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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核俱乐部的第五个成员。
美国淡化处理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在国内许多大城市，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
美国得知这一消息时，约翰逊总统正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局势。由于美国事先已获得中国即将爆炸原子弹的情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略加修改后由约翰逊向全世界公布。美国想尽量贬低中国核武器造成的影响。
即使如此，约翰逊当局也无法掩饰他们的紧张。当日，美国国务院立即通过驻台“大使”赖特向国民党“外交部长”沈昌焕通报了中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相关情况。
接连几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一直占据世界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
蒋介石“怨恨”美国
10月19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和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就中共核爆炸的影响举行会谈。
蒋对赖特说，中共核爆炸成功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心理冲击”，各国对中共的态度将因此而改变。也表示事态仓促，无法作具体的评论，只希望美国和“中华民国”能从现在开始携手共同重新审视对中共的政策，并联合制定出“新的解决办法”。宋美龄也在一旁附和着。
虽然蒋介石没有明确说明“新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但赖特还是大致猜出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无非是重新要求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或以美国为首组建“亚洲反共联盟”之类使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僵化的建议。会谈后赖特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蒋介石的态度。
恰好，蒋经国也于当天提议美国派出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赴台与国民党高层商讨中共核爆炸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于是，美国国务院决定派原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赴台会见国民党高官。克莱恩与蒋介石父子私交甚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希望能通过他特殊的背景及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探知国民党高层真正的态度。
克莱恩接到中央情报局指示时，正在日本活动，他于10月23日抵达台北。一出机场就立即与沈昌焕、蒋经国等人安排见面，向其介绍中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具体情况，赖特等“使馆”主要官员也在场。
在交谈过程中，这些美国人明显体会到了国民党对中共原子弹的恐慌心理。沈昌焕一开始就说，现在台北街头的市民都奔走相告中共只要三个小炸弹就可以连续摧毁高雄、基隆和台北。国民党“副参谋总长”余伯泉说美国的核威慑对中共根本不顶用。
第二天，蒋介石听完克莱恩的情况汇报之后，反应尤其激烈，他说美国防御台湾的保证不足以平息中共核爆炸引起的恐慌。美国仅仅对中共实行孤立的政策是不够的，中共反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完善其核武器。中共的目标是他本人和台湾，如果台湾被消灭了，整个亚洲将受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之所以暴跳如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核武器试验的成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从1964年以来，美国多次提醒蒋介石，中共有可能于近期爆炸原子弹，但蒋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
美国也很了解蒋介石此刻的心情。10月29日，赖特就中共爆炸原子弹对国民党的影响向国务院起草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电报。在这之前，他屡屡受命安慰蒋介石，但亳不奏效。他知道中共核试验的成功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是个巨大的打击。随着蘑菇云在罗布泊的腾起，蒋介石终日挂在嘴边的“反攻大陆”、“早日解放大陆同胞”之类豪言壮语将越来越成为空洞的口号。中共核试验成功后，蒋一直认为他本人及“中华民国”是中共实施核打击的直接目标，故一直抱怨美国以往束缚其行动，使他白白错失“反攻大陆”的良机，才酿成今日之“苦果”。
约翰逊政府一直以“美国的核威慑将是防御中共核武器的最大保证”来安慰蒋介石，并提到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曾经对欧洲造成更大的威胁，正是依靠美国对苏联成功的核威慑，欧洲才避免了核战争。与苏联核武器相比，中共核武器的威力小得多。而美台联盟却和美国与西欧的联盟一样的巩固。考虑到这些因素，蒋不必担心中共对台发动核进攻。蒋介石对此论调不以为然，他认为解决今日困境的最好办法是美国修改对中共的“遏制”战略，而帮助国民党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进攻，摧毁中共政权。
但约翰逊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要求。美国仅重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台湾安全的保障，且“不因中共核爆炸的成功而有所改变”；并表示全力支持和维护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地位，但就光复大陆的目标而言，美台双方应当仍然以1958年10月23曰蒋介石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的“共同声明”为指。
美国更倾向于采取更温和的解决方式——建立一定规模的反弹道导弹体系以防止来自中共可能的攻击，而谨慎地避免与中共发生正面冲突。
