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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大组织编纂出版《刘学锴文集》，我对此敬表祝贺和感谢。祝贺的是，刘先生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界的充分尊重;感谢的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方便，也肯定了我在中华书局的工作。刘学锴先生和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 年研究生班的同学，那时照苏联的学制，称作副博士研究生。那年开始，中国文学史课程分四段，第二段是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由林庚先生主讲，指导的副博士研究生就是刘学锴一个人。他遍读了这一段的作品，深入研究了唐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9 年中文系设立古典文献专业，把他调去教文献学的课程，开了“校勘学”的新课，他又很快适应了新的要求，对古典文献有了更深的修养。这使他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备了义理、词章、考据三结合的优势。
我在1958 年底提前分配到了中华书局工作，他就成为我后来组稿的对象。1977 年，我主持文学编辑室工作时，他先为中华书局写了《李商隐》小册子。1978 年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一起协商分工时，先抓十五个大作家别集的新注，中华书局只承担了屈原、陶渊明、白居易三家。因为中华书局在文学方面力量较弱，在三大家之外我优先约了刘先生的李商隐集新注本，这可以说是第十六个大作家的新注本了。他与余恕诚先生合作，较快地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1983 年出版后，深得好评，也为中华书局争得了荣誉，接着出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和《李商隐资料汇编》，我非常感谢他对我工作的支持。李商隐诗注家很多，但留下了许多谜团，正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典型案例。刘先生采用集解的方式，既充分介绍了前人的成果，又提出了自己的按断，有许多是深入研究全部作品后所得的结论。就是说用书求广，校本求善，分析求细，按断求新，这对李商隐诗来说，是最好的做法。他还发扬了林庚先生精于鉴赏的特点，发挥自己的悟性，熔校注评鉴于一炉，让读者从读懂进入到鉴别欣赏的门径，并通过李商隐这一个点再推广到唐诗的若干点、若干面，做到了求是与择善的完美统一。后来又为中华书局编撰了《温庭筠全集校注》。他自己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谦虚的说法，这个“一点”是在通读了许多集部书和《全唐诗》的基础上才选定的突破口，不是随意碰上的。对李商隐诗歌下的“笨工夫”是真功夫，写了150 万字的校、注、评、笺，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结论。《李商隐诗歌集解》出版后，还继续深入，2002 年对《李商隐诗歌集解》做了修订，又增添了14 万字。他自述的经验是：不怕麻烦，全面搜集前人、今人已有的校注、笺评、考证、研究成果，将该作家的全部作品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细读。应该说，他的“全面搜集”“從头到尾”“逐字逐句”，都是经过实践的“真功夫”。此后他编著的《唐诗选注评鉴》也发挥了他的特长，综合了校、注、评、笺的方法，做出一部深入浅出的中型唐诗选本，比以往的鉴赏辞典提高了一大步，给专业的和一般爱好的读者提供了一部新的唐诗选读本。这部选本很有特色，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他有意识地为年轻的教师提供帮助和指导，解释之后侧重鉴赏，在相对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切实有用。
刘先生还总结了他的治学经验，给我们分享，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条是，笨人用笨工夫，也可以做一些有用的工作。他自视为“笨人”，当然是谦辞。但有天赋的通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肯下功夫，就可以建立信心。同时也是鞭策和劝诫，千万不要自作聪明，“投机取巧”。
第二条是前人已经很丰富的研究，后人也可以做出成绩。这也是对大多数人的鼓励，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今人的条件比前人好得多，理应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三条是自知才学有限，不如集中力量攻其一点。“才学有限”也是他自谦之辞。但天下有几个没有短板的全能运动员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初具通识的基础上先深入一点，还是务实的循序渐进的战略思想。“一点”是突破口，并没有限制你再攻第二点、第三点。一开始就提出好高骛远的目标，往往会流于空谈。刘先生的经验之谈，自有其积极的鼓舞人心的普遍意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他的自谦之辞，他的起点是很高的。正因为他写出了好几篇同道学者不能不参考的文章，才“推动了文学史有关章节的改写”，这是高标准的要求。
我认为刘先生的经验之谈是高标准、低姿态。这就是我要学习的榜样。当然，普及性的读物也是我们应该写的。现在安徽师大编纂刘先生的文集，是便于学者、嘉惠后学的大好事，我竭力赞赏，相信读者一定会越来越多。从我的本职工作来说，希望传承刘先生古籍整理方法的作者也越来越多，坚持守正出新，针对不同的书，采用不同的体例，做出各有特色的新注本来。
