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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职教通讯》杂志的支持下，汤霓博士利用她在美国访学的机会组织了一批海外年轻学人和美国一些知名教授共同讨论职业教育问题，让我们了解了其他学科、其他国家的学者如何看待职业教育。《美国视角中的中国职业教育》就是汤霓博士为这组系列文章而写的关门之作。因为是系列文章的共同策划人之一，曹稳老师嘱我写一篇文章对汤霓博士作一个回应，也好正式给“学术交流”这个栏目划一个句号。
我是一个从未走出国门的土包子，只是从电影、电视和网络上看过美国，也没有与任何美国人有过深入的接触。但我曾与一个英国人有过交流，他名叫迈克·扬（Michael Young），认真学习过教育学的人都应该听过他的名字，他的那本《知识与控制》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力。退休后他曾为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过，所以对职业教育也很了解。好像是2006年，他来中国，我被指派陪他浏览上海。我们的坐的汽车驶上延安路高架，路两边的高楼排山倒海式迎面扑来，无穷无尽。老人指着车窗外对我说：“这是在美国！”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在英国不可能有这么多高楼，所以中国更像美国。他的这种中美比较好像比“中美国”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美国社会主义”还要早。老人最熟悉的当然是英国了，其次大概就是美国，当他看到中国时，自然而然会在自己的思维图式里寻找最接近的美国进行认知了。这大概就是建构主义者所宣称的“建构”吧！
其实，不仅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建构的，许多制度、政策也是建构的。美国人邓恩（William N.Dunn）在中国有一部很知名的著作《公共政策分析导论》，其中一个基本观点是政策问题是需要建构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支部队被困，弹尽粮绝，眼看就要被饿死。指挥官命令把剩余的所有粮食喂给唯一的一头牛，并把牛杀死扔进敌阵。敌人一看对手还有很多粮食，没有信心再围困下去，就撤兵了。在一般人看来，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杀退敌兵，而指挥官重新界定了问题，认为这是打击对方信心的问题。读了这个故事，我想到的是一句西谚：手中有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指挥官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士兵和他们手中的武器，所以，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就只能是如何用武力解决问题。
汤霓博士也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例子。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很多公共事务都必须掺杂一些经济考量，所以，当我们在设定教育发展目标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的一致性，比如，在确定普职比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能劳动者。而美国人一直宣扬民主、人性，所以必然也会首选这把尺子来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比如，接受职业教育是否会满足个人的需求，从而无法想像中国人怎么会人为确定一个普职比，他们大概也无法理解德国人怎么会在初中毕业生中也搞普职分流。同样的道理，如果让中国人或德国人全面学习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与政策，他们也会担心劳动力结构失衡的危险。汤霓博士向美国人宣讲了自己对职业教育的理解，美国人也进行了回应，但双方似乎并未找到真正的理解的“共点”，而更多是各说各话，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手中的“锤子”不同。
那么双方手中的“锤子”分别是什么？是不是双方对职业教育的不同理解？还是让我们聆听邓恩的教诲，对“锤子”问题进行一番建构吧。
先让我们以最近很火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为例说明问题是怎样建构的。柴静在片中的主要观点是空气污染是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管理不利的结果，所以提出了很多建议，如强化环保部门权力、加强民众监督等。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有其他观点，有人认为，空气污染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认为，空气污染是消费者偏好的结果。每个观点都有道理，每个观点也都会引发一系列的建议。我们怎样建构问题取决于我们有什么资源、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中国的政府管理行为，当然可以倾向于认同柴静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当然可以认为一切都是资本的错，如果我们只能用更为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也就只能坚持改变消费偏好的观点了。
同样，对于汤霓博士提到的职普分流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浮于表面地认为是由双方文化差异、历史背景造成的，因为这样的分析只具有解释功能，对于弥合双方的差距意义不大。作为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我们更愿意从职业教育制度与政策的层面进行分析。在美国，教育是各州的内部事务，尤其是基础教育，基本是地方事务，因为教育经费的来源是地方税收。美国人采用学区制度。美国人的学区与中国人日常所说的学区是两回事，它不是指哪个区域内的孩子可以上什么学校，而主要是一个教育管理机构，管辖辖区内所有的中小学。有人说，这不就是中国的教育局嘛。也不完全是，首先，学区与行政区划不完全同一；其次，教育经费是按学区而不是行政区划征收的。这样一种“教育独立”的管理机制必然会使学区的管理者尤其是富裕学区的管理者偏向理想主义，所以才会给美国教育附着一些如民主、自由、独立的美好名词。而在中国，教育是政府的职责，教育部门的经费来自政府的拨款，即使是“教育费附加”这种冠以“教育”二字的税费也是由政府下发给教育部门的。当前，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所以教育活动中有较多的经济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从国家到地方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才会出现对职普分流的强制规定。
