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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游”这一理论范畴，从先秦到今天，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理论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北宋时的苏轼，在他的作品中提出“游于物外”这一理论，其理念实质是一种达观豁然的人生态度，苏轼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处世之道，不仅受孔子“游于艺”思想的影响，而且受庄子“逍遥游”的影响。“游于物外”的人生哲学，在王国维那儿得到继承，也得到发展，他提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文学创作观，游刃有余的出入事物之间，写出即有生气又有高致的作品。
关键词：游于艺；逍遥游；游于物外；出乎其外
唐君毅先生曾用一个“游”字来概括整个中国艺术精神，“凡可游者，皆必待人精神真入乎其内，而藏焉、息焉、修焉、游焉，乃真知其美之所在。” 关于“游”范畴的文学概说，俯首皆是，从先秦孔子“游于艺”、庄子“逍遥游”，到魏晋南北朝陆机“心游万仞”、嵇康“游心太玄”、王羲之“游目骋怀”、刘勰“神与物游”，到唐宋宗炳“卧游”、苏轼“游于物外”，到元明清又有郝经“内游”、汤显祖“游道”、李渔“梦往神游”……从以身体之的目游、官游到以心验之的心游、神游，到以思悟之的游内、游外，论者不断丰富“游”的意义内涵、增加其精神意味，但它的总的精神内蕴是一种自由、闲适、内心满足的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的统一。苏轼“游于物外”的美学思想，既继承了儒家“游于艺”的道德自我完善以此达到立人目的，也吸收了道家“逍遥游”的豁达诗意人生以追求悠游的理想境界。能够自如地出入儒家与道家，正是他对孔子和庄子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
关于“游”的释义，《说文解字》、《古文字释要》等都解释得很明了，后来的学者对“游”这一范畴理论作研究时，也阐发得明白入理，因此，此处不再对“游”作详细的缕析。概而论之，“游”的源头在“旌旗”，表现的是那种飘动之感，后世意义发生延展，有了“游戏欢乐、逍遥无碍、愉悦自适、悠然从容”的生活姿态和心灵境界。
一、游的思想源渊
“游”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及其人生态度，始于孔子。而将“游”真正当作是人生理想和审美心态的则是庄子。孔子和庄子是先秦时代就奠定了“游”的审美趣味的两位哲人，也正是他们，开启了后来的“游”的文艺思想。
（一）孔子“游于艺”
在先秦时代，发出“游”的生活态度的先声是孔子。在整部《论语》中写到“游”的论述有四处：《里仁篇第四》“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述而篇第七》“游于艺”，《颜渊篇第十二》“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季氏篇第十六》“乐佚游”。这四处的游，其中有三处是与身体的历游有关，是远游、游历的意思，而“游于艺”则不然。
“游于艺”这一命题，不少学者在上面做文章，从“艺”的角度、从“游”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从审美的角度等。笔者认为其实孔子的“游于艺”着眼点还是在“游”上，它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以一种不必执着的心胸对待生活，以一种休闲恬适的心态对待各类艺术。孔子在讲述道、陈述德、宣扬仁、传授艺的授业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同时也是悠游不迫的。苏轼在论《中庸》中指出：“故夫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 在孔子教学的过程中，他不仅仅是传授一些文艺门类的知识，而且是在传授过程中给人心灵以自由悠游的乐感。
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曾皙构思的春游情景，恰是孔子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暮春时节，天气渐暖，与友几人，沂水而浴，风来衣舞，人咏歌欢，该是多么惬意舒心的春游活动。在孔子眼中，这是社会和谐、生活和谐的欢乐场景，正是因为社会政治的无干涉、无疾苦，才能如此逍遥自得，不用想着退隐山林、不用焦心民泰安康；正是生活舒适、朋友志同，才能放下农活，在明朗好时节、约上志趣同道者畅然而谈、欢快而歌。虽则二十几字，却描述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自由畅达的生存状态。这里的“游”固然是“身游”、“春游”，但它无疑也是孔子积极入世时，对美好和谐生活的构想与阐发。
在政治不得志，仁义难以实施时，那么他茹心构想的和谐社会思想就得“舍而藏之”，于是在《论语》中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乘桴浮于海”也是“游”，这里的天地远离朝政、远离人世，它的依托是宽广寂寥的海，然而这又何尝不好，自由洒脱，足以让满腔的生活热情寄情于此，洒脱自在，依然可以乐观生活。在《论语·为政篇》也记录了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的悠然状态。在年轻时志于学、志于道，行为举止在规矩之内，而上了年纪，便是从心所欲，这种悠游自得已不受方圆所限。
