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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认为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下称“现汉”)，在历时5年的最新修订之后，却被举报为“违法”。举报者言辞激烈，称其“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这一根本搞乱汉语汉字”“这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的最严重的破坏，这是一场历史空前的汉字大动乱”“这是一场自毁长城的文化内乱，是中国文化空前的大灾难”“中华汉字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
引火上身的，是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汉”收录了“NBA”等239个英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让中国辞书学会会长、“现汉”第6版修订主持人之一江蓝生哭笑不得，她对于这样的指控很不理解：“一部词典收录了239条字母词就威胁到我们的汉字文化，就让我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我们的汉字文化也太脆弱了。”
不过，所有人都清楚，争端背后是对汉语现状的担忧。“别看他们表面上观点非常对立，实际上是出于同一种焦虑，对汉语现状的焦虑，只是焦虑的方向不一样。”《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虽然在南京工作，但她对这场发端于北京的争论非常关注，她认为：“收新词的人，怕跟不上现代汉语的变化；而另一种担心则相反，怕杂七杂八的东西多了，会污染汉语。”
外来语真的会污染汉语吗?在眼下这个文化交流和碰撞频繁的时代，语言作为一种沟通交流工具，又该如何适应时代，在“求变”与“规范”的张力中，保持独立而健康的发展?
字母词“入侵”
江蓝生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正式出版至今已有34个年头的“现汉”，居然在她手上落下个“违法”的名声。
8月27日，100多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一场“保卫汉语学术研讨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检举信，并由与会者分别签名。这份检举信认为，《现汉》第6版收录了239条英语缩略语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和法规。次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和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傅振国带头，分别将检举信送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在举报方看来，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我国文字安全、文化安全和中华民族文字尊严的问题。他们担心，现在把239个英文词放在汉语词典正文里，有朝一日也会把法文词、德文词、日文词收入汉语词典，汉语词典将成为“一语双文”“一语三文”甚至“一语四文”，长此以往，汉语汉字的尊严在哪里?我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安全性在哪里?还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违不违法，我觉得还没到那种程度，没到那个层面上。”9月3日上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高永伟在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永伟的研究方向是现代英语、双语辞书编纂、词典编纂史，曾经参加过《英汉大词典》《朗文袖珍成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英汉汉英袖珍词典》、《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等多部词典的编撰工作。“你去翻词典，‘现汉’第5版就有字母词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指出来?”
事实上，从1978年第1版开始，“现汉”已经收录有字母词，其中有国产的“阿Q”，外来词“三K党”等，维生素的名称最初是维生素甲、乙……但天干地支不够用，最后还是称为维生素A、B……K等，不过，纯粹以西文字母开头的单词由于无法排序，还是没有开禁，“X光”虽然早在1903年就进了当时的词典《新尔雅》，在这一版“现汉”里还是被写作“爱克斯光”。
1978年这一版“现汉”最终收录的夹带字母于中尾部的词语有11条词；1996年第3版中，已正式有“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一名目，收词数目为39条，只不过，当时算作词典附录；但2001年商务印出馆出版的《新华词典》中，已经将所收录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算作正文的一部分，在末尾单列，共有87条；早两年前出版的《辞海》，也以同样的方式收录了126个字母开头的词语。
从数量上看，是11到239，而且收录了以字母开头的词语；从地位上看，是从附录转为正文末尾，似乎会有字母词正在“入侵”中国汉语系统的感觉，但在高永伟看来，字母词的大量使用，只是体现了语言使用的从简趋势，尤其是在网络化、数码化的现代社会，许多英文缩略词，翻译成汉语很长，又不易理解，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是汉语自行发展出的首字母缩写词语，比如GB(国家标准)，RMB(人民币)等。
“很多我们是作为附录处理的，表明这是一个过渡，有些词汇可能就是语言的过客，流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就会消失。”高永伟认为，这类词出现在汉语中，看起来显得不伦不类，“但从词汇量来讲，它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填补了我们的需要。”
高永伟的这种观点与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看法不谋而和。吕先生提倡，在对待新生语的入境或产生时，应抱着“宁滥勿缺”的态度。
语言是很民主的东西
得知百名专家联名举报“现汉”违法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教授张豫峰正在云南参加中国语言学会，但在这个上百名业内学者头脑风暴的专业盛会上，并没有人提及此事，张豫峰本人也觉得举报“有点大惊小怪”。