由此看来，造成中美职业教育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管理制度，尤其是税收与分配政策，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那个“锤子”。如果中国人想向美国人学习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学生的选择权，加强教育部门对经费分配的话语权，以及对经费的支配权可能是一个方法；如果美国人想向中国人学习统筹职业教育发展，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也许是个途径（美国的“帕金斯法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
另外，中国在西方世界一直被污名化，易于暴怒的恶龙、专制封闭的黑屋、邪恶的傅满洲博士一直是部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这也是许多西方人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从不离手的“锤子”。用这个锤子解释中国问题时都毫无例外地导向中国政府专制独裁、漠视人权。其实，就汤霓博士提到的例子而言，中美两国的差距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美国，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读什么学校，但学校里还是规定了职业教育学分，所以，美国实行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结构；而在中国，成绩稍差的学生确实无法选择哪种学校，但职业学校里开设了占比达到三分之一的普通文化课，所以，中国实行了“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的结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职业学校和美国的综合中学共同参加像PISA（经合组织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不同国家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参加共同的考试，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之类的考试，说不定中国的职业学校学生的表现还会优于美国孩子呢！
汤霓博士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她所发回的观点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美国人的影子，我以及其他的回应者都生活在中国，头脑里全是中国人的观点。所以，每一篇域外传真与国内的回应都会有小小的碰撞，而这正是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栏目的初衷。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栏目应该是成功的。感谢汤霓博士以及所有参与这个栏目的年经学人，也感谢《职教通讯》向我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臧志军，男，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比较职业教育。
[责任编辑曹稳]
我是一个从未走出国门的土包子，只是从电影、电视和网络上看过美国，也没有与任何美国人有过深入的接触。但我曾与一个英国人有过交流，他名叫迈克·扬（Michael Young），认真学习过教育学的人都应该听过他的名字，他的那本《知识与控制》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力。退休后他曾为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过，所以对职业教育也很了解。好像是2006年，他来中国，我被指派陪他浏览上海。我们的坐的汽车驶上延安路高架，路两边的高楼排山倒海式迎面扑来，无穷无尽。老人指着车窗外对我说：“这是在美国！”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在英国不可能有这么多高楼，所以中国更像美国。他的这种中美比较好像比“中美国”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美国社会主义”还要早。老人最熟悉的当然是英国了，其次大概就是美国，当他看到中国时，自然而然会在自己的思维图式里寻找最接近的美国进行认知了。这大概就是建构主义者所宣称的“建构”吧！
其实，不仅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建构的，许多制度、政策也是建构的。美国人邓恩（William N.Dunn）在中国有一部很知名的著作《公共政策分析导论》，其中一个基本观点是政策问题是需要建构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支部队被困，弹尽粮绝，眼看就要被饿死。指挥官命令把剩余的所有粮食喂给唯一的一头牛，并把牛杀死扔进敌阵。敌人一看对手还有很多粮食，没有信心再围困下去，就撤兵了。在一般人看来，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杀退敌兵，而指挥官重新界定了问题，认为这是打击对方信心的问题。读了这个故事，我想到的是一句西谚：手中有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指挥官最丰富的资源就是士兵和他们手中的武器，所以，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就只能是如何用武力解决问题。
汤霓博士也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例子。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很多公共事务都必须掺杂一些经济考量，所以，当我们在设定教育发展目标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的一致性，比如，在确定普职比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能劳动者。而美国人一直宣扬民主、人性，所以必然也会首选这把尺子来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比如，接受职业教育是否会满足个人的需求，从而无法想像中国人怎么会人为确定一个普职比，他们大概也无法理解德国人怎么会在初中毕业生中也搞普职分流。同样的道理，如果让中国人或德国人全面学习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与政策，他们也会担心劳动力结构失衡的危险。汤霓博士向美国人宣讲了自己对职业教育的理解，美国人也进行了回应，但双方似乎并未找到真正的理解的“共点”，而更多是各说各话，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手中的“锤子”不同。
