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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研究会推动了我国文学的发展，但是《学灯》的影响却一直受人忽视。本文通过对《学灯》与早期文学研究会创作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深入了解《学灯》与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地位和成就，同时把握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生长轨迹。
【關键词】学灯；文学研究会；创作；关系
《学灯》与早期的文学研究会创作关系十分密切。虽然一直以来二者关系都被人忽略，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被打为右翼文学的《学灯》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学灯》对文学研究会的贡献便很少被提及。而80年代后到至今，虽有出版了不少研究文学研究会的专著，但是在考证其关系和影响时，对于两者之关系只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应该客观如实地描述这段历史，不仅应该肯定《学灯》与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更应该从这段被遮蔽的历史中清晰地了解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生长轨迹。
一、文学研究会与《学灯》渊源
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会员在文学研究会建立前就开始与《学灯》开始接触。“1920年12月4日，北京文学研究会同人在万宝盖、耿济之家里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并推举周作人起草宣言书。随后，宣言书刊登在《学灯》上。”让文学研究会与学灯进一步加强联系的人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郑振铎和柯一岑。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郑振铎既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导者，又是报刊的主编，具有双重身份，在《学灯》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柯一岑在郑振铎辞职后接任学灯主编，进一步推动二者发展。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创办《文学旬刊》，并附刊于《时事新报》随刊赠送。这一事件可
以看作是《学灯》与文研会紧密合作的开始。从1923年第81期开始，《文学旬刊》更名为《文学》，成为周刊，依旧附《时事新报》发行。1925年172期起，文学研究会将《文学》再次更名为《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归并开明书店发行。至此，随着作为双方关系之纽带的《文学旬刊》附刊《时事新报》的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到此结束。
二、《学灯》与文学研究会的双向影响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曾担任过《新社会》和《人道》的编辑。他开始注重大众传播在文化、文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借助《学灯》的品牌效应，团结并吸纳了大量文学研究会会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依托《学灯》为文艺阵地，接过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大旗，通过文学建设实施文化启蒙和社会革新，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学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文学平台，使其得以发表了一列重要文章，在郑振铎和柯一岑主持《学灯》期间，为文研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例如叶圣陶发表了《饭》《梦》以叶绍钧、郢等笔名发表了《脆弱的心》、《时间经济》、《说话》、《刊物》等作品。朱自清发表了《睡罢小小的人》、《羊群》、《短篇小说的性质》等作品。庐隐发表了《旅行西湖的感想》、《王阿大的死》、《国庆》。愈平伯发表了《胜利者》、《乐谱中之一行》等。《学灯》极大提高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影响力。这充分表现了传播媒介与社团发展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会凭借自身文学创作进一步扩大了《学灯》的文学影响力。郑振铎主持期间的《学灯》对当时的文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文学生产机制具有导向性作用。他最大的实绩就是把《学灯》打造成为传播新文学的主要阵地。通过大众传播，将自己社团的文学主张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灯》，为读者所接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文学创作分析
笔者认为如果想更深入地理解文研会， 必须追本溯源， 理清其最初的文学思路。通过对《学灯》上文学研究会发表的早期作品进行研究，有利于更清楚地把握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文学创作。早期文学研究会重视对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在“为人生”理念的指导下，不仅在作品中探讨人生意义和价值，更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加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柯一岑在担任《学灯》编辑前，就已经是《学灯》的作者。在《学灯》发表文章最早可见于1919年4月1日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后同年又陆续发表了《家庭组织问题之商榷》、《结婚时期问题》、《学生助工教育团之提倡》等文章。可见早期文学研究会是紧跟社会思潮和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的。
文学研究会开儿童文学之先河。《学灯》主编郑振铎在同是文学研究成员的冰心的多次建议下，在《学灯》上开设了儿童文学一栏，这是五四时期副刊中的首创。早期文学研究会以清醒的目光直面人生，关注着复杂纷乱的社会百态。儿童作为中国的未来，自然受到包括郑振铎、冰心在内的早期文学研究会员们的重视。其中，以文学研究会员胡天华表现突出，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例如：《盲人和乳酪》、《白菜的大头》、《在田角里》等作品，尽管都是翻译，但是奠定了《学灯》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地位，打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第一枪。
早期文学研究会非常重视外国文学原理的引进。在《文学研究会简章里》就确定了“研究世界文学”为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之一。在刊登在《学灯》上的《文学旬刊》的宣言中表明：“一方面要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中。”早期的文学研究会把传统文学观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以载道的观念，载的是圣人之道，一类是主张供人娱乐的游戏观念。文学研究会反对这两类文学观，认为这类文学观是错误和荒谬的。他们认为如果要打破传统文学观，只有从根本上更新替换原有的思想，建立新的文学观念才能实现，掌握西方文学原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改革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通过对学灯与早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灯与早期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双向影响。《学灯》承载了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创作，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思路。在了解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生长轨迹后，我们应当重视《学灯》对早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积极影响，明确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贾植芳编：《文学研究会资料》[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l版
[2] 吴静. 《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D].复旦大学，2009.
