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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暮春，风中，我等待一位县委书记的召见。地点在县委大院招待所，修剪整齐的冬青和葵叶郁郁葱葱，围墙外是新建的商住楼，赭红的外墙和超大的阳台，显示着县民住宅的阔绰。正瞎想，一辆挂武警牌照的越野车飞驰而来，刹稳，跳下一条汉子。
他就是书记。
书记40出头，方脸阔嘴，脸微黑，眼不大，炯炯有神。握手，温热有力，掌心略显粗糙。听他手下说，书记长年跑乡下，全县31个乡镇、七八百个村差不多跑遍了。见那越野车糊满尘土，我信然。落座，他开门见山，说：“记者同志想问啥尽管提，成稿后我也不审，免得你们采访时缩手缩脚。”这话，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交谈渐渐入港，书记纵横捭阖，妙语连珠，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外貌质朴得像山里汉子的男人，说到县域经济时，居然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变革”的原版论述。我有点不甘心，想再采访下去，这篇报道岂不成了书记的施政宣言，它还叫新闻吗？
终于寻找到机会，立马斜刺一刀：“3年前，我就想来贵县采访，之所以没来，其实有笔下留情的原因。”书记一愣，收住阔论问，怎么回事？我说，当时贵县有一群老干部，打电话到本报，要求对你们修的白龙大道和金龙大道曝光，他们认为“那投资上亿的公路，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典型的政绩工程”。
书记呵呵笑了，说3年前他刚好上任，那路虽不是他修的，但他借此提出了“新官理旧事，还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我紧追不舍：“问题是，也有人认为新官理旧事是您分内的工作，就像警察该抓小偷，难道还用专门提出吗？”书记不动声色地反诘：“我认为你还应该多调查一下，如今的新官，有几个在理旧事？有几个愿为前任还债？有几个不是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大干快上着所谓政绩工程？再问，如果新官都明白该还旧债，全国5万多个乡镇，为什么总欠债竟达2000多个亿？”
我语塞。其后数天，我从县城到乡镇往返若干次，终于调查清楚该县债务链的构成：“三金”“三乱”3个多亿，乡镇负债2.6亿，城镇基础建设3000万及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7000万，总计7.34亿元！而县财政年收入不足2个亿。“庞大的债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还引发干群尖锐矛盾。”一位镇长对我说，“我们下村布置工作时，农民就公开顶牛：‘我凭啥听你的？你们欠一屁股债，凭啥还对我们指手画脚？’”该镇长称，他们镇最多时欠债480万，“干部们连工资都发不出。”
与寒酸的乡镇比，县城却修得像模像样。渐渐，我开始理解书记了，他说过：“难道我真不懂该再多修几条路、多搞几处灯饰工程、多干几个立竿见影的大楼广场之类？但再修，则肯定是搞花架子、铺烂摊子了！”然而，书记的还债理念刚提出，就遭到很多干部反对：凭啥呀？凭啥要我们给上一届揩屁股？面对质疑，书记决绝地说，凭啥，就凭我们是执政者！“敢不敢正视历史遗留问题，不仅是责任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有人以花哨的政绩寻得升迁，但我的信念是，不求官做多大，只求百姓不骂！”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该县西泉镇人口不到9000人，负债竟达1000多万，如果按镇上现有财力，100年都还不清，“可是，有谁会允许它还100年？还100年，西泉还要不要发展？人民还要不要奔小康？”书记大声质问。
二
于是，还债作为执政理念确定下来。仅3年，书记带领一班人竟还掉了5个多亿，“剩下的，再用一两年就可以还清了！”采访中，我一次次看到农民拿到钱后流下的热泪，连县国土局局长也含着泪对我说：“我们局累计欠征地款六七千万，农民天天找上门闹，言辞极端的甚至喊着要去自杀。令我们苦不堪言！现在我们终于还清了6700万元债款，农民高兴，我们更高兴呀！”
书记的第二个大手笔是让农民盖新房。上任伊始，他了解到全县虽负债沉重，但民间存款却高达90多亿（这是个劳务输出大县），就主张将这笔钱用起来。咋用？“老百姓还住在祖祖辈辈传下的破屋里，为什么不建新房？”原来，建新房这费那费要缴三四千块，书记当即指示全免，结果，老百姓的积极性一下调动起来，仅3年，全县建的新房有两万多栋。
第三个大手笔是乡镇干部与县城干部对调。这很敏感，但书记在三干会上说话了：“对调，不是整哪个同志，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在乡村工作的艰难和不易，这叫换把椅子看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再从乡镇调回城里，你就知道该怎样支持乡里的工作了！”会场里鸦雀无声。“再说啦，谁说乡镇干部就干不好城里的事呢？”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书记甚至引用了当年印度电影《流浪者》主人公拉兹的著名台词，“小偷的儿子难道该永远是小偷？我们的乡镇干部难道就该永远窝在乡村吗？不，关键是要给他们创造条件！”这话赢得了与会上百个乡镇干部的热烈掌声，那些长年奔波于乡间的汉子们个个泪花闪闪。
第四个大手笔是……
三