“在任何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外来词都占了很大比例。”9月3日晚，刚刚从云南回到上海的张豫峰在电话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语言，要承认客观事实，词典就应该科学地对待这些高频使用的外来词。“词汇是不同文化碰撞和语言碰撞中最活跃的因素，两种词汇一交叉，就会产生大量借词。”她说，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英语曾和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凯尔特语、西班牙语等发生过接触和碰撞，现代英语中的外来词占词语总量的50％以上；日语更是“拿来主义”的典范，大量词汇来自中文，还有一些源于英语，—个普通日本人的语汇中至少有3％是外来词。
汉语也无法独善其身。从先秦开始，匈奴语、突厥语、鲜卑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等周边地区的语言，就不断地与汉语发生交叉和感染；东汉到五代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更将中亚的各种语言带入汉语；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的科学文化陆续进入中国，也带来了大量以英语为主的现代印欧词汇，随着众多寻求救国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大量日语词汇也开始进入汉语。 因此，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词语，并非是中国土著出身。比如，葡萄、胭脂、琵琶、狮子、豆蔻、菩萨、塔……
比较有趣的是“胡”。这个字本为匈奴人的自称，进入汉语后用来泛指北方和西方的非中原民族，如匈奴、波斯等，后来成为非常活跃的构词语素。比如，对于来自这些地区的物产，多用“胡”组词，胡萝卜、胡琴、胡桃、胡蜂、胡椒等都是如此；匈奴民风彪悍，汉初不断南下袭扰中原，老百姓对匈奴既怕又恨，还带着一丝鄙夷，于是又引申出“蛮不讲理、随性而来”的修饰义，产生了一大批带有这种感情倾向的词语，如：胡闹、胡来、胡说八道、胡搅蛮缠、胡作非为、胡言乱语，等等。
只不过，旧时的外来词进入汉语时，大多经过了“汉化”过程，有意无意地按汉族心理和习惯改造，使之成为符合汉语习惯的词，北师大教授朱瑞平形容这是“用水磨功改造”，因此，“国人几乎不觉其‘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主任石定栩则认为，语言是很民主的东西，人民觉得什么好，就会用什么，不会以任何专家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但完全可以用中文表达的东西，一定要写成英文，那也没意思。”石定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英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能因此认为，汉语已经丧失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中国的小学和幼儿园教育还是以汉语为主。
不过，北师大教授朱瑞平提醒，汉英夹杂日益盛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一些人的理解和运用设置障碍，“语言文字是具有系统性的，要便于使用，GDP、MPI，多少中国人懂?翻译成汉语后多少人不懂?在使用过程中，要全面考虑。直接说NBA，还是有些人不知道，我们的视点不能只是城市里一些时髦人，或只面向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国更多的人不是这些精英阶层。”
《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从一开始就很关注“现汉”是否违法之争，从提倡语言规范的角度来讲，她非常认可这种努力，这是保持民族语言有力量有尊严主流化的一种表现，但她丝毫不担心，汉语会因此被污染。
“要相信汉语本身有能力自我净化，”她说，“生动流变的语言本身就有一种通过使用来选择和淘汰的能力，新词进入必然会经过这个检验过程，既定规范和现实使用之间存在张力，才说明语言是活的，而且活得清醒。”
汉语不乐观
当然，举报方坦言，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并非是简单的收录西文开头单词一事。
8月29日上午做客人民网时，举报方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表示：“我们根本目的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卫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一汉语汉字。”
字母词被收录词典的背后，是外来词大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随着新技术、新事物、新概念不断产生和引进，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并覆盖了科技、通信、经济、教育、医疗、娱乐等各个领域，其中很多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常用词语，如GDP、CT、KTV、ATM机等。
让举报方有些反感的，大概是这些词语在经过音译或意译进入正式有汉语系统的消化之前，就被“生吞活剥”地用上了。
“直接使用字母词有很多原因，主要是英语在全球影响力最大，通过英美国家的科技实力、文化影响来传播的词语特别多，有权威性、优越性的东西自然会被快速传播。”高永伟认为，必须要看到，在各种语言接触日益频繁的状况下，汉语尚未取得输出国的地位，“原因很多，历史原因，国力原因，语言的局限性等等。”
同时，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大量涌入的新词迎合了人们求新、求变的心理，语言使用者在表达过程中也喜欢追求一种新鲜的语言力量，“语不惊人死不休”。《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年轻人的亚文化心理，“为了表现一种区别于主流的语言色彩”。
另一股推动力，或许来自政府。
1984年，英语以第三大主科地位进驻高考，开启了英语的学校教育之路；1986年，职称评定也与外语水平联系起来，科教文卫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评定职称必须通过外语水平测定，于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建国后的第一次英语学习热潮。这股热潮始终没有退去，如今已发展到学习英语从小学开始，从幼儿园开始，甚至从胎教开始。
“我磕foot了。”
“是左foot还是右foot?”