日美密谋遏制中国
对作为世界惟一核受害国的日本来说，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1965年1月，目本前首相佐藤荣作访美。并于1月13日与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举行会谈。关于中国核试验问题，对美防长“日本今后有无核研发打算”的提问，佐藤答道，“日本无论如何反对拥有和使用核武器”，重申了置身于美核保护伞之下的愿望立场。同时佐藤强调说：“至于核武器引进的问题，在安保条约中有所规定，所以关于陆上引进的问题。还望在发言时加以注意。”
但话题一转，佐藤又说：“不过，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话，另当别论——我们期待美国能在第一时间以核武器进行报复。届时，虽然构筑陆上核设施不是简单的事情，但如果海上的话，可即刻启动。”对此，麦克纳马拉回答说：“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根据日美“密约”，核武器在日本国内的贮藏、装备间的事先协议，但如果是装载有核武器的美舰船或航空器的临时靠港、领空通过的话，可无需事先协议。2000年，美政府解密文档已证实“密约”存在，但日本政府惧于国内的舆论压力，至今矢口否认。
在与麦克纳马拉会谈的前一天，佐藤与约翰逊总统先行会谈。会谈中佐藤说：“无论中共核武装与否，日本不会以核武装，只有依存于与美国的安全保障。”约翰逊总统答道：“我们保证。”
1998年，美解密文档证实在这次谈话中，佐藤曾有言“如果中共拥有核的话，日本考虑也应当拥有”。但此番公开的日方解密文档中，却未发现。不过佐藤对麦克纳马拉说，“当然，从技术上说，我们是可以制造核弹的”；“我们正在生产用于宇宙开发的推进装置，如有必要的话，也可转为军用”。这就是说，佐藤试图向美方表明：尽管目本拥有核武装的能力，但却不打算将其物化，而是期待美国的核保护。
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此番文档解密后，已92岁高龄的前防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的家中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的采访：“对中国的核试验，日本作何反应，我们当初不无担心。如果日本被卷入军扩竞争中去的话，也许会导致地区核扩散。”
访美3年后的1967年12月，佐藤荣作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打出了“无核三原则”方针。进而，在翌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包括“三原则”在内的核政策的“四个支柱”，即“无核三原则”、核弃绝核裁军、对美核威慑的依存及核能的和平利用。佐藤其人也因倡导“无核三原则之功而荣获197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日大使馆的电文中称，中国拥有核武器为“狂人持刀”，对中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就是其一系列发言中所暗藏的根本认识。
日本外交史学者、西南女学院大学教授营英辉如此评论佐藤的良苦用心：“佐藤首相超越了‘避免核战争’云云的原则论，而踏入了‘核报复’的禁域。在当时国内的舆论环境下，如此内容的发言如果表面化的话，其政权甚至有被颠覆的可能。佐藤深知美担心日本核武装，却故意以核武装的暗示唤起对方的警惕，其实是在中国的核拥有变得日益现实的情况下，为取得更加确实的安全保障而打外交牌。”
（摘自《老年文汇》20091.2）B11
美国淡化处理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在国内许多大城市，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
美国得知这一消息时，约翰逊总统正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局势。由于美国事先已获得中国即将爆炸原子弹的情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略加修改后由约翰逊向全世界公布。美国想尽量贬低中国核武器造成的影响。
即使如此，约翰逊当局也无法掩饰他们的紧张。当日，美国国务院立即通过驻台“大使”赖特向国民党“外交部长”沈昌焕通报了中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相关情况。
接连几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一直占据世界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
蒋介石“怨恨”美国
10月19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和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就中共核爆炸的影响举行会谈。
蒋对赖特说，中共核爆炸成功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心理冲击”，各国对中共的态度将因此而改变。也表示事态仓促，无法作具体的评论，只希望美国和“中华民国”能从现在开始携手共同重新审视对中共的政策，并联合制定出“新的解决办法”。宋美龄也在一旁附和着。
虽然蒋介石没有明确说明“新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但赖特还是大致猜出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无非是重新要求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或以美国为首组建“亚洲反共联盟”之类使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僵化的建议。会谈后赖特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蒋介石的态度。
恰好，蒋经国也于当天提议美国派出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赴台与国民党高层商讨中共核爆炸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于是，美国国务院决定派原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赴台会见国民党高官。克莱恩与蒋介石父子私交甚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希望能通过他特殊的背景及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探知国民党高层真正的态度。
克莱恩接到中央情报局指示时，正在日本活动，他于10月23日抵达台北。一出机场就立即与沈昌焕、蒋经国等人安排见面，向其介绍中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具体情况，赖特等“使馆”主要官员也在场。
