数不少的学校，都以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高分和进入重点学校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中哪个班主任如果不抓升学率，放松智育，哪个班级和班主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由此班主任很难有精力去抓班集体的建设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下，不仅遮蔽了学生也遮蔽了教师，班级的教育和教学双重任务被遮蔽了。处于共同的狭小世界下，班级是一个流水线的生产厂房，学生被视为需要被加工成标准化产品的原材料，人的精神丰富性、自主性也就免去不谈了，班级教育的 “开启”、“建构”之本性早被驱逐了。
二、 班级管理中的“数目字管理”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重新解释和塑造我们的生活，它把我们的生活简单化，这种简单化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数字化。数字的符号意义越来越大于文字，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是由数字来显示的，你的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银存款号码，诸如此类，离开了这一串一串数字，我们也就无法表明自己和证明自己。为什么要用数目字管理，因为数目意味着简单、明快、清晰。实用的数字遮蔽了其背后的歧视与不公，数字遮去了相貌、性别、爱好等等。一个所追求的成功是其所拥有的财富具有多少个数字，在权威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占据什么位置，衡量一个人看其外表具有含金量多少，大到其住宅小到身上所穿戴的一个首饰等。数目字的管理泛化，穿越不同文化之隔，跨越了地域之隔，“今天你身价多少”，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价值理念。
班级管理的过程中也同样被数字包围着。可比较性、可衡量性成为科学考评班级成员的要素。以评价机制为引导，各个学校各个班级都有相应对成员进行评价的量化准则。而这些考核的结果也是支配学生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次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4]
好学生的标准是分数，好学校的标准是分数归纳出的升学率。教师教好学生的标准是提高分数，学校办好的标准是提高升学率。教育者的眼中儿童成为了分数的符号。在划一的手段下，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这样的划一，打击了多少儿童的自尊和自信？扼杀了多少儿童的兴趣和爱好？扭曲了多少儿童的性格和心灵？这样的划一，给儿童个性发展带来了多大的空间呢？学校教育现场已经无“人”，分数将儿童逐出了教育的视野。“分、分，学生的命根”是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当前的学校主流价值观趋向为“应试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操控下，考试成绩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因而，“考试成功至上”成了教师们所共享的主要愿景，同时促成了教师错误的信念，操纵着学校文化，影响着学校的教育活动，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背景，并派生出了“控制学生”和“分数至上”的两大主要信念。因而，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考试成功，分数至上”这一目标行进，很难真正去关照每一位具体个体的需要，也不可能使每位个体都得到充分发展。
三、 班级管理中的控制和规训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每天在校上课、做作业等学习时间最多的为16小时，最少的也达到了7小时，平均约为11.5小时，从早读课、上课以至晚自习等，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时间的交替与学科内容的变换，甚至一部分学生回家后还要加班加点，学生很少有休闲的时间。因此，整个班级的学习生活方式是按照“一元时间”来进行的，学生不停地从一门学科的学习转向另一门学科的学习。美国学者霍尔在研究隐性文化时曾提出“一元时间”的概念，它与“多元时间”一起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组织方式。一元时间意味着给生活（包给活动）安排一个时间表，严格按时间表行事，每次只做一件事。霍尔指出:“一元时间是随意性的强加于人的……它似乎是被当作了组织活动的惟一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方式，然而，它并非人体节律和创造驱力中固有的东西，也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5]所以，通过“一元时间”的控制，使学生养成了守时的同时更多地是限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因为，当学生正愉快沉浸在一种学习中时，他可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想象世界中，完全忘记了时间，可是班主任老师的提醒使他马上意识到另一种约定的到来，使他学会了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从而阻止了学生想象力的延续与延伸。