在孔子那里，“游”不仅是身体力行的游历，教学从业的自适，更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这种“游”不仅适于出世时，尽管心系人民，但不为物役，不为物累；也适于他放弃布道施仁后，从心而欲而不逾矩的自由愉悦。
（二）庄子“逍遥游”
道家“游”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庄子的作品中。有学者统计，在庄子的作品中，关于“游”这个字出现的次数不下百次，可见，“游”在庄子的思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而集中体现庄子“游”的思想的是他的《逍遥游》和《养生主》两篇。
薛显超在《古典“游”范畴的审美意蕴》中写到：“庄子的‘游’承先秦之‘游’的基本概念，但更多的是取意于精神层面的自由。” 《逍遥游》，从篇名就可知是悠游自得、没有受到任何束缚、自由自在的活动状态。而纵观全文，蜩和鸠，此二者小，奋然而起，还得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鲲和鹏，此二者大，怒而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但是也需要更广的空间和更大的风力维持遨游的进行。不管是此二小者还是此二大者，它们都没有做到自由遨游的状态。但在篇末，庄子写了三种人，至人、神人、圣人，他们无依无待，才真正做到身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养生主》篇中记述了庖人解牛的故事，技艺高超的庖人，在解牛过程中酣暢淋漓的表现，是人们叹为观止的。从庖丁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庖丁追求的道，文彦波在《论“游”的审美意蕴的流变及其意义》中论道：“这种‘游’所体现并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极端的自由，它既无目的，又合目的，既无规律，有合规律”。 他是凭着精神与牛接触，在牛骨与牛肉间游刃有余，从技艺的熟练而能自如的行进，其实这不仅仅是解牛，更是天地万物，他用高超的技艺，做到官知止而神欲行。在这里，庖丁是身体的解脱，妙与神合，最终获得逍遥法门。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写到：“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也不能如宗教家的廉价地构想，而只能是求之于自己的心，这种自由精神以一‘游’字加以象征。” 庄子在他的作品中呈现的汪洋恣肆的感觉，不仅是语言上的自由洒脱，亦是精神上的逍遥无碍。如果说孔子的“游”更多的体现在身游，是生活态度的诗意，那么庄子的“游”便更多的体现在“心游”，是审美态度的自由。
二、苏轼的“游于物外”
“游”的审美理论从先秦发展到宋代，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到了宋代，在宋代崇尚清、尚淡等风韵的文化背景下，苏轼吸收儒家与道家的文化思想，提出了“游于物外”说。程相占在《苏轼“艺道两进”论与中国艺术哲学的纲领》中提出：“苏轼对孔子和庄子的态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笔者认为此言甚是中肯！
（一）“游于物外”的美学思想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到：“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以“超然”为题，有点强作超然的意味在里面，内心隐隐中有几分失落与几许苦闷，但是东坡那旷达超然的心态还是主要的。苏轼在开篇就写到“凡物皆有可观”，有“游于物之内”而不乐者，有“游于物之外”而乐者，从正反两面来说明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看待，那么凡物皆有可乐。“游于物外”也即是“超然物外”，能超然于物外，达观而知足，也就无往而不乐。正是苏轼以顺其自然的心态看待世间凡事，游走在万物之外，怀着一颗随遇而安的豁然开朗心态，他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下，诗意地过完一生。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又提出了“寓意于物”的观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 关于“寓意于物”的见解，刘雷在《以“游”来看苏轼艺术美学思想》中论道：“苏轼提出寓意的主张，即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过于迷恋而采取一种既有寄托而又能超然物外的态度。” 寓意于物是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物上，留意于物则是将情感锁定在物上，前者是游于物外，蜻蜓点水，随情泼洒；后者是留意物上，为物所累，为物所困。在这篇题记中，苏轼在认为凡物皆可喜，凡物可以悦人，但外在之物不可以移人。倘若太执着于物，太希冀于外界，那么人就会被物所奴役。