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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功能的问题，早就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先秦时期即已有之，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更具有代表性，有以苟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说，和与其相左的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说。时至今日，语言符号能否穷尽地表达意义，应该如何把握意义，既涉及认识论问题，又涉及方法论问题，值得讨论。
一、语言功能的有限——意在言外
“意在言外”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是思维最有效的依托，但不是惟一的依托，它不能把人们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表达出来。唐代诗人刘禹锡说：“长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鲁迅先生也感慨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意思寄于“言”，而“言”又难以尽意，不尽之意含于言外。究其原因，其一，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线性的符号系统，话要一句一句说，文章要一字一字写，像线条一样，只遵循时间的序列。文学创作是艺术思维，创造性思维活动不是单向性、单线性的，而是多向性、多线性的，思维的轨迹呈空间辐射状，无一定的方向和范围，不囿于传统和陈规，强调思维主体主动寻找多种答案，以求得与众不同的思维结果。表达思想时，再丰富、再立体、再深刻的思维也得用语言这个线条装起来。其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义的核心是词语，词语的本质特征是概括，人们所想的即语言所要表达的却是令别的、特殊的东西，特殊的、个别的东西的复杂性难以用言语——穷尽地表达出来。
剖析这些思想和言语表达的矛盾，可以从中理解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语言功能的有限，确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的“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表达者们利用这种矛盾，在本文结构中故意留下了不可言传之意，让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凭借自己的经验、体会来加以填充。
“意在言外”足一种创作构想，不同的作家(即使是同一作家)对同一个事物的形象特征选取各自需要的，角度，创造出各不相同的立意。譬如对于“水”，一般人都知道“水往低处流”的特征。孟子揭示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特点。《荀子》记载了孔子向其学生子贡道出的“水”的九种特征：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
中国文学讲究意境，“意”指来源于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触动、感发，而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思想感情，侧重于情思、意绪、主观创造。“境”指文本中直接描绘、塑造的形象，侧重于客观事物的呈现，“意”虚而“境”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做到“意与境浑”，既要虚实结合，又要虚实相生，化实为虚，虚而为实。
正是作家的不同创作立意和虚实相合、相生的意境，赋予了作品以鲜活的生命，从而大大激发了读者的丰富联想，产生了不尽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使语言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表达的灵活性。以物喻人，托物言志，借景写情等等写作手法才能得以实现，寓言、童话等文学体裁才能得以大展宏图。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巨大张力和艺术魅力。
二、语言功能的无限——“言外之意”
黑格尔指出“遇到一件艺术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意蕴即“言外之意”，意蕴不是作品的形象直接呈现出来的，它既寄寓于形象之中，又超越具体的艺术形象而存在，意蕴总是大于或多于形象。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运用词进行思维，所以能深入到一切思想所能达到之境，更具有穿透性，可以纵横驰骋、上天人地、忽古忽今、无所拘忌，可以说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比其它艺术形式更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表现能力。
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好的诗文“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应该说优秀的文学形象的意蕴是无穷无尽的。一部《老子》，字数不过五千，段落仅有八十，蕴含了多少宇宙玄理，概括了多少人生奥义。上至宇宙之根、道德之貌，下至自然之规、人生之终。都在这样一个深层世界里得到了表征和体现。一理一义，饱含无尽意味。
产生无尽言外之意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第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赋予形象的意义原本就不是单一的，任何文学形象都已经融合了作家的感性与理性、情感和意志等心理因素，经过了创造性的想象、改造，然后，以生活中的具体的、惟一的样子呈现出来，升华成了“意象”，文学形象是外在表现和内在“意象“的统一。第二，文学形象的意蕴必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具体地生成，读者的生活阅历、文化修养、艺术趣味、个性气质无不参与对形象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只是被动接收作品文本内容，而是参与了作品的再创作，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使语言具有了宏大的内涵，几乎无所不能表达。
“言外之意”无穷无尽，似乎模糊、宏大，但它的生成不是毫无原则、主观任意的，首先受到作家(作品)总体描写的制约，不论多么丰富的言外之意都不能游离作家作品，都能从作家作品本身找到蛛丝马迹。作家写作的目的性使文学形象总是体现着创作意图，创作意图直接决定形象意蕴的大致方向。同时，作家在创作中总是有意识的突出强调文学形象某几方面的特征，把读者个人的社会生活阅历、文化素养，联想能力等等影响到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同一篇作品，却总能出现不尽相同或大不相同的评论文章的原因。