教室是班主任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空间，教室的场景素描不仅体现着班主任教师的内在追求，也体现着学生“身份”与“地位”的高低。走进一所中学的一个教室，教室前台黑板的上方贴着“自律、自强、自立”六个大字，右边上方悬置一台电视，下面墙上贴着课程表和作息时间表，同时还挂着“纪律量化考核流动红旗”和“两操量化考核流动红旗”，教室两边的墙壁上是一些名人名言，内容体现为要求学生立志报国、惜时好学等方面的。因此，教室四周空间的这种布置无疑会给学生一个警示：教室是学习的场所，纪律是有效学习的重要保证，不容违反。教室里的课桌椅是秧田型的，前面是教师讲台，讲台后面摆放着整齐的桌椅，座位与座位之间的空间比较小，整个教室显得比较拥挤。每个人被按照成绩并结合身高安排在固定的位置。“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 [4]
四、 班级管理过程中的预测与意外
语言是本体存在的重要形式，语言能够把一切东西界定清楚，规定明晰。在教育中，更能够体现语言的价值功能，教师在运用语言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语言也变成了对学生的一种控制。近80%的班主任会在班级经常使用 “不能”、“不要”、“不允许”等禁止性的语言。在遇到学生插嘴或顶撞时，很多班主任的语言很偏激，会说出“你给我闭嘴”、“你没有资格说话”等。遇到学生不交作业，说“忘了”，学生又迟到了，一些班主任的语言很苛刻，会说“你吃饭怎么没有忘记？”“怎么又忘了，脑子坏掉啦？”这些语言一方面使学生认识到了班主任的“权威”，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更多地使学生的心理受到强烈的震撼，心灵受到激烈的冲撞，并且使学生学会了“闭嘴”，学会了沉默。如德国教育学家波尔诺夫所言:“我们只能像语言为我们描绘的那样去理解周围的以及自己心中的世界。” [6]学生长期生活在教师的话语霸权之下，使得学生失去了对自我的认同，失去了作为主体人所具有的自尊与自信，同时也失去了对外部世界更好地认识。
课堂教学内容完全是按照教科书编写内容进行的，教师的讲授没有超越教科书的范围，学生更是充满着对教师讲授内容的期待，没有人去询问教学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的，没有人怀疑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在这些科学的教学内容面前，学生惟一能做的就是全盘接受，与此同时学生也变成了吸收这些知识的容器。学生的作业简直是多得不得了，他们在学校要做作业，回家更要做作业，作业不完成，回到学校有自己“好看”的，更有甚者则要求家长在学生的作业本上签字，表明家长已检查并且做完了。在大量的作业面前学生只能“惜时如金”，丝毫不敢懈怠，学生这时也就变成了完成额定工作量的机器。考试更是使学生学会了成人的思维模式并且要不断把成人的思维延续下去，因为试卷是教师出的，教师是知识的拥有者，对试卷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和解释权，学生在考试面前必须学会适应，而无权对教师的试卷说三道四。
比如，在一次数学测验中，有一道试题是这样的:“10除以5，得多少?”某学生答曰:10除以5得2。试卷发下来后，该学生的这一答案被扣了0.5分。请教老师（试卷不由学校出，由学区统一出标准答案），告之曰:原因是没有按规定答题，正确答案应是“得2”。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民主化、大众化”的口号的鼓动下，教育被一些人当成了“产业”，学校成了制造学历的工厂。“行为”、“认知”、“目标”、“设计”、“效率”、“控制”等成了指导教育的最有用的理念，教育过程被设计成一条高效、快速的生产流水线。“麦当劳化”的铁笼已经约束了原本自由、开放的校园氛围，一种急功近利、追求效率、重视数量的理念冲击着班级管理理念，理性化的非理性已经现身。
扫描当前的中小学班级管理，它已经有意无意地染上了“麦当劳化”的色彩：传授知识像填充盒子，追求高分和高升学率，考察成员过分注重成绩、排名、等级，机器打分的考试，对优秀班级、优秀学校的优质资源争夺盛行。这种现代“合理化”过程走向极端，将整个班级编织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将学生变成了整齐划一的“产品”。
参考文献
[1] 刘云杉.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一个社会学视角的检讨.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2):40.
[2] 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陆有铨.时代呼唤研究型教师.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
[4]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62-167.
[5] 霍尔.超越文化.韩海深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7.
[6] 博尔诺夫著.教育人类学.李其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3.
（责任编辑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