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辰水是同时代人，这不只是强调我们的“出生时间”，而是为了突出我们处于同一时代的生存语境和现实命运之中。辰水最初的诗歌写作就将精神视线投注到了乡村（安乐庄）事物和乡野普通人物的命运上，并且多年来他一直都保持着“乡村见证人”的精敏身份。其最新的作品《叙事：乡村》（散文诗）我并没有着意按照“诗歌”或“散文诗”的形态来阅读，我只是将之视为一个当代写作者的精神缩影和文本档案。
　　就辰水的乡村（乡土）诗歌写作以及《叙事：乡村》而言，我们不得不再次关注一个自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伦理：为什么写作乡村？乡村发生了什么？“乡村叙事”是否正在经历着复写的瓶颈期？
　　“诗人”与其他文体作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在于他具有不断强化的“精神肖像”，他的精神生活得以在文本世界中不断塑型。
　　显然，辰水是一个诘问者和游走者，同时
　　也是困守者和出逃者。对于乡村伦理、人世万象以及新旧时代的碰撞，辰水都更像是一个夜晚的失眠者和游荡的幽灵。他也因此持有了倾听的耳朵和眼力的可见度，甚至更像是一个乡村的辨音师。在辰水这里，我甚至还目睹了当年鲁迅笔下的那个“黑衣人”——走投无路、虚妄空诞、向死而生、长歌当哭。
　　显然，辰水并不是孤立的乡村叙事者——卑微而虔敬、冷峻而分裂、宁静而屈辱、自责而虚妄。与他同时代的写作者都经历了类似的裂变过程，曾经熟悉的乡村已经消解，焕然一新的时代已然到来。实际上，很多人都成为了过去时乡村的怀旧者，这一回溯的眼光使得过往也蒙上了理想主义的色调——“我试着倒退着找回从前的自己”。与此同时，猝然降临的现代城市和现代性也使得包括写作者在内的乡村经验者们深感不适，各种尴尬、分裂、不满以及怀疑就纷至沓来。显然，作为阅读者和批评者，我也深处这一裂变之中，和辰水一样地感同身受。但是，我还不能在此止步。因为，诗歌和文学毕竟不同于现实生活，或者说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诗歌在涉及乡村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时候对诗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诗人不只是一个观察者和镜像描摹者，也不能成为社会报告式的平面分析者。诗人和诗歌应该通过特殊的文字世界完成精神生活，完成对一个时段的深层经验和内在动因的剖析和命名，甚至更为伟大的写作者还能够通过普世性经验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完成对时代的超越。也就是说，诗人不只是具有反应和倾听能力，还应该具有过滤、变形乃至提升的能力，不仅观察可见之物，而且对不可见之物予以发现和揭示。唯其如此，诗人也才能承担起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这不只是我对辰水的阅读期待，甚至是对整整一代人的期待。当然，这一期待和要求显然是在文学史的层面提出来的，而很多写作者显然不能对此做出完满的应答。而辰水近期的写作尤其是《叙事：乡村》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复杂性，也就是说，乡村叙事不是类型化和符号化的，甚至也不是伦理道德化的，而应该是在文本内部完成的更为复杂的疑问和省思。显然，辰水正试图对此做出个人化的努力。
　　辰水成了一个面对乡村事态和命运渊薮的精神自审者。他将自己置身于懸崖地带，在烈焰的烘烤和冰雪的淬炼中，一直敲打着自己的头颅。诗人并不是万能的解决难题的高手，而更多时候是问题的提出者。辰水也只能在彳亍和反复的诘问中，变成了黑夜里的希绪弗斯。
　　辰水既是贴近乡村现实的剖析者、凝视者，也是形而上的游离者和语言刀锋上的历险者。阅读辰水的文字，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这种紧张和不安正来自于同时代人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也许，诗人的责任在于黑夜中扔下一个秘密的漂流瓶，里面充塞着种种疑问。随着时间的洪流，那个捡拾起这个漂流瓶的人也许会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疑问以答案，也许一切都未为可知。
　　荷戟独彷徨。
　　这句话也适应于辰水的写作和精神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