“左foot。”
这是一位媒体编辑亲耳听到的亲戚与他5岁孩子的现实对话。这位家长要求孩子，在可以用英语表达的时候，不能使用汉语，希望以此锻炼孩子的英语水平。这位媒体编辑因此而担忧，“词典收录几个字母词就大惊小怪，那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这些现实例子，是不是对汉语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高永伟也认为，相比于对词典收录字母词的苛责，国内对英语教育的重视程度确实有些过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主任石定栩也表示应该重视这种现象，因为“结果很可能是什么语言都不会，英语和汉语都学不好”。
对汉语水平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贺阳组织学生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319名学生进行了一项大学生汉语文学应用能力测试，结果显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30％的学生不及格，68％的学生得分在70分以下，其中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词语储备不够，经常感觉词穷”，将近三成在“词语的使用、搭配”中感觉困难等。
对于汉语应用能力的危机，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将其归因于“很多人重视外语学习，轻视汉语学习”，另有超过四成的人认为，“现在人喜欢解构汉语，稀奇古怪的词语层出不穷”。
同年11月25日起，傅振国在人民网博客上发表“保卫汉语”系列博文，这些文章引发热议：并受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家语委、教育部语言司领导的重视与肯定。三年后，傅也成为此次举报“现汉”违法的带头人之一。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蒋严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说，如此多专家关心语言问题是好事。“不管他们是不是做这方面工作，不管他们提的意见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合理，总之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这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应该多方讨论，讨论越多，越说明：语文很重要。”
引火上身的，是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汉”收录了“NBA”等239个英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让中国辞书学会会长、“现汉”第6版修订主持人之一江蓝生哭笑不得，她对于这样的指控很不理解：“一部词典收录了239条字母词就威胁到我们的汉字文化，就让我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我们的汉字文化也太脆弱了。”
不过，所有人都清楚，争端背后是对汉语现状的担忧。“别看他们表面上观点非常对立，实际上是出于同一种焦虑，对汉语现状的焦虑，只是焦虑的方向不一样。”《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虽然在南京工作，但她对这场发端于北京的争论非常关注，她认为：“收新词的人，怕跟不上现代汉语的变化；而另一种担心则相反，怕杂七杂八的东西多了，会污染汉语。”
外来语真的会污染汉语吗?在眼下这个文化交流和碰撞频繁的时代，语言作为一种沟通交流工具，又该如何适应时代，在“求变”与“规范”的张力中，保持独立而健康的发展?
字母词“入侵”
江蓝生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正式出版至今已有34个年头的“现汉”，居然在她手上落下个“违法”的名声。
8月27日，100多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一场“保卫汉语学术研讨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检举信，并由与会者分别签名。这份检举信认为，《现汉》第6版收录了239条英语缩略语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和法规。次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和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傅振国带头，分别将检举信送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在举报方看来，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我国文字安全、文化安全和中华民族文字尊严的问题。他们担心，现在把239个英文词放在汉语词典正文里，有朝一日也会把法文词、德文词、日文词收入汉语词典，汉语词典将成为“一语双文”“一语三文”甚至“一语四文”，长此以往，汉语汉字的尊严在哪里?我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安全性在哪里?还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违不违法，我觉得还没到那种程度，没到那个层面上。”9月3日上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高永伟在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永伟的研究方向是现代英语、双语辞书编纂、词典编纂史，曾经参加过《英汉大词典》《朗文袖珍成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英汉汉英袖珍词典》、《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等多部词典的编撰工作。“你去翻词典，‘现汉’第5版就有字母词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指出来?”