因此，在东坡看来，可以将己意寄寓于物上，但不可沉溺于物，节制对外在的物欲，才能超然于物外，才能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在《题西林壁》中，苏轼写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是他身游于物之外，才能看到庐山不同的景致，才能体会不识庐山的缘由，才能体悟事外人生的哲理。“心游物外”，不把自己放在山中的视角，才有如此旷阔气势。在《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风也好、雨也好，阴晴也罢，谁怕，照样能徐行！风雨无常、阴晴难测，当真正做到不为外物所困所扰，心游外物随缘自适，那么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念奴娇·赤壁怀古》虽说给人惆怅难释的苦闷与失落，然而在整体感观此词时，又是释怀后的豁达大气，超越空间的挤压，超越时间的流逝，人生不如意多则多矣，被贬黄州，地虽偏僻，人虽老迈，然而有那份超然物外的心态，也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后的达观。
（二）“游于物外”的生活态度
苏轼的“游于物外”思想，有儒家“游于艺”的精神内涵在里面，也有道家的“逍遥游”超脱审美意蕴在其中。
苏轼是一位书画诗赋样样精通的全才，在艺术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孔子“游于艺”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轼。在孔子那儿，“游”是以一种闲适的态度对待学艺，于学中求乐，于艺中得乐。在苏轼的作品中，多次强调要多读书，加强品德修养，这恰是孔子“游于艺”的核心——不依靠外物，通过道德修炼达到立人目的。而孔子游于人生的态度则更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处世之道。当身在朝时，保持士大夫积极入世的心态，与此同时又能游于事外，抱守与世无争的高洁人格；当被贬他乡时，能坚持在苦中作乐，超越世俗，追求超然的艺术人生。洪琼在《中国“游”文化之精神》中认为“苏轼的‘游于物之外而不游于物之内’的思想，可以说就是一种‘游于人生’的思想。” 苏轼的“游于物外”的人生理念，使他获得“游于人生”的超脱，正如苏轼在《定风波》中的感慨，再多的风雨交加，再多的阴晴变幻，外物在我心外，我心悲喜我自适，便是平淡如水的“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说苏轼继承的是孔子“游”的生活态度，物来欣然接受，物去不复思念的坦然，那么苏轼继承庄子的则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的精神自由。
苏轼“游于物外”的思考也深受庄子的“逍遥游”等思想影响。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提到了成竹在胸，身与竹化的论述，苏轼赞颂与可画竹的技藝与庄子的庖丁解牛的寓言，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成竹在胸”是对外物的了如指掌，对事已得心应手；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时从容不迫，对客观规律的掌握，也就能运用自如，迎刃而解。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如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遗世”便是游走于物外，徜徉于山水之间，清风明月皆有可赏可观，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人格上不受外在的繁华所累所牵，真正做到精神的自由。羽化而登仙并非真是要登天成仙，而是追求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庄子《逍遥游》中的神人、至人、圣人是寄托了庄子的精神理想，无须依凭、无须规避的自由境界。在惬意的游于物外和绝对的精神自由上，苏轼和庄子有心灵的相通处。其实在齐万物、顺自然等观念上，苏轼也在老庄那儿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苏轼一生贬谪数次，人生几经波折，在坎坷的漫漫长路中，留下的却是洒脱昂扬的影子。“游于物外”的哲学观念，“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使得他对外界的宠辱平淡化，就是在最困难最失落之时，也不曾想遁隐山林以求解脱。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解脱的问题毕竟只是达到精神的和谐，让卑下的本能受到高尚情操的控制。人若能自我训练而达到此一境地，就不必脱离社会而求解脱了。” 苏轼的“游于物外”正是他迈入人生超然境界的法门。
三、“游于物外”与“出乎其外” 苏轼在他的作品中很多时候都表现了他“游于物外”的“乐游”人生态度。《送蹇道士归庐山》“人间俯仰三千秋，骑鹤归来与子游”，《石苍舒醉墨堂》“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菩萨蛮》“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游于物之初，世俗安得知”，《甘露寺》“江山岂不好，独游情易阑”，《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慈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在苏轼的诗词赋中，还有很多关于“游”的诗句，有身之行游，有心之神游，这些是他创作的源泉与创作思路，而作品豪放豁达的创作基调则来源于苏轼“游于外物”的人生态度。