自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这里设县以来，至今1300多年了，有多少父母官曾满怀抱负，想在这块土地上成就一番事业？又有多少父母官的行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以为，书记作出了恰当回答。但万万没料到，1年后，他竟坠落了！当南方一家媒体的记者辗转找到我后，问：“你采访他那么久，就没觉得他有点问题吗？”我哑然失笑，说：这不是让我事后说狠话吗？老实讲，采访书记前，他没给我打电话，文章见报后，他也没打电话。他心里很清楚：你做的是你该做的，就像他还旧债是他该做的一样。记得那次采访的中午，书记请我吃工作餐，县招待所的餐厅陈设简陋，进去前要走过一段黑黑的甬道，他让我先走，蓦地觉得不妥，自己走到了前面，回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干工作，唯求问心无愧了，每个月工资也就1000多块，靠的就是责任心。”我有意问，收入才1000多吗？他说，工资只有1000多。我很想追问收入是多少，但忍了，其一，它不是我采访的主题；其二，再问下去既不礼貌也很可能自讨没趣。
历史是曲折的河流，现实是起伏的山冈。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所造化的，这话若放我身上，则是当你站在山冈上回首昨天时，你可能看得清楚，但当你在路上时，又怎能像诸葛亮那样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呢？一个有思想、有能力、并清楚自己将更有作为的干部，究竟被什么蒙了眼，怎么会说倒就倒了？个中教训和警示是什么？谁能回答？
书记叫马平，原铜梁县县委书记，2006年6月因违纪被双规。7月，由我执笔的《不富的铜梁，三年还债5个亿》获年度新闻奖。个中玄机，我至今弄不明白。
张二，重庆某报新闻中心副主任，《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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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2006年12月1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铜梁县原县委书记马平（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其妻沈建萍（原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也因涉嫌受贿一同受审。 检察机关诉称，马平在担任重庆市铜梁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干部人事调整中，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8.06万元。此外，马平还伙同其妻沈建萍收受重庆某公司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5.5763万元，为其在铜梁县投资兴建的某项目谋取利益。
暮春，风中，我等待一位县委书记的召见。地点在县委大院招待所，修剪整齐的冬青和葵叶郁郁葱葱，围墙外是新建的商住楼，赭红的外墙和超大的阳台，显示着县民住宅的阔绰。正瞎想，一辆挂武警牌照的越野车飞驰而来，刹稳，跳下一条汉子。
他就是书记。
书记40出头，方脸阔嘴，脸微黑，眼不大，炯炯有神。握手，温热有力，掌心略显粗糙。听他手下说，书记长年跑乡下，全县31个乡镇、七八百个村差不多跑遍了。见那越野车糊满尘土，我信然。落座，他开门见山，说：“记者同志想问啥尽管提，成稿后我也不审，免得你们采访时缩手缩脚。”这话，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交谈渐渐入港，书记纵横捭阖，妙语连珠，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外貌质朴得像山里汉子的男人，说到县域经济时，居然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变革”的原版论述。我有点不甘心，想再采访下去，这篇报道岂不成了书记的施政宣言，它还叫新闻吗？
终于寻找到机会，立马斜刺一刀：“3年前，我就想来贵县采访，之所以没来，其实有笔下留情的原因。”书记一愣，收住阔论问，怎么回事？我说，当时贵县有一群老干部，打电话到本报，要求对你们修的白龙大道和金龙大道曝光，他们认为“那投资上亿的公路，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典型的政绩工程”。
书记呵呵笑了，说3年前他刚好上任，那路虽不是他修的，但他借此提出了“新官理旧事，还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我紧追不舍：“问题是，也有人认为新官理旧事是您分内的工作，就像警察该抓小偷，难道还用专门提出吗？”书记不动声色地反诘：“我认为你还应该多调查一下，如今的新官，有几个在理旧事？有几个愿为前任还债？有几个不是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大干快上着所谓政绩工程？再问，如果新官都明白该还旧债，全国5万多个乡镇，为什么总欠债竟达2000多个亿？”
我语塞。其后数天，我从县城到乡镇往返若干次，终于调查清楚该县债务链的构成：“三金”“三乱”3个多亿，乡镇负债2.6亿，城镇基础建设3000万及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7000万，总计7.34亿元！而县财政年收入不足2个亿。“庞大的债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还引发干群尖锐矛盾。”一位镇长对我说，“我们下村布置工作时，农民就公开顶牛：‘我凭啥听你的？你们欠一屁股债，凭啥还对我们指手画脚？’”该镇长称，他们镇最多时欠债480万，“干部们连工资都发不出。”
