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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我参与创办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并担任秘书长。后来，又到壹基金担任秘书长。九年以来，我一直参与民间公益机构管理工作。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民间公益破冰而出并迅速兴起的时期，我得以亲历并观察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兴起和成长。
中国社会公益成长有两个重要时点，第一个时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企业界踊跃捐款，数十万志愿者进入灾区，2008年成为中国公众公益参与的觉醒年。第二个时点是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郭美美事件中，公益上升为公众话题，发生在公益领域的事情受到了公众超乎寻常的关注，公众对公益透明的关注进入新起点。
我在壹基金的管理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在中国的社会机体中，有一股自下而上、愈来愈强大的公益参与的动力。壹基金每天接收的捐款人数愈来愈多，项目活动中的志愿者也愈来愈多，壹基金之船正是被这愈来愈强大的民间公益洋流推向前方。这内在的公益力量从何而来？作为参与其中的公益人，不禁自问：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研究满清以前中国慈善史，我们发现壹基金和SEE这样的公益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中国古代有家庭祠堂、乡绅修桥铺路的事迹，有道观佛寺乐舍好施的故事，有个人为办校筹资的义举，有家族内照顾族人的慈善“义庄”，也有一些商号成立的行会，但没有超越家族、宗教、行政区域和经济利益的社会公益组织，没有按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进行治理的专业公益组织。
在西方社会漫长的慈善史中，宗教信仰是公益的精神基础，宗教组织模式决定了慈善组织方式，教会的慈善活动是社会公益的主流。
那么，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益组织出现在何时呢？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社会公益组织主要出现在近代工商业革命之后，是资产阶级的公共交往方式。文艺复兴以后，工商市民在欧洲一些城市取得了自治权，正是在这类具有自治权的工商城市中，出现了近现代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公益组织基因。
壹基金和SEE这样的公益组织，并非是中国慈善组织史在今天的延续，也不是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慈善组织的产物，但从其超越家族、宗教、区域、行业和经济利益，从其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组织模式看，其组织基因存在于自由企业管理制度的演进中，存在于工商市民社会公共交往方式的历史中。
如何理解近现代公益与工商市民社会的关系？这要从后人归纳的法国大革命精神“自由、平等、博爱”谈起。按马克思的说法，自由的理念，是从自由贸易的习惯中来的；平等的理念，是从商业谈判契约平等的习惯中来的。自由、平等是自由工商业者在经济生活习惯中抽象出来的政治概念。马克思没有提到的，自由工商业者做公益是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被概括为“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之间有内在联系。工商市民社会，是陌生人自由交易的社会，是算计买卖利益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高度竞争的，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人很容易落入孤独与冷酷之中。博爱是对自由的平衡，爱心是市场社会的阳光，不分民族、不分国家，参与公益是工商市民的生活方式。
百年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将我们每个人从大家庭中抽离了出来，把我们变成了独立的原子，我们在获得更多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大家庭血缘系统支撑的温情，在自由和功利的重负下，人们需要另一种人际温情，超越家庭家族、超越职业、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精神依托与人际温情。这是普世宗教发展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是近现代城市社会公益兴起的社会心理原因。从熟人社会中走出来，自由个体需要团契的精神共振，博爱因此成为公共精神的需求。
社会公益从哪儿来？从博爱中来，从工商市民社会的公共生活方式中来。现代公益是博爱之花，但这博爱之花的根，生长在自由与平等的大地之中。壹基金与SEE体现的是工商市民社会对共同命运的整体关爱，提供的是博爱情感释放的平台，体现的是工商市民的公共交往方式及组织方式。
一辆車由几万个零部件组成，零部件之间必须有很高的耦合度，不然无法运行。一个国家的组织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模块构成。这三大组织模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果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各个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好，国家进入“系统耦合”状态。如果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的各个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差，社会运行的整体效能就会受到影响。任何一个板块的创新突进，必造成对其他板块进行系统耦合的压力。
30多年前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政府收缩了对经济的微观控制，中国经济活力在自由化进程中开始释放。中国人面对着愈来愈大的经济竞争压力，也愈来愈开始享受来自竞争的经济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市民社会逐渐在中国出现。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标志着中国进入工商市民社会。人口主体由农民变市民，这是数千年中国历史未有之大变，中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治理，都面临着工商市民社会的全面挑战。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的诸子百家提供不了多少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没有多少人能深入思考和全面管理过开放的工商市民社会。
毛泽东将中国主要矛盾判定为阶级斗争，所以天天斗争。邓小平将社会主要矛盾判定为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供给不足的矛盾，认为发展是硬道理，社会矛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
