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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康有为作为推动我国近代外交事业不可忽视的一个人，在晚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康有为提出改良政体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使中国独立于世界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外交思想。本文重点对康有为在不同时期的外交思想进行研究，旨在为推动康有为外交思想现代化研究工作提供一点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 晚清;康有为;外交思想;外交政策
【中圖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6-0087-02
1840年，英国政府试图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鸦片战争，自此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局面。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鸦片战争加速了清政府与世界接轨的速度，沿海沿江港口只能被迫对外开放，因此中西方的贸易往来也愈发频繁。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际上不仅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强权外交政策，因此面对列强的突然侵入，清政府到底应该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积极走出国门，还是任由列强霸占欺辱？对此，康有为等一批学者积极建言，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加强与外国建交的想法，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其外交思想也不尽相同。
一、甲午战争前后主张防日攻日外交策略
1888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这时康有为便大胆预测了日本对中国江山同样存在“狼子野心”，因此便提出要加强防范日本的外交策略。甲午战争的失利使得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他认为综合国力远不及中国的日本国居然打败了我泱泱大国，于是康有为便愤然疾呼，呼吁清政府强烈抵抗日本的侵略，挽回中华民族的尊严，因此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外交思想表现为鲜明的防日攻日外交。
对于日本整个国家而言，明治维新虽然让日本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速，但也让日本践行了军国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对周边国家的侵凌已是屡见不鲜。
康有为对日本这一野心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提防，甲午战争战败后，晚清政府被迫同列强签订了《马关条约》，一时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然成了列强侵略的主要目标，这也让中国国内出现了群情激愤的现象，大部分爱国人士纷纷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与斗争，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发动自身的力量，通过大力宣教来对中国签约《马关条约》做出了坚决的反对，在他看来，迁移都城，训练军队，改变制度是当前中华民族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可以说抗日的成败和国家的存亡有着紧密的联系，“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
康有为在上书的过程之中就防御日本的策略进行了深度剖析，为光绪帝提出了以下三种建议：第一，康有为建议光绪帝进行明诏罪己、明罪之诏以及求才之诏这类诏书的颁布，以此来对那些主张求和，不顾国家荣辱的重臣、将帅进行严惩;第二，通过都城的迁移来实现“定天下之本”的目的。为了避免来自日本的胁迫，康有为认为应当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都城迁至陕西西安，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帝王之气来对天下子民形成一定的激励作用，从而韬光养晦，待时机成熟之后有效扭转战机。第三，通过军队的训练来实现“强天下之势”的目的。在康有为看来，攘外必先安内，要想有效对抗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最为关键的应当是选择具备经天纬地之才的将领，并给予其足够的权力，让其认识到整个民族所承受的耻辱，励精图治，训练出一批又一批上阵杀敌的忠义之士。同时朝廷积极予以装备方面的支持，通过精利器械的装备以及南洋诸岛华侨的联合来对日本造成沉重的打击。能够看出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后有着强烈的愤慨心情，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微薄贡献来一雪前耻[1]。
但由于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的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导致清朝朝廷内部出现了“主战派”以及“主和派”这两种派别分庭抗礼的局面，而康有为所持有的思想则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彰显得淋漓尽致。
在早期康有为一腔热血地认为应当通过战争来挽回败局，但囿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和自身相比过于悬殊，导致康有为逐渐放弃了战争这一想法，希望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来筑就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而有效确保维新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戊戌维新时期的结盟策略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结盟这一方式都是外交手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康有为看来，如若自身的实力明显较弱，且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那么通过结盟则能够有效实现对国家、民众的保护。
康有为希望通过结盟这一方式来让不同列强之间的矛盾得以激化，这样一来心生异心的部分列强便会着手进行搅局，进而达到对中国切身利益的有效保护。
能够看出康有为这一结盟策略和清政府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康有为认为通过与英国和日本的结盟所产生的作用能够最大化[2]，不但能够有效牵制国家实力过强的沙俄与德意志，还能够在英国、日本的支持之下有效促进维新事业发展进程的提速，进而让整个国家更为自立自强。
康有为提出这一策略的初衷在于有效纠正当时清朝政府“一意倚俄”这一思想，在实现这一策略之后，能够让沙俄与德意志瓜分中国领土的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虽然康有为主张与英国以及日本进行结盟，但他却认为中国不可过度依赖这一方式，心中始终存在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一芥蒂，因此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便给出了“夫欲托底强邻，籍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特角势成，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蔚睡”这样的话语，在他看来结盟策略仅仅是作为过渡的一种手段，最终还是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为根本目的[3]。
康有为虽然在旅大问题之中为列强做出了“合众公保”“遍地通商”这类妥协与让步，但其中却包含了一定的深意，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主要是为当时的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有效加快国家发展的步伐。 他曾在不同场合之中相继指出，与英国和日本进行联盟旨在“以此对付，或可缓兵，然后雷厉风行，力推新政，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矣。”