在交谈过程中，这些美国人明显体会到了国民党对中共原子弹的恐慌心理。沈昌焕一开始就说，现在台北街头的市民都奔走相告中共只要三个小炸弹就可以连续摧毁高雄、基隆和台北。国民党“副参谋总长”余伯泉说美国的核威慑对中共根本不顶用。
第二天，蒋介石听完克莱恩的情况汇报之后，反应尤其激烈，他说美国防御台湾的保证不足以平息中共核爆炸引起的恐慌。美国仅仅对中共实行孤立的政策是不够的，中共反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完善其核武器。中共的目标是他本人和台湾，如果台湾被消灭了，整个亚洲将受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之所以暴跳如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核武器试验的成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从1964年以来，美国多次提醒蒋介石，中共有可能于近期爆炸原子弹，但蒋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
美国也很了解蒋介石此刻的心情。10月29日，赖特就中共爆炸原子弹对国民党的影响向国务院起草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电报。在这之前，他屡屡受命安慰蒋介石，但亳不奏效。他知道中共核试验的成功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是个巨大的打击。随着蘑菇云在罗布泊的腾起，蒋介石终日挂在嘴边的“反攻大陆”、“早日解放大陆同胞”之类豪言壮语将越来越成为空洞的口号。中共核试验成功后，蒋一直认为他本人及“中华民国”是中共实施核打击的直接目标，故一直抱怨美国以往束缚其行动，使他白白错失“反攻大陆”的良机，才酿成今日之“苦果”。
约翰逊政府一直以“美国的核威慑将是防御中共核武器的最大保证”来安慰蒋介石，并提到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曾经对欧洲造成更大的威胁，正是依靠美国对苏联成功的核威慑，欧洲才避免了核战争。与苏联核武器相比，中共核武器的威力小得多。而美台联盟却和美国与西欧的联盟一样的巩固。考虑到这些因素，蒋不必担心中共对台发动核进攻。蒋介石对此论调不以为然，他认为解决今日困境的最好办法是美国修改对中共的“遏制”战略，而帮助国民党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进攻，摧毁中共政权。
但约翰逊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要求。美国仅重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台湾安全的保障，且“不因中共核爆炸的成功而有所改变”；并表示全力支持和维护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地位，但就光复大陆的目标而言，美台双方应当仍然以1958年10月23曰蒋介石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的“共同声明”为指。
美国更倾向于采取更温和的解决方式——建立一定规模的反弹道导弹体系以防止来自中共可能的攻击，而谨慎地避免与中共发生正面冲突。
日美密谋遏制中国
对作为世界惟一核受害国的日本来说，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1965年1月，目本前首相佐藤荣作访美。并于1月13日与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举行会谈。关于中国核试验问题，对美防长“日本今后有无核研发打算”的提问，佐藤答道，“日本无论如何反对拥有和使用核武器”，重申了置身于美核保护伞之下的愿望立场。同时佐藤强调说：“至于核武器引进的问题，在安保条约中有所规定，所以关于陆上引进的问题。还望在发言时加以注意。”
但话题一转，佐藤又说：“不过，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话，另当别论——我们期待美国能在第一时间以核武器进行报复。届时，虽然构筑陆上核设施不是简单的事情，但如果海上的话，可即刻启动。”对此，麦克纳马拉回答说：“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根据日美“密约”，核武器在日本国内的贮藏、装备间的事先协议，但如果是装载有核武器的美舰船或航空器的临时靠港、领空通过的话，可无需事先协议。2000年，美政府解密文档已证实“密约”存在，但日本政府惧于国内的舆论压力，至今矢口否认。
在与麦克纳马拉会谈的前一天，佐藤与约翰逊总统先行会谈。会谈中佐藤说：“无论中共核武装与否，日本不会以核武装，只有依存于与美国的安全保障。”约翰逊总统答道：“我们保证。”
1998年，美解密文档证实在这次谈话中，佐藤曾有言“如果中共拥有核的话，日本考虑也应当拥有”。但此番公开的日方解密文档中，却未发现。不过佐藤对麦克纳马拉说，“当然，从技术上说，我们是可以制造核弹的”；“我们正在生产用于宇宙开发的推进装置，如有必要的话，也可转为军用”。这就是说，佐藤试图向美方表明：尽管目本拥有核武装的能力，但却不打算将其物化，而是期待美国的核保护。
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此番文档解密后，已92岁高龄的前防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的家中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的采访：“对中国的核试验，日本作何反应，我们当初不无担心。如果日本被卷入军扩竞争中去的话，也许会导致地区核扩散。”
访美3年后的1967年12月，佐藤荣作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打出了“无核三原则”方针。进而，在翌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包括“三原则”在内的核政策的“四个支柱”，即“无核三原则”、核弃绝核裁军、对美核威慑的依存及核能的和平利用。佐藤其人也因倡导“无核三原则之功而荣获197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日大使馆的电文中称，中国拥有核武器为“狂人持刀”，对中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就是其一系列发言中所暗藏的根本认识。
日本外交史学者、西南女学院大学教授营英辉如此评论佐藤的良苦用心：“佐藤首相超越了‘避免核战争’云云的原则论，而踏入了‘核报复’的禁域。在当时国内的舆论环境下，如此内容的发言如果表面化的话，其政权甚至有被颠覆的可能。佐藤深知美担心日本核武装，却故意以核武装的暗示唤起对方的警惕，其实是在中国的核拥有变得日益现实的情况下，为取得更加确实的安全保障而打外交牌。”
（摘自《老年文汇》20091.2）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