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取向，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城市工商市民社会，但是，社会矛盾并没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相反，中国社会矛盾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开始激化。
中国不得不逐渐从民生转向民权，不得不逐渐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中国开始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变革第二季。
政企分开，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经济的非政治化，减少了政治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经济得以发展。现在中国不得不进入政社分开的历史阶段，政治与社会分离，社会非政治化，公众社会权利上升，社会活力释放，社会矛盾得以减弱。今天中国民间公益的迅速发展，正是中国变革从经济第一季进入社会第二季的表现，社会改革将超越经济改革扮演起阶段性的历史主角。 经济自由之后，必然是社会的平等與博爱。
经济非社会，却是社会的基础。社会非政治，却是政治的基础。市场经济改革并非社会改革，但为社会改革奠定了财富与心理基础，社会改革并非政治改革，但能为政治改革奠定公共精神与公共治理的社会基础。公众在经济自由竞争中学会自由创造，在契约平等过程中学会人权平等，在社会公益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建设性地参与公共事务，有了这样的社会发展，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转型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自由经济必耦合出平等的社会，平等的社会必耦合出博爱的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必耦合出宪政民主的政治。自下而上的社会公益事业，正是中国变革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曲。第一部经济曲已近尾声，第二部社会曲刚刚上演，第三部政治曲即将登场。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将从经济人出发，逐渐增加社会人的内容，再逐渐增加政治人的内容，从私人个体到公共人格，人格将更加开阔，社会自然生长，这可能是中国最理想的和平变革三部曲。
博爱是工商市民社会的公共需求，私利与冷漠盛行之际，正是博爱兴起之际。
工商市民会成为博爱的行动者，这是工商界普遍开始参与公益的原因，这是社会公益普遍兴起的历史动因。这历史动因也一样会推动政府内部的一些立法者，那些属于工商市民心态的立法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给民间公益松绑，成为社会公益的推进者。工商市民社会的到来，自会捡选出自己的使者。
自由-平等-博爱，经济-社会-政治，历史一步步踩着自己的节奏行进。当看到社会公众对公益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时，我们会想到自由平等的历史发展已将公众推上博爱的历史阶梯。当看到舆论关注点逐渐从经济民生转向社会问题时，我们会想到中国已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当看到社会问题背后是更深层的政治权利问题时，我们会想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将以政治变革的方式来整体收尾。
市场经济催生博爱需求，博爱需求催生社会公益，社会公益推动博爱行动，博爱行动提升公众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政治将脱去它残暴的历史血衣，成为和平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治。
经济非公益，但经济自由带出社会公益，公益非政治，但社会公益会带出政治变革。或许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历史戏剧的完整展开，能看到数千年未有之新世界的诞生。
作者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社会公益成长有两个重要时点，第一个时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企业界踊跃捐款，数十万志愿者进入灾区，2008年成为中国公众公益参与的觉醒年。第二个时点是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郭美美事件中，公益上升为公众话题，发生在公益领域的事情受到了公众超乎寻常的关注，公众对公益透明的关注进入新起点。
我在壹基金的管理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在中国的社会机体中，有一股自下而上、愈来愈强大的公益参与的动力。壹基金每天接收的捐款人数愈来愈多，项目活动中的志愿者也愈来愈多，壹基金之船正是被这愈来愈强大的民间公益洋流推向前方。这内在的公益力量从何而来？作为参与其中的公益人，不禁自问：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工商市民的生活方式
研究满清以前中国慈善史，我们发现壹基金和SEE这样的公益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中国古代有家庭祠堂、乡绅修桥铺路的事迹，有道观佛寺乐舍好施的故事，有个人为办校筹资的义举，有家族内照顾族人的慈善“义庄”，也有一些商号成立的行会，但没有超越家族、宗教、行政区域和经济利益的社会公益组织，没有按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进行治理的专业公益组织。
在西方社会漫长的慈善史中，宗教信仰是公益的精神基础，宗教组织模式决定了慈善组织方式，教会的慈善活动是社会公益的主流。
那么，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益组织出现在何时呢？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社会公益组织主要出现在近代工商业革命之后，是资产阶级的公共交往方式。文艺复兴以后，工商市民在欧洲一些城市取得了自治权，正是在这类具有自治权的工商城市中，出现了近现代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公益组织基因。
壹基金和SEE这样的公益组织，并非是中国慈善组织史在今天的延续，也不是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慈善组织的产物，但从其超越家族、宗教、区域、行业和经济利益，从其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的组织模式看，其组织基因存在于自由企业管理制度的演进中，存在于工商市民社会公共交往方式的历史中。
如何理解近现代公益与工商市民社会的关系？这要从后人归纳的法国大革命精神“自由、平等、博爱”谈起。按马克思的说法，自由的理念，是从自由贸易的习惯中来的；平等的理念，是从商业谈判契约平等的习惯中来的。自由、平等是自由工商业者在经济生活习惯中抽象出来的政治概念。马克思没有提到的，自由工商业者做公益是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被概括为“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之间有内在联系。工商市民社会，是陌生人自由交易的社会，是算计买卖利益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高度竞争的，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人很容易落入孤独与冷酷之中。博爱是对自由的平衡，爱心是市场社会的阳光，不分民族、不分国家，参与公益是工商市民的生活方式。