“游于物外”在苏轼這儿，有创作思想因素在里面，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豁达心胸、生存之道、生命哲学的人生思考。苏轼“游于物外”的思想在王国维那儿得到发挥，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出乎其外”说。观堂的“出乎其外”比起东坡的“游于物外”说，更多的是倾向于文学创作的思考、审美距离的哲思。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六十则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在六十一则继续写道：“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 “出乎其外”的目的在于站在世外，统观万物，获得高致，“出乎其外”才能轻视外物，奴役风月，不为外物所驱。他强调的是站在世外，用超脱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轻视外物，用理智的情感驽风驾月。王国维“出乎其外”的精神内核即是用一种超脱的目光看待世间万物，这与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书“谈笑间，樯橹间灰飞烟灭”的时间观念相一致，也与《赤壁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齐万物思想相吻合。
苏轼“游于物外”和王国维的“出乎其外”思想都是将万物同人生一样看待，万物于我如浮云，世间外物皆过客，在永恒的时间里，它们都是转眼烟消云散的，然而用一种达观的眼光来看，用一种置身物外的心态来观，世间的悲欢离合不过尔尔，顺其自然、物外观之，获得永恒诗意之美。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和王国维的态度是相同的，但在王国维那里，“出乎其外”更是一种创作理念，一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文学“出入”观。
王国维认为不仅要“出乎其外”，也要“入乎其内”，因为“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入乎其内是深入物中，可以亲近观察事物的细节面貌，细致入微的描写能赋予事物以鲜活的生命。“游”也是一种生命流动的现象，一种欢快的生命律动，黄忠飞《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尚清意识》谓：“‘游’是建立在对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生生之气’的把握和感受上的。” 但是在苏轼笔下，“游于物外”的游，其生生之气并不在艺术创作的真实可信，而在于性情的鲜活洒脱。曹顺庆先生在《中西比较诗学》中写到：“‘入乎其内’要求‘神与物游’，‘出乎其外’要求‘肃然踞坐’。” 曹先生是着眼于情感的深浅而言的，入乎其内则易动情，感性太过；出乎其外则易冷淡，理智过盛，所以应当辩证的看待王国维的“出入”观。
苏轼的“游于物外”体现的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在这种豪情豁达的心胸下，孕育了大量超脱平静基调的作品；王国维“出乎其外”有宏观的人生态度之思，而更多的则是微观文艺理论的思考。
综上，“游”的精神文化，其根本特性在于自由悠游、欢快自适。从孔子“游于艺”的学习态度到为人处世的生活态度，其“游”还没有摆脱审美的功利性质。庄子的“逍遥游”那汪洋恣肆的遨游气势，给人的则是完全的精神解放与审美的无功利性。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期间也有很多关于“游”命题的思考，但是这里直接写到了苏轼，因为苏轼“游于物外”思想，既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宏伟气度，又有几经贬谪后，还保持庄子那份泰然自若的超脱潇洒。苏轼“游于物外”的“游”其根本还是一种人的“生生之气”，是人生存状态的洒脱，而王国维“出乎其外”有处世的超然，更有创作理论的独见，“出”能站得高望得远，故能超脱物外，“入”能体察细微，使物能鲜活生动。总之，“游”的文化范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源渊，也有持续的生命力。在文学艺术家如苏轼那里，更有韵味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洪琼《中国“游”文化之精神》，国学研究，理论界，2009年11月
[2]转引自： 阎自启《苏轼美学思想新探》，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9月，第12卷第3期
[3]王国维《人间词话全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4]王国维《人间词话全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5]黄忠飞《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尚清意识》，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0月，第5期