由此可见康有为所主张的与英国、日本等国结交联盟这一方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之下有着一定的可行性，虽然在某些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但这也是为了提振国力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但站在更为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能够发现康有为主张与英国和日本进行结盟这一方式存在着一定的空想性。
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能够得知康有为提出这一想法时，英国和日本政府部门其实并不同意这一做法，康有为仅仅是受到了当时传教士以及相关军界人士的蛊惑，要想有效施行存在着较大的难度。
当时英国驻本经公使窦纳乐曾经明确在信中給首相沙士博雷侯爵指出，“中英联盟之说，似乎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发起，曾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关于这事，军机处曾私下向我试探，但事实上，中国对联盟无所贡献，因之未加考虑。”
不难看出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盟，自身的实力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侵略者的一方，和被侵略一方进行结盟显得多么荒唐可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天方夜谭。
三、义和团运动及同期一战时主张维持和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有一段时期流亡在外。但即使身在国外，康有为仍然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
自变法失败后，一大批底层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开启了对帝国主义和清廷的反抗，因此义和团运动在一时间影响很大。当时身处外国的康有为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对义和团运动是“乱民”行为的认知，认为参与运动的人是“团匪”，所以康有为主张压制义和团运动。还有一点尤为重要，在康有为看来，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会使得中国给外国一种强烈排外的感觉，容易导致中国沦为各国的一致敌人，增加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4]。
事实上，当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康有为就一直非常担心外国列强会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甚至瓜分中国。怀着这样的担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康有为仍然大力劝诫北洋政府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维护国内稳定。
当帝国主义国家以镇压作为借口派兵侵入时，康有为还曾写信给各国政要，在信中表示了对派兵行为的理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在当时康有为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是错误的，对列强派兵镇压的行为表示理解的立场也是不正确的，但是从当时康有为的内心来说，他不希望列强再度对中国进行大范围侵略。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晚清时代，中国经历了一段很长时期的黑暗期，为开展外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在那个特别的时期，康有为为了国家的强盛，从而换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外交地位进行过努力。其中，在不同时期的外交主张彰显了康有为在外交活动中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局限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张昭军.戊戌政变后日本《太阳》杂志对康、梁的报道和评论[J].史学月刊，2019，（11）：44-54.
[2]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J].社会科学战线，2019，（01）：79-117+282+2.
[3]徐定茂.外交事件引发戊戌变法[J].北京观察，2018，（07）：76-80.
[4]章永乐.维也纳体系与君宪信念的持久性：以康有为为例[J].清华法学，2017，11（03）：62-78.
【关键词】 晚清;康有为;外交思想;外交政策
【中圖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6-0087-02
1840年，英国政府试图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鸦片战争，自此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局面。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鸦片战争加速了清政府与世界接轨的速度，沿海沿江港口只能被迫对外开放，因此中西方的贸易往来也愈发频繁。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际上不仅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强权外交政策，因此面对列强的突然侵入，清政府到底应该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积极走出国门，还是任由列强霸占欺辱？对此，康有为等一批学者积极建言，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加强与外国建交的想法，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其外交思想也不尽相同。
一、甲午战争前后主张防日攻日外交策略
1888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这时康有为便大胆预测了日本对中国江山同样存在“狼子野心”，因此便提出要加强防范日本的外交策略。甲午战争的失利使得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他认为综合国力远不及中国的日本国居然打败了我泱泱大国，于是康有为便愤然疾呼，呼吁清政府强烈抵抗日本的侵略，挽回中华民族的尊严，因此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外交思想表现为鲜明的防日攻日外交。
对于日本整个国家而言，明治维新虽然让日本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速，但也让日本践行了军国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对周边国家的侵凌已是屡见不鲜。
康有为对日本这一野心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提防，甲午战争战败后，晚清政府被迫同列强签订了《马关条约》，一时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然成了列强侵略的主要目标，这也让中国国内出现了群情激愤的现象，大部分爱国人士纷纷表示了强烈的谴责与斗争，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发动自身的力量，通过大力宣教来对中国签约《马关条约》做出了坚决的反对，在他看来，迁移都城，训练军队，改变制度是当前中华民族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可以说抗日的成败和国家的存亡有着紧密的联系，“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
康有为在上书的过程之中就防御日本的策略进行了深度剖析，为光绪帝提出了以下三种建议：第一，康有为建议光绪帝进行明诏罪己、明罪之诏以及求才之诏这类诏书的颁布，以此来对那些主张求和，不顾国家荣辱的重臣、将帅进行严惩;第二，通过都城的迁移来实现“定天下之本”的目的。为了避免来自日本的胁迫，康有为认为应当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都城迁至陕西西安，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帝王之气来对天下子民形成一定的激励作用，从而韬光养晦，待时机成熟之后有效扭转战机。第三，通过军队的训练来实现“强天下之势”的目的。在康有为看来，攘外必先安内，要想有效对抗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最为关键的应当是选择具备经天纬地之才的将领，并给予其足够的权力，让其认识到整个民族所承受的耻辱，励精图治，训练出一批又一批上阵杀敌的忠义之士。同时朝廷积极予以装备方面的支持，通过精利器械的装备以及南洋诸岛华侨的联合来对日本造成沉重的打击。能够看出康有为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后有着强烈的愤慨心情，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微薄贡献来一雪前耻[1]。