[3] 张黎敏.《时事新报·学灯》：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D].华东师范大学，2009.
【關键词】学灯；文学研究会；创作；关系
《学灯》与早期的文学研究会创作关系十分密切。虽然一直以来二者关系都被人忽略，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被打为右翼文学的《学灯》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学灯》对文学研究会的贡献便很少被提及。而80年代后到至今，虽有出版了不少研究文学研究会的专著，但是在考证其关系和影响时，对于两者之关系只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应该客观如实地描述这段历史，不仅应该肯定《学灯》与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更应该从这段被遮蔽的历史中清晰地了解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生长轨迹。
一、文学研究会与《学灯》渊源
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会员在文学研究会建立前就开始与《学灯》开始接触。“1920年12月4日，北京文学研究会同人在万宝盖、耿济之家里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并推举周作人起草宣言书。随后，宣言书刊登在《学灯》上。”让文学研究会与学灯进一步加强联系的人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郑振铎和柯一岑。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的郑振铎既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导者，又是报刊的主编，具有双重身份，在《学灯》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柯一岑在郑振铎辞职后接任学灯主编，进一步推动二者发展。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创办《文学旬刊》，并附刊于《时事新报》随刊赠送。这一事件可
以看作是《学灯》与文研会紧密合作的开始。从1923年第81期开始，《文学旬刊》更名为《文学》，成为周刊，依旧附《时事新报》发行。1925年172期起，文学研究会将《文学》再次更名为《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归并开明书店发行。至此，随着作为双方关系之纽带的《文学旬刊》附刊《时事新报》的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到此结束。
二、《学灯》与文学研究会的双向影响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曾担任过《新社会》和《人道》的编辑。他开始注重大众传播在文化、文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借助《学灯》的品牌效应，团结并吸纳了大量文学研究会会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依托《学灯》为文艺阵地，接过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大旗，通过文学建设实施文化启蒙和社会革新，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学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文学平台，使其得以发表了一列重要文章，在郑振铎和柯一岑主持《学灯》期间，为文研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例如叶圣陶发表了《饭》《梦》以叶绍钧、郢等笔名发表了《脆弱的心》、《时间经济》、《说话》、《刊物》等作品。朱自清发表了《睡罢小小的人》、《羊群》、《短篇小说的性质》等作品。庐隐发表了《旅行西湖的感想》、《王阿大的死》、《国庆》。愈平伯发表了《胜利者》、《乐谱中之一行》等。《学灯》极大提高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影响力。这充分表现了传播媒介与社团发展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会凭借自身文学创作进一步扩大了《学灯》的文学影响力。郑振铎主持期间的《学灯》对当时的文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文学生产机制具有导向性作用。他最大的实绩就是把《学灯》打造成为传播新文学的主要阵地。通过大众传播，将自己社团的文学主张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灯》，为读者所接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文学创作分析
笔者认为如果想更深入地理解文研会， 必须追本溯源， 理清其最初的文学思路。通过对《学灯》上文学研究会发表的早期作品进行研究，有利于更清楚地把握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文学创作。早期文学研究会重视对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在“为人生”理念的指导下，不仅在作品中探讨人生意义和价值，更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分析，加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柯一岑在担任《学灯》编辑前，就已经是《学灯》的作者。在《学灯》发表文章最早可见于1919年4月1日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后同年又陆续发表了《家庭组织问题之商榷》、《结婚时期问题》、《学生助工教育团之提倡》等文章。可见早期文学研究会是紧跟社会思潮和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的。
文学研究会开儿童文学之先河。《学灯》主编郑振铎在同是文学研究成员的冰心的多次建议下，在《学灯》上开设了儿童文学一栏，这是五四时期副刊中的首创。早期文学研究会以清醒的目光直面人生，关注着复杂纷乱的社会百态。儿童作为中国的未来，自然受到包括郑振铎、冰心在内的早期文学研究会员们的重视。其中，以文学研究会员胡天华表现突出，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例如：《盲人和乳酪》、《白菜的大头》、《在田角里》等作品，尽管都是翻译，但是奠定了《学灯》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地位，打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第一枪。
早期文学研究会非常重视外国文学原理的引进。在《文学研究会简章里》就确定了“研究世界文学”为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之一。在刊登在《学灯》上的《文学旬刊》的宣言中表明：“一方面要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中。”早期的文学研究会把传统文学观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以载道的观念，载的是圣人之道，一类是主张供人娱乐的游戏观念。文学研究会反对这两类文学观，认为这类文学观是错误和荒谬的。他们认为如果要打破传统文学观，只有从根本上更新替换原有的思想，建立新的文学观念才能实现，掌握西方文学原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改革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通过对学灯与早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灯与早期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双向影响。《学灯》承载了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创作，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思路。在了解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生长轨迹后，我们应当重视《学灯》对早期文学研究会创作的积极影响，明确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贾植芳编：《文学研究会资料》[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l版
[2] 吴静. 《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D].复旦大学，2009.
[3] 张黎敏.《时事新报·学灯》：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D].华东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