[6]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作者简介：
徐钰茹（1990～ ），女（汉族），湖北黄冈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
关键词：游于艺；逍遥游；游于物外；出乎其外
唐君毅先生曾用一个“游”字来概括整个中国艺术精神，“凡可游者，皆必待人精神真入乎其内，而藏焉、息焉、修焉、游焉，乃真知其美之所在。” 关于“游”范畴的文学概说，俯首皆是，从先秦孔子“游于艺”、庄子“逍遥游”，到魏晋南北朝陆机“心游万仞”、嵇康“游心太玄”、王羲之“游目骋怀”、刘勰“神与物游”，到唐宋宗炳“卧游”、苏轼“游于物外”，到元明清又有郝经“内游”、汤显祖“游道”、李渔“梦往神游”……从以身体之的目游、官游到以心验之的心游、神游，到以思悟之的游内、游外，论者不断丰富“游”的意义内涵、增加其精神意味，但它的总的精神内蕴是一种自由、闲适、内心满足的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的统一。苏轼“游于物外”的美学思想，既继承了儒家“游于艺”的道德自我完善以此达到立人目的，也吸收了道家“逍遥游”的豁达诗意人生以追求悠游的理想境界。能够自如地出入儒家与道家，正是他对孔子和庄子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
关于“游”的释义，《说文解字》、《古文字释要》等都解释得很明了，后来的学者对“游”这一范畴理论作研究时，也阐发得明白入理，因此，此处不再对“游”作详细的缕析。概而论之，“游”的源头在“旌旗”，表现的是那种飘动之感，后世意义发生延展，有了“游戏欢乐、逍遥无碍、愉悦自适、悠然从容”的生活姿态和心灵境界。
一、游的思想源渊
“游”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及其人生态度，始于孔子。而将“游”真正当作是人生理想和审美心态的则是庄子。孔子和庄子是先秦时代就奠定了“游”的审美趣味的两位哲人，也正是他们，开启了后来的“游”的文艺思想。
（一）孔子“游于艺”
在先秦时代，发出“游”的生活态度的先声是孔子。在整部《论语》中写到“游”的论述有四处：《里仁篇第四》“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述而篇第七》“游于艺”，《颜渊篇第十二》“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季氏篇第十六》“乐佚游”。这四处的游，其中有三处是与身体的历游有关，是远游、游历的意思，而“游于艺”则不然。
“游于艺”这一命题，不少学者在上面做文章，从“艺”的角度、从“游”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从审美的角度等。笔者认为其实孔子的“游于艺”着眼点还是在“游”上，它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以一种不必执着的心胸对待生活，以一种休闲恬适的心态对待各类艺术。孔子在讲述道、陈述德、宣扬仁、传授艺的授业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同时也是悠游不迫的。苏轼在论《中庸》中指出：“故夫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 在孔子教学的过程中，他不仅仅是传授一些文艺门类的知识，而且是在传授过程中给人心灵以自由悠游的乐感。
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曾皙构思的春游情景，恰是孔子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暮春时节，天气渐暖，与友几人，沂水而浴，风来衣舞，人咏歌欢，该是多么惬意舒心的春游活动。在孔子眼中，这是社会和谐、生活和谐的欢乐场景，正是因为社会政治的无干涉、无疾苦，才能如此逍遥自得，不用想着退隐山林、不用焦心民泰安康；正是生活舒适、朋友志同，才能放下农活，在明朗好时节、约上志趣同道者畅然而谈、欢快而歌。虽则二十几字，却描述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自由畅达的生存状态。这里的“游”固然是“身游”、“春游”，但它无疑也是孔子积极入世时，对美好和谐生活的构想与阐发。
在政治不得志，仁义难以实施时，那么他茹心构想的和谐社会思想就得“舍而藏之”，于是在《论语》中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乘桴浮于海”也是“游”，这里的天地远离朝政、远离人世，它的依托是宽广寂寥的海，然而这又何尝不好，自由洒脱，足以让满腔的生活热情寄情于此，洒脱自在，依然可以乐观生活。在《论语·为政篇》也记录了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的悠然状态。在年轻时志于学、志于道，行为举止在规矩之内，而上了年纪，便是从心所欲，这种悠游自得已不受方圆所限。
在孔子那里，“游”不仅是身体力行的游历，教学从业的自适，更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这种“游”不仅适于出世时，尽管心系人民，但不为物役，不为物累；也适于他放弃布道施仁后，从心而欲而不逾矩的自由愉悦。