但由于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的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导致清朝朝廷内部出现了“主战派”以及“主和派”这两种派别分庭抗礼的局面，而康有为所持有的思想则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彰显得淋漓尽致。
在早期康有为一腔热血地认为应当通过战争来挽回败局，但囿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和自身相比过于悬殊，导致康有为逐渐放弃了战争这一想法，希望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来筑就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而有效确保维新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戊戌维新时期的结盟策略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结盟这一方式都是外交手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康有为看来，如若自身的实力明显较弱，且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那么通过结盟则能够有效实现对国家、民众的保护。
康有为希望通过结盟这一方式来让不同列强之间的矛盾得以激化，这样一来心生异心的部分列强便会着手进行搅局，进而达到对中国切身利益的有效保护。
能够看出康有为这一结盟策略和清政府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康有为认为通过与英国和日本的结盟所产生的作用能够最大化[2]，不但能够有效牵制国家实力过强的沙俄与德意志，还能够在英国、日本的支持之下有效促进维新事业发展进程的提速，进而让整个国家更为自立自强。
康有为提出这一策略的初衷在于有效纠正当时清朝政府“一意倚俄”这一思想，在实现这一策略之后，能够让沙俄与德意志瓜分中国领土的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虽然康有为主张与英国以及日本进行结盟，但他却认为中国不可过度依赖这一方式，心中始终存在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一芥蒂，因此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便给出了“夫欲托底强邻，籍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特角势成，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蔚睡”这样的话语，在他看来结盟策略仅仅是作为过渡的一种手段，最终还是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为根本目的[3]。
康有为虽然在旅大问题之中为列强做出了“合众公保”“遍地通商”这类妥协与让步，但其中却包含了一定的深意，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主要是为当时的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有效加快国家发展的步伐。 他曾在不同场合之中相继指出，与英国和日本进行联盟旨在“以此对付，或可缓兵，然后雷厉风行，力推新政，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矣。”
由此可见康有为所主张的与英国、日本等国结交联盟这一方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之下有着一定的可行性，虽然在某些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但这也是为了提振国力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但站在更为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能够发现康有为主张与英国和日本进行结盟这一方式存在着一定的空想性。
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能够得知康有为提出这一想法时，英国和日本政府部门其实并不同意这一做法，康有为仅仅是受到了当时传教士以及相关军界人士的蛊惑，要想有效施行存在着较大的难度。
当时英国驻本经公使窦纳乐曾经明确在信中給首相沙士博雷侯爵指出，“中英联盟之说，似乎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发起，曾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关于这事，军机处曾私下向我试探，但事实上，中国对联盟无所贡献，因之未加考虑。”
不难看出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盟，自身的实力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侵略者的一方，和被侵略一方进行结盟显得多么荒唐可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天方夜谭。
三、义和团运动及同期一战时主张维持和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有一段时期流亡在外。但即使身在国外，康有为仍然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
自变法失败后，一大批底层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开启了对帝国主义和清廷的反抗，因此义和团运动在一时间影响很大。当时身处外国的康有为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对义和团运动是“乱民”行为的认知，认为参与运动的人是“团匪”，所以康有为主张压制义和团运动。还有一点尤为重要，在康有为看来，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会使得中国给外国一种强烈排外的感觉，容易导致中国沦为各国的一致敌人，增加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4]。
事实上，当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康有为就一直非常担心外国列强会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甚至瓜分中国。怀着这样的担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康有为仍然大力劝诫北洋政府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维护国内稳定。
当帝国主义国家以镇压作为借口派兵侵入时，康有为还曾写信给各国政要，在信中表示了对派兵行为的理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在当时康有为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是错误的，对列强派兵镇压的行为表示理解的立场也是不正确的，但是从当时康有为的内心来说，他不希望列强再度对中国进行大范围侵略。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晚清时代，中国经历了一段很长时期的黑暗期，为开展外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在那个特别的时期，康有为为了国家的强盛，从而换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外交地位进行过努力。其中，在不同时期的外交主张彰显了康有为在外交活动中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局限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张昭军.戊戌政变后日本《太阳》杂志对康、梁的报道和评论[J].史学月刊，2019，（11）：44-54.
[2]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J].社会科学战线，2019，（01）：79-117+282+2.
[3]徐定茂.外交事件引发戊戌变法[J].北京观察，2018，（07）：76-80.
[4]章永乐.维也纳体系与君宪信念的持久性：以康有为为例[J].清华法学，2017，11（03）：6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