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读者通过积极活跃的联想和想象，在自己的头脑中呈现出活生生的画面来，因此人们把文学称为“想象的艺术”，文学形象不能通过读者的感官直接把握，而要通过语言的中介，这更加大了想象的空间，激发了读者的联想，使文学形象的意蕴更加丰富和广阔。
一、语言功能的有限——意在言外
“意在言外”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是思维最有效的依托，但不是惟一的依托，它不能把人们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表达出来。唐代诗人刘禹锡说：“长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鲁迅先生也感慨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意思寄于“言”，而“言”又难以尽意，不尽之意含于言外。究其原因，其一，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线性的符号系统，话要一句一句说，文章要一字一字写，像线条一样，只遵循时间的序列。文学创作是艺术思维，创造性思维活动不是单向性、单线性的，而是多向性、多线性的，思维的轨迹呈空间辐射状，无一定的方向和范围，不囿于传统和陈规，强调思维主体主动寻找多种答案，以求得与众不同的思维结果。表达思想时，再丰富、再立体、再深刻的思维也得用语言这个线条装起来。其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义的核心是词语，词语的本质特征是概括，人们所想的即语言所要表达的却是令别的、特殊的东西，特殊的、个别的东西的复杂性难以用言语——穷尽地表达出来。
剖析这些思想和言语表达的矛盾，可以从中理解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语言功能的有限，确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的“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表达者们利用这种矛盾，在本文结构中故意留下了不可言传之意，让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凭借自己的经验、体会来加以填充。
“意在言外”足一种创作构想，不同的作家(即使是同一作家)对同一个事物的形象特征选取各自需要的，角度，创造出各不相同的立意。譬如对于“水”，一般人都知道“水往低处流”的特征。孟子揭示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特点。《荀子》记载了孔子向其学生子贡道出的“水”的九种特征：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
中国文学讲究意境，“意”指来源于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触动、感发，而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思想感情，侧重于情思、意绪、主观创造。“境”指文本中直接描绘、塑造的形象，侧重于客观事物的呈现，“意”虚而“境”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做到“意与境浑”，既要虚实结合，又要虚实相生，化实为虚，虚而为实。
正是作家的不同创作立意和虚实相合、相生的意境，赋予了作品以鲜活的生命，从而大大激发了读者的丰富联想，产生了不尽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使语言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表达的灵活性。以物喻人，托物言志，借景写情等等写作手法才能得以实现，寓言、童话等文学体裁才能得以大展宏图。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巨大张力和艺术魅力。
二、语言功能的无限——“言外之意”
黑格尔指出“遇到一件艺术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意蕴即“言外之意”，意蕴不是作品的形象直接呈现出来的，它既寄寓于形象之中，又超越具体的艺术形象而存在，意蕴总是大于或多于形象。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运用词进行思维，所以能深入到一切思想所能达到之境，更具有穿透性，可以纵横驰骋、上天人地、忽古忽今、无所拘忌，可以说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比其它艺术形式更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表现能力。
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好的诗文“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应该说优秀的文学形象的意蕴是无穷无尽的。一部《老子》，字数不过五千，段落仅有八十，蕴含了多少宇宙玄理，概括了多少人生奥义。上至宇宙之根、道德之貌，下至自然之规、人生之终。都在这样一个深层世界里得到了表征和体现。一理一义，饱含无尽意味。
产生无尽言外之意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第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赋予形象的意义原本就不是单一的，任何文学形象都已经融合了作家的感性与理性、情感和意志等心理因素，经过了创造性的想象、改造，然后，以生活中的具体的、惟一的样子呈现出来，升华成了“意象”，文学形象是外在表现和内在“意象“的统一。第二，文学形象的意蕴必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具体地生成，读者的生活阅历、文化修养、艺术趣味、个性气质无不参与对形象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只是被动接收作品文本内容，而是参与了作品的再创作，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使语言具有了宏大的内涵，几乎无所不能表达。
“言外之意”无穷无尽，似乎模糊、宏大，但它的生成不是毫无原则、主观任意的，首先受到作家(作品)总体描写的制约，不论多么丰富的言外之意都不能游离作家作品，都能从作家作品本身找到蛛丝马迹。作家写作的目的性使文学形象总是体现着创作意图，创作意图直接决定形象意蕴的大致方向。同时，作家在创作中总是有意识的突出强调文学形象某几方面的特征，把读者个人的社会生活阅历、文化素养，联想能力等等影响到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面对同一篇作品，却总能出现不尽相同或大不相同的评论文章的原因。
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读者通过积极活跃的联想和想象，在自己的头脑中呈现出活生生的画面来，因此人们把文学称为“想象的艺术”，文学形象不能通过读者的感官直接把握，而要通过语言的中介，这更加大了想象的空间，激发了读者的联想，使文学形象的意蕴更加丰富和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