（二）庄子“逍遥游”
道家“游”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庄子的作品中。有学者统计，在庄子的作品中，关于“游”这个字出现的次数不下百次，可见，“游”在庄子的思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而集中体现庄子“游”的思想的是他的《逍遥游》和《养生主》两篇。
薛显超在《古典“游”范畴的审美意蕴》中写到：“庄子的‘游’承先秦之‘游’的基本概念，但更多的是取意于精神层面的自由。” 《逍遥游》，从篇名就可知是悠游自得、没有受到任何束缚、自由自在的活动状态。而纵观全文，蜩和鸠，此二者小，奋然而起，还得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鲲和鹏，此二者大，怒而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但是也需要更广的空间和更大的风力维持遨游的进行。不管是此二小者还是此二大者，它们都没有做到自由遨游的状态。但在篇末，庄子写了三种人，至人、神人、圣人，他们无依无待，才真正做到身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养生主》篇中记述了庖人解牛的故事，技艺高超的庖人，在解牛过程中酣暢淋漓的表现，是人们叹为观止的。从庖丁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庖丁追求的道，文彦波在《论“游”的审美意蕴的流变及其意义》中论道：“这种‘游’所体现并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极端的自由，它既无目的，又合目的，既无规律，有合规律”。 他是凭着精神与牛接触，在牛骨与牛肉间游刃有余，从技艺的熟练而能自如的行进，其实这不仅仅是解牛，更是天地万物，他用高超的技艺，做到官知止而神欲行。在这里，庖丁是身体的解脱，妙与神合，最终获得逍遥法门。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写到：“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也不能如宗教家的廉价地构想，而只能是求之于自己的心，这种自由精神以一‘游’字加以象征。” 庄子在他的作品中呈现的汪洋恣肆的感觉，不仅是语言上的自由洒脱，亦是精神上的逍遥无碍。如果说孔子的“游”更多的体现在身游，是生活态度的诗意，那么庄子的“游”便更多的体现在“心游”，是审美态度的自由。
二、苏轼的“游于物外”
“游”的审美理论从先秦发展到宋代，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到了宋代，在宋代崇尚清、尚淡等风韵的文化背景下，苏轼吸收儒家与道家的文化思想，提出了“游于物外”说。程相占在《苏轼“艺道两进”论与中国艺术哲学的纲领》中提出：“苏轼对孔子和庄子的态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笔者认为此言甚是中肯！
（一）“游于物外”的美学思想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到：“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以“超然”为题，有点强作超然的意味在里面，内心隐隐中有几分失落与几许苦闷，但是东坡那旷达超然的心态还是主要的。苏轼在开篇就写到“凡物皆有可观”，有“游于物之内”而不乐者，有“游于物之外”而乐者，从正反两面来说明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看待，那么凡物皆有可乐。“游于物外”也即是“超然物外”，能超然于物外，达观而知足，也就无往而不乐。正是苏轼以顺其自然的心态看待世间凡事，游走在万物之外，怀着一颗随遇而安的豁然开朗心态，他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下，诗意地过完一生。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又提出了“寓意于物”的观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 关于“寓意于物”的见解，刘雷在《以“游”来看苏轼艺术美学思想》中论道：“苏轼提出寓意的主张，即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过于迷恋而采取一种既有寄托而又能超然物外的态度。” 寓意于物是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物上，留意于物则是将情感锁定在物上，前者是游于物外，蜻蜓点水，随情泼洒；后者是留意物上，为物所累，为物所困。在这篇题记中，苏轼在认为凡物皆可喜，凡物可以悦人，但外在之物不可以移人。倘若太执着于物，太希冀于外界，那么人就会被物所奴役。因此，在东坡看来，可以将己意寄寓于物上，但不可沉溺于物，节制对外在的物欲，才能超然于物外，才能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在《题西林壁》中，苏轼写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是他身游于物之外，才能看到庐山不同的景致，才能体会不识庐山的缘由，才能体悟事外人生的哲理。“心游物外”，不把自己放在山中的视角，才有如此旷阔气势。在《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风也好、雨也好，阴晴也罢，谁怕，照样能徐行！风雨无常、阴晴难测，当真正做到不为外物所困所扰，心游外物随缘自适，那么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念奴娇·赤壁怀古》虽说给人惆怅难释的苦闷与失落，然而在整体感观此词时，又是释怀后的豁达大气，超越空间的挤压，超越时间的流逝，人生不如意多则多矣，被贬黄州，地虽偏僻，人虽老迈，然而有那份超然物外的心态，也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后的达观。