与寒酸的乡镇比，县城却修得像模像样。渐渐，我开始理解书记了，他说过：“难道我真不懂该再多修几条路、多搞几处灯饰工程、多干几个立竿见影的大楼广场之类？但再修，则肯定是搞花架子、铺烂摊子了！”然而，书记的还债理念刚提出，就遭到很多干部反对：凭啥呀？凭啥要我们给上一届揩屁股？面对质疑，书记决绝地说，凭啥，就凭我们是执政者！“敢不敢正视历史遗留问题，不仅是责任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有人以花哨的政绩寻得升迁，但我的信念是，不求官做多大，只求百姓不骂！”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该县西泉镇人口不到9000人，负债竟达1000多万，如果按镇上现有财力，100年都还不清，“可是，有谁会允许它还100年？还100年，西泉还要不要发展？人民还要不要奔小康？”书记大声质问。
二
于是，还债作为执政理念确定下来。仅3年，书记带领一班人竟还掉了5个多亿，“剩下的，再用一两年就可以还清了！”采访中，我一次次看到农民拿到钱后流下的热泪，连县国土局局长也含着泪对我说：“我们局累计欠征地款六七千万，农民天天找上门闹，言辞极端的甚至喊着要去自杀。令我们苦不堪言！现在我们终于还清了6700万元债款，农民高兴，我们更高兴呀！”
书记的第二个大手笔是让农民盖新房。上任伊始，他了解到全县虽负债沉重，但民间存款却高达90多亿（这是个劳务输出大县），就主张将这笔钱用起来。咋用？“老百姓还住在祖祖辈辈传下的破屋里，为什么不建新房？”原来，建新房这费那费要缴三四千块，书记当即指示全免，结果，老百姓的积极性一下调动起来，仅3年，全县建的新房有两万多栋。
第三个大手笔是乡镇干部与县城干部对调。这很敏感，但书记在三干会上说话了：“对调，不是整哪个同志，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在乡村工作的艰难和不易，这叫换把椅子看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再从乡镇调回城里，你就知道该怎样支持乡里的工作了！”会场里鸦雀无声。“再说啦，谁说乡镇干部就干不好城里的事呢？”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书记甚至引用了当年印度电影《流浪者》主人公拉兹的著名台词，“小偷的儿子难道该永远是小偷？我们的乡镇干部难道就该永远窝在乡村吗？不，关键是要给他们创造条件！”这话赢得了与会上百个乡镇干部的热烈掌声，那些长年奔波于乡间的汉子们个个泪花闪闪。
第四个大手笔是……
三
自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这里设县以来，至今1300多年了，有多少父母官曾满怀抱负，想在这块土地上成就一番事业？又有多少父母官的行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以为，书记作出了恰当回答。但万万没料到，1年后，他竟坠落了！当南方一家媒体的记者辗转找到我后，问：“你采访他那么久，就没觉得他有点问题吗？”我哑然失笑，说：这不是让我事后说狠话吗？老实讲，采访书记前，他没给我打电话，文章见报后，他也没打电话。他心里很清楚：你做的是你该做的，就像他还旧债是他该做的一样。记得那次采访的中午，书记请我吃工作餐，县招待所的餐厅陈设简陋，进去前要走过一段黑黑的甬道，他让我先走，蓦地觉得不妥，自己走到了前面，回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干工作，唯求问心无愧了，每个月工资也就1000多块，靠的就是责任心。”我有意问，收入才1000多吗？他说，工资只有1000多。我很想追问收入是多少，但忍了，其一，它不是我采访的主题；其二，再问下去既不礼貌也很可能自讨没趣。
历史是曲折的河流，现实是起伏的山冈。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所造化的，这话若放我身上，则是当你站在山冈上回首昨天时，你可能看得清楚，但当你在路上时，又怎能像诸葛亮那样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呢？一个有思想、有能力、并清楚自己将更有作为的干部，究竟被什么蒙了眼，怎么会说倒就倒了？个中教训和警示是什么？谁能回答？
书记叫马平，原铜梁县县委书记，2006年6月因违纪被双规。7月，由我执笔的《不富的铜梁，三年还债5个亿》获年度新闻奖。个中玄机，我至今弄不明白。
张二，重庆某报新闻中心副主任，《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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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2006年12月1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铜梁县原县委书记马平（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其妻沈建萍（原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也因涉嫌受贿一同受审。 检察机关诉称，马平在担任重庆市铜梁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干部人事调整中，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8.06万元。此外，马平还伙同其妻沈建萍收受重庆某公司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5.5763万元，为其在铜梁县投资兴建的某项目谋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