那么双方手中的“锤子”分别是什么？是不是双方对职业教育的不同理解？还是让我们聆听邓恩的教诲，对“锤子”问题进行一番建构吧。
先让我们以最近很火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为例说明问题是怎样建构的。柴静在片中的主要观点是空气污染是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管理不利的结果，所以提出了很多建议，如强化环保部门权力、加强民众监督等。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有其他观点，有人认为，空气污染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认为，空气污染是消费者偏好的结果。每个观点都有道理，每个观点也都会引发一系列的建议。我们怎样建构问题取决于我们有什么资源、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中国的政府管理行为，当然可以倾向于认同柴静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当然可以认为一切都是资本的错，如果我们只能用更为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也就只能坚持改变消费偏好的观点了。
同样，对于汤霓博士提到的职普分流的问题，我们也不能浮于表面地认为是由双方文化差异、历史背景造成的，因为这样的分析只具有解释功能，对于弥合双方的差距意义不大。作为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我们更愿意从职业教育制度与政策的层面进行分析。在美国，教育是各州的内部事务，尤其是基础教育，基本是地方事务，因为教育经费的来源是地方税收。美国人采用学区制度。美国人的学区与中国人日常所说的学区是两回事，它不是指哪个区域内的孩子可以上什么学校，而主要是一个教育管理机构，管辖辖区内所有的中小学。有人说，这不就是中国的教育局嘛。也不完全是，首先，学区与行政区划不完全同一；其次，教育经费是按学区而不是行政区划征收的。这样一种“教育独立”的管理机制必然会使学区的管理者尤其是富裕学区的管理者偏向理想主义，所以才会给美国教育附着一些如民主、自由、独立的美好名词。而在中国，教育是政府的职责，教育部门的经费来自政府的拨款，即使是“教育费附加”这种冠以“教育”二字的税费也是由政府下发给教育部门的。当前，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所以教育活动中有较多的经济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从国家到地方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才会出现对职普分流的强制规定。
由此看来，造成中美职业教育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管理制度，尤其是税收与分配政策，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那个“锤子”。如果中国人想向美国人学习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学生的选择权，加强教育部门对经费分配的话语权，以及对经费的支配权可能是一个方法；如果美国人想向中国人学习统筹职业教育发展，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也许是个途径（美国的“帕金斯法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
另外，中国在西方世界一直被污名化，易于暴怒的恶龙、专制封闭的黑屋、邪恶的傅满洲博士一直是部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这也是许多西方人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从不离手的“锤子”。用这个锤子解释中国问题时都毫无例外地导向中国政府专制独裁、漠视人权。其实，就汤霓博士提到的例子而言，中美两国的差距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美国，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读什么学校，但学校里还是规定了职业教育学分，所以，美国实行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结构；而在中国，成绩稍差的学生确实无法选择哪种学校，但职业学校里开设了占比达到三分之一的普通文化课，所以，中国实行了“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的结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职业学校和美国的综合中学共同参加像PISA（经合组织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不同国家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参加共同的考试，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之类的考试，说不定中国的职业学校学生的表现还会优于美国孩子呢！
汤霓博士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她所发回的观点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美国人的影子，我以及其他的回应者都生活在中国，头脑里全是中国人的观点。所以，每一篇域外传真与国内的回应都会有小小的碰撞，而这正是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栏目的初衷。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栏目应该是成功的。感谢汤霓博士以及所有参与这个栏目的年经学人，也感谢《职教通讯》向我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臧志军，男，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比较职业教育。
[责任编辑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