（二）“游于物外”的生活态度
苏轼的“游于物外”思想，有儒家“游于艺”的精神内涵在里面，也有道家的“逍遥游”超脱审美意蕴在其中。
苏轼是一位书画诗赋样样精通的全才，在艺术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孔子“游于艺”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轼。在孔子那儿，“游”是以一种闲适的态度对待学艺，于学中求乐，于艺中得乐。在苏轼的作品中，多次强调要多读书，加强品德修养，这恰是孔子“游于艺”的核心——不依靠外物，通过道德修炼达到立人目的。而孔子游于人生的态度则更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处世之道。当身在朝时，保持士大夫积极入世的心态，与此同时又能游于事外，抱守与世无争的高洁人格；当被贬他乡时，能坚持在苦中作乐，超越世俗，追求超然的艺术人生。洪琼在《中国“游”文化之精神》中认为“苏轼的‘游于物之外而不游于物之内’的思想，可以说就是一种‘游于人生’的思想。” 苏轼的“游于物外”的人生理念，使他获得“游于人生”的超脱，正如苏轼在《定风波》中的感慨，再多的风雨交加，再多的阴晴变幻，外物在我心外，我心悲喜我自适，便是平淡如水的“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说苏轼继承的是孔子“游”的生活态度，物来欣然接受，物去不复思念的坦然，那么苏轼继承庄子的则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的精神自由。
苏轼“游于物外”的思考也深受庄子的“逍遥游”等思想影响。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提到了成竹在胸，身与竹化的论述，苏轼赞颂与可画竹的技藝与庄子的庖丁解牛的寓言，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成竹在胸”是对外物的了如指掌，对事已得心应手；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时从容不迫，对客观规律的掌握，也就能运用自如，迎刃而解。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如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遗世”便是游走于物外，徜徉于山水之间，清风明月皆有可赏可观，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人格上不受外在的繁华所累所牵，真正做到精神的自由。羽化而登仙并非真是要登天成仙，而是追求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庄子《逍遥游》中的神人、至人、圣人是寄托了庄子的精神理想，无须依凭、无须规避的自由境界。在惬意的游于物外和绝对的精神自由上，苏轼和庄子有心灵的相通处。其实在齐万物、顺自然等观念上，苏轼也在老庄那儿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苏轼一生贬谪数次，人生几经波折，在坎坷的漫漫长路中，留下的却是洒脱昂扬的影子。“游于物外”的哲学观念，“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使得他对外界的宠辱平淡化，就是在最困难最失落之时，也不曾想遁隐山林以求解脱。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解脱的问题毕竟只是达到精神的和谐，让卑下的本能受到高尚情操的控制。人若能自我训练而达到此一境地，就不必脱离社会而求解脱了。” 苏轼的“游于物外”正是他迈入人生超然境界的法门。
三、“游于物外”与“出乎其外” 苏轼在他的作品中很多时候都表现了他“游于物外”的“乐游”人生态度。《送蹇道士归庐山》“人间俯仰三千秋，骑鹤归来与子游”，《石苍舒醉墨堂》“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菩萨蛮》“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游于物之初，世俗安得知”，《甘露寺》“江山岂不好，独游情易阑”，《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慈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在苏轼的诗词赋中，还有很多关于“游”的诗句，有身之行游，有心之神游，这些是他创作的源泉与创作思路，而作品豪放豁达的创作基调则来源于苏轼“游于外物”的人生态度。