事实上，从1978年第1版开始，“现汉”已经收录有字母词，其中有国产的“阿Q”，外来词“三K党”等，维生素的名称最初是维生素甲、乙……但天干地支不够用，最后还是称为维生素A、B……K等，不过，纯粹以西文字母开头的单词由于无法排序，还是没有开禁，“X光”虽然早在1903年就进了当时的词典《新尔雅》，在这一版“现汉”里还是被写作“爱克斯光”。
1978年这一版“现汉”最终收录的夹带字母于中尾部的词语有11条词；1996年第3版中，已正式有“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一名目，收词数目为39条，只不过，当时算作词典附录；但2001年商务印出馆出版的《新华词典》中，已经将所收录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算作正文的一部分，在末尾单列，共有87条；早两年前出版的《辞海》，也以同样的方式收录了126个字母开头的词语。
从数量上看，是11到239，而且收录了以字母开头的词语；从地位上看，是从附录转为正文末尾，似乎会有字母词正在“入侵”中国汉语系统的感觉，但在高永伟看来，字母词的大量使用，只是体现了语言使用的从简趋势，尤其是在网络化、数码化的现代社会，许多英文缩略词，翻译成汉语很长，又不易理解，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是汉语自行发展出的首字母缩写词语，比如GB(国家标准)，RMB(人民币)等。
“很多我们是作为附录处理的，表明这是一个过渡，有些词汇可能就是语言的过客，流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就会消失。”高永伟认为，这类词出现在汉语中，看起来显得不伦不类，“但从词汇量来讲，它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填补了我们的需要。”
高永伟的这种观点与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看法不谋而和。吕先生提倡，在对待新生语的入境或产生时，应抱着“宁滥勿缺”的态度。
语言是很民主的东西
得知百名专家联名举报“现汉”违法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教授张豫峰正在云南参加中国语言学会，但在这个上百名业内学者头脑风暴的专业盛会上，并没有人提及此事，张豫峰本人也觉得举报“有点大惊小怪”。
“在任何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外来词都占了很大比例。”9月3日晚，刚刚从云南回到上海的张豫峰在电话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语言，要承认客观事实，词典就应该科学地对待这些高频使用的外来词。“词汇是不同文化碰撞和语言碰撞中最活跃的因素，两种词汇一交叉，就会产生大量借词。”她说，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英语曾和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凯尔特语、西班牙语等发生过接触和碰撞，现代英语中的外来词占词语总量的50％以上；日语更是“拿来主义”的典范，大量词汇来自中文，还有一些源于英语，—个普通日本人的语汇中至少有3％是外来词。
汉语也无法独善其身。从先秦开始，匈奴语、突厥语、鲜卑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等周边地区的语言，就不断地与汉语发生交叉和感染；东汉到五代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更将中亚的各种语言带入汉语；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的科学文化陆续进入中国，也带来了大量以英语为主的现代印欧词汇，随着众多寻求救国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大量日语词汇也开始进入汉语。 因此，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词语，并非是中国土著出身。比如，葡萄、胭脂、琵琶、狮子、豆蔻、菩萨、塔……
比较有趣的是“胡”。这个字本为匈奴人的自称，进入汉语后用来泛指北方和西方的非中原民族，如匈奴、波斯等，后来成为非常活跃的构词语素。比如，对于来自这些地区的物产，多用“胡”组词，胡萝卜、胡琴、胡桃、胡蜂、胡椒等都是如此；匈奴民风彪悍，汉初不断南下袭扰中原，老百姓对匈奴既怕又恨，还带着一丝鄙夷，于是又引申出“蛮不讲理、随性而来”的修饰义，产生了一大批带有这种感情倾向的词语，如：胡闹、胡来、胡说八道、胡搅蛮缠、胡作非为、胡言乱语，等等。
只不过，旧时的外来词进入汉语时，大多经过了“汉化”过程，有意无意地按汉族心理和习惯改造，使之成为符合汉语习惯的词，北师大教授朱瑞平形容这是“用水磨功改造”，因此，“国人几乎不觉其‘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主任石定栩则认为，语言是很民主的东西，人民觉得什么好，就会用什么，不会以任何专家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但完全可以用中文表达的东西，一定要写成英文，那也没意思。”石定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英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能因此认为，汉语已经丧失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中国的小学和幼儿园教育还是以汉语为主。
不过，北师大教授朱瑞平提醒，汉英夹杂日益盛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一些人的理解和运用设置障碍，“语言文字是具有系统性的，要便于使用，GDP、MPI，多少中国人懂?翻译成汉语后多少人不懂?在使用过程中，要全面考虑。直接说NBA，还是有些人不知道，我们的视点不能只是城市里一些时髦人，或只面向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国更多的人不是这些精英阶层。”