百年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将我们每个人从大家庭中抽离了出来，把我们变成了独立的原子，我们在获得更多自由和平等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大家庭血缘系统支撑的温情，在自由和功利的重负下，人们需要另一种人际温情，超越家庭家族、超越职业、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精神依托与人际温情。这是普世宗教发展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是近现代城市社会公益兴起的社会心理原因。从熟人社会中走出来，自由个体需要团契的精神共振，博爱因此成为公共精神的需求。
社会公益从哪儿来？从博爱中来，从工商市民社会的公共生活方式中来。现代公益是博爱之花，但这博爱之花的根，生长在自由与平等的大地之中。壹基金与SEE体现的是工商市民社会对共同命运的整体关爱，提供的是博爱情感释放的平台，体现的是工商市民的公共交往方式及组织方式。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一辆車由几万个零部件组成，零部件之间必须有很高的耦合度，不然无法运行。一个国家的组织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模块构成。这三大组织模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果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各个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好，国家进入“系统耦合”状态。如果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的各个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差，社会运行的整体效能就会受到影响。任何一个板块的创新突进，必造成对其他板块进行系统耦合的压力。
30多年前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政府收缩了对经济的微观控制，中国经济活力在自由化进程中开始释放。中国人面对着愈来愈大的经济竞争压力，也愈来愈开始享受来自竞争的经济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市民社会逐渐在中国出现。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标志着中国进入工商市民社会。人口主体由农民变市民，这是数千年中国历史未有之大变，中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治理，都面临着工商市民社会的全面挑战。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的诸子百家提供不了多少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没有多少人能深入思考和全面管理过开放的工商市民社会。
毛泽东将中国主要矛盾判定为阶级斗争，所以天天斗争。邓小平将社会主要矛盾判定为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供给不足的矛盾，认为发展是硬道理，社会矛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
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取向，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城市工商市民社会，但是，社会矛盾并没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解决，相反，中国社会矛盾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开始激化。
中国不得不逐渐从民生转向民权，不得不逐渐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中国开始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变革第二季。
政企分开，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经济的非政治化，减少了政治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经济得以发展。现在中国不得不进入政社分开的历史阶段，政治与社会分离，社会非政治化，公众社会权利上升，社会活力释放，社会矛盾得以减弱。今天中国民间公益的迅速发展，正是中国变革从经济第一季进入社会第二季的表现，社会改革将超越经济改革扮演起阶段性的历史主角。 经济自由之后，必然是社会的平等與博爱。
经济非社会，却是社会的基础。社会非政治，却是政治的基础。市场经济改革并非社会改革，但为社会改革奠定了财富与心理基础，社会改革并非政治改革，但能为政治改革奠定公共精神与公共治理的社会基础。公众在经济自由竞争中学会自由创造，在契约平等过程中学会人权平等，在社会公益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建设性地参与公共事务，有了这样的社会发展，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转型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自由经济必耦合出平等的社会，平等的社会必耦合出博爱的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必耦合出宪政民主的政治。自下而上的社会公益事业，正是中国变革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曲。第一部经济曲已近尾声，第二部社会曲刚刚上演，第三部政治曲即将登场。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将从经济人出发，逐渐增加社会人的内容，再逐渐增加政治人的内容，从私人个体到公共人格，人格将更加开阔，社会自然生长，这可能是中国最理想的和平变革三部曲。
博爱是工商市民社会的公共需求，私利与冷漠盛行之际，正是博爱兴起之际。
工商市民会成为博爱的行动者，这是工商界普遍开始参与公益的原因，这是社会公益普遍兴起的历史动因。这历史动因也一样会推动政府内部的一些立法者，那些属于工商市民心态的立法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给民间公益松绑，成为社会公益的推进者。工商市民社会的到来，自会捡选出自己的使者。
自由-平等-博爱，经济-社会-政治，历史一步步踩着自己的节奏行进。当看到社会公众对公益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时，我们会想到自由平等的历史发展已将公众推上博爱的历史阶梯。当看到舆论关注点逐渐从经济民生转向社会问题时，我们会想到中国已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当看到社会问题背后是更深层的政治权利问题时，我们会想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将以政治变革的方式来整体收尾。
市场经济催生博爱需求，博爱需求催生社会公益，社会公益推动博爱行动，博爱行动提升公众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政治将脱去它残暴的历史血衣，成为和平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治。
经济非公益，但经济自由带出社会公益，公益非政治，但社会公益会带出政治变革。或许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历史戏剧的完整展开，能看到数千年未有之新世界的诞生。
作者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