“游于物外”在苏轼這儿，有创作思想因素在里面，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豁达心胸、生存之道、生命哲学的人生思考。苏轼“游于物外”的思想在王国维那儿得到发挥，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出乎其外”说。观堂的“出乎其外”比起东坡的“游于物外”说，更多的是倾向于文学创作的思考、审美距离的哲思。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六十则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在六十一则继续写道：“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 “出乎其外”的目的在于站在世外，统观万物，获得高致，“出乎其外”才能轻视外物，奴役风月，不为外物所驱。他强调的是站在世外，用超脱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轻视外物，用理智的情感驽风驾月。王国维“出乎其外”的精神内核即是用一种超脱的目光看待世间万物，这与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书“谈笑间，樯橹间灰飞烟灭”的时间观念相一致，也与《赤壁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齐万物思想相吻合。
苏轼“游于物外”和王国维的“出乎其外”思想都是将万物同人生一样看待，万物于我如浮云，世间外物皆过客，在永恒的时间里，它们都是转眼烟消云散的，然而用一种达观的眼光来看，用一种置身物外的心态来观，世间的悲欢离合不过尔尔，顺其自然、物外观之，获得永恒诗意之美。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和王国维的态度是相同的，但在王国维那里，“出乎其外”更是一种创作理念，一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文学“出入”观。
王国维认为不仅要“出乎其外”，也要“入乎其内”，因为“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入乎其内是深入物中，可以亲近观察事物的细节面貌，细致入微的描写能赋予事物以鲜活的生命。“游”也是一种生命流动的现象，一种欢快的生命律动，黄忠飞《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尚清意识》谓：“‘游’是建立在对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生生之气’的把握和感受上的。” 但是在苏轼笔下，“游于物外”的游，其生生之气并不在艺术创作的真实可信，而在于性情的鲜活洒脱。曹顺庆先生在《中西比较诗学》中写到：“‘入乎其内’要求‘神与物游’，‘出乎其外’要求‘肃然踞坐’。” 曹先生是着眼于情感的深浅而言的，入乎其内则易动情，感性太过；出乎其外则易冷淡，理智过盛，所以应当辩证的看待王国维的“出入”观。
苏轼的“游于物外”体现的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在这种豪情豁达的心胸下，孕育了大量超脱平静基调的作品；王国维“出乎其外”有宏观的人生态度之思，而更多的则是微观文艺理论的思考。
综上，“游”的精神文化，其根本特性在于自由悠游、欢快自适。从孔子“游于艺”的学习态度到为人处世的生活态度，其“游”还没有摆脱审美的功利性质。庄子的“逍遥游”那汪洋恣肆的遨游气势，给人的则是完全的精神解放与审美的无功利性。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期间也有很多关于“游”命题的思考，但是这里直接写到了苏轼，因为苏轼“游于物外”思想，既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宏伟气度，又有几经贬谪后，还保持庄子那份泰然自若的超脱潇洒。苏轼“游于物外”的“游”其根本还是一种人的“生生之气”，是人生存状态的洒脱，而王国维“出乎其外”有处世的超然，更有创作理论的独见，“出”能站得高望得远，故能超脱物外，“入”能体察细微，使物能鲜活生动。总之，“游”的文化范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源渊，也有持续的生命力。在文学艺术家如苏轼那里，更有韵味无穷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洪琼《中国“游”文化之精神》，国学研究，理论界，2009年11月
[2]转引自： 阎自启《苏轼美学思想新探》，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9月，第12卷第3期
[3]王国维《人间词话全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4]王国维《人间词话全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5]黄忠飞《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尚清意识》，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0月，第5期
[6]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作者简介：
徐钰茹（1990～ ），女（汉族），湖北黄冈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