我们那一代曾受到国家重点培养、名师指导的过渡人物，已经寥若晨星了。刘先生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我们的楷模。他还谦虚地说：“我只能说是过渡的一代中最平凡的，但多少做了一些实事的人。”实际上这是很高的标准啊！当然，他做了不只“一些实事”，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新一代教师。
安徽师范大学对刘学锴先生的工作给了很多支持和鼓励，这是令人非常佩服的。以前有些高等院校不把古籍整理看作学术成果，而安徽师大对古籍整理一贯重视，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在1958 年底提前分配到了中华书局工作，他就成为我后来组稿的对象。1977 年，我主持文学编辑室工作时，他先为中华书局写了《李商隐》小册子。1978 年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一起协商分工时，先抓十五个大作家别集的新注，中华书局只承担了屈原、陶渊明、白居易三家。因为中华书局在文学方面力量较弱，在三大家之外我优先约了刘先生的李商隐集新注本，这可以说是第十六个大作家的新注本了。他与余恕诚先生合作，较快地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1983 年出版后，深得好评，也为中华书局争得了荣誉，接着出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和《李商隐资料汇编》，我非常感谢他对我工作的支持。李商隐诗注家很多，但留下了许多谜团，正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典型案例。刘先生采用集解的方式，既充分介绍了前人的成果，又提出了自己的按断，有许多是深入研究全部作品后所得的结论。就是说用书求广，校本求善，分析求细，按断求新，这对李商隐诗来说，是最好的做法。他还发扬了林庚先生精于鉴赏的特点，发挥自己的悟性，熔校注评鉴于一炉，让读者从读懂进入到鉴别欣赏的门径，并通过李商隐这一个点再推广到唐诗的若干点、若干面，做到了求是与择善的完美统一。后来又为中华书局编撰了《温庭筠全集校注》。他自己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谦虚的说法，这个“一点”是在通读了许多集部书和《全唐诗》的基础上才选定的突破口，不是随意碰上的。对李商隐诗歌下的“笨工夫”是真功夫，写了150 万字的校、注、评、笺，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结论。《李商隐诗歌集解》出版后，还继续深入，2002 年对《李商隐诗歌集解》做了修订，又增添了14 万字。他自述的经验是：不怕麻烦，全面搜集前人、今人已有的校注、笺评、考证、研究成果，将该作家的全部作品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细读。应该说，他的“全面搜集”“從头到尾”“逐字逐句”，都是经过实践的“真功夫”。此后他编著的《唐诗选注评鉴》也发挥了他的特长，综合了校、注、评、笺的方法，做出一部深入浅出的中型唐诗选本，比以往的鉴赏辞典提高了一大步，给专业的和一般爱好的读者提供了一部新的唐诗选读本。这部选本很有特色，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他有意识地为年轻的教师提供帮助和指导，解释之后侧重鉴赏，在相对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切实有用。
刘先生还总结了他的治学经验，给我们分享，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条是，笨人用笨工夫，也可以做一些有用的工作。他自视为“笨人”，当然是谦辞。但有天赋的通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肯下功夫，就可以建立信心。同时也是鞭策和劝诫，千万不要自作聪明，“投机取巧”。
第二条是前人已经很丰富的研究，后人也可以做出成绩。这也是对大多数人的鼓励，不要妄自菲薄，要有自信。今人的条件比前人好得多，理应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三条是自知才学有限，不如集中力量攻其一点。“才学有限”也是他自谦之辞。但天下有几个没有短板的全能运动员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初具通识的基础上先深入一点，还是务实的循序渐进的战略思想。“一点”是突破口，并没有限制你再攻第二点、第三点。一开始就提出好高骛远的目标，往往会流于空谈。刘先生的经验之谈，自有其积极的鼓舞人心的普遍意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他的自谦之辞，他的起点是很高的。正因为他写出了好几篇同道学者不能不参考的文章，才“推动了文学史有关章节的改写”，这是高标准的要求。
我认为刘先生的经验之谈是高标准、低姿态。这就是我要学习的榜样。当然，普及性的读物也是我们应该写的。现在安徽师大编纂刘先生的文集，是便于学者、嘉惠后学的大好事，我竭力赞赏，相信读者一定会越来越多。从我的本职工作来说，希望传承刘先生古籍整理方法的作者也越来越多，坚持守正出新，针对不同的书，采用不同的体例，做出各有特色的新注本来。
我们那一代曾受到国家重点培养、名师指导的过渡人物，已经寥若晨星了。刘先生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我们的楷模。他还谦虚地说：“我只能说是过渡的一代中最平凡的，但多少做了一些实事的人。”实际上这是很高的标准啊！当然，他做了不只“一些实事”，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新一代教师。
安徽师范大学对刘学锴先生的工作给了很多支持和鼓励，这是令人非常佩服的。以前有些高等院校不把古籍整理看作学术成果，而安徽师大对古籍整理一贯重视，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