《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从一开始就很关注“现汉”是否违法之争，从提倡语言规范的角度来讲，她非常认可这种努力，这是保持民族语言有力量有尊严主流化的一种表现，但她丝毫不担心，汉语会因此被污染。
“要相信汉语本身有能力自我净化，”她说，“生动流变的语言本身就有一种通过使用来选择和淘汰的能力，新词进入必然会经过这个检验过程，既定规范和现实使用之间存在张力，才说明语言是活的，而且活得清醒。”
汉语不乐观
当然，举报方坦言，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并非是简单的收录西文开头单词一事。
8月29日上午做客人民网时，举报方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表示：“我们根本目的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卫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一汉语汉字。”
字母词被收录词典的背后，是外来词大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随着新技术、新事物、新概念不断产生和引进，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并覆盖了科技、通信、经济、教育、医疗、娱乐等各个领域，其中很多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常用词语，如GDP、CT、KTV、ATM机等。
让举报方有些反感的，大概是这些词语在经过音译或意译进入正式有汉语系统的消化之前，就被“生吞活剥”地用上了。
“直接使用字母词有很多原因，主要是英语在全球影响力最大，通过英美国家的科技实力、文化影响来传播的词语特别多，有权威性、优越性的东西自然会被快速传播。”高永伟认为，必须要看到，在各种语言接触日益频繁的状况下，汉语尚未取得输出国的地位，“原因很多，历史原因，国力原因，语言的局限性等等。”
同时，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大量涌入的新词迎合了人们求新、求变的心理，语言使用者在表达过程中也喜欢追求一种新鲜的语言力量，“语不惊人死不休”。《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年轻人的亚文化心理，“为了表现一种区别于主流的语言色彩”。
另一股推动力，或许来自政府。
1984年，英语以第三大主科地位进驻高考，开启了英语的学校教育之路；1986年，职称评定也与外语水平联系起来，科教文卫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评定职称必须通过外语水平测定，于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建国后的第一次英语学习热潮。这股热潮始终没有退去，如今已发展到学习英语从小学开始，从幼儿园开始，甚至从胎教开始。
“我磕foot了。”
“是左foot还是右foot?”
“左foot。”
这是一位媒体编辑亲耳听到的亲戚与他5岁孩子的现实对话。这位家长要求孩子，在可以用英语表达的时候，不能使用汉语，希望以此锻炼孩子的英语水平。这位媒体编辑因此而担忧，“词典收录几个字母词就大惊小怪，那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这些现实例子，是不是对汉语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高永伟也认为，相比于对词典收录字母词的苛责，国内对英语教育的重视程度确实有些过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主任石定栩也表示应该重视这种现象，因为“结果很可能是什么语言都不会，英语和汉语都学不好”。
对汉语水平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贺阳组织学生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319名学生进行了一项大学生汉语文学应用能力测试，结果显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30％的学生不及格，68％的学生得分在70分以下，其中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词语储备不够，经常感觉词穷”，将近三成在“词语的使用、搭配”中感觉困难等。
对于汉语应用能力的危机，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将其归因于“很多人重视外语学习，轻视汉语学习”，另有超过四成的人认为，“现在人喜欢解构汉语，稀奇古怪的词语层出不穷”。
同年11月25日起，傅振国在人民网博客上发表“保卫汉语”系列博文，这些文章引发热议：并受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家语委、教育部语言司领导的重视与肯定。三年后，傅也成为此次举报“现汉”违法的带头人之一。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蒋严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说，如此多专家关心语言问题是好事。“不管他们是不是做这方面工作，不管他们提的意见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合理，总之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这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应该多方讨论，讨论越多，越说明：语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